“密告”與“告密”只有一步之遙。中國不少學校更從學生中招聘“信息員”，用來監控妖言惑眾的教師和圖謀不軌的同學，將“告密”制度化。告密文化沉渣泛起，引起有識之士深切憂慮，人大副校長在畢業典禮上就告誡：守住底線，不要告密 老高按：九年前，章詒和女士《誰把聶紺弩送進了監獄？》一文，導致了沸沸揚揚的“文人告密”事件大討論；隨後章詒和又一篇《我家的臥底馮亦代》更將討論推高熱度——黃苗子告密出賣聶紺弩，翻譯家馮亦代在章伯鈞家“臥底”……這些話題足夠勁爆，隨後陸續揭出受命充當線人或者具有雙重身份的文人學者越來越多，官至文化部副部長的英若誠就是一例，可以說，這種現象已經成了中共治下的常態。只不過，在毛澤東時代和鄧小平時代，在意識形態的灼熱岩漿橫溢之際，社會價值觀不僅容許、而且推崇這種行為，人人視作正常；但當政治岩漿冷卻之後，告密者就千夫所指了。而沒有經過那個年代的人，則百思莫解：這些德高望重、甚至功成名就的文人學者，出於什麼樣的心態，竟然有如此不堪的污點？ 最近，“告密”再次成為公眾話題，這次引爆話題的，是在高校校園——我說的，不是北大校友舉報長江學者瀋陽教授涉嫌對女學生有性侵行為，導致其自殺這一類，而是一位又一位教授因言論被學生舉報而丟了教職—— 4月，北京建築大學副教授許傳青遭學生告密指其“精日”而遭受行政懲處； 同一個月，武漢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副教授翟桔紅，批評修憲的言論遭學生告密，被校方記過、開除黨籍並調離教學崗位，還被提報註銷教師資格； 6月，主講國際貿易、世界經濟學的廈門大學嘉庚學院教授尤盛東，被學生舉報，指他在課堂上的言論“偏激”，遭校方解聘。引起400多名學生在網上聯署，要求校方讓尤復職； 此前，去年7月底，北京師範大學解聘了被人舉報的網名為“梁惠王”的語言學副教授史傑鵬。 再往前有華東政法大學楊師群教授授課時抨擊中國社會現狀，被兩位女學生向公安告密是“反革命”； 幾年前還有吉林藝術學院女教師盧雪松在課堂上和學生討論紀錄片《尋找林昭的靈魂》，被學生匿名告發…… 我想起一件更早的往事：八十年代初期的著名軍旅詩人葉文福（他的代表作是抨擊腐敗和特權的長詩《將軍，不能這樣做》），被北師大一位女生給中央寫信，揭發他在北師大的演講“離經叛道”，引起幾位最高權力者震怒而遭受厄運。後來鄧小平在一次講話中還表揚了這位女生。 此事早就有，近來更頻密。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 有人提醒我：以上所說的這些舉報，與通常所說的“告密”性質不完全一樣，與黃苗子、馮亦代、英若誠的行徑不能完全劃等號。因為許傳青、翟桔紅、尤盛東這些教授、文人的言論，不論在講台上還是在網絡上，都是公開的，不同於私下言行。我同意：這二者確實還有些區別，但是舉報行為畢竟是秘密的、是不敢見人也確實見不得人的——好，就不叫“告密”，可以說是“密告”吧？ “密告”與“告密”，也就是一步之遙！ 更何況，我們不斷得知，中國不少學校、不少班級，從學生中間招聘“信息員”，也就是招聘“告密員”，用來監控“妖言惑眾”的教師。不，甚至監視同學：湖北大學07數學2班搞出個“小天使計劃”，每名學生都會有一名“神秘同學”暗中盯着自己的一言一行，每名同學也被老師指定有自己的監視對象——“小天使計劃”？分明應該讀作“小魔鬼計劃”才對，這是對醜陋“告密”行為的制度化升級！ 告密文化沉渣泛起，引起了眾多有識之士的深切憂慮。最近人大副校長在學生畢業典禮上的發言，就對“守住底線”做出了頗為搶人眼球的定義：不要告密。但是，學生們能聽得進去嗎？在執政黨親自部署、動員之下，在價值觀念嚴重扭曲的社會壓力之下，在就範則一順百順、抗命則“未敢翻身已碰頭”的眾多明規則、潛規則之下，堅持“不要告密”，難乎哉！ 關於“告密”，還有許多問題也必須探討，不是簡單聲討、譴責就可以了事的，有許多界限需要劃分，許多觀念需要澄清（例如，我們要感謝有人密告，才得以某些恐怖襲擊實施未遂）。對這個問題，我還有若干感想將一一寫來，供網友批評。下面我想推薦金燕教授的一篇談蘇聯告密文化的文章，既是他山之石，也是前車之鑑！ 我想用儒家網社評中的一段話來結束我這篇已經不短的按語： ……（若鼓勵告密）如此一來，教師失其所是，校園裡沒有老師，只有被監視的和被程序化了的園丁。 教師和學生之間的關係，不僅僅是知識傳授，還是精神傳承，而且，精神傳承要比知識傳授更為重要。就此而言，師生關係最為重要的是以道義合，與利無涉，事關文明薪火傳承，意義不可謂不大。 因此，這種建立在精神層面的師生間的神聖性聯繫不容玷污，它與血緣的親子關係在人類延續的過程中同樣重要，需要倍加珍惜與護守，切不可鼓勵學生舉報老師破壞師生關繫結構，毀傷師道。 而且，意圖藉助學生的力量監視老師，最為惡劣與可怕的是許學生以重利，誘使其監聽、記錄、匯報老師之言行，棄義逐利，毫無敬畏，不以為恥反以為榮，挑戰的不僅僅是人性，也是人類社會道德的底線。 為師道尊嚴計，為學生成長計，為國族未來計，為文明存續計，切勿再鼓勵學生做“信息員”舉報老師。不管怎麼講，這種做法都是百害而無一利。 獨特的“廚房文化”
金雁，秦川雁塔 我相信有人看到這個題目一定認為是談吃喝或者烹飪的，但是在蘇聯這個名詞卻有特定的含義，人們看到它首先想到的是“思想啟蒙”、“持不同政見運動”、“薩米茲達特”，為什麼這兩個風馬牛不相及東西能夠扯在一起呢？“廚房文化”是蘇聯式的政治體制中產生的一種荒誕文化現象。 “私密空間”的窘迫與“告密文化” 它的形成需要先從蘇聯居民的住房說起。十月革命後根據車爾尼雪夫斯基《怎麼辦》的烏托邦想象和馬克思的公有制理論，在兩個首都——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建立了一批集體主義的“住房公社”，部分工人和官員幾乎沒有太大差別地居住在裡面。 但不久，領導幹部就以工作需要為藉口，紛紛從“住房公社”裡面搬出，住進了獨戶住宅或原來沒收的貴族府邸。 建於19世紀的老城區地段好的貴族府邸大都高大敞亮、裝潢考究，有很高的藝術觀賞價值，這種住宅後來大都作為機關和博物館所在地，也有部分內部經過分隔改建分配給一些官員和單位員工。 蘇聯20年代是內戰結束後首次城市化過程，尤其在一五計劃期間，大量的勞動力向城市集中，出生率形成一個高潮。蘇聯實行住房國有化，原有的城市格局與住房明顯不足，而政府決不允許私搭亂建，房屋的建設與分配是計劃經濟的一部分，完全由國家壟斷。湧入城市的人們只能屈居在一些集體宿舍或合居住房內。 比如1925年，在克拉斯諾普雷斯頓區蘇維埃里，每月有2.7萬人排隊等待住房分配，而他們中能得到住房的還不足千分之二。1926年，全蘇人口調查顯示，全國人均住房面積5.9平方米。注意這是全國平均數，而具體落實到歐俄城市的居民人頭上，人均不到兩平米，這是什麼概念？就是相當於監獄裡人挨人剛剛可以躺下的面積。 直到1930年代末，莫斯科的大多數居民的住宅連起碼的基本生活設施如廁所、浴室都沒有。二戰結束以後，由於戰爭的破壞以及大批軍隊復員、離散家庭團聚、外遷機關企業返回，城市的住房極度緊張，由於冬季寒冷取暖的需要，往往是一個普通的公共住宅里擠進5-6戶家庭，20-30人共用一個廚房和一個浴室。 俄羅斯1997年拍攝的電影《小偷》，就形象的刻畫了戰後住房的擁擠程度，渴望擁有一套帶有廚房和衛生間的獨立住房幾乎是所有人的夢想。當時體制是一種戰爭思維模式下“時刻準備打仗”的“高度動員”體系，類似朝鮮的“先軍政治”，一切民生建設都必須服從“國防優先”的原則，住房的供求比例嚴重失調，可以說整個蘇聯時期，住房短缺現象都十分嚴重。 人們的生存環境過於狹小而導致鄰裡間衝突爭紛不斷，主婦們為爭奪廚房的使用權或0.5平米的公共區域大打出手是常有的事。在這種條件下，人與人之間就像是齒輪與螺絲釘之間的關係，任何家庭都毫無私密性可言。更要命的是1934年“基洛夫案件”以後，是否“告密”成為效忠亦或反對政權的標杆。 自從1937年蘇共中央下發《查出人民公敵並連根拔起》文件並掀起“向黨獻忠心”、“ 向專政機關靠攏”的“告密、揭發”浪潮，主流媒體連篇累牘地大力表彰“大義滅親”的舉報“英雄”。在這種社會氛圍中，一時之間舉報信滿天飛，人人都像是裸體存在於光天化日之下的“透明人”。 由於住房簡陋擁擠以及隔音效果極差，鄰里之間的相互告發比例非常高，劇變後據統計很多檢舉信都產生於公共住宅中。阿列克謝耶維奇在其所著的《二手時間》，有很多採訪對象都談到越是親密的人、身邊的人越不可信，舉報信一般都發生在“熟人和親屬圈子內”。一個叫奧西波夫的人在給內務部領導人葉若夫告發一位建黨時期老黨員信中建議：“每一個人都要仔細審視一下自己的朋友和熟人：看看他們關心什麼，為什麼活着以及在幹些什麼”。 檔案公開以後，我們知道有一個叫沃爾克娃女人的“告密信”致使26個人被逮捕，她告密的範圍包括鄰居、同事、女兒、朋友、親屬，幾乎所有與她有交往的人都在舉報之列。據說這還不算最多的。90年代一度任何人可以查閱檔案的時候，發生了很多人跑到檔案館裡去撕毀、塗改、抽取“檢舉信”的事件。有材料說每六個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有“檢舉揭發的壯舉”。而且絕大多數舉報都是莫須有的泄私憤，其中為了侵占住房和公用空間的案例不在少數。 一位叫葉蓮娜的工作人員給阿列克謝耶維奇講了一個故事，有兩位女鄰居是無話不談的好朋友，一天夜晚“黑烏鴉”（對秘密警察的稱謂）來了，把其中一位有小女兒的人抓走了，在她被帶走之前，她還對自己的女鄰居喊：“如果我不回來，請好好照顧我的女兒，不要把她送到孤兒院”。於是她的女友就接手那個女孩，女孩開始叫她媽媽，共有房屋也轉到了她的名下。 17年之後真正的媽媽回來了，感激地把女友從手到腿腳吻了個遍，童話通常都應該在此結束了。可是生活卻有其他的，並不幸福的結局。在戈爾巴喬夫時代，檔案開放後，她拿起了自己的案宗，打開一看，最上面一行是告發者，那麼熟悉的字跡，……原來就是自己的鄰居閨蜜，就是她告的密。那個女人無法接受，回到家之後她就上吊自殺了。 當然也有較真要問個明白的人，一位被檢舉人的女兒就去質問她的親屬，“奧利雅阿姨，你為什麼那樣做？”對方回答道：“在斯大林時代，你哪裡看到過一個誠實的人嗎？”“為了生存就要把旁邊的人擠下去”。“為了不被出賣而出賣”，“因為你不檢舉別人，就可能被別人所揭發”。有些人似乎仍然在為那個特殊歷史環境中的不齒行為尋找正當理由。 檔案公布一度使很多人對人性產生懷疑，很多人說，“勞改營可以忍受，不能忍受的是人”。檢舉材料暴露出來人性醜陋、邪惡的一面，對社會造成衝擊波遠遠超出葉利欽政府開放檔案的初衷，以至於到90年代末俄政府嚴格收緊了檔案的查閱和複製尺度，使我們當時認為“以後有的是機會”而錯過了“自由查看資料”的“黃金期”而後悔不迭。 “赫魯曉夫火柴盒” 從基層上來的總書記赫魯曉夫對蘇聯人的居住環境深有體會，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說：“我20歲在沙皇時代做技術工人時，立刻得到了一套房間。這套房間有會客室、廚房、臥室和餐室。革命後的好多年，回想起我作為資本主義下的工人，有比現在生活在蘇維埃政權下的我的工人同胞更好的居住條件，使我感到痛心。”“我們已經推翻了君主政體和資產階級，但是人們的居住條件比從前更差了。”於是他發誓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一定要先在住房方面得到體現。 從1954年蘇聯借鑑法國“廉價住宅”的模式，試圖解決居民住房問題。赫魯曉夫上台後開始大量建築25-50平米的簡易預製板結構的五層樓房。這種樓房各地雖略有些差異，但基本模式都是一樣的，為了節約成本，大體上都是單薄簡陋，灰禿禿的外觀，沒有電梯和垃圾通道，沒有陽台，沒有客廳。一般來講，有兩間不大的臥室，有一個小小的獨立衛生間，有幾平米的廚房，有點像中國70-80年代建的工人新村。據說，身材臃腫的赫魯曉夫在第一批新房建成時就曾試用了衛生間，他以自己為最大容量，說只要能容得下我，其他人就都不會有問題。 這些當年滿足最簡單居住條件的“赫魯曉夫樓”越來越暴露出明顯弊端，加上年久失修、功能退化，已經難以適應現代城市生活的基本需求，劇變以後預製板結構的“赫魯曉夫樓”大都到了需要拆除或是徹底改造的時候。從1996年開始大規模拆除的“赫魯曉夫火柴盒”。2007年11月，普京在軍隊將領會議上的講話中說，“不要讓我們的人繼續住在那些令人噁心的赫魯曉夫樓里，”是我對大家的承諾。 被普京稱為“令人噁心的赫魯曉夫樓”，在當時可是狼多肉少一房難求，需要擠破了頭才能輪到的，排隊等候8-10年都是正常的，一直到蘇聯解體前的1990年仍有50％的城裡人在等待排隊分房的名單中，“找個有房子的人結婚”比“與相愛的人結婚”更重要是當時的一句民間口頭禪。 為能夠早日排隊得到住房，人們恨不能使盡渾身解數。蘇聯的報紙和文學作品中就有不少諷刺住房制度當中的不正之風的。拿到鑰匙的人都有一種逃離噩夢般的喜悅。 這在當時是赫魯曉夫引以為驕傲的“民生政績”，就是這種被後人戲稱為“赫魯曉夫火柴盒”的建築，的確解決了大量城市居民的居住窘迫問題。讓他們脫離了“隔牆有耳”和過度擁擠的“家庭合住房”，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私密空間。至今還有些老人念叨說，“感謝赫魯曉夫，正是在他的領導下，人們才走出公共宿舍，有了自己的私人廚房”。 俄羅斯傳記作家葉梅利亞諾夫在這種樓房裡住過16年，他說，“它為一家人提供了一套獨立的單元房，這比它的很多缺點更重要，我在這間房子裡接待過來自不同國家的朋友，他們經常說我們住的侷促，但我們對它的愛是非常真誠的”，它使人們有獲得自由和解放的感覺。在經歷了人人都在猜測“誰是告密者”的恐怖階段之後，能有一塊自由講話的方尺之地是多麼幸福啊！ 這種住宅最大的特點就是因為在兩個臥室之間，可以形成一個“以廚房為單位的彼此信任的小小私密群落”。廚房兼有多種功能，它不僅是做飯的地方，也是飯廳和客廳，也是辦公室和談話的地方。當時的人們對“赫魯曉夫火柴盒”里的“廚房”給與了難以想象的高度評價。 “如果說19世紀全部的俄羅斯文化存在於貴族的莊園的話，那麼20世紀就產生於廚房了。改革思想也是從廚房出來的。所有60年代精英群的生活方式，都是廚房生活方式。廚房甚至可以稱之為孕育民間思想的“母體”。 “廚房文化” VS“表演文化” 後斯大林時代蘇聯體制的殘酷化在達到頂點之後有所滑落，1956年秘密報告發表後的十個月間，就有60萬人獲得平反。受到蘇聯人詛咒的在“政治懲罰史上有奠基石的作用”的1926年刑法典58條被廢除。但是金字塔頂端的腐敗與意識形態的空心化卻愈發嚴重，由於合法性失缺底氣不足，剛剛打開的鐵幕閘門又被關閉。 赫魯曉夫在回憶錄中說，“我們領導成員包括我自己在內是贊成解凍的，但我們有點慌張，——確實有點慌張，我們害怕解凍可能引起洪水泛濫，這將是我們無法控制它並把我們淹死”。取代“58條”的是1960年刑法典第70條、72條、142條和190條，由此形成的“國家安全需要建立在個人不安全基礎之上”的控制模式一直延續到1985年戈爾巴喬夫上台後才有所鬆動。 很長時期，蘇聯執行死刑不叫“槍決”而叫——“捍衛國家和社會安全的最高手段”。統治者認為在蘇聯社會“一切都是政治”，不能給民間留下死角，要把一切都扼殺在萌芽之中。 它按照心理導航——行為鉗制——政治處理這三步方案來進行。那時濫殺無辜現象雖受到一定抑制，但政治的強制性和懲罰的力度依然很大，克格勃依然權大無比，秘密警察具有集跟蹤、偵查、逮捕、檢察、審判、判決、執行於一身的職能。於是心有餘悸蘇聯人創造出一種人格分裂、行為方式“雙重化”的“表演文化”。 在公開場合人們都練就了一套表演術，由此還發明出一種獨特的副句比較多的書面社論語體的“麥克風”話語系統，這種語言也叫“黨語”、“官話”，它也是俄語，但是詞藻堆砌的空洞“廢話”，是一種固定的在公開場合說的“麥克風詞彙”。每逢紀念日、重大政治活動，只需要更換時間就能反覆使用，語言在這裡變成了“喪失自我”的“無意義表達”，成為假大空的符號漂浮在公開場合上。 就像米沃什所說的：“人人都在別人面前做戲，而且彼此都清楚大家都在逢場作戲”，“這需要非常高的表演技巧，思想必須戰戰兢兢，時刻處於警覺狀態；說話必須考慮後果，三思而言。每個不合時宜的微笑、每個表錯情的眼神都會給自己帶來危險，甚至人們生活的方式、說話的語調或喜歡佩戴的領帶顏色，也都會被解釋為某種政治傾向的標誌”。這種隨機應變者甚至可以稱之為一種“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的“新人種”。 但是老百姓在私下裡從來不這樣講話。他們在親人和極小的朋友圈子裡講的是一種“自己人語言”和“日常語言”。這種語體與“表演文化”最大的不同是它的真實性和感情性，只有在這裡還保留着活生生的俄羅斯民間語體，還保留着充滿詼諧的“黑色幽默”，還保留着有是非和批判能力價值觀。有了廚房，就相當於有了自己的堡壘。 在那裡人們可以卸下假面具，還原人的本來面目，可以抗拒變成“麻痹症”患者或者“空心核桃”的狀態，在那裡知根知底的人們可以在一起喝着伏特加就着酸黃瓜侃大山，說自己想說的話。“在那裡可以臭罵政府，重要的是不再害怕，因為廚房裡大家都是自己人。在廚房裡產生各種思想，天馬行空、政治笑話”。人們對無孔不入的克格勃博弈能力也在增長，反偵察與反竊聽的能力在提高，恐懼感在減弱。 阿列克謝耶維奇在採訪文體的《二手時間》一書中說，有很多人都提到“廚房文化”在他們人生中的意義。 “廚房——自由的方寸之地，在廚房裡喋喋不休，在交談時一定要開着電視機或者收音機廣播，這是一門科學，人們相互學習如何用計謀讓電話監聽的克格勃根本聽不到我們的聊天內容：撥動一下數字盤（老式電話都是撥號的）在數字洞中插入一支鉛筆固定住，或者在電話上蒙上枕頭。 打小報告和竊聽電話這種事到處都是，整個社會從上到下告密成風，就連我們的區黨委的人也相互猜疑。後來我們知道我們的女清潔工就是秘密警察發展的線人”。 就連戈爾巴喬夫本人也提心弔膽，他與賴莎交換看法從來不在室內進行。他在自己的辦公室談到保密內容時也是這樣做：把所有的電視機和廣播放到最高音量。這通常都是最基本動作。要是有認真的談話，就得請客人請到城外的別墅去。他們在那裡走進樹林，一邊散步一邊談話，“鳥兒是不會告密的……那個時候誰都擔驚受怕，連被別人害怕的人自己也害怕。” 70年代“薩米茲達特”——地下出版物流行起來。民間的“廚房文化”上升到文字和理論層面，啟蒙思想者大聲地呼喊：“我們也有權表達自己的思想和觀點”。與“黨文化”的“社論文體”不同的是地下出版物以真實、鮮活、人們喜聞樂見的民間語體，把“私底下”的真實語言公開表達出來，讓它變成一種表里如一的正常語體。人們紛紛自願加入這種以類似轉銷般滾雪球方式迅速擴散“薩米茲達特的行列里，刊印、傳抄、朗讀地下出版物帶給人們精神上的極大愉悅，廚房就是地下渠道的工作室、中轉站、討論場所和活動小組。 在這些出版物中，創刊於1968年4月的《時事紀要》影響最大，被薩哈羅夫稱為是為持不同政見運動建立了汗馬功勞。較為著名的地下出版物還有：《烏克蘭信使報》、《出埃及記》、《回憶》、《講述者》等等，從1964-1970年羅.伊.麥德韋傑夫每月出版《政治日記》，為讀者提供重大歷史事件真實資料。逐漸人們從“廚房”走上街頭，1976年莫斯科赫爾辛基人權組織的成立，1986年“烏克蘭文化俱樂部”成立，1987年莫斯科工人俱樂部成立，1988年以古拉格受害者及其家屬組成的“紀念協會”成立。這些從地下走出來的非官方組織顯示了民間力量的壯大。 一位受訪者這樣描述了當時的情景：廚房是躲避人格分裂的棲息之地，那是一個摒棄謊言的地方。“我們在廚房裡罵蘇維埃政權，說政治笑話，朗誦詩歌，讀地下出版物，如果有人搞到新書，他可以在任何時候去敲開朋友的家門，哪怕是凌晨兩三點鐘，他都是被渴盼的客人，我清楚地記得那種莫斯科的夜生活，特殊的夜生活。我們的夜生活和白天真的不同”。大家都像土撥鼠一樣，習慣於夜幕降臨下的活動。 “白天黑夜截然不同，一到早上，我們就各自去上班，又變成了普通的蘇聯人，和其他人完全一樣了，等離開工作崗位回到家，就又開始在廚房聚會，一邊喝伏特加，一邊通過收聽高度干擾的美國之音，收聽索洛維茨的禁書，我至今記得那種劇烈的噼噼啪啪的無線電干擾聲”。“我們可以輸、可以被打敗、可以被關押，但是還會站起來”。 我們就是在這“小小几平米的廚房裡”引導着精神和靈魂，憧憬着新俄羅斯。但是這種“有破無立”單純批判文化有它的局限性，它缺乏為後蘇聯時代實踐與運作的考慮，自然也沒有為經濟轉軌提供必要的養分，這就是另一個話題的內容了。 近期圖文： 從貿易戰到真正的戰爭有多遠？ 極權國家七種有效洗腦馭民術 王希哲批評閻淮《進出中組部》分量很重 中國式合縱連橫的傳統戰略思維此路不通 奇文共欣賞：“梁家河大學問”課題公告 “愛國”與“賣國”的惡性循環 20世紀東亞演義，在21世紀如何續寫？ 言論自由所面臨的異化危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