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开战已有半月，双方均势同骑虎，很难单方面妥协。在中美史诗级的贸易战氛围中，第三方制衡力量以及WTO之类的全球治理体系之效用短板日益暴露。尽管中美都在单方对抗行动之外诉诸WTO争端解决机制，显示出尊重国际法治的一面，但熟悉内情的人均明了，WTO程序及其权力机制无法解决中美结构性争端，也无法对任何一方形成真正有拘束力的裁决。只有中美双方的直接谈判才能终结本次贸易战。

然而，美帝国的权力卫冕雄心和新中国的强国崛起意志正面冲突，很难想象会出现一个新的《望厦条约》，更难以想象美国会主动让渡国际治理权力。中美贸易战坐实了“修昔底德陷阱”这样的经典预言。这一结构性权力争端，或许由于中国过早表露问鼎世界之雄心（十九大报告）而即刻降临，但长远来看是不可避免的。世界史上有许多关于霸权转移的案例，中美争端不过是最新的一例。

贸易战起，国内出现了各种讨论，每一种立场都竞相登台。有一种颇具影响力的解释认为是中国的主动挑衅刺激了美国强权，且预言中国必败，甚至进而检讨十九大报告本身及新体制的政治合法性。这些检讨类文章或以邓小平时代之“韬光养晦”做权威教训状，或以中美综合实力对比的社会科学大数据做理性批评状，或以冷嘲热讽的看笑话心态做隔岸观火状。

初看这些讨论，感觉确实存在反思与警醒的作用，是理性客观之论，但久而久之已产生了一种审美疲劳，即这种讨论方式似乎逐步偏离了基于国家利益立场的战略调整需求，而日益演变为“全盘西化”与“四个自信”之间的路线斗争，甚至触及了对新体制合法性的颠覆性臆想。于是乎，无论特朗普的对华制裁如何直接损害了中国国家利益与发展前途，均有以理性反思的面目出现的喝彩甚至期待更为猛烈的对华制裁。这种“精美主义”下的反思已经丧失了合理的尺度，而成为情绪宣泄及反体制的特殊表现形式。  

贸易战中出现的国内舆论上的“过度检讨主义”，彰显的是改革40年内在的矛盾分歧，是1980年代以来之“改革自由派”及其遗绪遭遇十八大以来之“四个自信”式新体制后无法掌控和逆转改革进程，从而出现的一种压抑情绪的总爆发。这种情绪，藉由美国对华“接触主义”的失败与“遏制主义”的兴起，获得了一种特别的精神鼓舞与行动契机。我们要客观看待改革史中出现的这种“泛自由主义”的思潮与力量。这种力量是西方地理大发现以来不断扬弃及精致打磨的现代性体系，对困扰国家治理、个人自由与世界秩序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提出了足够有深度及体系化的解释与解决，至今构成全球治理秩序的价值内核。

这是一整套真正全球化及取得了突出治理成就的思想与制度系统。与这种普遍主义的现代性秩序相比，中国模式呈现的“四个自信”仍然处于相对粗糙的政治教义及实践进取之中，尚未成为堪与匹敌的整全体系。中国软实力及话语权之短板正在于此。亲历改革开放过程及欧风美雨之现实成就的“改革自由派”对美国模式深信不疑，自然不可能因为十八大以来的短暂政治调整及教义灌输而改弦更张。“改革自由派”当中不乏投机势利及知识老化之徒，但也有博学真诚之士。争议的真实而根本的问题是：中国改革的终极前景到底是什么？适合中国人的良善生活方式何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需要建立在何种规范性基础之上？

这里就出现了判断中国前景的两种思路：一种是从本土出发的“以中为据”，另一种是从美国出发的“以美为据”。希望中国成为美国，还是希望中国做自己，是两种非常不同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中国的政治保持着关于自身整体存在类型与方式的清晰决断，但中国的学术却严格依赖着西方的哲学与社会科学体系。检讨中国发展模式的所有规范理论本身并不是“中国”的，而是自我主张为普遍主义的西方理论。从各种“检讨主义”的貌似理性的分析中，我们能够感觉到一种强烈的“自我东方化”的智识殖民胎记。我觉得这一“自我东方化”不一定是道德层面的，并非所有从事“检讨”工作的人都与现实的国家为敌，他们很多的论述、判断甚至颇具理想性的道德热情，恰恰显示了知识上的短板，显示了对东方文化本体及中国政治存在合法性的不熟悉、深度隔膜甚至精神恐惧。

中国与世界不同，甚至以中国自身模式通过“一带一路”塑造一个新世界，这就引起了西方对500年现代性秩序正当性的自我质疑。意义体系遭遇中国的挑战，这是中美贸易战最深刻的精神根源。我相信在国会投票支持特朗普贸易战的议员内心深处，一定感受到了一种来自中国的共同威胁，这种威胁不完全是利益的，更是精神与原则的。

那么，就其行为本质而言，到底中美谁更符合WTO原则呢？WTO本质上是贸易自由主义的产物，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而美国是这一套规则体系的主要缔造者，美国又为什么要举起反WTO的关税贸易战之战旗呢？从规则层面，中国2001年入世承诺书载有一系列具体承诺，根据美国的301条款调查报告，中国存在诸多的承诺未履行的情形。然而一个更具原则性的问题是：WTO整体规则是否真的对发展中国家公平？是否对人类的和平发展具有完备的正义价值？具体规则中是否隐藏着结构性遏制发展中国家发展甚至超越的种种限制？是否可能造成WTO规则下的全球化越充分发展，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与发展利益越受损害的负面情形？中国是超大规模的发展中国家，要求中国与发达国家对等关税及对等开放市场是否真正公平？因此，中国加入WTO之后的历史性作用就不仅仅是机械遵守所有的具体规则细节，而是带有适应、检验及改进相关规则以促进发展中国家之“发展正义”的独特意义，从而在真正的原则层面发展了WTO体系本身，深化了这一体系的民主正当性基础。 

贸易战的国内检讨日益道德化甚至意识形态化，表明中国新体制所期待的改革共识尚未形成，对“改革自由派”的互动规训仍有较大挑战与空间。贸易战端已开，无法简单而屈辱地求和妥协，自毁发展利益。即便是检讨，也应当是建设性及立足当下发展现实需要的，而不是颠覆性的、歇斯底里的、诅咒式的与国家民族为敌而不自知。超越“以美为据”，超越窒息智商的“东方主义”，从中国文化、中国经验及中国政治体制的合理性出发，严谨而负责任地思考中国对世界的完整哲学理解及制度性参与方式，才是本轮贸易战带给中国所有学人及国民的恰当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