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年前，美國伊利諾伊大學校長詹姆士就曾提醒當時的總統希奧多·羅斯福：“哪一個國家能夠成功教育這一代中國青年，哪一個國家就因此在精神與商業兩方面收穫最大的回報。如果美國在35年前能成功吸引中國的留學潮流，並使其壯大，那麼我們此時就能以最圓滿和最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國的發展，那就是以知識和精神支配中國領袖的方式。”他認為：為贏得中國青年而付出的成本和代價，即使從物質利益的角度來說也是完全值得的。與軍旗相比，道義與精神將更有力地支配商業。

美國前總統克林頓也曾宣稱：“美國不是通過武力，而是通過信息、國際交流以及類似的軟手段來破壞中國的共產主義制度，在中國對此持任何異議的人都無法阻止它。”

由此可見，和軍事戰場上的刀光劍影不同，經濟和思想戰場上的較量是暗戰無聲，但卻更加致命。 隨着科技的飛速發展，人類進入了網絡時代。美國也同步實現了軍事體系和軍事思想的升級換代。

當年美國為什麼能夠在冷戰中擊敗蘇聯？很大一個原因在於，全球90%以上的新聞信息被美國及其盟國壟斷，美國實際控制了全球75%的電視節目生產和製作，發展中國家的非本地新聞有75%產自於西方國家的新聞機構。這就賦予了美國巨大的新聞塑造能力和傳播能力。再加上美國的一整套冷戰思維，“顏色革命”、和平演變策略，最終“打垮”了蘇聯。

進入網絡時代後，傳統傳媒受到巨大衝擊。目前，全球有約20億網絡用戶在互聯網上處理日常事務，這個數字還在不斷增加。早在1991年底，當時還只是美國總統候選人的克林頓就已經意識到，“信息時代來臨，觀念傳播不可阻擋，美國面臨着推動全球自由民主進程的歷史機遇”。

10年後，美國國防部委託蘭德公司寫了一份美國全球軟實力戰略報告，明確提出了五項建議：1．在世界各地擴張網絡連接，特別是要連接到那些不喜歡美國思想觀念的國家；

2．把在世界範圍推行信息自由傳播作為美國的權力；

3．開發多層次信息分享系統，不僅是確保信息安全，更重要的是製造全球性的信息分享空間，以便公開討論某些問題；

4．組建一支“特種媒體部隊”，隨時派遣到發生衝突的地區，搜集與傳播信息；

5．國家和非國家組織，特別是與非政府組織建立一套更緊密的協調行動機制。

其實，在這10年間，美國已經開始將控制的重點從傳統媒體轉向網絡平台。美國作為互聯網的發明者，占盡了先機。美國一邊誘使別國大力發展低技術產業，一邊集中力量在“高邊疆戰略”的基礎上，推行“信息高速公路”計劃，完成從電子革命到信息革命的轉型，從而使美國達到“領先世界一個時代”的戰略目的。當一些國家被美國蒙蔽，仍然在低技術產業不斷加大物質投入的時候，美國已經建立起高聳入雲的新時代“技術高山”：目前，全球最大的搜索引擎（Google）、最大的門戶網站（Yahoo）、最大的視頻網站（YouTube）、最大的短信平台（Twitter）和最大的社交空間（Facebook）全部為美國所有。

當今全球80％以上的網絡信息和95％以上的服務器信息由美國提供，超過2∕3的全球互聯網信息流量來自美國，另有7％來自日本，5％來自德國。日本和德國都是美國的盟友，這就等於美國牢牢控制了全世界互聯網信息流量的將近80%。相比之下，中國在整個互聯網的信息輸入流量中僅占0.1％，輸出流量則更是少到只有0.05%。

此外，美國國防部還擁有46個Youtube頻道、91個Twitter種子、46個博客、106個Facebook頁面。有專業人士進行全天候維護，確保不斷更新精彩內容以吸引粉絲。同時，美軍深知，“你自己不把聲音傳播出去，反面的、扭曲的聲音就會淹沒你自己”，所以，美軍不僅不隔絕官兵和網絡，而是引導、訓練、鼓勵官兵個人主動利用網絡媒介“講述自己的故事”，以達到更好的宣傳效果。美國海軍甚至認為，“每一個使用日誌、微博和Facebook的海軍官兵，都是其所在部隊和美國海軍的形象大使。”

有了這種強大的軟實力基礎，美國組建“第五縱隊”的規模和效率也大大提升。“阿拉伯之春”就是在美國於2003年成立的全球輿論辦公室的直接指揮下，美國國家安全局和網絡司令部聯合運作的信息思想戰的第一次全面實踐。

 在這場大範圍波及中東、北非的“政治地震”中，美國通過“推特”“臉譜”等網絡平台，實時、高效地指揮了現實世界中的街頭政治暴亂和“顏色革命”。先是“維基解密”網站於2010年12月公布了一封密碼電報，內容是前美國駐突尼斯大使羅伯特·戈德茲披露了本·阿里總統家庭成員貪污腐化的事實，並警告：“對於遭遇日漸增長的赤字和失業現象的突尼斯人來說，展示總統家庭財富和時常聽到總統家人叛國的傳聞無異於火上澆油。”該文件在網絡上出現後，突尼斯國內爆發了罷工和街頭示威活動。在此過程中，所有的反政府宣傳和集會號召都是通過“推特（Twiner）”“臉譜（Facebook）”和“優圖（Youtube）”進行的。

2011年1月25日，埃及數百萬人走上街頭抗議，要求時任總統穆巴拉克辭職。示威遊行聲勢浩大、組織嚴密，迫使穆巴拉克解散內閣，任命前任情報部長奧瑪·蘇萊曼擔任新的副總統。這次暴動的主要組織團體“4月6日運動”就是以“臉譜”為平台組成的一個網絡組織。“4月6日運動”的負責人馬希爾在華盛頓接受“卡耐基基金會”採訪時說：“這是埃及青年人第一次利用像‘臉譜’和‘推特’這樣的網絡通訊工具進行革命，我們的目標是推行政治民主，鼓勵民眾參與政治進程。”

在該組織的背後，還有更多的潛在勢力，無不與美國主導的網絡力量聯繫密切。如埃及反對黨領導人之一的戈尼姆，就是一名“谷歌”公司的工作人員，他曾說自己就是1月份埃及抗議活動的組織者之一，這些抗議活動都是通過互聯網的社會網站進行宣傳，告知年輕人活動舉行的地點和時間而組織起來的。在埃及，使用社會網站組織抗議行動的成效最高，因為每3個埃及人中就有1個使用互聯網。在街頭暴亂開始後，埃及採取了史無前例的措施——切斷了國內的互聯網。但各網站仍然向外界通報埃及局勢的最新進展。在“谷歌”公司的幫助下，技術人員建立了“Speak-2Tweet”服務，埃及人可以通過該服務打電話，並留下音頻信息，這些信息隨後被傳送到“推特”上。專家認為，“臉譜（Facebook）”在埃及地區的普及率之所以提升，主要因為它能夠表達對當局行動的不同意見及組織反政府示威。有鑑於此，部分西方大眾傳媒將發生在突尼斯和埃及的事件稱為“臉譜及推特革命”。


 又如動員埃及反政府勢力進行示威遊行的核心力量Kefaya（正式名稱是“埃及變革運動”），也是一個虛擬組織。它成立於2004年，是“4月6日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早期充分利用新興社會媒體和數字科技工具，作為動員埃及民眾的主要方式。該組織採取使用政治博客、發布未經審核的“優圖”短片、圖片等形式煽動埃及民眾進行示威遊行，手段極為專業。

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利比亞。在利比亞內戰初期，示威者利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平台作為傳輸介質，爭取支持，呼籲為民主而戰並與外界溝通。利比亞的反政府組織“網絡活動家”，利用美國全球社交網站“推特”和“臉譜”來組織反政府活動，呼籲將2011年2月17日定為“憤怒日”。僅在2月16日當天，網上報名的追隨者就超過了4000人。到2月17日，擁護者更超過了9600人。利比亞反對派領導人奧馬爾·馬哈穆德稱，為了使人們走上街頭，他們利用了交友網站“馬瓦達”，該網站不在警察的監控範圍內。正是利用了該網站，利比亞反對派成功地聯合了17萬名卡扎菲的反對者。

在衝突加劇後，利比亞政府關閉了互聯網，但北約立即為反對派提供了網絡支援，使得利比亞國內和境外的反政府力量能實時相互溝通。從2011年2月23日開始，一名美籍電信公司高管和他的朋友領導的工程師團隊，幫助反政府力量“劫持”了卡扎菲政府的蜂窩無線網絡，建立了自己的通信系統，讓反政府組織領導人更容易與外界交流或請求國際援助。反政府組織還在埃及、阿聯酋和卡塔爾政府的支持下，創建了一個不受的黎波里當局控制的獨立數據系統，並破解了卡扎菲政府的手機網絡，獲取了電話號碼數據庫。利用這些信息，他們建立了被稱為“自由利比亞”的新通信系統。4月2日，新通信系統開始測試並運行。隨後，他們創建了由“谷歌地圖”組成的戰況圖，以此追蹤報道相關事件，該戰況圖在12天的時間裡被網絡用戶瀏覽達31.4萬次，至少被20多家新聞媒體轉載，影響巨大。

美國培植“第五縱隊”的最終目的在於瓦解敵對勢力政權，而實現其目的又無外乎兩大模式：一為“擊垮”蘇聯的模式，通過思想滲透，扶植體系內的代理人，自上而下、由內而外地肢解對手。二為“阿拉伯之春”模式，通過社會性動員推動現實政變，自下而上、由外而內地消滅目標政權。

今日之美國，正順着布熱津斯基為美國全球戰略制定的三條戰線，以軍事力量為“正兵”，以經濟和文化力量為“奇兵”，以網絡為主要通道，同時對伊斯蘭世界、俄羅斯和中國，發起全面的“信息思想戰”。2013年底爆發的烏克蘭危機，正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動的最新“民主”攻勢的縮影，而同時，與中國交好的委內瑞拉和泰國，也都處在“民主革命”的煎熬之中。更需清醒地看到，在中國的台灣和香港地區，由於美國的幕後操縱，也驟然掀起了港獨遊行、衝撞駐軍以及台灣學生占領“立法院”和“行政院”等事件。對於中國而言，“新型戰爭”已經兵臨城下。


美國多年來處心積慮對中國進行文化滲透


早在20世紀50年代，美國中央情報局就有一個相當機密的針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十條誡令”，其關鍵詞是：蠱惑他們的青年人，鼓勵他們鄙視所受的共產主義教育和吃苦耐勞精神，讓青年人與他們的政府離心離德；製造人民和社會分裂，時時處處宣揚西方民主，醜化其領導，製造更大更強的動亂，暗地裡運送各種武器，裝備他們的一切敵人和可能成為他們敵人的人們。

相比於傳統意義上的軍事戰勝，毫無疑問，這是一個長期、徹底、全面的國家和政權顛覆戰略。但是，中國的老一輩革命家戰略目光如炬、極富遠見卓識，毛澤東旗幟鮮明地反擊和平演變、鄧小平“兩手都要硬”的做法，讓美國的文化入侵戰略連連受挫，其在華培植的“第五縱隊”也屢遭滅頂之災。但美國和西方並不甘心失敗，仍然步步為營，加緊進行對華攻心戰。

改革開放之初，“福特基金會”便大舉進入中國，對我國的一些高級研究機構和研究生院及其他一些著名大學的經濟學者提供資助，邀請學者到美國各類機構進行“訪問研究”。



“福特基金會”有何背景？學者王紹光曾介紹說：“在冷戰期間，真正幫了美國中央情報局大忙的是諸如‘福特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卡耐基基金會’這樣的大牌基金會。中央情報局往往將經費撥到這些基金會的賬上，然後再以基金會的名義把錢“捐助”給其指定的對象。……在這些基金會所有對國際活動的贊助中，有將近一半的經費來自中情局。”


美國的這類基金會絕非只是零星地資助幾個中國經濟學家，而是對中國經濟、政治、文化各界進行全面的誘導和滲透。例如，“福特基金會”於1988年就與中國一些高級科研機構開始建立密切的關係，其主要關注的領域是經濟、法律改革、教育、文化，還包括治理方式、公共政策和國際關係等領域。該基金會資助非政府組織、研究中心和智囊團，並以巨額年度預算實施了一系列大規模的計劃，以期在政策領域對中國產生影響。該基金會還在美國為中國留學生創辦“研究生協會”。

20世紀80年代，“福特基金會”推出了“福特人才培養計劃”，資助大批國內精英到美國著名大學學習、研修。同時，以與中國政府和某些大學合作的名義設立人才共同培養項目，通過這些項目培養出了一大批經濟學人才。這些人，如今已成為中國經濟界的骨幹力量。

2008年3月20日，美國“福特基金會”北京辦事處舉辦了盛大的招待會，歡送已經在中國工作9年、即將離開中國的首席代表華安德。整個招待會大概邀請了400多人，其中絕大部分人都是來自各重要部門，也有科研、教學和政策諮詢部門的知名專家學者。需要指出的是，參加招待會的這些人無一例外地都接受過“福特基金會”各種形式的資助。一位與會者曾感嘆：“參加者人數如此之多、層次如此之高、學科範圍如此之廣，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透過這一現象，讓人深感憂慮的是，“福特基金會”自1988年在華活動以來，20年間花費了大概4億美元，就獲得了在中國學術界和知識精英階層如此規模的影響力，而其潛在的影響力更是無法估量。

金融大鱷索羅斯也曾不失時機地“支持”中國的改革開放。1986年，他成立了一個“改革開放基金會”，每年出資不少於100萬美元，資助中國改革和開放的研究活動。1986年10月到1989年5月，兩年多的時間，索羅斯共計贊助了中國將近300多個項目，總贊助額約250萬美元。該筆資金主要用於派遣赴美學者以及接待美國來華人員、進口美國和西方社會科學書刊、建立討論性質的沙龍，以及資助文化產業。2005年，索羅斯的“開放社會研究所”為一家名為“國際公平橋梁”的機構提供了45萬美元的資助，支持它在中國開展刑事辯護方面的培訓。“開放社會基金會”還聯合“福特基金會”，共同資助了分析報道中外NGO動態和發展的《中國發展簡報》。

這些研究活動，使美國有機會掌握中國改革和發展的第一手資料，並為其尋找中國社會和體制的不足之處和戰略突破口提供了條件。

100多年前，美國伊利諾伊大學校長詹姆士就曾提醒當時的總統希奧多·羅斯福：“哪一個國家能夠成功教育這一代中國青年，哪一個國家就因此在精神與商業兩方面收穫最大的回報。如果美國在35年前能成功吸引中國的留學潮流，並使其壯大，那麼我們此時就能以最圓滿和最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國的發展，那就是以知識和精神支配中國領袖的方式。”他認為：為贏得中國青年而付出的成本和代價，即使從物質利益的角度來說也是完全值得的。與軍旗相比，道義與精神將更有力地支配商業。

美國前總統克林頓也曾宣稱：“美國不是通過武力，而是通過信息、國際交流以及類似的軟手段來破壞中國的共產主義制度，在中國對此持任何異議的人都無法阻止它。”

由此可見，和軍事戰場上的刀光劍影不同，經濟和思想戰場上的較量是暗戰無聲，但卻更加致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