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維上正展開一場中共是否具有自我糾錯機制的辯論。網友如果期望從中獲益，更多地了解中共政治，甚至更深刻認識自己，就有必要把辯論置於一個更寬大的歷史和話語體系之中。

如果只是涉及糾錯，不說說如何預防重大失誤甚至災難的發生，那麼冒失莽撞的多次失誤者比小心翼翼的少犯錯誤者更有可能成為人們心目中的英雄。

近四十年前，老鄧訪問美國時說過的一句話，官媒一直諱莫如深。老鄧大概是對卡特這樣說的：在美國和西方不會發生文革這樣的災難。

鄧的表白具有多重含義。第一，西方已經具有不讓本民族內部相互殘殺的預防機制。相比之下，中國在文明層次上還處於較低的級別。第二，對於文革這樣的災難，老鄧和中共部分開明派確實有些痛心疾首羞愧難當。不像眼下的統治集團把中共前三十年的重大失誤和人道主義災難輕飄飄地看為是所謂“探索過程中出現的失誤，”不但沒有悔恨羞愧之心還竟然竭力隱瞞。第三，正是因為出現了“反右”，農民餓死三千萬的大饑荒以及文革災難，中共開明派才痛感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才有了1987年中共十三大推進民主改革的政治決議，以預防人道主義災難再次發生在中國。

今日的中共高層反其道而行之，高唱的是什麼“四個自信”。如果不是絲毫沒有意識到農民餓死三千萬的主因就是黨的權力過大，文革的深層次原因之一是個人崇拜，那麼就是私心太重，把永保黨的“紅色江山”高高置於人民和民族利益之上。

為老毛辯護的長文不少，通病都是把毛時代中國所發生的人道主義災難統統都拋到了九霄雲外。去年年底毛的誕辰，大陸頂級五毛占豪為老毛塗脂抹粉羅列了毛的八大功績，有網友只好提醒千萬不要忘了毛的多次重大過失。

人是否具有悔恨羞愧之心是人的基本德性。這個標準同樣也適用于衡量一個政黨。

按照黨如果能使國家強大，黨就多多少少可以屢次犯錯為所欲為這種思路，清朝如果沒有被西方擊敗，並像日本那樣迅速走上工業化強國的道路，孫中山和中共的所謂民主革命就統統成為了多此一舉，中國就根本沒有必要引進“主權在民”--人民當家做主--這樣的現代文明觀念。

今日中共高層的所謂“四個自信”不過就是從反面吸取了清朝傾覆的教訓，不是要實行民主，而是絕不允許像晚清那樣搞一點民主的點綴最後壞了大事。所謂自信就是要有絕對的勇氣把一黨執政毫不猶豫地轉化為徹頭徹尾的封建專制。

如果你對民主還心存一絲敬意，為何對鼓吹民主的“右派”如此反感？只有那些民主的葉公好龍之士，只要那些對毛時代人道主義災難視而不見的無良寫手，只有那些把人民和民族利益踩在腳下的海外黨棍們才會那麼理直氣壯地斥責批判中共的“右派”，搬出一大堆事實證明黨能夠自我修正。

多年前，中共主管法治的大佬彭真在良心的驅使之下還可提出一個貌似深刻的問題：到底是黨大還是法大？眼下的統治集團已是毫不猶豫地給出了答案，中國的律師們必須是按照這樣的順序行事為人：終於黨忠於國家忠於人民忠於憲法。這不是表面上裝模作樣但實際與現代文明準則背道而馳赤裸裸的封建法西斯專制又是什麼？

這些海外黨棍們也許還沒有意識到他們的一言一行與眼下中共頭號極左分子王岐山的思路高度契合。為了確保黨的絕對權威更加絕對，王使出的騙招就是大肆渲染讓人相信即使拒不接受人民的批評和監督，黨也可以“實現自我淨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建立預防錯誤災難的機制之所以不那麼重要不能列為頭等大事，原因就是擔心弄不好可能引起屁民對民主的無限遐想。所以，王大人斷言“最重要的是黨內監督。” 所以，海外黨棍們--無論是早已拋棄民主的還是想讓民主仍起一點點綴的作用的—都毫不留情地痛擊那些給黨抹黑的“右派。”

許多人並不明白，當鄧說“我是人民的兒子，”鄧至少是想在他告別人世之前，在他與黨棍之間劃出一條明顯的界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