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维上正展开一场中共是否具有自我纠错机制的辩论。网友如果期望从中获益，更多地了解中共政治，甚至更深刻认识自己，就有必要把辩论置于一个更宽大的历史和话语体系之中。

如果只是涉及纠错，不说说如何预防重大失误甚至灾难的发生，那么冒失莽撞的多次失误者比小心翼翼的少犯错误者更有可能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近四十年前，老邓访问美国时说过的一句话，官媒一直讳莫如深。老邓大概是对卡特这样说的：在美国和西方不会发生文革这样的灾难。

邓的表白具有多重含义。第一，西方已经具有不让本民族内部相互残杀的预防机制。相比之下，中国在文明层次上还处于较低的级别。第二，对于文革这样的灾难，老邓和中共部分开明派确实有些痛心疾首羞愧难当。不像眼下的统治集团把中共前三十年的重大失误和人道主义灾难轻飘飘地看为是所谓“探索过程中出现的失误，”不但没有悔恨羞愧之心还竟然竭力隐瞒。第三，正是因为出现了“反右”，农民饿死三千万的大饥荒以及文革灾难，中共开明派才痛感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才有了1987年中共十三大推进民主改革的政治决议，以预防人道主义灾难再次发生在中国。

今日的中共高层反其道而行之，高唱的是什么“四个自信”。如果不是丝毫没有意识到农民饿死三千万的主因就是党的权力过大，文革的深层次原因之一是个人崇拜，那么就是私心太重，把永保党的“红色江山”高高置于人民和民族利益之上。

为老毛辩护的长文不少，通病都是把毛时代中国所发生的人道主义灾难统统都抛到了九霄云外。去年年底毛的诞辰，大陆顶级五毛占豪为老毛涂脂抹粉罗列了毛的八大功绩，有网友只好提醒千万不要忘了毛的多次重大过失。

人是否具有悔恨羞愧之心是人的基本德性。这个标准同样也适用于衡量一个政党。

按照党如果能使国家强大，党就多多少少可以屡次犯错为所欲为这种思路，清朝如果没有被西方击败，并像日本那样迅速走上工业化强国的道路，孙中山和中共的所谓民主革命就统统成为了多此一举，中国就根本没有必要引进“主权在民”--人民当家做主--这样的现代文明观念。

今日中共高层的所谓“四个自信”不过就是从反面吸取了清朝倾覆的教训，不是要实行民主，而是绝不允许像晚清那样搞一点民主的点缀最后坏了大事。所谓自信就是要有绝对的勇气把一党执政毫不犹豫地转化为彻头彻尾的封建专制。

如果你对民主还心存一丝敬意，为何对鼓吹民主的“右派”如此反感？只有那些民主的叶公好龙之士，只要那些对毛时代人道主义灾难视而不见的无良写手，只有那些把人民和民族利益踩在脚下的海外党棍们才会那么理直气壮地斥责批判中共的“右派”，搬出一大堆事实证明党能够自我修正。

多年前，中共主管法治的大佬彭真在良心的驱使之下还可提出一个貌似深刻的问题：到底是党大还是法大？眼下的统治集团已是毫不犹豫地给出了答案，中国的律师们必须是按照这样的顺序行事为人：终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宪法。这不是表面上装模作样但实际与现代文明准则背道而驰赤裸裸的封建法西斯专制又是什么？

这些海外党棍们也许还没有意识到他们的一言一行与眼下中共头号极左分子王岐山的思路高度契合。为了确保党的绝对权威更加绝对，王使出的骗招就是大肆渲染让人相信即使拒不接受人民的批评和监督，党也可以“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建立预防错误灾难的机制之所以不那么重要不能列为头等大事，原因就是担心弄不好可能引起屁民对民主的无限遐想。所以，王大人断言“最重要的是党内监督。” 所以，海外党棍们--无论是早已抛弃民主的还是想让民主仍起一点点缀的作用的—都毫不留情地痛击那些给党抹黑的“右派。”

许多人并不明白，当邓说“我是人民的儿子，”邓至少是想在他告别人世之前，在他与党棍之间划出一条明显的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