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之死 押沙龍 萬曆十五年（公元1587年），南京吏部右侍郎海瑞死了。 這真是一個清官，而且是整個大明朝最有名的一個清官。大家都知道，明朝官員的俸祿非常低，比如海瑞當縣令時，月薪只有七八石大米，而且還不能全額發放，即便全額發放，折合成現在的人民幣也不過是一千元出頭。別的縣令有灰色收入，不指着工資過日子。海瑞什麼灰色收入都不要，就老老實實拿這份工資養活一大家子人。海瑞還曾經辭過職，賦閒在家，那這段時間連一個月一千多元的工資也斷了，他就靠給人寫墓志銘、贈序之類的文章勉強維持生計。 不光自己不要灰色收入，海瑞要求下屬也要廉潔自律。他當淳安縣令的時候，就把下屬的各種津貼都取消了，同時嚴禁收取好處費。一下子，淳安縣的“公務員”生計都成了問題。海瑞給他們出主意說：“你們的收入可能確實不夠吃飯，這個我理解。好在平時衙門裡事情也不多，大家可以找時間外出打工，或者做點小本買賣以貼補家用。”海瑞自己以身作則，在家屬院旁邊弄了塊菜地，沒事了就去種菜。 這樣一個大清官，自然得到了群眾的愛戴。據《明史》記載，海瑞的死訊傳出後，南京市民罷市，穿着白衣戴着白帽的人擠滿了江邊，流着眼淚祭奠他的人“百里不絕”。此外，朝廷也很給面子，贈了他“太子太保”的榮譽，還送了一個“忠介”的諡號。 但這樣一位聲名顯赫、備極哀榮的清官，卻是在孤獨中滿懷怨恨地死去的。 在死前的一年，他感到自己時日無多，就給皇帝寫了一份奏疏。這份奏疏有點類似於他的“尸諫”，寫得毫無顧忌。海瑞說：陛下勵精圖治，但是國家卻沒變好，這是為什麼呢？主要是對官吏的刑罰太輕了。大臣們說什麼朝廷對士大夫要以禮相待，若對他們以禮相待，那又拿什麼對待無辜的百姓？ 這位大明朝頭號清官提出了建議：恢復洪武帝朱元璋的規矩，枉法八十貫的一律絞死，貪官污吏剝皮囊草！ 這份惡狠狠的奏疏背後，是海瑞幾十年的怨恨——對官僚集團的怨恨，雖然他就是這個集團中的一員。 海瑞擔任南京吏部右侍郎的時候，曾經處理過一種叫“應票”的東西。南京官員到商店裡買東西，往往不付錢，而是直接給商家打白條。這個白條就叫應票。理論上說，日後政府有錢了會兌現應票。但實際上，它們從沒被兌現過。 海瑞是個清官，名聲在外。所以，他一上任，商家就送來了300多張應票，希望海大人主持公道。海瑞拿着一厚沓子白條，大吃一驚。但經過調查以後，海瑞更加吃驚了：各級政府開出的應票遠遠不止此數。商家曾經向政府上交了很多應票，要求兌現，結果不但沒有兌現，連應票都被沒收了。這已經是明目張胆的搶劫。 海瑞勃然大怒，發了一個告示，洋洋灑灑痛斥道：我收到了兵馬司的應票89張，其他衙門的應票220張。這還都是漏下的，其他被收繳的應票還不知道有多少。他質問道：大明祖制和律法裡，哪一條規定了官員可以打白條？ 虎狼。這就是海瑞對大明朝官僚集團的評價。十幾年前，他在給皇帝的奏疏里也曾這麼說過：“我擔任應天巡撫才幾個月，收到的‘鄉官奪產’的訴訟竟有幾萬件。他們已經做了二十多年的虎狼，百姓已經當了二十多年的肥肉。” 而他也有對付虎狼的武器，那就是祖制。 按照朱元璋當年定下的制度，官員不能打白條、不能霸占民田、不能行賄受賄。但是在現實中，大明朝的官員就是在打白條，就是在霸占民田，就是在行賄受賄。在海瑞看來，現實如此黑暗，其原因就是大家不遵守祖制。 平心而論，朱元璋定下的規定本身確實也有諸多行不通之處。比方說，朱元璋定下的制度禁止放高利貸，海瑞當巡撫時也就按此執行。但是高利貸產生的根源是銀根緊，老百姓借貸困難。不解決貨幣供應問題，光禁止高利貸，老百姓又到哪裡去借錢呢？祖制拒絕考慮這個問題，海瑞也就拒絕考慮。 但這些技術困難並非根本問題。我們要理解海瑞的困境，還要考慮更大的時代背景。 海瑞掛在嘴上的祖制，根本上來說是這個樣子的：皇帝都像朱元璋一樣大權獨攬，對官僚集團施行嚴刑峻法，讓官員嚴格遵守規則，不敢侵害百姓。但這套東西在當時已經無法操作了。 理論上，官員是為朝廷和人民服務的。他們心裡頭應該首先裝着人民，然後才裝着自己。儒家經書上是這麼教導的，祖制也是這麼規定的，當然，個別官員也確實這麼做了，比如海瑞。但是作為個人，官員們追求的是自己的利益，他們心裡頭首先裝着自己，如果還有富餘的地方，那就順便再裝點人民——如果太擠那就算了。這不是一個人兩個人的道德問題，這是普遍的人性。 官員和人民的利益並不一定吻合。國家富強了，人民富裕了，官員也許會得到一點好處。但這點好處虛無縹緲，哪裡有貪污受賄來得快、來得多？如果貪污受賄沒人管，那你海瑞又憑什麼要求人家不貪污，不受賄？ 對這個問題，理論上有一個解決辦法，那就是讓皇帝來管。既然全體老百姓都是皇上的子民，生殺予奪都由着皇上，那老百姓和皇上總是利益吻合的吧？他們偷老百姓的，不就等於偷皇上的嗎？在我們看來，這是一個很屈辱的解決方案。但光是屈辱也就罷了，問題是它往往並不頂用。 首先，很多皇帝並不稱職。他們可能昏庸暴虐，可能麻木不仁。海瑞罵皇帝的事情大家耳熟能詳，我不再贅述。海瑞之所以對嘉靖皇帝如此痛心疾首，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對皇帝寄望過高。在那份著名的《治安疏》裡，他充滿信心地說：“必世之仁，博厚高明悠遠之業……此則在陛下一振作間而已。” 海瑞實在高估了嘉靖皇帝的力量。王朝開創時，以前的小團體被暴力橫掃一空，新生的官僚集團還是個雛兒，皇帝們往往能操縱它。隨着時間推移，官僚集團的獨立性越來越強，也越來越腐敗，用當時的話來說，就是“朋比膠固，牢不可解”。皇帝可以誅殺官僚集團中的成員，但無法改變其運轉模式。一般來說，到了王朝中期以後，這個集團就已牢不可破。獨裁政治最終演變為寡頭政治。一旦寡頭控制了社會，卻不擁有這個社會，也不必為後果承擔責任，它一定會腐化墮落，因為它的利益和社會整體利益並不吻合。社會這個蛋糕做大，它從中得到的好處，遠遠沒有多切一塊蛋糕來得實在，它一定會選擇切蛋糕，而不是做蛋糕。 嘉靖皇帝即便“一振作”，拍案而起直奔朝堂而去，他又有什麼能力去扭轉頹勢？他可以殺幾個官員，但大明朝地大物博，官員眾多，如何殺得絕？殺絕了政府如何運轉？再說，官員們可以聯手欺騙皇上，被推出去殺頭的倒可能是稱職的清官。顧炎武就悲觀地說過：“雖堯舜復生，能去在朝之四凶，而不能息天下之關節也。”即便堯舜復活也無可奈何，何況一個生長於深宮的皇帝。 這是大一統王朝的死結。 除了祖制，海瑞的另一樣武器就是道德。 他事君以忠，事母以孝，居官以廉，待人以直，幾乎就像一個道德完人。就像《海忠介公行狀》裡說的：“孔子所謂強哉矯，而孟子所謂大丈夫乎！古今一真男子也！”但這個“古今真男子”的個人生活卻黑暗陰鬱。 海瑞幾乎沒有什麼朋友。這一方面是因為他跟官場作對，另一方面也不能完全怪別人。舉一個例子，海瑞罵皇帝被逮捕後，戶部司務何以尚上疏救援，結果被捕入獄。海瑞在監獄裡沒怎麼受刑，何以尚卻被日夜拷打，遍體鱗傷。後來，等海瑞出任吏部右侍郎時，何以尚正巧是他的屬下。兩人相見，海瑞待以長官接見下屬之禮。何以尚問：“咱們當年是同生共死的交情，難道你不能以客禮相待？”海瑞說朝廷禮制如此。何以尚和他當場絕交，說：“不及黃泉，無相見也。” 這裡並不是通過海瑞這些私生活來挑剔他，雖然他是很容易被挑剔的。一個如此有道德的人，卻斷絕了朋友關係，傷害了親人，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塌糊塗，搞得自己百念俱灰，那這個道德到底有多可靠？這個道德所渴望的黃金世界又有多可靠？ 海瑞留下了什麼？ 海瑞為官多年，做得最大的一項工程是疏通吳淞江、白茆河。海瑞的傳記對此大書特書。據說他坐着小船往來河上，親自帶着鐵杴、簸箕，監督施工。不過幾個月，這個工程就多快好省地完成了。有官員驚嘆說：“萬世之功被他搞定了！”但如果我們翻翻顧炎武的書就會發現這個“萬世之功”的後續。顧炎武記載了一位縣令的抱怨：“海瑞大人的工程，花了四萬多兩銀子，不到三年就又堵了。” 這個工程就是海瑞一生辛苦的縮影。海瑞辛苦一生，卻沒有給明朝帶來任何永久性的改變。明朝官員繼續打白條，繼續占土地，直到帝國崩潰。海瑞對此也有清醒的認識。他處處碰壁，處處受掣肘，所做之事，無一不難。海瑞痛罵過：“舉朝之士，皆婦人也！”而千般心緒、萬般牢騷，匯聚成他辭職前說的一句話：“這等世界，做得成甚事業！” 海瑞知道自己是一個失敗者，但是無數的中國人並不相信。他們為他哭泣，為他建廟，為他立碑，而且相信：只要再多出幾個海瑞這樣的清官，太平盛世就會到來。其實老百姓並不是真的相信，他們只是沒有別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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