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之死 押沙龙 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南京吏部右侍郎海瑞死了。 这真是一个清官,而且是整个大明朝最有名的一个清官。大家都知道,明朝官员的俸禄非常低,比如海瑞当县令时,月薪只有七八石大米,而且还不能全额发放,即便全额发放,折合成现在的人民币也不过是一千元出头。别的县令有灰色收入,不指着工资过日子。海瑞什么灰色收入都不要,就老老实实拿这份工资养活一大家子人。海瑞还曾经辞过职,赋闲在家,那这段时间连一个月一千多元的工资也断了,他就靠给人写墓志铭、赠序之类的文章勉强维持生计。 不光自己不要灰色收入,海瑞要求下属也要廉洁自律。他当淳安县令的时候,就把下属的各种津贴都取消了,同时严禁收取好处费。一下子,淳安县的“公务员”生计都成了问题。海瑞给他们出主意说:“你们的收入可能确实不够吃饭,这个我理解。好在平时衙门里事情也不多,大家可以找时间外出打工,或者做点小本买卖以贴补家用。”海瑞自己以身作则,在家属院旁边弄了块菜地,没事了就去种菜。 这样一个大清官,自然得到了群众的爱戴。据《明史》记载,海瑞的死讯传出后,南京市民罢市,穿着白衣戴着白帽的人挤满了江边,流着眼泪祭奠他的人“百里不绝”。此外,朝廷也很给面子,赠了他“太子太保”的荣誉,还送了一个“忠介”的谥号。 但这样一位声名显赫、备极哀荣的清官,却是在孤独中满怀怨恨地死去的。 在死前的一年,他感到自己时日无多,就给皇帝写了一份奏疏。这份奏疏有点类似于他的“尸谏”,写得毫无顾忌。海瑞说:陛下励精图治,但是国家却没变好,这是为什么呢?主要是对官吏的刑罚太轻了。大臣们说什么朝廷对士大夫要以礼相待,若对他们以礼相待,那又拿什么对待无辜的百姓? 这位大明朝头号清官提出了建议:恢复洪武帝朱元璋的规矩,枉法八十贯的一律绞死,贪官污吏剥皮囊草! 这份恶狠狠的奏疏背后,是海瑞几十年的怨恨——对官僚集团的怨恨,虽然他就是这个集团中的一员。 海瑞担任南京吏部右侍郎的时候,曾经处理过一种叫“应票”的东西。南京官员到商店里买东西,往往不付钱,而是直接给商家打白条。这个白条就叫应票。理论上说,日后政府有钱了会兑现应票。但实际上,它们从没被兑现过。 海瑞是个清官,名声在外。所以,他一上任,商家就送来了300多张应票,希望海大人主持公道。海瑞拿着一厚沓子白条,大吃一惊。但经过调查以后,海瑞更加吃惊了:各级政府开出的应票远远不止此数。商家曾经向政府上交了很多应票,要求兑现,结果不但没有兑现,连应票都被没收了。这已经是明目张胆的抢劫。 海瑞勃然大怒,发了一个告示,洋洋洒洒痛斥道:我收到了兵马司的应票89张,其他衙门的应票220张。这还都是漏下的,其他被收缴的应票还不知道有多少。他质问道:大明祖制和律法里,哪一条规定了官员可以打白条? 虎狼。这就是海瑞对大明朝官僚集团的评价。十几年前,他在给皇帝的奏疏里也曾这么说过:“我担任应天巡抚才几个月,收到的‘乡官夺产’的诉讼竟有几万件。他们已经做了二十多年的虎狼,百姓已经当了二十多年的肥肉。” 而他也有对付虎狼的武器,那就是祖制。 按照朱元璋当年定下的制度,官员不能打白条、不能霸占民田、不能行贿受贿。但是在现实中,大明朝的官员就是在打白条,就是在霸占民田,就是在行贿受贿。在海瑞看来,现实如此黑暗,其原因就是大家不遵守祖制。 平心而论,朱元璋定下的规定本身确实也有诸多行不通之处。比方说,朱元璋定下的制度禁止放高利贷,海瑞当巡抚时也就按此执行。但是高利贷产生的根源是银根紧,老百姓借贷困难。不解决货币供应问题,光禁止高利贷,老百姓又到哪里去借钱呢?祖制拒绝考虑这个问题,海瑞也就拒绝考虑。 但这些技术困难并非根本问题。我们要理解海瑞的困境,还要考虑更大的时代背景。 海瑞挂在嘴上的祖制,根本上来说是这个样子的:皇帝都像朱元璋一样大权独揽,对官僚集团施行严刑峻法,让官员严格遵守规则,不敢侵害百姓。但这套东西在当时已经无法操作了。 理论上,官员是为朝廷和人民服务的。他们心里头应该首先装着人民,然后才装着自己。儒家经书上是这么教导的,祖制也是这么规定的,当然,个别官员也确实这么做了,比如海瑞。但是作为个人,官员们追求的是自己的利益,他们心里头首先装着自己,如果还有富余的地方,那就顺便再装点人民——如果太挤那就算了。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道德问题,这是普遍的人性。 官员和人民的利益并不一定吻合。国家富强了,人民富裕了,官员也许会得到一点好处。但这点好处虚无缥缈,哪里有贪污受贿来得快、来得多?如果贪污受贿没人管,那你海瑞又凭什么要求人家不贪污,不受贿? 对这个问题,理论上有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让皇帝来管。既然全体老百姓都是皇上的子民,生杀予夺都由着皇上,那老百姓和皇上总是利益吻合的吧?他们偷老百姓的,不就等于偷皇上的吗?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很屈辱的解决方案。但光是屈辱也就罢了,问题是它往往并不顶用。 首先,很多皇帝并不称职。他们可能昏庸暴虐,可能麻木不仁。海瑞骂皇帝的事情大家耳熟能详,我不再赘述。海瑞之所以对嘉靖皇帝如此痛心疾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对皇帝寄望过高。在那份著名的《治安疏》里,他充满信心地说:“必世之仁,博厚高明悠远之业……此则在陛下一振作间而已。” 海瑞实在高估了嘉靖皇帝的力量。王朝开创时,以前的小团体被暴力横扫一空,新生的官僚集团还是个雏儿,皇帝们往往能操纵它。随着时间推移,官僚集团的独立性越来越强,也越来越腐败,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朋比胶固,牢不可解”。皇帝可以诛杀官僚集团中的成员,但无法改变其运转模式。一般来说,到了王朝中期以后,这个集团就已牢不可破。独裁政治最终演变为寡头政治。一旦寡头控制了社会,却不拥有这个社会,也不必为后果承担责任,它一定会腐化堕落,因为它的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并不吻合。社会这个蛋糕做大,它从中得到的好处,远远没有多切一块蛋糕来得实在,它一定会选择切蛋糕,而不是做蛋糕。 嘉靖皇帝即便“一振作”,拍案而起直奔朝堂而去,他又有什么能力去扭转颓势?他可以杀几个官员,但大明朝地大物博,官员众多,如何杀得绝?杀绝了政府如何运转?再说,官员们可以联手欺骗皇上,被推出去杀头的倒可能是称职的清官。顾炎武就悲观地说过:“虽尧舜复生,能去在朝之四凶,而不能息天下之关节也。”即便尧舜复活也无可奈何,何况一个生长于深宫的皇帝。 这是大一统王朝的死结。 除了祖制,海瑞的另一样武器就是道德。 他事君以忠,事母以孝,居官以廉,待人以直,几乎就像一个道德完人。就像《海忠介公行状》里说的:“孔子所谓强哉矫,而孟子所谓大丈夫乎!古今一真男子也!”但这个“古今真男子”的个人生活却黑暗阴郁。 海瑞几乎没有什么朋友。这一方面是因为他跟官场作对,另一方面也不能完全怪别人。举一个例子,海瑞骂皇帝被逮捕后,户部司务何以尚上疏救援,结果被捕入狱。海瑞在监狱里没怎么受刑,何以尚却被日夜拷打,遍体鳞伤。后来,等海瑞出任吏部右侍郎时,何以尚正巧是他的属下。两人相见,海瑞待以长官接见下属之礼。何以尚问:“咱们当年是同生共死的交情,难道你不能以客礼相待?”海瑞说朝廷礼制如此。何以尚和他当场绝交,说:“不及黄泉,无相见也。” 这里并不是通过海瑞这些私生活来挑剔他,虽然他是很容易被挑剔的。一个如此有道德的人,却断绝了朋友关系,伤害了亲人,把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塌糊涂,搞得自己百念俱灰,那这个道德到底有多可靠?这个道德所渴望的黄金世界又有多可靠? 海瑞留下了什么? 海瑞为官多年,做得最大的一项工程是疏通吴淞江、白茆河。海瑞的传记对此大书特书。据说他坐着小船往来河上,亲自带着铁锨、簸箕,监督施工。不过几个月,这个工程就多快好省地完成了。有官员惊叹说:“万世之功被他搞定了!”但如果我们翻翻顾炎武的书就会发现这个“万世之功”的后续。顾炎武记载了一位县令的抱怨:“海瑞大人的工程,花了四万多两银子,不到三年就又堵了。” 这个工程就是海瑞一生辛苦的缩影。海瑞辛苦一生,却没有给明朝带来任何永久性的改变。明朝官员继续打白条,继续占土地,直到帝国崩溃。海瑞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他处处碰壁,处处受掣肘,所做之事,无一不难。海瑞痛骂过:“举朝之士,皆妇人也!”而千般心绪、万般牢骚,汇聚成他辞职前说的一句话:“这等世界,做得成甚事业!” 海瑞知道自己是一个失败者,但是无数的中国人并不相信。他们为他哭泣,为他建庙,为他立碑,而且相信:只要再多出几个海瑞这样的清官,太平盛世就会到来。其实老百姓并不是真的相信,他们只是没有别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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