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當時的報刊宣傳是那樣荒誕不經，官方文件也多有作假，但它們仍然是有真實的參考價值的。任何謊言都會透露天機。對於歷史考察來說，當時的記錄就是“最真實的歷史”，包括虛假的新聞。它仍然是歷史的草稿，而且，它自身也是重要的歷史 老高按：半個月前我介紹了何三畏的一篇文章《以“平常心”看待文革》。今天再來轉載此人另一篇文章《假新聞也是真歷史的草稿》。何三畏頗有一針見血的銳眼和利筆，往往三言兩語就點出要害。例如，他說： 歷史分為兩部分：歷史本身，和被承認的歷史。 （中共整人運動那麼多）為什麼只有文革被官方“徹底否定”？關鍵就在於：文革跟以往任何一次政治運動不一樣的是，這次運動中受害的，除了平民，還有官員。 由於文革是一個結果不可控的遊戲，可能使莊家成為輸家，所以在文革結束後，復辟的官員們才痛徹心肺地把它稱為動亂、浩劫…… （文革）成為惟一被允許的民間傾述苦難的道具，但其它任何一次只針對平民的災難，則成為牢不可破的禁忌。 （當時的媒體）說出真實就是逆天大罪，立即遭到懲罰……絕對不可能報道質疑的聲音，遂使我們今天看起來，一個國家都是瘋子或傻瓜。這是一個體制降低民族智商的例證。 “忘記過去，就意味着背叛”，這是文革期間引用率極高的革命“聖經”。但多年操作下來，實際情況成了“不忘記過去，就沒有未來”。 …… 何三畏這篇文章寫到了他的體制內同行——當時擔任人民日報甘肅分社社長、後來的蘭州大學新聞學院院長林治波，公開聲稱“有人為了糟蹋毛主席，竟然誇張污衊1960～1962年餓死幾千萬人”。 我也常常想到林治波其人其言，深感他這番言論特別不能容忍，也特別不可思議。因為從他的學歷和履歷看，是受到過在中國而言最好的學術訓練，也有條件接觸真實的檔案史料的啊：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在軍事科學院戰史部從事軍事歷史研究。曾任《軍事歷史》雜誌編輯、戰史研究員，上校軍銜。先後參加了多卷本《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的撰寫和新版《毛澤東選集》的注釋工作，是電視文獻片《使命》《彭德懷》和《萬里長征》的主要撰稿人。2000年，調至人民日報社，曾任評論部要論組組長、評論部副主任，參與起草了黨的十六大、十七大開幕社論和多篇“任仲平”文章…… 以林治波這樣的身份和資歷，以其在甘肅、蘭州新聞界無出其右的地位和權限，他若想稍微了解一下甘肅在大饑荒中的真實情況，應該是易如反掌吧？甘肅省在當時的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治下，成為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中國大饑荒最嚴重的五個省之一（其它四省是：李井泉治下的四川，曾希聖治下的安徽，吳芝圃治下的河南，舒同治下的山東。這幾個名字，都應該釘上歷史的恥辱柱）。僅僅甘肅的通渭縣，就餓死了八萬多人，為當時全縣人口的三分之一。這是載於官方《通渭縣誌》的。 所以我特別對林治波感到不可思議——他若由於體制內職務的限制，不願放棄高官厚祿的種種好處，所以不能說真話寫真相，那我能理解：這樣的人，在中國恐怕上千萬。但是他若稍有良知，不，不說良知，他若稍有權衡利害的小聰明，至少可以不說話呀！而他卻在純屬個人化的微博上冒天下之大不韙，公然否認大饑荒“餓死幾千萬人”！在引起排山倒海的抨擊，“大眼”李承鵬甚至向他下戰書之後，此人又道了歉，對《中國新聞周刊》羞羞答答承認自己欠考慮，“質疑也有過頭之處”。但他說：“其實，我沒有否認過大饑荒，而只是對餓死三千萬、五千萬人的誇張說法提出了質疑。林治波對《中國新聞周刊》聲明，自己道歉的只是質疑過頭的部分，而不是質疑本身。“我道歉，並不意味着我認可‘餓死三千萬’的彌天大謊。” 就在這場風波之後，林治波被任命為蘭州大學新聞學院院長。通過這一任命，上級官家鮮明地表了態。 在這種情況之下，要老百姓相信中共的媒體？相信林治波參與撰稿的那些史書、評論和電視作品？相信中共的“四個自信”？——這不是痴人說夢嘛！ 順便說一句，昨天我在編輯一本書稿，其中有一篇是1936年參加革命、蒙冤遇難的解放軍大校蔡鐵根（1911～1970）的日記，我摘錄其中幾段有關他在大饑荒中的見聞吧： ……我還勉強支持着下廠，就在這懷德橋，三更半夜，曾幾次遇到被親娘遺棄了的孩子。他（她）們被餓得站不起身來，就睡在路的當中，等待着慈悲的拾主。 賈秘書說，在他的故鄉（南陽），在60到61年間，農民竟被餓死了百分之七十！有一個在解放軍中當排長的小軍官，因為多年不曾回家，請假回里省親時才發現合家八口全被餓死了。 據余科長談，就在附近的宜興西門外，有個老夫婦，他們有一個獨兒子在解放軍中充軍官，老頭因恨這革命的後果，誘騙兒子回家，當這個軍官回來省親時，才發現母親已被餓死，而老頭兒還在。可是當夜老頭兒就乘兒子熟睡之際，用斧頭把他親生的兒子劈死了。 就在這常州市的模範公社——荷花池管理區，兒子因為嫌父親吃的多，不顧兒子晝夜勞動，老頭兒自縊死了，派出所因此傳訊這個兒子，還沒有決定給他什麼處分，兒子也自縊死了，剩下一個兒媳，無法過活也尋了自盡，幸而被鄰居發現救了下來，乃得不死。這是最近的事。……（1963年12月3日） 老李說最近蘇北捕獲了一個人口販子，他由蘇北向皖南販運兒童，價格是人民幣五塊錢一斤。這是因為頭兩年皖南餓死的人太多，十室九空（不是沒有東西而是連人也沒有了），許多地方有地無人耕……（1963年8月20日） 當然，蔡鐵根當時的處境，他只能聽說，沒有辦法去核實和調查究竟餓死了多少人。全國餓死人數是否有三千萬、四千萬，確實沒有精確的說法。這難道是控訴大饑荒的人的責任嗎？ “假新聞也是真歷史的草稿”——不，假新聞也是真歷史的一部分，正如何三畏此文的最後一句話：“它自身也是重要的歷史”。我相信，今天仍然為假新聞背書、掩蓋真歷史的林治波，也會在史書上被記上一筆。東晉時率軍北伐的大將桓溫說：“大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林治波恐怕要印證這句話了！ 假新聞也是真歷史的草稿
何三畏，南方人物周刊 一 在《以良知和誠實祭奠大饑荒》一文中，我寫了一句“歷史分為兩部分：歷史本身，和被承認的歷史”。當時我心裡沒有情緒，這只是一句平常話。 就像人們常說“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時一樣，這就是歷史的宿命。歷史只能在不斷被承認和不斷被闡述中不斷被重新認識。 但在沒有條條框框、沒有預設禁區、自由開放的前提下探究歷史，和在預設政治正確和古為今用的指導思想下選擇性地修改、遮蔽和遺忘歷史，“被承認的當代史”和歷史本身，差別那就大了。 歷史是已經消費過的生活，“無論你認不認，它在那兒”。但是，當政治掛帥之後，“在”或“不在”都會成問題，可以承認或者不承認。要把歷史打扮得花枝招展，不需要它原本是一位小姑娘，是一砣石頭都行，什麼都沒有都行。 “忘記過去，就意味着背叛”，這是文革期間引用率極高的革命“聖經”。 但多年操作下來，實際情況成了“不忘記過去，就沒有未來”。以至於每一段歷史，都成為禁忌，成為包袱。動輒得咎，積重難返。如果你有記憶，會反思，隨時可能引爆它。 半個世紀前的歷史還不脫敏，不合理。一個人的一生，除去早年無知老年無力的日子，也就50年有作為的時間吧。50年的歷史封陳，意味着一代人的一生中，都不知道他們這個時代的重大事件的真相。 而“大饑荒”從來不是黨和國家的機密，黨和國家從來沒有正式把它當成機密，它是在以後的政治演變中一步步過敏的。再說，據說有規定，黨和國家的機密的最長保密期，都不超過50年。我沒有查到相關規定，但相信這是最長期限了。在大部分文明國家，一是什麼是國家機密，有嚴格的法律規定，二是保密期一般只有30年。這比較符合人性。 二 只要遮蔽歷史是一種受到鼓勵的意識形態，謊言就會成為官民雙方的自覺。否認“大饑荒”的風潮只能是這麼來的。在這股風潮中，教育程度良好，從事文化和教育工作的知識精英反成為中堅。 查網絡資料，林治波，1983年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畢業，寫過與“大躍進”有過關係的重要歷史人物彭德懷等歷史劇。擔任過人民日報評論部副主任、現為人民日報甘肅分社社長的林治波在今年“五一”期間發出的一條微博——“有人為了糟蹋毛主席，竟然誇張污衊1960－1962年餓死幾千萬人。有人為此走訪了當年饑荒最重的安徽河南許多村莊，情況根本不是有人誣衊的那樣。鄉親們只是聽說餓死了人。而自己並沒有親眼見到餓死人，能夠直接證實的餓死者為數極少。” 在這裡，“大饑荒”幾乎不存在（在饑荒最重的地方，餓死的人也“為數極少”），而且最重要的是，它是今天“糟蹋毛主席”的陰謀。這就是良知讓位於意識形態。另一位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吳法天先生，在林治波受到網民強烈批評的時候，於5月3日發出了一條與林先生相呼應的微博。吳先生講的是家史： “母親生於1953年，大舅生於1942年，外婆將近10個孩子。父親生於1949年，小叔叔生於1962年，奶奶也是近10個孩子。我求證的結果是，在59－61年，當地特別貧窮，餓到吃樹根碾的末，餓到想自殺，但最後捱下來，沒有餓死的。全村有餓病的，沒餓死的。也許，當時右派境遇不好，餓死的都是他們先人。深深同情。” 吳副教授的家史值得慶幸。但是，按正常的思維，無法理解“當時右派境遇不好，餓死的都是他們先人”的陰陽怪調。此外，他可能不知道大饑荒餓死的是清一色的農民。他奶奶家有右派，情況可能特殊一點。一般地，右派是知識分子，放在勞改營，死亡率比較高，放在農村，如果沒有剝奪供應糧，那簡直是農村的上等人了。否則，10個孩子的純農民家庭，在當時中國許多地方生存率是不高的。 還有一位李姓的女士，官方專業媒體的一位記者，在微博上天真無邪地表示驚訝和疑惑：茅于軾爺爺回憶右派生涯，居然飢餓到水腫，吃螞蟻，為什麼不種菜，也不去挖野菜呢？ 推想，在今天的中國，應該有不少李女士，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新一代，從來沒有想過，自古以來，餓殍和流民，多是種田人。她以為“大躍進”年代餓死的，都是不種地的懶人，和不會野外求生的笨蛋。此屬無知。但同樣，這樣的人，也自動成了為遺忘工程添磚加瓦的後備力量。 三 林治波先生畢竟是黨的幹部，他至少有一項尊重：即“欽定”的黨史。在他否認大饑荒的言論發表兩天后，他引用黨史作了更正和道歉：“由於出生率大幅下降，死亡率顯著增高，據正式統計，1960年，人口比上一年減少一千萬……這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失誤的最嚴重的後果和教訓。（《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1991年8月第一版第369頁）我認可這個說法。昨天的微博不準確，特此更正。並對當年死於饑荒的父老鄉親致以深切的悼念和緬懷。” 《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是一部煌煌巨著。該書只一行涉及“減少一千萬”人口的原因是“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失誤的最嚴重的後果和教訓”。而且，“正式統計”的人口，只是以千萬進位的概數。這敘述，本身就是驚心動魄的歷史文本。 畢竟，這是在新時期編撰的，歷年來最為“思想解放”的一部黨史，它揭開了大饑荒的歷史蓋子：僅僅是1960年的人口，即“比上一年減少一千萬”的描述，給今天的“大饑荒”研究開了路，壯了膽。 多年以來，得力於中國共產黨對這段歷史開放的謹慎口子，黨內離退休幹部和民間人士的“大饑荒”回憶和研究，雖然不被鼓勵，但畢竟在自生自滅地進行，這也是《南方人物周刊》要做一期50年前的大饑荒“新聞”，在體制內能找到有準備的、可以放心講述的當事人的重要原因吧。 四 2012年5月，基於以上這些原因，我對寫一下“大饑荒”比較來勁。但這事不是我提起的，是我提了一些意見。 “大饑荒”對於大部分40歲以下的讀者，是新聞而不是舊聞。它不是一個事件，而是一段歷史。不是沒有報道過的歷史，而是被虛假報道和長期遮蔽的歷史。今天的新聞雜誌去報道它，相當於愚公移山的第一挑土，隨便從哪裡開始挖，效果都差不多。所以，這個報道技術上不難。事實確實是這樣，從任何一個角度，任何一個事實，都足以令今天的大部分讀者震驚，即便是親身經歷的過來人，也是又一次衝擊。 採訪也不難，甚至比採訪現實事件容易。在中國大陸，不少現實事件，往往知道的不願意講，想講的可能不一定知道，或者不一定能真實地講。“大饑荒”不一樣，現年80歲左右的當事人，都是見證人，都願意講。特別是農村的老人，不懂政治，覺得這個有什麼不可以講。筆者文革期間上小學經歷過這樣一件事：貧苦農民來學校“憶苦思甜”，講着講着，就講到了1950年代末的大饑荒了。我當時就震驚了。這是我第一次正面接觸“大饑荒”。 《南方人物周刊》不過是找了兩個地方，兩位當事人，就湊成這個封面。這是編輯要故意弄得“單薄”一點。為此還把同樣內容的、採訪楊繼繩的稿子分散到前一期發了。署名編輯部的《以良知和誠實祭奠大饑荒》的稿子，不僅不要過度分析，深挖悲劇成因，還負擔着懇請讀者“冷靜”的義務。特別說到，50年過去了，歷史的血淚已經被歲月風乾，罪孽的責任已經被時間赦免。但歷史的真相和歷史的教訓仍然很重要，讓悲劇不再發生的最有效的辦法就是了解歷史。這就叫低調。如何才能寫得這樣的低調，可是憋人呀。 但是，再低調也繞不開事實的震撼。封面上的人口曲線，就觸目驚心。雜誌當周星期五下午微博上放出封面，就成了一個沸騰的話題（筆者受驚了）。有同行說，這個都可以報道呀！初次在網絡上接觸到這段歷史的青年，則表示不可思議，怎麼會有這樣的歷史？ 在嘮叨這些後話的時候（《南方傳媒研究》編輯逼我寫的！），這期雜誌已經賣過兩周。我問過一個城市的發行員，說是比平時的銷量多一成。但同一個城市的一個書報店店主說，比平時賣的明顯偏少，一些20多歲的青年，看了封面一臉茫然，轉身而去。我想，對於年輕讀者來說，“大饑荒”真的太遙遠了。他們忙着減肥呢，什麼大饑荒，你說的舊社會，還是非洲？ 這說明，歷史真的“斷代”了，說明上一代人錯上加錯：造成大饑荒和隱瞞大饑荒。 這也是傳媒的失職。 五 我手上有一份資料，是從我的採訪對象廖伯康先生處得來的，當時中央派往四川調查大饑荒的蕭風先生向中央提交的，一份1.2萬字的調查報告。 1962年，廖伯康去北京向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匯報了四川大饑荒，提出1200萬農民慘遭餓死的分析數據，並請求中央派人到四川調查。17人組成的調查組當月開始陸續來到四川。他們中16人是在中央工作的四川籍司局級幹部，以探親的名義回到四川，不跟地方官員報告，各自獨立調查。據廖伯康先生回憶，他們的報告後來存於中央檔案館。多年以後，17人中的惟一一位非四川籍人士蕭風，把他的報告底稿給了廖伯康。這份報告也提出了四川三年多餓死1200多萬人的數據和相應論述。 講這個故事的意思是，今天的媒體如果要還原“大饑荒”的歷史，還很容易就能找到可做的事情。例如，找到這17人中今天尚還健在的老人，他們應該比其他任何人都掌握更多四川大饑荒的情況，即便中央檔案館的報告不一定可查，他們手上也可能持有原稿，這樣還原四川大饑荒歷史，這樣做一個報道，應該是不錯的。 目前，《南方人物周刊》的報道，加上還有一些不太為人注意的小範圍發行的期刊此前所做的全部加起來，也不過是只在“大躍進”和大饑荒的大海里舀了一瓢。澄清歷史事實，反思歷史教訓還沒有開頭。 此外我的感想是，儘管史料在迅速湮滅之中，但是，追尋“大饑荒”歷史最大的困難，在於人的觀念而不在客觀條件。第一個觀念障礙是，大部分人對於“大躍進”和“大饑荒”的歷史知識和思想解放程度，還沒有達到1991年出版的黨史的水平。第二是更隱性的，中國人不重視個體命運，個人不重視自己的命運。 中國人喜歡大歷史，一開口就是整體概念，宏大敘事，談國家命運，民族興衰，每一個小人物都高屋建瓴，政治正確掛帥，意識形態領先，無論他談的這些概念跟他個人的命運有多大的衝突，他都感覺不到，他不覺得國家命運和民族興衰是由包括自己在內的個體命運構成的，他覺得那些神聖概念應該壓倒個人的命運，自己是微不足道的。 因此他們不重視個人史，家族史，村莊史，社區史。他們不知道50年前爺爺奶奶是怎麼死的，不知道50年前村里曾經有鄉親餓死，但是，他們卻知道，什麼時候有人曾經站在千里之外的一個建於明朝的樓台上揮手，說起這樣的事情，他們就兩眼放光，仰望北斗。他們出了村莊可能終身不再回去看一看，但是，他們即便一輩子沒有出過村，卻懷着不可遏制的願望，要去看看那個城樓才不虛此生。 沒有個體記憶就沒有整體記憶，沒有基層民眾的生活歷史支撐，國家史就成了大人物之間的鬥爭史和朝代的更迭史。所以，重建“大饑荒”的信史，必須要重視歷史當事人，必須從現在開始重視每一份口述和物證，使它免於湮滅。例如，前文提到的吳法天副教授的微博，就是一份親人命運的提綱，類似這樣的家史，應該寫出來。 慶幸的是，現在已經有許多個人和民間機構在做口述史，拍紀錄片。相比之下，媒體倒是做得很不夠。 六 此外，我想揣摸一下“大躍進”時代的媒體報道。 我們今天看到那些報道，說那是一個瘋狂的時代。但是，我們或許應該說那只是體制和媒體的瘋狂，事實上任何瘋狂的時代都不可能所有人都瘋狂，只是清醒和理性被權力壓制罷了。 當時的新聞報道顯示，大煉鋼鐵的小高爐，砍伐珍貴的原始森林，從農家收來的飯鍋鐵鏟扔進火堆。這樣煉鋼，如果不是一股青煙之後留下一堆牛屎狀的鐵餅，還能是什麼？同理，當時的媒體上的水稻畝產，從千斤開始，很快就到了萬斤，三萬斤、五萬斤。幾萬斤稻穀會把一畝地鋪成什麼樣？所有這些，舉國上下，不可能沒有人想過。包括錢學森先生，他向毛澤東論證過畝產萬斤是可能的，但他還說了前提，是陽光照射到植物上的能量全部經光合作用轉換成糧食，這不就等於說了不可能嗎？所以，錢先生可能是一個清醒者，只是不願拂逆聖意。 對一個有中國社會經驗的人來說，實際情況應該不難想得到：因為說出真實就是逆天大罪，立即遭到懲罰，而且，當時的新聞，絕對不可能報道質疑的聲音，遂使我們今天看起來，一個國家都是瘋子或傻瓜。這是一個體制降低民族智商的例證。 我的另一層意思是，即便當時的報刊宣傳是那樣荒誕不經，官方文件也多有作假，但是，它們仍然是有真實的參考價值的。從邏輯上說，任何宣傳都不可能完美無缺。任何謊言都會透露天機。對於歷史考察來說，當時的記錄就是“最真實的歷史”，包括虛假的新聞。 進一步說，就憑這些報道，而不需要再“深入實際”，也可以判斷中國正在做什麼，將要發生什麼。當時的國際社會，也是憑中國媒體的報道推測中國的真實情況的。所以，“真實的消息”可以不產生在新聞現場，正如在現場也不一定帶回真實的消息一樣。 更重要的是，它仍然是歷史的草稿，而且，它自身也是重要的歷史。 近期圖文： 中共建國前30年與後30年確實不能對立 “文明就在幾分鐘” 從鄂菜、楚菜之爭說到武漢“過早”真諦 對義和團的認識，還有非同小可的盲區 權力閹割人們的歷史記憶有很多種刀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