娃娃叫唐順銀，是我當年插隊的水寬拾擔大隊清水沖生產隊的青年農民。

清水沖是從水寬丘陵進入山區拾旦的第一關口。沿着簡易公路進入拾旦，到了與清水沖交界處，一堵大山拔地而起攔住去路。爬過這個垂直高度約70，80米，平均坡度約45度的山口，才能進入拾擔。即便是之字型路，最陡處的坡度仍然超過35度。坡的中部處有一個90度的急轉彎，每隔一兩年，就會有汽車或拖拉機因為轉彎時失控，直接衝下山坡，造成車毀，人或亡或傷。

爬上山口，就是清水沖地界。路旁一側樹木幽幽，一側是陡峭的山坡。沿蜿蜒盤旋的公路，走約一公里，公路開始向下，坡度較為平緩。一條小山谷中出現面積很小的梯田，小的大約只有三個乒乓球桌大，大的也不過半個排球場大。往下山谷逐漸開闊，在兩個山谷的匯合轉彎處，出現比較大的山谷，路旁的一棟二層木樓就是生產隊部。

娃娃家就在公路左側，離生產隊部大約幾十米的一座小山坡上，四周山腰上零零星星散落着一些其他農戶。

因為山高水冷，清水沖都是望天田。風調雨順則有收成，天旱就欠收甚至顆粒無收。沒有什麼特產，山上有些木材，但山太陡，砍了也很難運到公路邊來，所以清水沖當年是非常貧困的生產隊。

但山高水險，也使得清水沖成為一個修建水庫絕好的地方。早有專業人士進行過勘測，在生產隊部邊，公路右邊大約一百多米處的兩座小山，相隔不到一百米，一旦建成水壩，庫區大面積的降水區域，可以形成一座小型水庫。不但拾擔受益，周邊的地區也將受益。

1975年冬，水寬公社啟動了清水沖水庫的修建工程，組織全公社的力量一起來修，我們知青也參加了修建水庫。

我們當時住在清水沖唐會計的家裡。女知青擠在人家的兩間房子裡，男知青則爬梯子上天花板打地鋪。四周沒有板壁，上面就是瓦，冷颼颼的寒風無阻擋地吹過，靠着被蓋和年輕火氣旺，我們住了兩個月沒有人生病。

修水庫，主要是挖土擔土送到壩上去。大壩專門設有掛有大稱的架子，專人負責稱土，挑滿8000斤為10分工。這個定額對知青是很大的挑戰，每天干到6點多，回來骨頭都像要散架了一樣。晚上還搞過什麼加班，但因為意見大，搞了兩次就沒有再搞。

水庫修完，知青回茶場，林場。

但第二年冬天，我們茶場知青被要求到清水沖水庫區建立公社牧場。

這是公社領導頭腦發熱想出來的，既無科學論證，也沒有充分調查研究就決定立項上馬。叫做“千頭牧場”，就是要養一千頭以上的豬。

這是一個投入資金為0，“空手套白狼”的項目。除了茶場二十四位知青，加上帶隊的場長，再無別人。連人住的房子都是借的清水沖一戶農民一棟還沒完工的木屋，板壁是沒有整形的毛胚板釘的，縫隙大的地方有一厘米寬，冷風從四面八方往房子裡灌。

住房離大壩一百多米，三面環山。牧場建在哪裡也沒有定，更沒有圖紙。公社領導唯一清楚的就是要建磚木結構的牧場，所以第一步就讓我們燒磚。

知青沒人燒過磚，很多人連燒磚都沒有見過。場長請了一位師傅來指導我們燒磚，在他的指導下，我們在清水沖隊部房子邊上挖了一個磚窯，並在窯邊設了一個制磚場。然後在邊上的田裡挖了踩泥坑。

做磚的泥需要先用牛踩均勻，然後將泥巴割成籃球大的泥團，砸進一個木模，用一個崩在一個弓上的鐵絲將泥模子子外的泥切去，小心把模字與成型的泥分離，就做成了磚胚。然後風乾磚胚（需要幾天），就可以裝窯，燒制。

踩泥需要牛，但我們沒有牛。公社領導讓我們用人踩，在到處都有悠閒吃草的牛，我們卻要自己的腳踩泥，這是前無古人的創舉。牛踩一坑泥，三四個小時可以踩好。而我們身體很輕，踩幾天時間效果仍然不如牛踩的好。

娃娃家離窯場大概三十多米。她媽媽大概四十歲，高挑漂亮，氣質高雅，賢惠端莊的模樣。她在家照顧孩子，做家務。娃娃爸爸約四十多，憨厚老實，會些木工手藝，經常幫人做木工，蓋有兩棟寬敞的瓦房，生活明顯比其他農民要好一些。

在他們家邊上的窯場工作，抬頭不見低頭見。經常和他們打招呼，慢慢就有點熟了。

當時已經十一月，雖然沒有下雪，但氣溫已經很低，我們每天赤腳在泥坑裡踩幾小時，常常凍得清鼻涕直流。

娃娃媽媽天天看着，很同情我們。讓她先生喊我們去他家坐坐，喝點開水。我當時是踩泥時間最長，也總是最後一個離開泥坑的人，她對我格外關心，我便成了去她家坐得最多的一個。娃娃媽媽總誇我懂事，能吃苦。常念叨說：這麼年輕，離開父母下農村來，細皮嫩肉，做那些從來沒有做過的粗活，很不容易。

他們家殺豬或過中秋殺鴨的時候，她讓娃娃叫我去他們家吃飯。說你下鄉，父母不在身邊，吃得很差，需要補一補。我覺得他們家人都很友善，我們圍在火坑邊烤火聊天，就像自己家的人一樣。

想起在自己落戶的水牛田，我們被要求給寄宿家庭每天交八毛的伙食費。這相當於當年縣運動會的伙食標準，運動會是一桌八個菜，大部分是葷菜。我們幾天也吃不到肉，即使菜都很少。相比之下，娃娃一家對我無私的關心，讓我非常感激。

千頭牧場的事很快便不了了之，這種頭腦一熱就上馬，頭腦一熱又下馬的事當時很普遍。我們燒了一窯磚以後便被遣散了。有些回了茶場，有些去了生產大隊。我和林場的陳曉洪被調去了大隊小學教書，星期天和放假則需在大隊農科隊幹活（不幹活就沒有工分）。娃娃當時也在大隊農科隊，我們和娃娃就經常朝夕相處了。

農科隊主要做雜交水稻制種，需要學一些農科知識，比如“雄性不育”，“母本”，“父本”，“自花授粉”，等。我們很快搞懂了雜交制種的理論，然後就是實際操作。按照生育日期分開播種父本，母本，然後分開插秧。一行父本，然後三行母本，再一行父本，按此循環。到了開花時，兩人拉着長繩子在田埂上走，讓繩子將高高的父本掃低，使花粉撒在低矮的母本花蕊上，達到授粉的目的。

當時我們已經插隊兩年，農活還不能說是得心應手，但也基本熟悉，大部分情況下做得有模有樣了。又瘦又黑，與農村青年沒有什麼區別。和農科隊的其他年輕農民關係融洽，休息時大家都聊得很投緣。

娃娃家殺豬時，一如既往仍然會叫我，這時也叫上同在農科隊的陳曉洪一起去他家吃飯。

77年秋天，恢復高考已成定局。我們有課走不開，就只好靠早晨，晚上複習。娃娃經常會來學校看我們。有一天當他看到我們的紙上寫滿了X，Y，Z時，很驚訝：“你們還懂外文，太厲害了！“，其實我們不過在演算數學題。

1977年10月底，我們辭職回城複習。後來參加高考，體檢，最後等通知，都在城裡。78年1月接到入學通知後，我回水寬公社辦戶口轉移手續，並去水牛田領取1977年分配的錢糧時，才與娃娃在大隊部見了一面，但沒有時間去見他家見他媽媽。

大約是78年的4月份，媽媽寫信給已在北大學習的我，說：水牛田托人帶信來，根據最後的分配方案，我又分得100多元錢，300多斤稻穀，讓我去領取。那時候這些還是值點錢的。

對水牛田在我離開了仍然還公平分給我錢糧讓我吃驚，這些農民雖然不大方，但還是很守規矩的。不過如何把這錢糧拿回家我感到困惑，我遠在幾千里以外，怎麼去拿？這時我想起了娃娃。我回信給媽媽，說你問問娃娃，看他能不能幫助把錢糧領出來送到城裡來，沒想到娃娃一口答應了。於是我寫了一個委託書寄回家，讓娃娃拿給水牛田的會計，把錢領出來，把稻穀打成米。拾擔到縣城有五十幾里，他找了公社拖拉機站的人，在他們進城時娃娃親自把錢和米送到了我家。娃娃為這事花了很多時間，但不要任何酬謝，這讓我很感動。

1980年暑假，我和陳曉洪約好一起去了趟水寬，看望過去幫助過我們的一些公社幹部，農民。也到了拾擔，去了清水沖，在娃娃家吃了飯，還住了一晚。娃娃和他媽媽，還有全家人都很高興我們能回去看他們。

後來我大學畢業，參加工作，出國，讀學位，找工作，辦身份，很忙很緊張。到2006年才第一次回國，也是來去匆匆。2011年第三次回國時與當年的水寬知青一起坐車去過水寬，因為是集體行動，沒有機會去看娃娃。

直到2014年5月我回國看望病重的爸爸時，過去同學，同時也是水寬知青的祁建華自告奮勇開着他的車帶我到處看看。一天，我們加上另外一個同學周金良三個人一起，開車去了水寬。我想去拾擔看看。於是我們開到清水沖，在原隊部的轉彎處，我讓停車。我下車問路邊一棟房子的人：“唐順銀在嗎？”，裡面的人說，他們是來清水沖水庫打工的外地人，不知道。

我只好走出來，見右邊坎下，清水沖大壩下面稻田裡有兩個人在插秧，就走過去問他們。結果其中一個人認出我來了，我很驚訝他還記得我。他大概50多數，與我差不多年齡，所以記得我。他指着右邊坎上的兩棟房子，說那就是娃娃的家。我問他原來的家呢？他說他媽媽住着。我很高興，忙問：他在家嗎？這人回答：他趕場去了，但他堂客（夫人）在家。然後就高喊娃娃夫人的名字：“你家來稀客了！”。

我喊同學一起去，但他們不干。說沒有禮物不能去人家，田裡的人也點頭。我想娃娃應該不會生我的氣，就自己上去了。

娃娃夫人看起來很能幹，我們沒有見過面。還沒有等我介紹，她老遠就說：“娃娃總念叨你，我早就知道你了。快上了坐，我這就打電話給娃娃”。她又去了老房子去通知娃娃的媽媽。

娃娃媽媽馬上就過來了。一見面就激動地說：“那陣風把你吹來了？真是稀客，難得你三十多年了還記得我們”。可不，77年離開已經38年了，80年回來看過，也有35年了。

娃娃媽80了，腰杆挺直，說話清晰，穿着得體，舉止仍然優雅。她告訴我，娃娃爸爸已經去世多年，妹妹們都出嫁了，一個小弟弟是我們走了以後生的，也成家離開了。

娃娃二十分鐘後回來了。過去的小伙子今天變成了中年大叔了，黑黝黝的，但樣子輪廓還差不多。我們很高興能再次見面。他們要留我吃飯，我說我還有兩個同學在路邊的車子裡，他說喊他們來一起吃飯。我就去喊他們，但他們仍然死活不肯，說沒有禮物是不能吃人家的飯的。

我只好回去對娃娃他們說，這飯就不吃了，我們聊聊天吧。

我們坐在屋前的凳子上，左邊不到一百米處就是清水沖水庫大壩，山谷對面一百米左右就是當年我們知青住過的牧場農舍，右邊公路邊生產隊部，下面就是我曾經踩過泥巴的地方，一切盡收眼底。

他們問起我在美國的生活，我都一一回答。我坦誠“洋插隊”一點也不比當年“土插隊”容易。

走之前，我拿出兩張二十美元的鈔票，告訴他們這是美元，留給他們做紀念。

我怕同學等太久，執意要走。娃娃和他媽媽見挽留不住，就送我到公路邊。我叫祁建華下車，以清水沖水寬大壩為背景，給我們三個怕一個合影。

回去以後，我請祁建華在城裡洗出照片，寄給了娃娃。

第二年，就是2016年，5月份我回國看望媽媽。當時爸爸已經去世，媽媽也已經處於昏迷狀態。弟弟四毛在照顧，外加兩個保姆，我除了每天去看看她，和她說說話，幫不上什麼忙。但媽媽對我的呼喚已經沒有了反應，偶然睜開眼睛，但看不出她是不是聽懂了我，她基本上處於植物人狀態。

想起頭一年在娃娃家來去匆匆，未能好好聊，深感遺憾。所以這次想再去清水沖一次。剛好半年前當年在拾擔大隊小學教過的學生曾祥榮在文學城上與我聯繫上了，他父母當年都是啞巴，生活很困難，他也常常因為父母的缺陷而被人欺負，所以總是沉默寡言。但他學習很認真，是班上最好的兩個學生之一。後來他考上黔陽農校（現懷化農校），也就是袁隆平任教的學校。畢業後因為工作努力，成績突出，被多次提撥，最後成為懷化市殘聯主席（處級）。剛剛50，正是年富力強之時，卻以副廳級待遇為條件被勸退。

當聽我說要回拾擔看看，他滿口答應一定協助。

他事先通知了娃娃我要去，讓他有所準備。當我坐高鐵從北京到達懷化時，他接了我，親自開車送我到芷江城家裡。第二天一早他來接我，我們一起開車去拾擔。

在坎坷不平的公路上，我們邊聊邊走，得知他父母都已經過世，他在拾擔基本上也沒有親人了，早已在懷化安家了。

一個多小時後，我們到了清水沖。娃娃夫婦，娃娃媽媽，還有娃娃的大妹妹，小弟弟，和兒女都來了。曾祥榮還找了兩個他的同學，也是我的學生來了。娃娃專門殺了一隻羊，還殺了雞，鴨，另外有大塊的臘肉，炒了滿滿一大桌菜。這場面在當年是不可想象的。

我們邊吃邊聊，他媽媽仍然感嘆：“快四十年了，你到了美國還能記得我們，真是有情有意的人”，還說：“你把娃娃當親兄弟，是娃娃的福氣”。我由衷地說：“當年感謝你們一家對我像親人一樣的關心，與你們相識是我的福氣”。

飯後，娃娃，曾祥榮，和我一起出門登上清水沖水庫大壩。看見山巒環抱的水庫，平靜的水面倒映着山上的大片松杉樹木，想起當年我曾在這裡度過的歲月，感想很多。但最讓我留戀這裡的還是這裡娃娃兄弟，像母親一樣的娃娃媽媽，還有奮發向上的學生曾祥榮。正是他們，賦予了這片土地的特殊意義，讓我不論走到那裡，都永遠記得我曾經在這裡得到過無私的愛，有最親的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