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革，习二中国所谓的“文革专家、文革学者”全部虾扯蛋。简单说，文化革命不是文化革命，是“武化革命”。

毛泽东的共产党，通过发动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在全国、全民范围内进行了一场“人民战争”，毛泽东的共产党趁乱夺权、篡权，把中国变成了“党军主义国家”，完成了全国的“军事化”统治，军委主席成为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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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习主席皇帝发布号令：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带一路如党章，标志着中国向世界自由民主制度宣战，现代版“文革”开启。枪杆子政权更加稳固，“挑动群众斗群众”手法运用的更加纯熟。就是在下所说“狗打架、鸡自掐”。

关于“红卫兵”的定义：一般说红卫兵是1966年到1967年参加造反斗走资派的初高中生（有少数大学生），有部分参加了67-68年的武斗。1968年，毛泽东派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各个学校，然后恢复了政府（当时叫“革命委员会”），造反完全被控制了。后来虽然有红卫兵，但那时的红卫兵就像现在的少先队，共青团，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造反，斗走资派的行为。

《文革大串联》十四、兵败如山倒

《提醒、劝告、正告北京串联兵》的传单一出，影响巨大。怎么说呢？当时的广州，“红造”刚刚兴起，“红革”日益败落，随着“党中央”越来越“支持造反”，各工矿企业也闻风而动，各类“造反组织”如雨后春笋，遍地冒头儿，四处开花，“造反”的声势越来越大。当时的“红造”人虽少，

但势头很猛。

“红革”派，把我们的“传单”既当作进攻武器、又当作挡箭牌。据说，不少“红革”战士，拿着我们的“传单”，在车站阻止“北京串联兵”出站，让他们回去，就地闹革命……等等等等。其实，我们的传单后来流传到全国很多地方，起的也是这方面的作用。

这一下，“红造”不干啦，组织大大小小的“誓师大会”、“批判大会”，宣称：“要把无产阶级的造反事业进行到底！”；“把北京来的反革命黑后台“全无敌”、“平江龙”揪出来，彻底打垮、批臭！”

说到这份儿“传单”，其影响后来又有所变化。过了大概两三个月，形势大变，“中央文革”真的发文，说是要“停止大串联”、“就地闹革命”，说是“串联的红卫兵小将，对当地情况不了解或了解的不够深入，不宜介入当地的造反革命运动，应该迅速返回本地，就地闹革命……”云云。居然跟我们“传单”的内容大同小异，意思完全一样！所以，我们的“传单”在社会上流传了好长时间，半年之后，我在武汉，还见到这份儿“传单”，用来劝说“北京红卫兵”返回原地！

所谓“造化弄人”，“天命难违”。所以我说呀，中国人基本上不是人，不过是饱受“中央”玩弄的性工具，想怎么玩儿怎么玩儿！现在依然如此，毫无变化。

回到广州，没过几天，我们已经成了“红造”深挖、狠批的对象。据学校“红革”派的战士说，校门口有不少“红造”的奸细、暗探，只要我们一出门，人身安全堪虞。吓得我们几个，躲在“红革”司令部，不敢出门。

几个人不免互相埋怨。尤其单平，话最多，什么“他早就看出红革偏于保皇啊”、“红造人虽少，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哪”、“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啊”等等等等，没完没了的叨叨。我心中也难免有些后悔：“都是这些个漂亮的女红卫兵，特别是那个光脚穿草鞋的女兵，弄得我心烦意乱！这下好啦，这不是中了阶级敌人的糖衣炮弹了吗？”、看起来，真是色不迷人人自迷………刘志良、张玉龙也有类似的意思。一时间，愁云密布，不知如何是好。倒是许剑先，不愧作战部长：“算啦，扯这些没用的干什么？说说下一步怎么办吧！”

许剑先一语惊醒“梦中人”，我是谁呀？司令啊，当即决定：“三十六计，走为上计！”，“走人，到别处去，重打鼓、另开张，继续干革命！广州啊，拜拜啦。”

这一来，大家如梦方醒，一致同意。张玉龙尤其高兴：“说起来，咱们也不亏，在广州革命了一个多星期，一分没花！咱们是只赚不赔。”，单平来了劲儿了，自吹他还弄了两双草鞋！我赶忙要过来一双，穿在脚上试了试，还挺合适，不禁又想起了那个光脚穿草鞋的漂亮女兵，竟有些依依不舍。

晚间工作会议上，做出了如下决定：

1、明后两天，按照红革总司令的安排，去广州三元里抗英基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参观；

2、责成刘志良、张玉龙打听、预定广州到衡阳的火车票，从衡阳中转，准备去伟大祖国的西南首都：重庆。

3、一切行动计划保密，到时候，留下告别信，溜之乎也。

为什么去重庆呢？这里面有个原因：原来，我们在北京的时候，有个重庆“江北中学”的造反派红卫兵，是个高干子女，和刘志良联系过。

重庆江北中学，离兵工厂不远，是“兵工厂子弟学校”。这位红卫兵初期创始人通过关系，找到我们，大侃特侃重庆的造反形势。那家伙，一看就是个天生的演说家、革命家，口如悬河、舌似利剑，煽动性极强。当时说得我们心旌动摇，跃跃欲试。趁此机会，到重庆会一会革命战友，也冲一冲我们的一身晦气。

正是：急急如丧家之犬，忙忙似漏网之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