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文革，習二中國所謂的“文革專家、文革學者”全部蝦扯蛋。簡單說，文化革命不是文化革命，是“武化革命”。

毛澤東的共產黨，通過發動群眾、挑動群眾斗群眾，在全國、全民範圍內進行了一場“人民戰爭”，毛澤東的共產黨趁亂奪權、篡權，把中國變成了“黨軍主義國家”，完成了全國的“軍事化”統治，軍委主席成為中國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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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今日，習主席皇帝發布號令：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一帶一路如黨章，標誌着中國向世界自由民主制度宣戰，現代版“文革”開啟。槍桿子政權更加穩固，“挑動群眾斗群眾”手法運用的更加純熟。就是在下所說“狗打架、雞自掐”。

關於“紅衛兵”的定義：一般說紅衛兵是1966年到1967年參加造反斗走資派的初高中生（有少數大學生），有部分參加了67-68年的武鬥。1968年，毛澤東派軍宣隊，工宣隊進駐各個學校，然後恢復了政府（當時叫“革命委員會”），造反完全被控制了。後來雖然有紅衛兵，但那時的紅衛兵就像現在的少先隊，共青團，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造反，斗走資派的行為。

《文革大串聯》十四、兵敗如山倒

《提醒、勸告、正告北京串聯兵》的傳單一出，影響巨大。怎麼說呢？當時的廣州，“紅造”剛剛興起，“紅革”日益敗落，隨着“黨中央”越來越“支持造反”，各工礦企業也聞風而動，各類“造反組織”如雨後春筍，遍地冒頭兒，四處開花，“造反”的聲勢越來越大。當時的“紅造”人雖少，

但勢頭很猛。

“紅革”派，把我們的“傳單”既當作進攻武器、又當作擋箭牌。據說，不少“紅革”戰士，拿着我們的“傳單”，在車站阻止“北京串聯兵”出站，讓他們回去，就地鬧革命……等等等等。其實，我們的傳單後來流傳到全國很多地方，起的也是這方面的作用。

這一下，“紅造”不干啦，組織大大小小的“誓師大會”、“批判大會”，宣稱：“要把無產階級的造反事業進行到底！”；“把北京來的反革命黑後台“全無敵”、“平江龍”揪出來，徹底打垮、批臭！”

說到這份兒“傳單”，其影響後來又有所變化。過了大概兩三個月，形勢大變，“中央文革”真的發文，說是要“停止大串聯”、“就地鬧革命”，說是“串聯的紅衛兵小將，對當地情況不了解或了解的不夠深入，不宜介入當地的造反革命運動，應該迅速返回本地，就地鬧革命……”云云。居然跟我們“傳單”的內容大同小異，意思完全一樣！所以，我們的“傳單”在社會上流傳了好長時間，半年之後，我在武漢，還見到這份兒“傳單”，用來勸說“北京紅衛兵”返回原地！

所謂“造化弄人”，“天命難違”。所以我說呀，中國人基本上不是人，不過是飽受“中央”玩弄的性工具，想怎麼玩兒怎麼玩兒！現在依然如此，毫無變化。

回到廣州，沒過幾天，我們已經成了“紅造”深挖、狠批的對象。據學校“紅革”派的戰士說，校門口有不少“紅造”的奸細、暗探，只要我們一出門，人身安全堪虞。嚇得我們幾個，躲在“紅革”司令部，不敢出門。

幾個人不免互相埋怨。尤其單平，話最多，什麼“他早就看出紅革偏於保皇啊”、“紅造人雖少，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哪”、“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中啊”等等等等，沒完沒了的叨叨。我心中也難免有些後悔：“都是這些個漂亮的女紅衛兵，特別是那個光腳穿草鞋的女兵，弄得我心煩意亂！這下好啦，這不是中了階級敵人的糖衣炮彈了嗎？”、看起來，真是色不迷人人自迷………劉志良、張玉龍也有類似的意思。一時間，愁雲密布，不知如何是好。倒是許劍先，不愧作戰部長：“算啦，扯這些沒用的幹什麼？說說下一步怎麼辦吧！”

許劍先一語驚醒“夢中人”，我是誰呀？司令啊，當即決定：“三十六計，走為上計！”，“走人，到別處去，重打鼓、另開張，繼續幹革命！廣州啊，拜拜啦。”

這一來，大家如夢方醒，一致同意。張玉龍尤其高興：“說起來，咱們也不虧，在廣州革命了一個多星期，一分沒花！咱們是只賺不賠。”，單平來了勁兒了，自吹他還弄了兩雙草鞋！我趕忙要過來一雙，穿在腳上試了試，還挺合適，不禁又想起了那個光腳穿草鞋的漂亮女兵，竟有些依依不捨。

晚間工作會議上，做出了如下決定：

1、明後兩天，按照紅革總司令的安排，去廣州三元里抗英基地、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參觀；

2、責成劉志良、張玉龍打聽、預定廣州到衡陽的火車票，從衡陽中轉，準備去偉大祖國的西南首都：重慶。

3、一切行動計劃保密，到時候，留下告別信，溜之乎也。

為什麼去重慶呢？這裡面有個原因：原來，我們在北京的時候，有個重慶“江北中學”的造反派紅衛兵，是個高乾子女，和劉志良聯繫過。

重慶江北中學，離兵工廠不遠，是“兵工廠子弟學校”。這位紅衛兵初期創始人通過關係，找到我們，大侃特侃重慶的造反形勢。那傢伙，一看就是個天生的演說家、革命家，口如懸河、舌似利劍，煽動性極強。當時說得我們心旌動搖，躍躍欲試。趁此機會，到重慶會一會革命戰友，也沖一衝我們的一身晦氣。

正是：急急如喪家之犬，忙忙似漏網之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