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文革，習二中國所謂的“文革專家、文革學者”全部蝦扯蛋。簡單說，文化革命不是文化革命，是“武化革命”。

毛澤東的共產黨，通過發動群眾、挑動群眾斗群眾，在全國、全民範圍內進行了一場“人民戰爭”，毛澤東的共產黨趁亂奪權、篡權，把中國變成了“黨軍主義國家”，完成了全國的“軍事化”統治，軍委主席成為中國實際上的最高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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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至今日，習主席皇帝發布號令：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一帶一路如黨章，標誌着中國向世界自由民主制度宣戰，現代版“文革”開啟。槍桿子政權更加穩固，“挑動群眾斗群眾”手法運用的更加純熟。就是在下所說“狗打架、雞自掐”。

關於“紅衛兵”的定義：一般說紅衛兵是1966年到1967年參加造反斗走資派的初高中生（有少數大學生），有部分參加了67-68年的武鬥。1968年，毛澤東派軍宣隊，工宣隊進駐各個學校，然後恢復了政府（當時叫“革命委員會”），造反完全被控制了。後來雖然有紅衛兵，但那時的紅衛兵就像現在的少先隊，共青團，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造反，斗走資派的行為。

《文革大串聯》十六、重打鼓另開張

總司令幫助搞到的車票，當然有座位。上車以後，調換了一下，幾個人又坐在一起。大家都有一種“不甘心”的心情，比較沉悶：出來革命來了，沒想到走的時候，跟個逃犯似的！於是開始討論、爭辯：弄了半天，也不知道對啦？還是錯了。

單平認為我們做錯了，不該一下車，就支持了“保皇派”紅革。我的看法相反，認為，像“紅造”那樣打着“造反”旗號兒胡作非為也不對，應該制止。

劉志良比較中庸，說是做什麼事情都必然有人支持、有人反對，這就叫“革命”，如果都一致了，還有什麼革命呢？況且，中央也沒有文件說明我們就是錯了，毛主席沒說錯，我們自己當然不認為自己錯！

張玉龍是個老好人，後勤部長嘛，搬出一段毛主席語錄“一分為二、辯證的看問題”來。說是，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有正確的一面，就有錯誤的一面，看你站在什麼立場上去理解這個問題。一個人有優點就有缺點，優點和缺點是辯證的統一，正確和錯誤，也是辯證的統一。革命者應該促進錯誤的事務向正確的方向轉化………一通兒雲山霧罩、胡吹亂侃，也不知道他究竟想說什麼！

總之，討論來討論去，也沒分出個高下來。不過有了一個統一的看法兒：到了重慶，先不忙發表意見，看看情況再說，也絕不再干那種“寫傳單”的蠢事兒了，以免受人利用。同時，也沒心思再做什麼“廣播宣傳”、“端茶送水”那種小兒科的革命工作了。也別說，通過廣州這幾天的“大風大浪”，我們幾個都有一種“革命家”的感覺，覺得“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感覺很不錯。

特別是我和單平，竟然給好幾千人做報告，底下掌聲不斷、歡聲四起，還有夾道歡迎、貴賓待遇………確實挺令人回味！

單平也看開啦，最後開始勸我：“得啦，眼兒王，你也別內疚啦，對錯沒有個絕對的標準，反正有人擁護就行。”我一想，也對，同時又想起了杏眼斜飛、嬌嗔軟語的穿草鞋的女紅衛兵來了，心情逐漸好轉………

車到了衡陽，下車中轉簽字，在火車站上要等3、4個小時，才能轉乘去重慶的列車。簽好字，幾個人出站到站前小飯館兒吃了頓飯。一是餓了，二來這個小飯館兒的菜很好吃，吃得是干煸鱔魚、絲瓜肉絲湯、大米飯、南方醬油，幾個人狼吞虎咽，吃得這叫一個香！五個人一頓飯才花了幾毛錢。

吃飯過程中，門口兒進來個要飯的小男孩兒，別看渾身髒兮兮的，一頭蓬亂的頭髮，兩眼卻是炯炯有神，動作也伶俐活潑，挺惹人喜愛，見了我們幾個，大哥、大哥叫得這叫一個親切，跟我們要錢，說是，一分兩分不嫌少，一塊兩塊不嫌多，多少給點兒就行，他娘臥病在床、姐姐身旁伺候，脫不開身，又沒錢給娘看病，急得要死！給他吃的吧，他還不要，是個可憐又可愛的小傢伙兒。我的“同情心”驟起，其他幾個人也有同感，一邊和小要飯的對話，我使眼色給張玉龍，張玉龍掏出五毛錢，我覺得少點兒，又加了五斤“全國通用糧票”。（那時，糧票也是可以換錢的）據後來張玉龍說，他腦子裡當時都是“雷鋒叔叔”的光輝形象，所以，我一使眼色，他立馬掏錢。

沒想到啊，這個小東西，錢和糧票到手以後，臨出門沖我們幾個，尤其是我做了個鬼臉兒，甩了一句“白玩兒你！”扭頭揚長而去！

弄得我心頭“咯噔”一下，半晌說不出話來，許劍先就要起身去追，被我一把拉住了，因為我從窗戶向外望去，影影綽綽的看到兩個前來接應的要飯同夥兒，其中一個還是個俊俏的小丫頭兒！

這一次的經驗教訓真不小，該死的單平還幸災樂禍，說：“眼兒王，這回明白了吧？社會主義社會不是想象的那麼美好，階級鬥爭是複雜的、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這小子平時就看不起我，說我是個書呆子、眼高手低……這回讓他抓住把柄了。不過，他的嘲笑倒在其次，實際利益和自尊心的雙重傷害，才使我久久難忘。難忘的還有窗外接應的那個漂亮、機警的小丫頭！

正是：饒你是個機靈鬼，也要喝老娘的洗腳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