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二代視角：知青該不該懺悔》（作者：冉正寶） 
我只能用荒二代的視角來審視這個問題，這樣對於我來說或者對於荒二代來說才是可以駕馭的。 “如果一個人犯罪，其他九十九個人也要一起懺悔，這難道不荒唐嗎？” 先回到懺悔的原點，思考一下我們為什麼要懺悔。 懺悔其實是一個宗教用語，人在神的面前審查自己的內心和行為，從中找到惡念和不良之舉，然後誓言改正。這種懺悔帶着“原罪”性質，即人生來就是有罪的，再完美的人都要學會懺悔。宗教懺悔強調的是，即使你沒有罪，也要虔誠地禱告和懺悔，以求得現世的心安和來生的完美。後來懺悔演變成民間的一種普遍行為，當人真的犯了錯並有了罪惡感後，除了可以面對自己的內心，也可以面對另外一個人或群體之間發出真誠的悔過之意。 
上海知青陶建義老師的懺悔是世俗層面的。他們一群知青在文革期間狠狠批鬥過一個被定為富農成分的50多歲鐵匠，這個老鐵匠後來被整得實在扛不住了，就在一天深夜自縊身亡。事情就此打住可能懺悔的理由和色彩都不夠充分濃重，因為那個瘋狂的年代這樣的悲劇比比皆是，大作家老舍不就投湖自殺了嗎，如果要列名人的名單可以一大串，那麼無名的地富反壞右們呢？恐怕不是一大串了。 可接下來他們做了一件中國傳統觀念中“傷天害理”的事情，這些義憤填膺的知青趕到掩埋老鐵匠屍骨的林子裡，將他的墳墓掘開，棺材拉出，再把屍體直接扔進坑裡埋了，然後將棺材劈碎拉回宿舍燒了炕！陶老師為此懺悔到：“現在回憶起當時我們所做的孽，後悔不已。而這家人對我們置其親人於死地的暴行沒有絲毫的抱怨，是多麼寬容啊！30多年過後，我們只能在此請求他們的寬恕了。” 陶老師是勇敢的，敢於面對曾經犯過的錯，沒有狡猾地把錯誤的根由歸結於那個已經摸不着的文革時代。他們間接殺死了一個無辜的人，直接毀掉了這個人死後的尊嚴，但他們卻沒有觸犯法律，沒有經受牢獄之苦，可這並不意味着他們的內心沒有負罪感，這可不像一個孩子做錯了事，過後承認改正就罷了，其實他們一直在承受着精神牢獄之苦，他們自己為自己補上了曾經缺位的懲罰，與陀思妥耶夫斯基《罪與罰》中所要表達的結果如出一轍。 
同樣希望懺悔的人還有一些，比如北京知青王克明老師，他曾毆打了大隊書記谷志有，“那個頭戴白羊肚手巾的莊稼漢一聲不吭，涌着鮮血縮頭靠倒在磨盤上”。30年後他終於鼓足勇氣走進74歲老人谷志有的窯洞，表達了遲到的歉意。王老師不僅自己懺悔，還組織了一份有32個名字的懺悔者名單，準備出一本《我們懺悔》的書，祈求寬恕，以此贖罪。可是幾年過去了，這本書始終沒有正式出版，因為有一個清晰而明確的質疑聲：知青該不該懺悔？ 發出質疑聲並且表明態度的大都是知青群體本身，這就說明了懺悔是一個比較個人化的行為，我想懺悔是我的事情，是心靈覺悟的必然顯像，而我應不應該懺悔也是我的事情，是心靈掙扎後做出的最後判斷，因此要充分尊重知青的心靈的選擇，用文革式的強迫是不合適的。作為60後的荒二代，目睹和感受了知青的到來和離開，心靈深處也自然會有相應的一種判斷。 知青是伴隨文革而來又伴隨文革結束而去的，每一個60後都是和知青一起度過那個瘋狂而不可思議的文化大革命的，只是那時我們還小，只能作為一個旁觀者把當時的一些畫面儲存在記憶的深處，而他們是參與這場史無前例革命的主力軍，既然是“史無前例”，那麼他們一定也是懵懵懂懂的吧。可他們在文革中具體做了什麼，小孩子大都不會知道，因為在我們眼裡那是個大人們玩的遊戲，大人就是大人，我們很難把知青從中識別出來。 
那時營里經常會有批鬥大會，一般都在位於營部中心的大禮堂舉行，我們紅小兵肯定是要參加的了，也要和大人們一起振臂高呼擁護誰或打到誰的口號。我因為聲音洪亮而作為小學生代表上台發言過一次，發言內容一點也沒有印象，只記得因為個子矮，走到高高的講台時只露了一個黑黑的腦頂，引起台下一片鬨笑，主持人連忙找了一個東西墊在我的腳下，我才把臉露出來。那時我只知道會議的組織者是營里的領導，而那時營領導中哪有知青呢？ 最愛看的是解放汽車拉着一幫“壞人”接受批鬥的場面。他們胸前掛着大牌子，上面寫着姓名和罪名，一個個耷拉着腦袋，稍一抬頭就會被押解人員“啪啪啪”地狠打幾下，打得我們小孩子也很害怕那些押解人員。汽車上站的那些大人都是誰，從哪裡來的，他們為什麼要做“反革命分子”和“流氓犯”，我是難以理解的，更不會在意那些兇惡的押解人員或者批鬥者中誰是知青，誰不是知青。我們只會跟着喊口號，把從電影和小人書中積蓄的憤怒全部釋放出來。 把這些畫面從腦海中簡單複述下來，是想說明一個個體認識，在北大荒或者更廣泛意義上的知青插隊的農村，製造一個個荒謬場景的絕不是知青這一個群體，他們不是農場（農村）的主體和領導者，他們其實是來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其中的一些人參與了其中，“做了幫凶”，犯下了應該懺悔的罪，但絕對不是這個群體。如果單單把這個群體拉出來懺悔，那麼其他群體呢？如果一個人犯罪，其他九十九個人也要一起懺悔，這難道不荒唐嗎？ “按理來說一個孩子會對恐怖的製造者產生天然的恐懼，可我卻因為這個參與者是個知青而沒有了恐懼感。” 我的記憶里只存留了一個有知青參與的暴力場面。一次到大禮堂去玩，看到一幫大人在抓一個“壞人”，這個“壞人”極力掙脫，嘴裡發出殺豬般的嚎叫。我對殺豬聲是比較敏感的，分場逢年過節都要殺豬，那種悽厲的嘶吼帶着絕望，也會引發人的絕望感，因此我打心裡討厭那種聲音。可那個“壞人”發出的聲音竟然和要被殺的豬一樣，讓我的內心充滿了十分的恐懼。 
可最令我恐懼的畫面是接下來一個大人跑到牆角抓起一大把塵土，徑直灌入了那個“壞人”的嘴裡。我的記憶在這裡放慢了，畫面中面向我的那張嘴微微要閉，可因為滿嘴灰塵喘不上氣兒來，又大大地張開了，“殺豬聲”停止了，我的記憶也在此戛然而止。後來那個被抓的“壞人”我經常在路上碰見，黑瘦的臉龐上總是掛着蔑視的微笑，我不敢直視他。而在抓人者中，有一個臉上有麻點的知青，後來我知道了他是哪個城市的，可我不怕他，也敢直視他。 按理來說一個孩子會對恐怖的製造者產生天然的恐懼，可我卻因為這個參與者是個知青而沒有了恐懼感，這或許能說明知青在我心目中一直都是友善的，講道理的，風趣的，有文化知識的，是叫我喜歡和崇拜的。我沒有因為一個或幾個知青的“錯誤”，而在潛意識中把那些負面的認識遷移到其他知青身上，相反我一直喜歡這個群體，甚至小小的年紀還會跟他們打嘴仗：一個姓紀的天津女知青，臉上有一顆很明顯的痣，她有一個外號叫“紀大膽”，遇到她叫我母親的外號“老母雞”時，我就會圍着她反覆喊“紀大膽”，她追逗我，我就像一隻小雞一樣又跳又飛，那個場面回憶起來是很有趣和溫馨的。 知青在我的記憶深處是個褒義詞，他們給予我的東西太多，除了那些當過我們老師的知青外，還有很多知青用他們的文化知識和不一樣的見識，薰染着我幼小的心靈。我和姐姐最喜歡聽北京知青石長寶叔叔講故事了，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給我們講的《一千零一夜》。有時他到我家吃飯，負責燒火，我們就圍着他聽故事。他的聲音不大，但語調有起有伏，因為故事引人入勝，我甚至忽略了他的京腔京韻。我喜歡看火光在他的鏡片上忽閃忽閃的樣子，感覺裡面充滿了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盜的曠世秘密。 石長寶叔叔和我家的友誼從來沒有斷過，返城以後每年我最盼的事情之一就是年前他郵來的電影掛曆，還有一紙箱掛麵、糖果等城市裡才有的東西。2006年我和父親去了北京，到了他的家，他把最好的酒拿出來招待我們。2015年他終於又重新回到北大荒，住在我的家裡，又吃上了我母親親手包的又大又香的山東大餃子。 北京知青王栢樹叔叔知道我喜歡擺弄收音機和一些電線之類的玩意，返城後特意給我寄來一大包電子元件，主要是大大小小的二極管和電阻絲，我用這些東西土法自制了所謂的“收音機”。對我影響更大的是後來還給我郵寄了那時農場比較少見的錄音磁帶，有鄧麗君和劉文正的歌曲，讓我第一次清晰地聽到以前只能從“敵台偷聽”包含雜波的流行歌曲。後來我瘋狂地模仿劉文正的唱腔，在大學和縣裡的歌唱比賽中都拿過比較好的成績。 2008年我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做訪問學者，就把父親叫來玩，見到了在修配所做過他徒弟的知青劉闖叔叔和王為民叔叔。我只是坐在一邊聽他們靜靜地聊往事。雖然過了將近30年，但見了面我對他們一點陌生感都沒有，覺得親切無比。劉叔叔以為父親是來上海看病的，還特意帶了一萬元錢來見我們。第二天劉叔叔領着他的“老師傅”去了華聯商場，鄭重地給父親挑選了一件夾克衫。 知青群體一直就是以這種感情牽連珍存在我的記憶中的，石長寶叔叔、王栢樹叔叔和劉闖叔叔等在北大荒下鄉的10年歲月里，都是本本分分地工作，認認真真地學習，安安穩穩地生活的，石叔叔還和我的數學老師、北京知青劉雲樓阿姨在北大荒結為連理，並生出了他們的後代、也和我同樣是荒二代的乖巧女兒。他們才是荒二代心中的絕大多數，他們需要懺悔什麼？ “最應該懺悔的人是誰？而誰應該代表知青在時代層面懺悔？” 我不反對知青的懺悔，那是他們個人的選擇和權利，我也理解同為知青的着名作家張抗抗的觀點——知青應該懺悔：“如果知青能夠正視自己當年的愚昧無知，正視自己的狂妄自大和膽怯懦弱，正視自己的虛榮和野心，正視自己的私慾和利己動機，知青便沒有權利認為所有錯誤和罪孽都是時代造成的；知青不僅是受害者，在受害的同時，為了擺脫苦難，知青彼此之間的殘害爭鬥，甚至波及到周圍的人，直至互相的戕害。” 
張抗抗阿姨的懺悔動機顯然是不希望知青群體一股腦把造成“知青運動”災難的原因，推給社會和時代，她自省自覺地認為要有一些人為一些人的錯誤埋單，進而從更高的層面希望這樣的事情、這種歷史悲劇不要再在中華大地上愚蠢地上演。 而着名知青作家梁曉聲，也想通過知青文學封筆之作《返城年代》，表達一代人的懺悔與自我救贖。《返城年代》裡有這麼一個情節：一群插隊的知青姑娘，硬要進被挖空的煤山伐木，找猴頭菇。領路的老工人為了她們的安全，只帶大家在邊緣地區伐些枯木，卻因此被知青們記恨，故意撞瘸了他一條腿。直到老人死去，肇事的姑娘始終沒有道歉。 這個肇事的姑娘應不應該向那個死去的老人道歉和懺悔，這是她的選擇，梁曉聲或者說張抗抗們是從作家的層面考慮到了知青的社會責任，把“懺悔”與“責任”放到天平的兩端，想要從中達到一種平衡，既對得起良心，又對得起歷史。可是這太難了，對於大多數投身農村建設的知青來說，他們勤勤懇懇，又無權無勢，一些的確有錯有罪的人站出來進行世俗懺悔已經足夠，為什麼一定要跟着“知青群體”一起懺悔？最應該懺悔的人是誰？而誰應該代表知青在時代層面懺悔？不是每個知青都需要懺悔，相反，還要接受來自荒二代和留在這片土地上的荒一代的感謝和祝福，知青促成了荒二代命運的改變，給了我們文明的曙光，可知青們並沒有把這些功勞記在自己的身上。 
而今知青叔叔和阿姨們都退休了，大都60多歲了，正是人生中閱歷豐富、情感充沛、返璞歸真的黃金時期。為什麼他們的聚會越來越頻繁？為什麼他們要回到青年時期生活和戰鬥過的地方看看？為什麼他們深深地眷戀着那片特殊的土地？因為他們沒有對自己的青春和那片土地犯下可以懺悔的罪。可以設想一下，如果他們人人背負懺悔之心，還有想相聚和重回故地的心情嗎？如果他們的青春歲月不純潔，而今他們還能一如既往地純潔相待嗎？如果留在他們記憶深處的是一起打砸搶燒，那麼他們相聚的意義又是什麼？
後記： 我只能用荒二代的視角來審視這個問題，這樣對於我來說或者對於荒二代來說才是可以駕馭的。歷史的真實有時是存在於一個人或一群人的記憶深處的，當我們忽略自我而去追尋大眾心目中所謂的正確、科學和客觀時，也許真實就會偷偷地溜走了，帶着嘲諷的微笑。 我們的世界不能忽略個體的感受，在別人的敘事中尋找真相有時是痴人說夢。 世界對於我們來說是圓的，沒有誰可以拉直一個問號，每個人都有權利沿着這個圓切出自己的問號和答案，因此也就給了每個人尋找和接受喜歡的那個答案的可能。
【文摘自《老知青家園》：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xMjA3OTEwMA==&mid=2651455033&idx=2&sn=8232db6d1ec520234a858a2c77116c6a&chksm=804a04aab73d8dbc0782e62e88019097ee6741101224aa3a07e3f9743359dc797c52e1a39b2c#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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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新約·福音書》中說：“你們要悔改，相信福音！”（參《馬太福音》第四章第17節，《馬可福音》第一章15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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