蘆笛
如果問：中國人會思維嗎？這個提問本身看上去似乎就是挑釁性和污辱性的。敢懷疑中國人是否會思維，本身就是對民族的極大污辱。誰敢說咱中國人不會思維？咱們不是世界上最聰明、最優秀的人種麼？而且，你說中國人不會思維，你自己是不是中國人？如果是，你不也照樣不會思維麼？還配寫什麼文章！你這不是自打耳光麼？
然而無奈的事實是，咱們似乎就是一個不怎麼聰明的民族。老蘆下海之初，在《楓華園》上發了篇《論閉著眼睛嚷》（此文至今還在被人換了作者名字反覆轉貼，甚至把題目改成了《精神手淫》，似乎是指導讀者如何“意淫”的）。
任何一個良心未泯的人，無論如何愛國，恐怕也不得不沮喪地得出結論∶咱們確乎是不那麼聰明。至少，沒見過別的民族干出咱們那些聰明事來。而所謂不聰明，其實是說咱們不會邏輯思維，情緒過剩，理智不足。用這八個字來考量從義和團到今天的愛G壯士，那的確是度身定做的。該用腦袋的時候，我們用上了熱血。就是這滿腔沸騰的熱血驅使三十年代、六十年代、八十年代的“知識”分子走上街頭，干出了一樁又一樁事與願違的蠢事，在使國家民族蒙受深重災難的同時，還使得全民的智力和道德一天天爛下去。
這當然也不完全是現代中國人的錯，從咱們的老祖宗起就不懂邏輯思維。除了墨子有點萌芽觀念，諸子百家拿手的只是模糊思維。從《老子》開始直到鬼子們打進來，祖宗們就沒有給我們留下一本象教科書那樣編寫得有條有理的學術書籍。《老子》、《莊子》和《四書》，其編寫之混亂重複令人咋舌。直到鬼子進村了，咱們這才知道天下原來還有“邏輯思維”這玩意兒。連“邏輯”二字都得音譯，“以字造詞”都造不出來，可見國學中不但沒有等價物，連個稍微沾得上邊的東西都沒有。當初嚴復譯這個詞，把它譯成莫名其妙的“名學”，可見其捉襟見肘。
進口來的東西當然難養馴，何況咱們還沒有日本人的學習能力，所以直到今天，咱們這些肖子孫還是沒有多少長進。中國到現在也沒有一本《福爾摩斯探案集》式的推理小說。而你若問一般人（哪怕是大學教授也罷）什麽是邏輯思維，恐怕他只會說∶“那就是不要自相矛盾”。如果韓非子沒給咱們留下“賣矛又賣盾”的寓言，恐怕咱們連這點認識都沒有。
一、概念不清 其實，邏輯涉及的是概念、判斷和推理。一個人要會正確地思維，第一步就是要弄清腦子裡的各種概念，而咱們的拿手好戲，便是把概念弄得如同夢中仙女一般模糊，這就是咱們思維的第一個毛病。 從老祖宗起，咱們就從不知道給出概念的邏輯定義，從來不會準確界定所討論的概念的外延，使概念變成了一堆邊界不明的氣團。“道”、“仁”、“聖人”、“君子”、“小人”乃至後世的“理”、“氣”等等重大概念，從來不曾明確地嚴格地定義過。凡國學和中醫中出現的貌似“定義”的東西，如“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成己，仁也；成物，知也”、“胃為水谷之海”、“頭為諸陽之會”、“舌乃心之苗”等等，在邏輯學上都是一錢不值的。 概念不清的第一個後果，是我們不但熱衷於奢談某些連自己都莫名其妙的東西，而且還會為它們而激動，而瘋狂，而大打出手。百家爭鳴時，老子、孔子、莊子、孟子、墨子、荀子無不談“道”，吵得沸反盈天，卻從未想到他們心中的“道”可能根本不是一回事。到了偉大領袖，他老人家將此傳統發揚光大，教導我們∶“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研究問題不應該從定義出發”。因此他發動了文革來“反修防修”，直到十多年後中央《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才發現“對什麼是‘修正主義’沒有作出明確的定義”。為了莫名其妙的“反修防修”和“打倒走資派”，竟然有那麼多的熱血青年在武鬥中送命，這恐怕是有史以來最大的黑色幽默。
然而事實證明我們就是專演此類幽默大品的大師。老蘆自上網來經歷了三大圍剿，每次都是常識和愚昧的混戰。壯士們不論打的是什麼旗子，一律都是混“帳”（按∶此非罵人話，而是說他們心中的那本賬太混亂），既不想想什麼是“國家”、什麼是“民族”、什麼是“政府”，這些概念之間有無重合之處與重大區別，也不想想什麼M是“主”和“M主運動”，更做夢也不曾夢見這“愛G主義”究竟是一種感情宣泄，還是一種理性行為。我說∶“所謂‘蘆笛現象’的出現，是這個民族的恥辱和悲哀”，決非危言聳聽。咱們這種毛病已經深入骨髓，有時連我自己也會奮不顧身，跳進泥坑。前兩天和人亂吵“文理優劣”，直到某先生出來大喝一聲，才意識到所謂“文理之分”的模糊，可見問題之嚴重。 概念混亂的第二個惡果，是使得中國無法產生大思想家，既有的學問也無法深化。在這方面中醫就是最好的例子。由於不懂給概念作精確的邏輯定義，使“髒”、“腑”、“陰”、“陽”、“寒”、“熱”、“虛”、“實”、“表”、“里”這些最基本的觀念全成了不確定的無從捉摸的東西。概念混亂更使得起碼的邏輯分類都無法進行。“三焦”既包括五臟六腑在內，本身卻又是六腑之一就是證明。因為沒有明確的邏輯概念，邏輯學的基本規律都沒法應用到其中去，於是一門應該是科學的東西卻成了可以意會、不可言傳的禪理，變成任由實踐者個人憑悟性和靈感發揮的藝術。這就是中醫永遠無法用邏輯方法整理、從而學術化、現代化的根本原因。 概念混亂的最後一個惡果，是即使遵循正確的思路也會導出錯誤的結論。為了說明這一點，我這裡“借頭示眾”，把前兩天和某網友的爭論拿來作個示範，請務必不要介意。他的基本思路是∶文學只是文字的藝術，因而是不能翻譯、無從比較的，所以外國人無法欣賞中國文學，誰是中國最傑出的作家只能由中國人自己決定。而作品的文學價值就是它的市場價值，所以誰擁有最多的讀者，誰就是中國最好的作家。因為金庸擁有最多的讀者，所以金是中國最大的文豪。外國人不欣賞他並不證明他不行。 這裡的推理過程是縝密的，沒有什麼毛病，問題出在“文學只是文字的藝術”和“作品的文學價值即市場價值”這兩個錯誤概念上。概念錯了，便不免南轅北轍，車再好，馬再快，離開楚國卻只會越遠。可見清晰、準確、正確的概念是正確思維的第一步，而我們中間似乎沒有多少人意識到這一點。 二、不證而論 咱們的第二個常見的思維毛病，是不懂邏輯學上的“充足理由律”，給出論點來往往不證而論，只有論點，沒有論據。這裡隨便引兩句《老子》∶“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這裡的三句話，每句都是論點，毫無論據，實際上是三個彼此毫無相干的結論。翻成白話就更一目了然了∶“古代善於實行‘道’的人，是去愚弄百姓，不是教育他們明白事理。聰明的人民是難以統治的。所以，用開發民智去治國只會坑害G家；反過來就會給G家造福。”
請看，這裡哪一句話不是先入為主，強加於人？最後那句話用“以”（“故”）引出，看上去貌似基於前面的論證的結論，其實只是與前兩個結論並立的另一結論。比起西方那些“難治之民”來，中國百姓是最易治理的馴服工具，然而西方卻不會象中國那樣周期性地發生暴亂，可見“智民難治”的結論並不自動導出“以智治國是禍國”的結論。就算勉強把最後這個結論說成是由前面的論點引伸而來的，它仍然只不過是建築在未經證明的兩個論點上。
這種“不證而論”的傳統在近代得到空前的發揚光大，偉大領袖在內部講話中就斷然表示過他不相信有什麼“充足理由律”，因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公婆各有理”。而人民似乎也毫未感到世上有講道理的必要。於是中國便成了一個世上獨一無二的實行“口號治國”的國家。我每次回國，都要震駭於國外見不到的那些巨幅標語，它們以上帝般的權威口氣，不容置辯地命令或教育人民應該怎麼去過日子。我們早已習慣於不加思索地接受這些毫無根據的命令，如同敬愛的林副統帥說的∶“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在古代，咱們埋頭做忠臣孝子，在現代，咱們埋頭“鬥私批修”，同樣的毫不躊躇，同樣的無怨無悔，卻沒人問一聲∶“什麼算‘忠’？什麼算‘孝’？為什麼‘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為什麼要‘痛打落水狗’？提出這些口號的根據是什麼？難道它們是《摩西十戒》，不必說出理由何在？” 三、亂用類比推理 咱們第三個常見的思維毛病，是亂用類比推理，從毫不相幹的事物或自然現象中推導出人生大道理。這裡再隨便引《老子》作例證∶“江海所以能為百穀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穀王。是以聖人慾上民（按，此據馬王堆帛書，下不注），以其言下之；欲先民；以其身後之。是以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為之爭。” 這裡由一連串的“是以”連接起來的連鎖推論方式，本來在邏輯上就是毫無價值的。然而這一切推論，竟是從“水往低處流”這個自然現象中導出來的！因為江海位置低下，能納百川，所以聖人為了爬上去統治百姓，就必須先伏低做小，這算是什麼推理？就算“將欲取之，必先與之”的道理成立，它與促使水流動的地心引力又有什麼鬼相干？ 類似地，中醫“理論”中的那些“天人感應觀”也令人哭笑不得。自然界有的東西，體內似乎全有，“風寒暑濕燥火”無一不備。老蘆是個“肝火旺”的人，哪怕泡在游泳池裡也淹不滅這“三昧真火”。如果它一直這樣熊熊地旺下去，恐怕到了六十歲那天就要“中風”，讓手腳象風中的樹葉那樣抖個不停。而本人的“舌苔”其實就跟牆角長的青苔一樣，只是顏色不同而已。如果體內“濕度”大了，舌頭就長出厚厚的白苔來；如果體內“熱”了，苔就給烤幹了，如同青苔無法長在墨西哥沙漠中似的。我有時不免納悶∶黃帝、張仲景、孫思邈他們當年怎麼就沒想出個體內的日月星辰來？ 這種病態聯想，使我們象尼采筆下的“超人”那樣，從此山的山巔一步就跨到彼山的山巔，在概念之間作狂野的“飛躍”。美國漢學家費正清早就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例子指出過這種“連鎖推論”的荒唐。該“理論”從“個人”到“天下”層層放大，連續飛躍，毫無邏輯上的聯繫，卻被讀書人奉行了兩千年，其間竟沒有多少人想想∶一個人就算是修身修到活佛的境界，難道就會自動具備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能力不成？兩千年下來，似乎只有一個曹孟德敢於公開承認他願意使用象陳平那樣的“盜嫂受金”者來治國。
這個亂用類比推理乃至文學比喻的傳統，至今仍在讓咱們每時每刻發揚光大。這方面的問題，我在《明月何處圓？把酒問青天》已經痛駁過了，此處不贅。
四、以“經典”作為論據 第四個常見的思維毛病，是以“經典”作為論據甚至論點的來源。中國的古代“思想家”，似乎離開了權威的話就寫不了文章。老子沒有權威可引用，便捏造個“古之聖人”出來。到了莊子，便虛構了一個“仲尼”，一會兒把他當神靈附身的巫師，借他的口來假傳聖旨，一會兒又把他當批判嘲笑對象。孔子離了文王周公，孟子離了孔子，似乎都要害失語症。
到了後世，讀書人的全部智能都用來“代聖賢立言”，全國人民兩千年如一日地靠三四個死人的智慧討生活。就連弄點閒情逸緻的詩文歌賦，也要把它們變成王愷與石崇式的鬥富，比賽誰家囤積的典故多。宋儒說∶“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如果孔子不生出來，古往今來的幾十億甚至幾百億人便統統沒了腦袋。這種“吃死人大戶”的千年“人民戰爭”，蔚為文明史上的奇觀！
哪怕是鬼子的大炮，也沒能轟垮咱們這種吃祖產的敗家子家風。敬愛的林副統帥真是吃透了中華文明的一位好同志。他仿照《論語》的方式，下令編篡了小紅書，用“一句頂一萬句”的格言治國。該同志雖然不幸魂斷大漠，卻忘了把這種“三八作風”隨身帶走。只要看看網上那些稍微認真一點的文章，不是引古聖人，便是引洋權威，這其中理由何在卻忘了說。
五、以偏概全 最後一個常見的思維毛病，是以偏概全，亂作歸納推理，把個別的、一時的現象當作普遍的和永恆的。這樣的例子，翻開《四書》比比皆是∶“巧言令色，鮮矣仁。”此話適用於“星宿派”（注∶見金庸《天龍八部》），但似乎並不放之四海而皆準，因為倘如此，西方從推銷員到政治家就沒有一個好東西，因為他們推銷或競選時沒誰不巧言令色的，而國內那些晚娘臉售貨員似乎可以據此堅持她們的“豐矣仁”了。
“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此話不知根據什麼歸納而來。要讓它成立，首先得定義何謂“禎祥”而何謂“妖孽”，在老蘆理解，後者似乎是指那些氣功大師們。然而此輩在漢武和明嘉靖之時極多，也沒見人家亡國。孔子晚年，有人打到了麒麟，據說那是禎祥的象徵，他老人家原該高興才是，卻嚇得從此絕筆，不久便死了，也不知是什麼原因。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這是我在《四書》裡能找到的最好的歸納，適用於大多數情況。錯是錯在那個“凡”字上，把話說死了，說得沒有例外了。老蘆天天開車去上班，這也算“凡事”之一吧。然而這種事我哪怕在夢遊狀態中也不會“廢”，並不需要預先計劃安排一番。相反，一場科研實驗，無論事先計劃的何等周密，卻也不一定“立”，完全可能慘敗。
“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在某些情況下，這個歸納是成立的。不破了邪的、壞的，好的、善的確乎立不起來。然而如果把它推廣到“破舊立新”上便大錯特錯了，因為第一，新和舊並不一定是水火不相容的，不破舊，不一定便不能立新。第二，舊的不一定就是壞的，新的也不一定是好的。
“諸矛盾中必有一個是主要矛盾，解決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便迎刃而解了。”在微觀上，辦事自有輕重緩急，此論作為一種策略尚有參考價值，雖然解決了急事、大事不一定導致“緩”事、小事的順利解決。例如我現在有吃飯和寫文章這兩件事要做。如果我餓得眼冒金星，文章顯然是寫不出來的，所以必須先去吃飯。然而胃裡充足的食物只提供能量，並不提供靈感。“吃飯”和“寫文章”這兩個“矛盾”在本質上毫無聯繫。我就是吃了山珍海味也未必就能“綱舉目張”而“一飯詩（矢）百篇”。在宏觀上，在某些特殊情況下此論也確實成立。例如打仗，一旦突破了敵人防線的最薄弱處，對方也就潰不成軍了。然而將此上升為國策，提出什麼“以鋼為綱”、“以糧為綱”就是笑話。試問國民經濟中什麼是綱，什麼是目？有哪一個行業是可以忽略、哪一個行當又是重中之重？科學中又有誰是“萬王之王”，必須優先發展？
以上五種重大邏輯缺陷，使諸子之書成了格言集錦，而不是思想家的理論著述。它們當然是古老智慧和人生經驗的結晶，但卻不是邏輯上井然有序的思索推理結果。然而兩千年下來我們卻只為其中的智慧閃光而迷醉，看不到其思維方法的缺陷。“先天不足”（傳統）加上“後天失調”（現代教育），便害得中國人成了不會邏輯思維的民族。
咱們的教育，實質上和當年八股文開科取士的應試教育沒有什麼不同。無論學哪一科，都是教你一套繁複的規矩，讓你把這套東西操演得精熟，彷佛是教八十四式（？）武當長拳似的，而一個高材生的本事，就是拳來足擋，刀來棍迎，按師傅教會的套路“打出少林寺山門”。西方的教育是教你“萬人敵”的本事，強調的是教會學生“the way of thinking”（思維方式），去想前人之未想，立前人之未立，而咱們卻是教學生一套好拳腳，去應付考官想得出來的一切招數。
這種教育的結果，便是連數理化的高材生也不一定會邏輯思維。許多人學會的是本行里那套嚴謹的規矩，卻不會融匯貫通，看出其中具有普遍性的思維方法，把它應用到別的領域中去，一進了社會人文領域便如同白痴，偏偏還要“挾理自重”，以為方程式便是洛書河圖一般的東西。小蘆在初中時即已攻讀了蘇聯出的邏輯學教科書，而且是學校的平面幾何狀元，然而並未真正掌握邏輯思維的要旨。所以後來給“辯證法”風魔得迷迷登登的，成天琢磨“否定之否定”，死也不明白為什麼一個數乘上零被“否定”了，再乘上一個零還是零，並不會“螺旋式地上升”，向原來那個數回歸。
因為不會邏輯思維，我們便成了“什麼都懂，什麼都會，什麼都敢信，什麼都敢說”的愚昧、幼稚、狂熱的民族。不管是何等荒謬的名堂，一出籠便能風靡億萬人民，人人如痴如醉，個個似癲似狂。什麼“雞血療法”、“針灸治聾啞”、“飲水療法”、“甩手療法”、“磁療”、“紅茶菌”、“氣功熱”、“風水熱”、“易經熱”……實在是琳琅滿目，蠢不勝收！至今我一閉眼，就想起當年某好友清晨起來愣灌下幾升白開水，而未來的蘆娘子在竹林中如中風魔，每日數千次地來回猛甩纖纖玉手。當然，比起後來那些在北海里抱著大樹親嘴“吸樹精”、躺在地下“接地氣”、參加張大師香玉的語言短訓班學習“宇宙語”、“宇宙歌”的瘋子們來，這實在也算不得什麼。
為了使本民族稍微有些理智，我們的教育制度必須作根本的改革，廢除那種製造工匠的應試教育，採取西方那種旨在培養學生的邏輯思維能力、想象力、創造力的教育方法。為此首先必須將邏輯學開為所有學科的必修課。雖然西方現在已經停止教授邏輯，然而那是因為邏輯思維已經成了人家的深厚傳統，不必再多此一舉。但在中國這卻是非補不可的一課。此外更要停止將學生造成解題機，以徹底摧毀他們的想象力、創造力的野蠻作法。其實在這方面，偉大領袖早有合理的教導∶“啟發式，廢止注入式”。要引進西方那種讓學生在課堂上自由討論，由集體或個人搜集資料，在教師指導下主動研究，完成課題的教育方式。說到底，治療愚蠢的良藥是合理的教育，我覺得這是國家應作最大投資的項目，是咱們學習西方的重點。
轉自 新青年閱讀2018 2018-05-05 推薦幾本好書 《講談社中國歷史》10位日本頂尖教授撰寫的中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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