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 鄧小平迫毛讓步 1973～1976年 79～82歲

毛澤東生命的最後兩年中，中共領導中出現了一個強有力的“反對派”，核心人物是鄧小平。他在毛死後實行改革開放，改變了中國的航向。

鄧是四川人，比毛小十一歲。一九二○年十六歲時，他飄洋渡海去法國動工儉學，在那裡成為共產黨人，受周恩來領導。法國的五年使他愛上了牛角麵包、葡萄酒、奶酪等法國食品。若干年後，他還多次把巴黎咖啡館跟家鄉四川的茶館相提並論，特別提起意大利廣場旁邊的一個小咖啡館，他常去那裡喝咖啡。

同在法國的中國人形容他是個“四川小孩子，矮矮的，胖胖的……總是跳跳蹦蹦，走到這一角同人說笑話，又走到那一角同人開玩笑。”數十年的共產黨生涯把他演變為喜怒哀樂不形於色的寡言的人。寡言的一個好處是他喜歡開短會，中共奪取大陸後他負責大西南，開的第一次軍政委員會全體會議只花了九分鐘，與一次開會講了九個鐘頭話的周恩來迥然相異。有人說，周的風格是舉輕若重，鄧是舉重若輕。鄧處事果斷，不少複雜的政務是在橋牌桌上解決的。

從法國鄧被驅逐出境，到了蘇聯。長征時，他是中央秘書長；抗戰中，他是八路軍最高指揮之一；國共內戰期間，他前後任淮海戰役和渡江戰役總前委書記，管轄兩個野戰軍。這兩個戰役開始前，毛澤東對他簡短而信任地說：“交給你指揮了。”從五十年代中期起，他是中共的“總書記”。

對毛的政策，鄧賣力地執行。反右運動，他是毛的主要臂膀。但在大躍進時，鄧轉而反對毛導致大饑荒的政策，支持劉少奇。毛注意到他迴避自己，說：“鄧小平從來不找我，從五九年到現在，什麼事情不找我。”“鄧小平耳朵聾，一開會就在我很遠的地方坐着。五九年以來六年不向我匯報工作。”“鄧小平對我敬而遠之。”

毛髮動文革時，曾一度考慮過要鄧做他的左右手。可是鄧不贊成毛搞文革，不為所動。毛把他打成“第二號最大的走資派”，軟禁在家，孩子和繼母被趕出家門。鄧被批鬥抄家，但不像劉少奇被整得那樣慘，他一直有夫人陪伴。毛整人整到什麼程度是經過精心安排的，根據他仇恨的程度。毛說：“鄧小平要批”，但“要把他同劉少奇區別一下”。毛欣賞鄧的能力，留着鄧以備不時之需。

即使是有“區別”也還是災難。一九六八年五月，鄧的大兒子朴方跟一個女兒被用黑布蒙上眼睛，抓到北京大學去，逼他們揭發鄧小平。在這所中國著名的最高學府，六十多個遭到監禁的人被拷問致死，或自殺。朴方不堪凌辱而跳樓，造成終身殘廢，從胸部以下全部失去知覺。鄧和妻子一年以後才得到消息。幾天幾夜，鄧的妻子不住地哭，後來對鄧的繼母說，她覺得活着真是不如死了好。

一九六九年十月，鄧小平夫婦被放逐到江西，由持槍的警衛監管，每天去拖拉機廠做工。離京前，鄧跟癱瘓的朴方一面也沒見上。在流放地，有一天，最小的兒子從上山下鄉的地方來看父母，面黃肌瘦，穿得破破爛爛。假期結束，兒子不能不在一個小雨天離開。鄧心裡難受，當天面色蒼白、冷汗淋漓地倒在工廠地上。

一九七一年六月，癱瘓的朴方終於獲准送來江西，當鄧看到他從前活蹦亂跳的兒子殘廢成什麼樣子時，他的傷心溢於言表。江西的夏天濕熱難耐，怕兒子長褥瘡，鄧和妻子每天數次幫他翻身，替他擦澡。這是件很勞累的活，因為朴方個子大，小名“胖子”。

鄧後來說，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日子。一天夜裡，他在惡夢中大聲喊叫，把全樓都驚醒了，以為出了什麼事。痛苦中他進行着反思。結果是，在毛死後，他摒棄了毛搞的那一套，改變了中國。流放中的他默默地鍛煉身體，等待機會回到政治中心去。

機會終於來了：“九·一三”。朴方經常用家裡帶短波的收音機聽外國電台。這在中國當時是要坐牢的，推行這項嚴酷政策，鄧本人也有份兒。可如今他默許兒子“收聽敵台”。正是從外國電台廣播中，鄧一家猜到了林彪出事。

對這一消息，毛政權層層往下傳達，鄧兩個月後同工廠工人一起聽到。文件里提到“林彪迫害老幹部”。念文件的說：“毛主席對老幹部是不會置於死地的。老鄧就坐在這裡，他可以作證。老鄧，你說是不是呀？”鄧小平紋絲不動地坐着，面無表情，沉默不語。

回家關上房門後，他一改往常不同家人談政治的規矩，和他們一樣興奮激動。兩天之後，他提筆給毛寫了被打倒以來的第一封信，要求工作。他感到他有可能東山再起，林彪倒了，毛看來不得不否定文革了。

沒有回信。周恩來第二年五月被診斷出癌症，毛也沒有召鄧人京。毛嘗試在文革既得利益者中培養周的接班人，選擇了上海造反派頭目王洪文。三十七歲的王原是某紡織廠保衛科幹部，他長相英俊，有些號召力，但談不上有治國的本領。毛派飛機把他接到北京，開始訓練他，一年之後，在中共“十大”上，把王提為僅次於周的第三號人物。

王洪文顯然無法替代周。澳大利亞的惠特拉姆總理訪華，在毛那裡見到王，發現他緊張得不得了，整個會見一個字也沒說，只在最後沒頭沒腦地蹦了一句出來。會見時惠特拉姆曾提起一九二七年的“南昌起義”，周恩來感嘆說年輕的王那時還沒出生。會見完畢，客人準備走了，王突然局促不安地尖聲說：“總理，你說南昌起義時我還沒出生，可是我也幹了很長時間的革命。”

這樣的人自然不能教毛放心。一九七三年初，周的病勢惡化。毛不起用鄧不行了。他把鄧接來北京，先讓鄧做了副總理，主要負責接待外國人。鄧不像周恩來那樣有風采，會見外國人時不斷吐痰，令好幾個政要部惴惴不安，但他畢竟有政治家的風度。

這年年底，周的癌症進一步惡化，尿里的鮮血止不勝止。毛做了一項重大決策：讓鄧主管軍隊。為此，他恢復了鄧政治局委員的身份。鄧是唯一可以保持軍隊穩定的人。王洪文在軍隊的影響等於零，林彪死後毛任命的軍隊主管人葉劍英元帥，份量又不夠重。

給鄧這樣的權力對毛來說是場賭博。但毛的賭注押對了。毛活着時，鄧沒有對他人身造成任何威脅，就是毛死了，鄧也不准公開批毛，儘管他拋棄了毛的主要遺產。

毛把鄧提上政壇中心，但在鄧周圍擺上自己的人，主要是他“命名”的“四人幫”：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康生當時已因癌症行將就木。“四人幫”代表着毛的政策。

鄧回京不久便同周恩來和葉劍英建立了自己的“聯盟”。這三人中，鄧、葉是文革的受害者，而周是助紂為虐的人。為了奉迎毛，周甚至把自己的家“西花廳”改名為 “向陽院”，意思是心向紅太陽毛澤東。他唯一的養女孫維世在文革中受到監禁，原因在於她曾給中共高層做過俄語翻譯，見過許多蘇聯領導人，包括斯大林。毛懷疑他周圍所有跟蘇聯有來往的人，把她也抓了起來。江青落井下石，因為孫長得很美，毛對她也似曾有意。孫慘死在獄中。儘管周恩來據說對她愛慕傾心，周沒有伸手救她，死後他還批示調查“是否自殺或滅口”，好像孫真的卷進了什麼“陰謀”。

鄧對周幫毛搞文革是不滿的。毛死後他講，周在文革中“說了好多違心的話，做了好多違心的事”，雖然他緊接着又聲稱“人民原諒他”。一九七三年春回京後，鄧於四月九日去看望病中的周。他們有近七年沒見面了。一開頭，兩個人對坐無言。終於，周開口了，第一句話是：“張春橋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讓查。”周向來謹小慎微，這次他不僅要一棍子打死毛的親信張春橋，而且直接抱怨毛澤東。他的話是經過仔細斟酌的，目的是向鄧表態：他要跟鄧站在一起，反對文化大革命。此話一出口，鄧便了解了周，再看到周病瘦得不成樣子，原諒了周。兩人開始長談，從此成了盟友。

這是一個轉折點。毛的兩個最重要的同事攜手結盟。鄧還常去軍隊的重地西山見另一個盟友葉劍英，與葉配合默契。毛的同事“串通一氣”，這向來是毛的大忌，如今成了現實。(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