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九年前的那场轰轰烈烈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天安门广场运动是从89年五月二十日那天开始逆转的。

不夸张地说我自己当时是一个从始至终近距离观察整个天安门广场的人之一。

1986年我从北大研究生毕业后分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简称法工委）经济法室一处工作，当时的处长是彭真的儿子傅洋（后来彭真从人大委员长位上退休由万里当委员长， 傅洋则去了康华公司法律部）， 法工委的主任是王汉斌。我们处的办公室在人民大会堂南楼三层，办公室有四十平米左右， 全处9个人还加上经济法室（局级）副主任也同我们一起办公。

1989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 二十二日海淀区几个大学发起游行学运开始， 继而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使学运骤然升级，由于赵紫阳不在国内， 而在中央上面在处理问题上的意见不一致，故而导致学运越演越烈。从学生的游行开始到绝食占据广场，继而是李鹏与学生对话到最后还有曹思源征集人大常委签名罢免李鹏。学运此起彼伏至五月中旬戈尔巴乔夫来北京后，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运动越演越烈， 广场上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 外地的学生搭起了帐蓬安营扎寨呆在那里打上了持久战。

当时我们机关处室里的都是年青人，除了副主任1949年前是一个穷孩子, 解放后翻身当的干部故思想极左外， 我们所有人都是观点一致支持学生诉求。我们天天在办公室里议论朝政， 常常是变成九对一， 只有那个付主任观点极左很是孤立。我清楚记得当曹思源拿着那张征求签名信的初稿寻求我们人大机关干部给予支持时， 我们那个付主任为了表示自己也并不僵化顽固突然一反常态， 第一个表示支持并主动代头签下他的大名（六四过后他为此没少写检查）。  那段时间我们每天中午午休时间再不打扑克玩拱猪了， 而是天天走到广场里去看大字报去感受那里的氛围。任何人当你进入那个环境都不由自主地会融入那里， 你的心灵也会净化。 这就是为甚么那时北京市治安出奇的好，连平时的小偷小摸打架斗殴的也绝迹了的原因。

当时中央机关都有值班制度，我们法工委办公室的干部晚上都要轮流值夜班，通常也就是在办公室里守着电话机看一晚上书。我清清楚楚地记得五月十九日晚上是我值夜班（我事后知道决定戒严的会是十九日开的）， 那一晚上我几次走上大会堂南楼的楼上平台， 从平台上观察广场情况。零点过后感到广场的气氛紧张起来，广场的喇叭先是告诉所有广场的人，今夜上面要动武请大家准备好保卫广场， 广播里告诉大家准备口罩毛巾预防瓦斯毒气，同时要求各个广场糾察队各自如何如何应对， 广场的几个区域如何如何等等。 然后广场开始广播了几个老将军不支持北京地区执行戒严的声明。整个广场气氛凝重，不时从大喇叭发出这样那样新的消息，我的心也时刻紧糾着。广场上很是渗人尽管我人不在广场内但我的心也是与广场里的人一样感同身受。 那一夜我也同样就在这样紧张的气氛里度过了那不同寻常的一夜。

一直到二十日早上， 却没有任何事情发生。早上九点多， 当我再次从办公室走出来来到平台上看着那折腾了一夜的广场上疲惫的人们，似乎昨晚广场上刚经历了一场紧张的战斗，就在人们心中糾着的心都有些放松的时候， 突然， 刺耳的轰鸣声由远及近， 仅仅不到几秒的时间， 正在我惊诧声音从那发出的时候，只见五架直升机低空掠过我的头顶。飞机近到我可以清析地看到那驾驶员的面部表情。 如此近距离十分瘆人令人毛骨悚然。那几架飞机是从哪里来的？怎么毫无征兆从天而降？ 事情过去多少年了，那个情景我至今仍然历历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