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一咨回忆录》书摘
【按】： 陈一咨【1940-2014】，经历过“六四”的人们都对他不陌生，他是上了当年通缉令黑名单的主犯。 不过，看了他写的回忆录以后，可以知道他当年作为“胡赵体制”内的智囊，为中国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做出了不容磨灭的贡献。他以及他当年的那群人们为中国制定的改革开放的战略和路线图，至今仍在起着一定的作用。 希望看完以下他书中有关他们那群人当年制定的“改开”战略以后，尽可以对其评头论足；但请不要对陈一咨的人品进行臧否：因为他已经去世，无法进行反驳了。
== 陈一咨回忆录 香港新世纪出版及传媒有限公司，2013，ISBN：978-988-15571-4-8
== p.210 我开始研究发达国家，像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是如何走上现代化之途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西为何发展不快；社会主义国家如苏联、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东德的问题和改革；“亚洲四小龙”是如何腾飞的。 同时，对不同类型国家发展的初始条件、边界条件、历史阶段、社会结构、文化传承、经济形态、政治制度进行比较。
p.251 我们【陈一咨、何维凌和杨小凯】讨论到，中国面临着发展模式的双重转轨，和体制模式的双重转轨： 从发展模式来说，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轨，以及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轨。 从体制模式来说，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以及从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转轨。 这个转轨过程可能需要50年到100年。 杨小凯【杨曦光】认为，政治改革以宪政共和最为理想，但须逐步形成【与中共】抗衡的力量。
p.299 陈一咨认为，自古以来，老百姓要的就是：一是吃饱穿暖，丰衣足食；二是自由自在，自由选择。一个政府不管标榜什么主义，只要能做到这两条，老百姓就会高兴；做不到，老百姓就不满意。反其道而行，一定难以为继。顺应潮流也就是顺应人心，满足人性的要求。
p.300 改变一个系统，包括政治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抑或学术系统，无非3种方法： 1】“推倒重来”。 2】另立若干子系统。 当某个大系统失灵，难以正常有效地运转时，它的若干子系统为维持生命力，必定会产生调整或变革系统行为的要求，以满足其发展的愿望。这时改变某些急需更新的子系统，就成为不可或缺的系统行为。这些改变了系统行为的子系统，可看作新的子系统。如果这些新的子系统能够自运行、自扩张、自繁殖，其示范效应早晚会影响、改变甚至取代老系统。像“包产到户”、“经济特区”、“民间团体”的产生，莫不如是。某些新的子系统即使一时被禁止或取缔，只要符合潮流，总会不断地产生出来。 3】改变系统的行为。 大系统运作失灵，也就为部分或全部改变其系统行为创造了前提：逐步改变其子系统的运作目标、程序、方法与规则，即可达到“旧瓶装新酒”的效果。随着各个子系统运作方式的改变，大系统的行为也会或迟或早地发生变化，产生了“由量变到质变”的变化过程。人类历史上各种大大小小的改革，大体都遵循这个规律。
p.307 在一个失灵的大系统内，最先改变阻力小而收益大的子系统，符合“最小-最大”原理。
p.301 陈一咨说，自古以来，江山代有才人出。一流人才破大难题，二流人才构造体系，三流人才拾遗补缺，四流人才通俗解释，末流人才附庸风雅。
p.339 中国体制的3个根源： 1】战时共产主义的延续； 2】照搬斯大林的模式； 3】东方专制主义的延续。 从而形成党、政、经合一的权力高度集中。这种体制带有封建宗法的特点。
p.354 不进行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很难深入。匈牙利“改革之父”涅尔什说：“我认为我们的经济改革有两大问题：一是产权无人负责，二是资金没有价格【本博注：本人的理解，即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贷款仅收取低息甚至无息；当国有企业无法偿还国家的贷款时，贷款会以各种方式被免除。结果国有企业就会成为国家贷款流失的“黑洞”。】。这两个问题不解决，经济改革就不会有效率。而政治改革，或是党内的派系公开化，或是实行多党制，否则就不能有效地抑制腐败，不会有真正的民主。没有民主的效率是靠不住的，很难给人们创造一个平等竞争的机会。”他的话令人深思。
p.363 干部制度的改革，干部可采取：委任、考任、选任和聘任等不同的方法。
p.387-388 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龚祥瑞【1911-1996】谈了对政治体制和改革的看法。他认为，政治结构的有序组合就是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进行重新组合或调整。政治改革的内容应该包括：人民和国家的关系、党政之间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以及政权内部的关系。他强调，民主问题是关键，是重点。权力过分集中，政权结构中就缺乏制约机制，所以要通过代议、参与和自治等多种形式来发展民主。
p.412-413 龚祥瑞谈了对发展民主的看法。他提出了“一元化领导下的多元政治”的观点。他说：“看问题，领导有领导的角度，群众有群众的角度。领导认为，政治体制改革是领导制度的自我完善，群众则认为是切实地建设民主政治。一元化是在一个国家内建设，在一党领导下建设；多元政治就是多党派、多集团、多数人参与的政治。政治体制改革是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转化，革命体制向建设体制转化。” 龚祥瑞说：“传统模式就是一元化的、封闭的、中央集权的；现代模式是多元化的、开放的、分权和自主权的。所谓‘分开’，就是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政教分开。所谓‘一元化领导下的多元政治’有三层含义：一是多党政治，有人说这是胡说八道，其实多元经济要求多党；二是多集团，多元经济必然出现多种社会组织；三是多数人参政，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促使公民意识越来越强，人们就会要求民主、自由、平等。” 龚祥瑞继续说：“民主是政权的组织形式，自由是一种权利。民主就要少数服从朵数，多数保护少数。少数有可能成为多数。每个人的自由权利，是个人的人身、言论和行动不受侵犯，在法律范围内发展。不要民主的法制不是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要讲公民权。国家是保障公民权利的。讲民主，不能仅仅满足于代议、代表，要参政。民主还要讲监督。信 访办完成不了这个任务，建议在权力机关成立监察委员会。”
p.413 时任《中国法学》杂志社主编的张尚鷟【1925-2006】说：“发展民主政治，分权制衡和不搞终身制是两个要点。”
p.417 中国部分职务与级别的对照： 国务院总理：1级 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2-3级 正省长、正部长：3-4级 副省长、副部长：4-5级 正司长、正厅长、巡视员：5-7级
p.420 曾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的池必卿【1917-2007】认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一个是干部制度，一个是精简机构。
p.428 陈一咨认为，中共党内民主的关键，是解决民主程序。要建立一套民主的程序，包括选举、表决和任用这3套制度。
p.433 匈牙利“改革之父”涅尔什说，匈牙利改革时，他们有“三个想不到”：一是想不到中央的各部委会反对改革，二是想不到国家的大企业会反对改革，三是想不到各级党组织会反对改革。 以上这三类都是既得利益集团。 改革就是要找到适度满足各种利益集团的路子。
p.448 台湾文官的几种选择方法： --简任是高级文官 --荐任是中级文官 --委任是低级文官 --特任即政务官 赵紫阳建议：都称为国家公务员。分选举的、任命的，以及非选举的，和非任命的几种。选举产生的公务员实行任期制，非选举产生的，实行公务员管理。
p.456 农业社会的政治形态是君主政治，工业社会出现了精英政治。精英政治既可能走向民主政治，也可能走向独裁政治。
p.457 陈一咨根据对不同类型国家的研究，认为当前各国大体分为4种发展模式： 1】“硬政府，硬经济”，即原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集权政治和计划经济。此路不通。 2】“软政府，硬经济”，即类似印度那样实行民主政治和计划经济。效果不佳。 3】“硬政府，软经济”，例如“亚洲四小龙”、土耳其和巴西等国在经济起飞时期，实行威权政治和市场经济。效果不错。 4】“软政府，软经济”，即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多采取这种模式，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之后往往也向这种模式转型。 “硬政府，软经济”中的“硬政府”也有多种形式，其实质是政治权力要相对集中，以利于有效的控制和协调。经济权力要相对的尽量分散，以利于增强活力和效率。 但是如果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一起分散，就可能产生地方分割和各自为政，总体上就没有效率了。而政治权力的相对集中，要有利于民主化的进程，不能形成独裁。
p.476 美国数理经济学家萨缪尔逊【Paul Anthony Samuelson，1915-2009】写的《经济学》中，讲了这样一件事。当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Max Karl Ernst Ludwig Planck，1858-1947】得到诺贝尔奖以后，人们向他祝贺说：“祝贺你获得了诺贝尔奖。那些反对你的理论的人终于承认你的理论了。”普朗克笑笑说：“不是反对我的理论的人承认了我的理论，而是他们死得差不多了。”后人把这个故事也称为“普朗克效应”。
p.470 1987年8月期间【中共“十三大”之前】，赵紫阳曾对陈一咨说过：10年【1978-1987】来，我们的基本经验就是两条：一个市场经济，一个民主政治。两者是缺一不可的。
p.485-486 中国公众不满的核心问题是机会不均等。问题的解决在于社会组织和制度的改革，也就是通过企业、就业、劳动人事、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干部制度、教育制度、户籍制度的改革，结合法律建设，在人的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方面形成有关规则和人力市场，从而形成良好的社会选择制度。
p.486 改革中的中国社会问题的症结是机会不均等。这意味着公众的不满将是一个长期性的问题。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未能在整体上有重大突破之前，机会不均等的问题是难以根本解决的。所以，建立合理有效的社会评价与选择系统，才能逐步有规则地调节社会的利益分配和公众期望的结构。
p.536 中国要处理好经济发展与政治成长之间的3个关系： 1】民众的政治参与和政治水平之间的关系。 2】政治精英与其他精英之间的关系。政治精英集团不断吸收其他的精英，使他们代表不同阶层民众的利益，以加快现代化的进程。 3】民主和效率之间的关系。“决策前实行民主，决策后讲求效率。” 其目的就是为了使中国在精英政治的历史阶段期间，尽可能地避免走向独裁政治。
p.537-539 中国改革面临的3个根本性难题： 1】重新构造公有经济。 不仅要解决公有经济的产权问题（即国有资产的增值由谁负责），还要解决生产组织和社会福利制度、组织的脱钩问题。 2】重新构造权力格局。 [1] 建立中央决策体系的民主程序和表决制度。 [2] 理顺中央权力机构与职能部门的关系。 [3] 如何在保证地方有足够自主权的同时，保持中央在全局的有效调控能力。 3】重新构造民族精神。 古希腊和罗马以来的西方文明，强调个人、强调利益；而中国几千年形成的文明，则一直强调群体、强调理想。只有实行东西方文明的交融，使两种文明的精华有机地结合，才能形成符合现代化精神的民族精神。不承认个体、不承认实利的集体主义理想的空洞说教，人们已不再相信；而如果没有群体和理想的追求，人人发展成自我中心和个人至上，对国家和民族都是极其有害的。
p.540-541 必循清醒地看到，中国的改革过程是一个攻坚战和持久战的过程。应该着力于3方面： 1】选准改革的攻坚方向。 2】把握好平衡、稳定与改革的关系。 3】实施重点突破的改革战略。
p.549 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所下属的比较体制研究室送来了他们的研究报告《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不稳定问题》。他们的报告指出： 这些国家的社会不稳定主要表现为3种形态： 1】社会骚乱或动乱； 2】政变； 3】内战。 而决定出现哪种形态的社会不稳定，取决于5个因素： 1】民众的不满意程度； 2】领导者的不满意程度； 3】反对派的组织化程度； 4】控制传播媒介的能力； 5】控制军队的能力。
p.640-641 无论中国是谁执政，都面临着3大类问题： --第一类问题是基本问题，例如，土地、人口、资源、环境、污染、教育和文化等。 --第二类问题是技术问题，例如，生产力布局、产业政策、金融政策、税收政策、科技发展问题等。只要合理使用专家，这大类问题并不难解决。 --第三类问题是制度问题，例如，经济制度、法律制度、政治制度、社会政策、文化政策和国家统一问题。这6类问题的解决既不能照搬书本，也不能生套别国的模式，只能从自己国家的实际出发，因势利导地一步步地走向人类共同追求的基本路径。这一大类问题应该是人们关注和研究的重点。
p.643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所有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虽然国情各异，但是建立一个现代化大厦的5个基本构件缺一不可： 1】要有比较公平合理的经济制度； 2】要有比较公平合理的法律制度； 3】要有比较公平合理的政治制度； 4】要有比较公平合理的社会政策； 5】要有开放多元的文化环境。 如果其中的一两个方面有缺失，可以不断改进，大约还不至于妨碍现代化的总体进程。 例如，新加坡在第三和第五方面就有缺失。 但是一个国家仅在其中一个方面单项突进，而其他方面则远远落后，那是不可能构建成一个现代化国家的。目前世界上还从未有这样取得成功的先例。
p.643 人类社会的进步是一个自然的发展过程，也是一个制度演进的过程。这种演进表现在从保护少数到保护多数，再到保护全体，“人生而平等”、“权利与生俱来”。20世纪以来，制度环境的改善为民众提供了更加平等的环境和机会，使人的聪明才智能够更好发挥。这种改善主要表现为： --人权保障； --自由保障； --财产保障； --民主保障； --公平保障； --法治保障。 此乃人类几千年文明汇聚形成的主流价值，而并非所谓的“西方价值”。凡是以“传统”或“国情”为借口，拒绝这种制度改善的国家，至今尚无一个实现了现代化。
p.645 专制制度在农业社会普遍采用君权政治形态。随着工业社会的出现，会逐渐转型为精英政治：社会的治理由君权政治的一个人或一个家族，变为由一批人或若干家族进行。精英政治既可能走向民主，也可能走向独裁。如果掌握权力的政治精英不是一个垄断的既得利益集团，往往就会逐步出现寡头政治、贤人政治以致民主政治。这是随着民智不断开启的自然发展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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