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5月28日，习近平出席了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李克强、王沪宁、韩正三位政治局常委一道列席。

中共十九大后，王沪宁成为中共政治局常委，终于从幕后走到前台，成为特定领域的负责人、一把手。他的主攻方向也将从对政治理论的思考，转变为对国家制度的执行与实践，以及改革。

中南海的决策者们，似乎想通过此项人事安排，去为中共制度建设提供理论支持，重新回答在新的时代中，中国权力应当如何运行。

最神秘政治局委员的转变

2018年中国全国“两会”后，中共公布了空前的党政机构改革方案。在党机构中，四个重要的中央“领导小组”被改名为“委员会”，从建制到人员构成上得以稳定，重要性得到提升。而在这四个委员会中，王沪宁在3个机构中均担任副主任或委员职务，分别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的副主任、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

中共十八大后，王沪宁已经逐渐从后台走向前台

尽管5月15日的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会议没有明确王沪宁在其中的职务，但是作为出席人员已经意味着王沪宁的参与角色。

在中共十九大之前，王沪宁在公众面前的形象是一个“中共党内理论家”。王沪宁在1995年从上海复旦大学进入北京中南海，以“国家主席特别助理”的身份出任中央政研室政治组组长，并先后成为中共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十七届中央书记处书记、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直至获任十九届政治局常委。

外界多认为，被列为中共指导思想的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胡锦涛“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是王沪宁参与策划的产物。王沪宁因此得到了“中南海政治理论化妆师”的名号。

分析人士认为，中共十九大后，王沪宁升任政治局常委，成为中共党务工作的负责人。这也标志着他从幕后走进了前台。与其他几位公开活动比较多的常委相比，负责党务的王沪宁仍然颇显神秘。不过，通过他已经担任的几个工作，也能大体了解其在中国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承担的政治任务。

王沪宁的四项政治任务

以当前的职务安排来看，王沪宁的政治使命主要有三个。

其一，主管党务工作。这也是王沪宁成为政治局常委后，需要主持和负责的基本工作。作为中央文明委主任，是中宣部部长和分管科教文卫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的直属领导。

其二，主持中共政治理论工作。王沪宁在中南海的20多年，也是在中央政研室的20多年。中共十九大后至今没有卸去此职，说明他仍然负责中共政治理论的研究。

其三，为习近平提供治国理政的战略参考。王沪宁作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中央财经委员会、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的领导人员，以及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的与会人员，在这些中共治国理政的顶级决策机构中都会具有举足轻重的话语权，为习近平提供有益的参考。

但是除了以上三项使命以外，王沪宁这位“红墙智囊”，或许还承担一项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就是在习近平重构中国制度架构，建立全新的现代化治理体系中，扮演着不可获取或缺的角色。

重构现代化政治制度的重要使命

2012年中共十八大后，所谓“四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成为这一届中共决策层最为重要的政治概念。

如果结合前文所说王沪宁的任务，或许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王沪宁在“四个自信”的设计和实践中，一定是最重要的策划者和执行者。

王沪宁完成了从幕后智囊到前台领导人的转变

这四个自信中，“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很明显，一定是在习近平的最高决策之下，由王沪宁去构建并推动的。无论是他任主管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局常委，还是负责中央精神文明办公室主任，甚至2018年5月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前后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高规格、大规模宣传。从中隐隐可见王沪宁重整中共宣传系统、重振中共道路、理论、文化的意图。

除此之外，往往被外界忽略的，是王沪宁在“制度自信”方面的角色和作用。作为政治学家，实际上王沪宁对于中共政治制度和体制，一直有自己深远的见解。例如1986年王沪宁曾发表《从政治体制的角度反思“文革”》，他在此文中反思，“政治体制往往是在对一定政治动荡的反思中逐渐走向健全的。一种政治体制，不可能一建立就十全十美。它要在运转中、实践中和动荡中来不断认识自身中的欠缺、弊端和不足，然后来健全和完善它。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渐进过程，政治体制最后便会积重难返”。

相信在那之后的三十余年的岁月中，更多的参与到政治实践过程中的王沪宁，对于中国制度改革的思索，一定是更加深刻。

就以他所担任多个职位的委员会而言，随着中共十九大结束，未来5年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向和模式的蓝图已经初步浮现。就中国改革的经验和现实而言，要推进习近平所主导的涉及中国政治、经济、行政、社会、文化、生态和党建、军队的总体改革，需要一个具有权威性的超越具体利益的超级机构来负责设计、协调和监督。而现有的机构中，不论是国务院系统的，还是党的系统的，以及国家机构中，无一部门有这样的担当，它们不是缺乏权力，就是缺乏权威。“委员会”的设立，也就顺其自然。

除了设立的必要性，委员会也有更强的灵活性，相比各类“小组”，“委员会”在形态和运行模式上更加稳定；相比“部门”，委员会又相对灵活，这些冠以相同名字的“委员会”，它们都在中国政治这颗大树中，却处于不同的枝干之上，同样也分别起到了不同的作用，或统筹、或协调、或审议。但是它们都是这棵“参天巨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而这种根据改革进程，制度机构因应进行调整，在确保中央权威基础上，同样重视机构的灵活性。这种更为现代的制度构建理论，中共由此呈现的一种“制度自信”，显然与王沪宁的政治理念一脉相承，再鉴于他在目前政坛的特殊地位，有理由相信，不仅是理论和宣传，中共在推行现代化“制度建设”的过程中，王沪宁身影隐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