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時間5月28日，習近平出席了中國科學院第十九次院士大會、中國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會。李克強、王滬寧、韓正三位政治局常委一道列席。

中共十九大後，王滬寧成為中共政治局常委，終於從幕後走到前台，成為特定領域的負責人、一把手。他的主攻方向也將從對政治理論的思考，轉變為對國家制度的執行與實踐，以及改革。

中南海的決策者們，似乎想通過此項人事安排，去為中共制度建設提供理論支持，重新回答在新的時代中，中國權力應當如何運行。

最神秘政治局委員的轉變

2018年中國全國“兩會”後，中共公布了空前的黨政機構改革方案。在黨機構中，四個重要的中央“領導小組”被改名為“委員會”，從建制到人員構成上得以穩定，重要性得到提升。而在這四個委員會中，王滬寧在3個機構中均擔任副主任或委員職務，分別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的副主任、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副主任、中央財經委員會委員。

中共十八大後，王滬寧已經逐漸從後台走向前台

儘管5月15日的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會議沒有明確王滬寧在其中的職務，但是作為出席人員已經意味着王滬寧的參與角色。

在中共十九大之前，王滬寧在公眾面前的形象是一個“中共黨內理論家”。王滬寧在1995年從上海復旦大學進入北京中南海，以“國家主席特別助理”的身份出任中央政研室政治組組長，並先後成為中共十六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十七屆中央書記處書記、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直至獲任十九屆政治局常委。

外界多認為，被列為中共指導思想的江澤民“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胡錦濤“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都是王滬寧參與策劃的產物。王滬寧因此得到了“中南海政治理論化妝師”的名號。

分析人士認為，中共十九大後，王滬寧升任政治局常委，成為中共黨務工作的負責人。這也標誌着他從幕後走進了前台。與其他幾位公開活動比較多的常委相比，負責黨務的王滬寧仍然頗顯神秘。不過，通過他已經擔任的幾個工作，也能大體了解其在中國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承擔的政治任務。

王滬寧的四項政治任務

以當前的職務安排來看，王滬寧的政治使命主要有三個。

其一，主管黨務工作。這也是王滬寧成為政治局常委後，需要主持和負責的基本工作。作為中央文明委主任，是中宣部部長和分管科教文衛工作的國務院副總理的直屬領導。

其二，主持中共政治理論工作。王滬寧在中南海的20多年，也是在中央政研室的20多年。中共十九大後至今沒有卸去此職，說明他仍然負責中共政治理論的研究。

其三，為習近平提供治國理政的戰略參考。王滬寧作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中央財經委員會、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的領導人員，以及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的與會人員，在這些中共治國理政的頂級決策機構中都會具有舉足輕重的話語權，為習近平提供有益的參考。

但是除了以上三項使命以外，王滬寧這位“紅牆智囊”，或許還承擔一項極為重要的政治任務，就是在習近平重構中國制度架構，建立全新的現代化治理體系中，扮演着不可獲取或缺的角色。

重構現代化政治制度的重要使命

2012年中共十八大後，所謂“四個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成為這一屆中共決策層最為重要的政治概念。

如果結合前文所說王滬寧的任務，或許可以得出一個結論，王滬寧在“四個自信”的設計和實踐中，一定是最重要的策劃者和執行者。

王滬寧完成了從幕後智囊到前台領導人的轉變

這四個自信中，“道路自信、理論自信、文化自信”很明顯，一定是在習近平的最高決策之下，由王滬寧去構建並推動的。無論是他任主管意識形態領域的政治局常委，還是負責中央精神文明辦公室主任，甚至2018年5月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前後中國對馬克思主義的高規格、大規模宣傳。從中隱隱可見王滬寧重整中共宣傳系統、重振中共道路、理論、文化的意圖。

除此之外，往往被外界忽略的，是王滬寧在“制度自信”方面的角色和作用。作為政治學家，實際上王滬寧對於中共政治制度和體制，一直有自己深遠的見解。例如1986年王滬寧曾發表《從政治體制的角度反思“文革”》，他在此文中反思，“政治體制往往是在對一定政治動盪的反思中逐漸走向健全的。一種政治體制，不可能一建立就十全十美。它要在運轉中、實踐中和動盪中來不斷認識自身中的欠缺、弊端和不足，然後來健全和完善它。如果沒有這樣一個漸進過程，政治體制最後便會積重難返”。

相信在那之後的三十餘年的歲月中，更多的參與到政治實踐過程中的王滬寧，對於中國制度改革的思索，一定是更加深刻。

就以他所擔任多個職位的委員會而言，隨着中共十九大結束，未來5年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的發展方向和模式的藍圖已經初步浮現。就中國改革的經驗和現實而言，要推進習近平所主導的涉及中國政治、經濟、行政、社會、文化、生態和黨建、軍隊的總體改革，需要一個具有權威性的超越具體利益的超級機構來負責設計、協調和監督。而現有的機構中，不論是國務院系統的，還是黨的系統的，以及國家機構中，無一部門有這樣的擔當，它們不是缺乏權力，就是缺乏權威。“委員會”的設立，也就順其自然。

除了設立的必要性，委員會也有更強的靈活性，相比各類“小組”，“委員會”在形態和運行模式上更加穩定；相比“部門”，委員會又相對靈活，這些冠以相同名字的“委員會”，它們都在中國政治這顆大樹中，卻處於不同的枝幹之上，同樣也分別起到了不同的作用，或統籌、或協調、或審議。但是它們都是這棵“參天巨樹”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而這種根據改革進程，制度機構因應進行調整，在確保中央權威基礎上，同樣重視機構的靈活性。這種更為現代的制度構建理論，中共由此呈現的一種“制度自信”，顯然與王滬寧的政治理念一脈相承，再鑑於他在目前政壇的特殊地位，有理由相信，不僅是理論和宣傳，中共在推行現代化“制度建設”的過程中，王滬寧身影隱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