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在很多时候,是非是有两个标准的。世人对历史事件的是非判断准则,往往是混乱的,所以写史最好多谈事实,少论是非,因为事实是客观的,好把握,然而是非往往是主观的,不好把握,同一件事从不同的角度去看,结论不一样
老高按:学者冯学荣是个有争议的人,往往文章一出来就引起非议一片。在大陆,不知有多少人恨他恨得牙痒痒,但对他又无计可施——他说出来的话都有史料支撑,虽然文章中并未标明出处,但一旦发生纠纷,他随时可以提供无可辩驳的出处。我相信必有人正在动脑筋,要用全国人大今年刚刚通过的《英雄烈士保护法》来好好整治他呢——这只是早晚的问题。 最近读到他一篇很短的文章《历史事实与是非对错》,开门见山的这一段我就非常同意,此前我说过很多次类似的话: 我的文字主要是集中在还原历史事实,很少谈论是非,许多人对我文字的误解,皆由此生。少谈是非,并非因为我这个人没有是非心,而是因为是非在许多情况下,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受立场和感情所左右,世人对历史事件的是非判断准则,往往是混乱的、双重标准的…… 他文中所举的某些实例,我以前也在博客文章中专门讨论过,例如,我曾经强烈否定“人民战争”的蛊惑,原因之一就是一旦“军民混淆”,就必然在双重标准中陷于思维危机而无所适从,怎么都是错——化装成老百姓去袭击敌人,又抗议敌人屠杀平民,无法自圆其说。 冯学荣说,一个成熟的人应当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分三类:黑色的,白色的,灰色的。他说的没错,我进一步补充一下:纯白的和纯黑的事,不太多,大多数的事情,是灰色的。 好玩的是,冯学荣多次特意标出“简体中文的语境”“简体中文读者”,点出他的这些观点针对的是什么样的对象。他说的对不对?我们这里“简体中文读者”占了绝大多数,自己来核对吧。冯学荣下面这段话,其实是常识,但我们这里众多的“简体中文读者”似乎并不理解,这里我愿帮他强调一下: 历史研究还是首先回归最基本的职能为好,第一步是要把历史事实给弄清楚,正反两方的事实,都给它弄清楚。
历史事实与是非对错
冯学荣,冯学荣读史
我的文字主要是集中在还原历史事实,很少谈论是非,许多人对我文字的误解,皆由此生。少谈是非,并非因为我这个人没有是非心,而是因为是非在许多情况下,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受立场和感情所左右,世人对历史事件的是非判断准则,往往是混乱的、双重标准的,所以写史最好多谈事实,少论是非,因为事实是客观的,好把握,然而是非往往是主观的,不好把握,同一件事从不同的角度去看,结论不一样。 我举个例子:秦始皇灭六国。在简体中文的语境里,我们只能谈“秦王灭六国”这个事实,是非则是谈不了的,为什么谈不了呢?因为简体中文读者的是非观有双重标准,你说秦始皇灭了人家六个国家,他是什么人呢?侵略者。然而简体中文读者同时又歌颂秦始皇,说多亏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否则就没有我们今天中国这么大的地盘。 仅仅一个秦始皇,既是侵略者,又是民族功臣,这里是非就混乱了,没有统一标准,全凭需要,需要批判秦始皇时,他是侵略者,需要歌颂秦始皇时,他是民族英雄。 再说元朝和清朝,明明是蒙古人和女真人征服了汉人,汉人亡国了,当了亡国奴,然而简体中文读者却歌颂成吉思汗了,说蒙元帝国也是中国人的朝代,叫做“元朝”;说大清帝国也是中国人的朝代,只不过那叫“清朝”。英法联军一把火烧了满清侵略者的后花园(圆明园),大把的汉人捶胸顿足、呼天抢地,事实上人们也完全可以说,圆明园跟汉人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侵略者烧侵略者的园林,关尔等汉人贱民什么事呢。 再例如说鸦片战争,甲午战争,说什么“我们挨打了”,我说你才挨打了,我没有挨打,那是满清侵略者被别的侵略者打了,狗咬狗,跟汉人百姓有关系吗?也并没有什么关系。还有人说日本人甲午战争打得还不彻底,应该干脆打到北京,推翻清政府。 你别笑,甲午战争的时候,孙中山在香港,他求见日本驻香港领事,就是这样对日本人说的:你们日本人应该一鼓作气,打到北京去,推翻满清鞑子,到时候我们汉人一定要和你们日本人提携亲善、共同振兴东亚。孙中山就是这样说的,不但这样,孙中山还对日本领事说,要求日本人出钱出枪,孙中山要在广东拉一支队伍,从南方向清军发起进攻,和日本人南北夹攻,共同推翻清政府,这就是孙中山在甲午战争期间的真实言行。不信?翻史料。日本外务省关于孙中山的档案资料。白纸黑字记录在案。 在孙中山的眼中,满清不是中国,满清是侵略者,所以像《甲午风云》、《1894甲午大海战》这种电影,孙中山是不会看的,因为在孙中山的眼中,日本人打清朝不但没有错,而且是打得好,孙中山认为日本是打得还不够狠,应该更狠些才好。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在很多时候,是非是有两个标准的。彭德怀在《彭德怀自述》里面,讲了他年少时候的一件往事。彭德怀年少的时候,他的湘潭老家闹饥荒,村民吃不上饭,饿的慌,怎么办?彭德怀带领一帮饥民,到地主家去“闹粜”,大家知道什么叫“闹粜”不?所谓“闹粜”,就是要求地主打开粮仓,放粮,让饥民吃饭。 地主不服,他说,那是我的粮食,凭什么免费给你吃?地主不干啊,于是彭德怀第一个爬上了地主的房顶,干嘛?揭瓦。你不让人吃饭,我就揭你的瓦,底下的饥民一片欢呼,事后,对于彭德怀的行为,村里面的乡亲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评价。 第一种评价是支持,说穷人富人都是天下苍生,人人平等,闹了饥荒,富人就应该救济饥民,不能见死不救;第二种评价是反对,他们说富人的钱是他自己挣来的,不是抢来的,你闹饥荒是你的事,你要怪老天,不是地主的错,所以你“闹粜”是不对的。 彭德怀在年老时,在《彭德怀自述》里面,他仍然没能想明白:这两套截然不同的道理,到底谁有理?千万不要以为你现在能有答案,我告诉大家:这个问题,全世界的知识分子已经争论了至少一百年,直到现在,人类社会仍然没能达成彻底的共识。 我们仅仅拿彭德怀的这件小事来评论历史是非,就足够人们争论好些年了,所以你说写史如果要纠结于争论是非的话,结局往往是没完没了,其实历史研究还是首先回归最基本的职能为好,第一步是要把历史事实给弄清楚,正反两方的事实,都给它弄清楚,而至于是非之争,也许要留给读者,我们这一代没有结论的,留给下一代慢慢思考,一个成熟的人应当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分三类:黑色的,白色的,灰色的。 再说和越南打仗,杀进了越南才知道,人家在田里劳动的老太太、小孩子、妇女、憨厚老实的农民,往往都是伪装,他们其实是战斗人员,你不杀他们,他们就在背后向你打枪,杀你,久而久之,你就面临良心的挣扎,老幼妇孺,到底是杀,还是不杀? 日本帝国当年深陷在民国战场(尤其是华北)的部队,其实正是陷入了这样的困境当中,杀吧,都是平民,人家说你残酷;不杀吧,那些平民往往就是伪装的游击队,你心一软,他就杀你。这种处境使你终日坐卧不宁。《冈村宁次回忆录》记录了这么一件事,华北一伙抬轿子接新娘的,日本兵没有起疑心,打开岗哨,让他们过,可是过了之后,接新娘的队伍就开枪了,打死一群日本兵,这些接新娘的原来都是游击队。 再说吴三桂,这个人引清兵入关,因而被历史定义为“汉奸”,然而其实你要换了吴三桂的处境,你会发现,他其实很难办:李自成进京之后,捆绑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拷打羞辱,并且霸占吴三桂的小妾陈圆圆,吴三桂应该怎么抉择呢? 如果归降李自成,那么吴三桂既对不起大明的栽培,也对不起父亲的养育,可谓不忠不孝;可是如果归降大清,吴三桂同样也是既对不起大明的栽培,也对不起父亲的教诲,还是不忠不孝。 如果既不归降大清,也不归降李自成,那么他势单力薄,只有死路一条,而且还是“犬死”,一文不值,为什么说是“犬死”呢?因为主子(崇祯)已经不在人世,你为谁而死呢?你的死又有什么价值呢?换了你我是吴三桂,这道选择题同样很难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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