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悲劇啟示錄

   每年都有不少中國人或海外華裔懷着憂傷或悲憤的心情紀念六四這個特殊的日子，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人之常理。有網友這樣說“我沒有能力推動歷史，但我有權力保存對六四的記憶”，我們從中看到的不僅是情感更是理性的思考。理性驅使人們從六四悲劇中吸取教訓，去探討如何從政治學政治力量博弈的角度，從歷史慣性和文化傳統的角度來看待二十九年前在中國北京發生的那場悲劇。這場悲劇促使人們去更深地了解中國過去半個多世紀的歷史，去探索中共高層內部包括中共軍方高層內部各種力量博弈對推動或阻擾社會歷史和文明所具有的重大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

   六四悲劇最大的教訓肯怕是當時愛國熱情滿滿年輕的一代太缺乏政治智慧，中共開明派改革派那些大人物們同樣也太缺乏政治智慧。那場驚心動魄的政治博弈從頭到尾，願意為推動中國民主進程獻身的學生市民和中共開明改革派很可惜都沒有看清楚民主對立面的力量，也沒有看清楚自己的弱點，更沒有認識到中國政治博弈的複雜曲折以及隨時會動用的暴力。

   在中國當代歷史那個重要的節點，有誰能夠清醒看到到這場民主運動一旦失敗，帶來的結果就是歷史的倒退？1987年召開的中共十三大已經把推動民主和法制確定為中共主要的政治任務 （政治報告第五部分約八千字）。遺憾的是，中共開明派為了挽救剛剛起步的市場經濟改革孤注一擲，利用手中掌控的媒體鼓勵學生市民走向街頭，面對失控的狀態又無力回天，不但是一時間暫時輸掉了經濟改革還徹底喪失了推進民主的大好時機。

    （鏈接： 附中共十三大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章節）

   不錯，鄧小平要為六四悲劇承當主要負責。但是中共政治改革派像胡耀邦趙紫陽等人竟然糊塗到沒有清醒認識他們之所以占住了中共權力的核心完全是由於鄧的政治威望和手中把握的槍桿子撐腰，沒有鄧作為他們的後盾，開明派在傳統派的重壓之下馬上就可能陷入分崩離析之狀態。

   趙紫陽在回憶錄中承認鄧曾經兩次告訴他鄧可能卸任軍委主席這一關鍵職位轉交由他來擔任。非常不幸，趙竟然沒有意識到那就是歷史的節點，沒有意識到軍權在中國政治中的決定性意義。為了獲得軍權不給傳統派元老任何口實，趙應該做的不是暗中支持學生而是“堅決反對動亂”，擺出一副“誓死捍衛紅色江山”明確無誤的姿態。暫時的虛與委蛇靈活妥協難道不是古今中外成功的政治家所具有的共相？有了軍權之後再來搞市場經濟和民主改革豈不是比鼓動學生市民上街遊行更為穩妥的方法或途徑？

  六四以後，中共另外兩位元老李先念王震比鄧先走一步去見馬克思是上天賜給中國和老鄧的又一次歷史契機，讓鄧的政治權威和對軍隊的掌控可以引導中國重新走向市場經濟改革。誰又能像他那樣不但是預見了市場經濟將給中國帶來繁榮，還能同時警告繁榮之後可能再次冒頭的的極左盲動“會讓一個好端端的局面毀於一旦”。

  近二十年中國經濟的突飛猛進，一個根本原因就是軍隊的保駕護航，認同鄧所制定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一政治綱領。但現在的中共軍隊高層還認同鄧所制定的國策嗎？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並非是因為民眾的普遍覺醒，也不是孫中山反清同盟會擁有浩大的勢力。漢人一步一步地在清軍中掌握了更多的兵權，軍政商學各界漢人中的有識之士看到清王朝在西方幾次軍事打擊之後日薄西山光環喪失殆盡，漢族軍官們於是開始朦朧向望民主共和。國民黨在軍閥混戰中終於登上中國政治舞台的中心，自然也是由於操辦黃埔軍校和北伐戰爭的勝利。

  中共權威黨史描述文革之後新時期的章節比較着重說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那場辯論所產具有的歷史意義。實際情況是，那場辯論差一點夭折。歷史開始從這場辯論中發生轉折，還是由於當時的軍委秘書長羅瑞卿大將讓人撰寫“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原則”在《解放軍報》發表，表示了軍方堅決支持的態度。

   教科書總是喜愛強調文人的新思想在社會進步中所起到的先聲作用。歷史的真相其實是槍桿子一直在決定着中國社會的走向。

  六四是一場全國性的民主運動，規模遠遠超過七十年前的五四運動。與北京天安門廣場這個主要場地遙相呼應的還有全國各地幾十個中等和大城市中大規模持續不斷的遊行示威。就是在六四被定為“反革命暴亂”之後，人們還紛紛在各地舉行了大規模的悼念儀式向為民主獻身的北京大學生和市民致以最崇高的敬意。然而北京的槍聲還是讓歷史無可奈何地走入了另外一個方向，一場波及中國各地的民主運動在血泊之中徹底結束。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經歷了大約十年的民智覺醒時期，人民開始嚮往一個民主和法制的中國。縱觀中華民族悠長的歷史和近幾十年人們的民主法制意識在專制體制壓迫下變得日益淡薄的現實，也許我們可以說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民主意識的覺醒很可能是中國封建或農耕皇族文化歷史長河中的一次例外。中華民族集體下意識對大屠殺有着不可磨滅的恐懼和記憶。內亂和外族入侵好幾次導致中國北方人口銳減臨到了種族滅絕的邊緣，漢人只好大批逃往南方，既史書記載的所謂“衣冠南渡”。於是，中華民族一點殘弱的平等意識和社會正義感一旦遇上屠刀機關槍就只好本能地讓位給自保或阿Q精神。

   肯怕只有中國才有這樣一大群奇葩奴才，面對政府官員無以復加的貪污腐敗，他們不是嚴厲指責要求民主法制，而是極力辯護盡其所能抹黑民主。

   經過一千多年宗教薰陶的西方文明，上帝之下人人都是罪人。著名的無神論者英國哲學家羅素也不得不承認基督教在心靈上為西方奠定了民主意識的基石。宗教讓手無寸鐵的弱者面對強權充滿了韌性和勇氣，同時也讓強權和屠殺者多少背負一點罪孽的負擔。在中國文化之中，人權或人在政治上的平等權力難以演變成為人們在追求生命意義過程中的終極目標。眾所周知，中國傳統文化的最高價值是家族的血脈傳承。打江山者坐江山，打江山者不僅高人一等甚至還可以是真理的化身，長期以來就是中華民族的集體心理定勢。閱歷廣博的華人都下意識知道：坐江山者一旦暴怒就可能毀壞他們自己打下的江山。

   政權的合法性在中國文化中歷來就只包含着兩個基本元素：統治者超強的暴力手段和統治者提供一個讓臣民休養生息的穩定社會環境。客觀地說，六四期間的中共軍隊比起六四以前和今天的中共軍隊對於學生和平民也許具有更多的憐憫和同情之心。由於北京警察同情學生，只好讓北京軍區的野戰軍介入。由於北京軍區對學生的同情，鄧小平最後只好從別的好幾個軍區調動了幾十萬的兵力。六四如果發生在今天，死難者就會是數以萬計，悲劇就不僅僅是發生在北京。

  人民和正義在當時還是會讓一些軍人肅然起敬的理念，現在的軍人對人民和正義還心存多少敬意？對於大饑荒和文革兩大災難，那時的中共政府還有深深的歉意，但人們現在不能肯定那時的深深歉意是否還在殘留在目前中國政府的記憶之中。眼下的中國，最嚴重和最迫切的問題已經不是什麼民主和法制的缺失或懲治腐敗，而是即將可能到來的經濟崩盤或與美國在南海可能發生的一場軍事衝突。對於中國某些權利精英來說，打破鄧小平魔咒的最好辦法就是不怕與美國維持一場軍事冷戰。

   以下是1987年中共十三大政治決議關於政治改革最重要的一個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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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體制改革的展開和深入，對政治體制改革提出了愈益緊迫的要求。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過程，應該是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過程。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最終取得成功。黨中央認為，把政治體制改革提上全黨日程的時機已經成熟。鄧小平同志一九八○年八月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所作的《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是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指導性文件。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改革的目的，都是為了在黨的領導下和社會主義制度下更好地發展社會生產力，充分發揮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也就是說，我們最終要在經濟上趕上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政治上創造比這些國家更高更切實的民主，並且造就比這些國家更多更優秀的人才。要用這些要求來檢驗改革的成效。我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但在具體的領導制度、組織形式和工作方式上，存在着一些重大缺陷，主要表現為權力過分集中，官僚主義嚴重，封建主義影響遠未肅清。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就是要興利除弊，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改革的長遠目標，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備、富有效率、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政治體制。這是需要長期努力才能實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