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六四，不當家不知柴米貴
是一篇2014年的舊文，有些陳年芝麻，但是今天來看還是有用，仍然適合。我強調一點，對於遠離北京的中國人對於當時的時局估計和北京人大不一樣。 不過，我增加兩個問題。中國普通人的素質達到民主自由對個人的起碼要求沒有？中國人對制度的自我遵守願望，還有對高壓不屈不撓的風骨長好沒有？這才是我們時代中國革命人士面臨的大問題。 任何事情的發生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6-4的發生有多層次的因素。但是離不開 國人醬缸文化(包括所有國人劣根性)特徵影響，而且正是華裔文化和千年統治的遺 痕決定了6-4的結局。如果我們設身處地，把自己也看成是這個國家管理階層的一員， 就知道這個家不好當。俗話說：不當家不知柴米貴。 每到64前後，街頭巷尾大報小網，議論紛紛。提出政府必須向人民道歉，為6-4平反。 認為政府欠了人民血債者占了網絡作者的多數。若是有人反對為6-4平反，那是天理 不容，立即受到前後夾擊，不是吃不了兜着走，就是逼得屁滾尿流。我冷眼觀察這 番風景，怎麼覺得像唱戲，你方唱罷我方登場，真是一片鶯歌燕舞，好不熱鬧。 當然作為華人一員，我希望祖國富裕，強大，統治者主持正義，理性，寬容，具有 美好的人性，真正為國富民強而嘔心瀝血，扼腕奮戰。應該說，習總的這一屆，不 僅比較廉政，敢說敢為，而且有一定的改革意圖，有一些民主的意識。於是我們很 多朋友便指望他能給6-4平反，我覺得此時此刻有些過分急躁，還要等一等。每年的 五月底，官府擔憂國家不穩定加強了控制，而部分“民眾”也上串下跳，唯恐天下 不亂。 為什麼我會成為6-4的旁觀者呢？其實我也是經歷了一番複雜痛苦的心路歷程。卻說 6-4運動時，我們遠隔北京，消息不通，對事情的來龍去脈缺乏全局性的了解，只能 跟在報紙，中央台後面。每天傍晚，在學校的操場裡黑壓壓地擠滿了學生和老師， 議論當天的見聞，思索明天的行動。5，17的大遊行，似乎給大家遞出信號：外交部， 國務院都打出招牌來上街，我們豈有不上之理。在夾皮溝一般的內地果然也響應起 中央號召，走吧，支援學生，支援民運。那時我也是畢業不久的青年教師，似乎也 錯誤地認為親愛的黨中央在暗送秋波，再不上街，就會失去像五四那樣，70多年才 有一次的機會，後悔一輩子。 且慢，正在這關鍵時刻，一位學政治的老師約我深夜散步，說要好好談談。 畢竟是學文科的，他果然嗅覺靈敏，看出了貓膩，認為這場風波背後有玄機(後來證 明有香港，台灣及西方勢力背後慫恿，一句話受人利用了哇)。並說：你是學術型， 想出國不，想出就別去遊行。三言兩語，震得我佩服得五體投地，讓我有點過熱的 大腦冷靜下來，清醒不少。其實我並不太懂他的理論分析(現在想來他也是從歷史的 角度來分析時局的)，只是聽了他的話，沒去遊行。儘管此君自己還是遊行了的。內 地不僅行動慢跟不上革命形勢，等到人人都游夠了5月19號，才有幾十人參加了遊行。 然而，6-4之後清洗起來，內地學校反而更快更踴躍，整起人來一點不含糊。我即便 沒有參加遊行，僅僅頭天晚上參加了七嘴八舌的議論，還是被人給拱出來了。儘管 無大恙，沒有被徹底批判，出國留學一事還是給延誤了一段時間。 當局與6-4 不管諸位如何理解，愚認為不一定要着急讓政府為6-4平反。歷史的角度看，時間還 太短，它保證中國經濟發展的貢獻和深刻意義還沒有完全體現出來，還沒有蓋過其 負面影響。從全局觀來看政府，學生和民眾都是受害者，都是輸家。不必追究錯與 對，邪惡與正義，孰是孰非， 6-4永遠無解。當時在位並有直接責任的人死的死， 退的退，現行政府的人們並無實際責任。習母還參加了趙紫陽的忌逝，間接表明習 家對6-4的觀點。當局前一段時間還有意開放對6-4的評論，曾經封存了25年的敏感 話題。但是，國人文化是醬缸性格，你退一尺，他要進一丈。為避免嚷(釀)成大事， 當局在6-4真正來臨時，不得不嚴加管理。如果我們把自己看成是這個家庭管理階層 的一員，就知道這個家不好當。俗話說：不當家不知柴米貴。 某些人寫點點東西容 易得很，自己不用動，卻把另外有些乳臭未乾的熱血青年煽動起來，搞亂正常社會 秩序。這是因為學生閱歷不深，思想是直線，易於激動，衝動，很容易受騙上當。 6-4時的執政局 起初的6-4源由：胡耀邦的悴死引發了一股不滿情緒，有許多人要紀念他。繼之是對 包括鄧小平改革政策造成的問題的不滿，1980年代後，改革使農民和生意人富裕了， 但拿國家薪水的人不 僅收入相對下降，生活水平受到1980年代末嚴重通脹的極大打 擊。隨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人權、自由的要求也提高了。趙紫陽智囊團順應 潮流有意政治改革，寬鬆環境，並錯誤地預測局勢，以為中國已到必須改革，而且 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一些知識分子(方勵之)喜歡和激進的學生(王丹)討論所謂國 家大事。但是當局者大意了，沒有預料到事件會一步步發展到失控。在早期當局者 一直沒能達到一定的共識，4-26聲明已經開始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但仍然沒有完 全警覺起來。 但隨後學運逐漸脫離初始的改革目標，似乎認為政府會倒台了。忽然矛頭指向官倒， 特權(幕後推手在推波助瀾耶!)，學運迅速演變為反貪官的運動。各大學連通一起， 美術系繪製標語牌，歷史系談論現行政治體制的弊病，語言系則翻譯最新的標語口 號。這一轉折本身說明學生首領們目標不明，沒有理論基礎，領導技巧也不行。這 種貌似正義但缺乏實際思想體系的呼聲很快得到廣大工人和市民認 同。形成了波瀾 壯闊的全民運動，進而失控造成大局紊亂。89年群眾運動期間，極度的自由顛覆了 街頭每天的公共秩序，街頭音樂會迴蕩着剛萌芽的中國搖滾樂，正常秩序被破壞， 街頭巷尾，三個一群，五個一堆，高談闊論，痛貶時弊，想幹啥就幹啥，反正老子 明天不上班，不上學。其勢山雨欲來風滿樓，已經大大地超過了保守派(甚至西方民 主)能包容的限度。 事態惡化主要原因 作為管理方的政府也是搖擺不定，猶豫不決，主要原因是中央有兩派，趙紫陽的綏 靖主義，和李鵬，楊尚昆及鄧小平強硬派，具不可協調的矛盾，造成困窘的局面。 趙受到手下的一幫文人騷客的筆頭影響，已經放棄了共產主義的信念。主張急於改 革。因此聽不進鄧小平一再勸告，向外界有意透露出中央有兩個聲音，就他本人才 是同情偏向學生的。作為一國的名義上的最高領導人，這種危險的政治行動在任何 一個國家都是不成熟，而且相當危險的。即使如此，鄧仍然想讓趙回心轉意，反覆 規勸，因此事件處理得不可能快，延誤了時間。失去解決衝突的最佳時機。而且前 後作法不一致，給學生以及他們背後的勢力一些階段性錯覺。另一方面，學生有些 自恃，有些莽撞，也有些過分。以吾爾凱西，柴玲等為首的學生領袖像楞頭青，不 成熟，他們的語言，態度，理論修養和管理能力都決定了不可能領導國家，但他們 卻要與政府平起平坐，來不來就要與國家領導人進行對話。國人文化是醬缸性格， 今天對了話，明天就要你交權喲。學生魯莽毛躁，不會講道理，講秩序，本身是無 政府主義，是對法制和民主的踐踏，也是對這些居高自傲民運領袖的極大諷刺。 鄧小平，李鵬，趙紫陽 鄧小平起初不想換剛坐檯不久的接班人，很希望趙能夠回心轉意，齊心協力，並把 局面控制好，把戒嚴和清場搞下去。誰知道趙似乎鬼迷心竅，一點也不理解鄧小平 的苦心。就是因為這些內部分歧，給一些心有叵測動機分子和乳臭未乾的學生領袖 以錯覺，以為有可乘之機。開槍命令出自於鄧，他要承擔一定責任。你知道嗎？鄧 小平實際上是帶老年痴呆症，兩月都沒有睡安穩覺呢，為挽救國家民族再次轉危為 安不惜犧牲個人信譽。是他不惜毀了一世英名為代價，換來了中國又一個經濟高速 發展時期。 李鵬是鄧的代言人，他很保守，同時也很急躁，修養差些。其實他也是效忠黨國， 作為馬前卒已不容易。他也可能懷有個人的野心。同趙紫陽本不是一路人。 趙紫陽，抓經濟還不錯，搞政治嫩了些。當時的天安門局面不是讓步就行的了。一 鬆口，可能是天下大亂呢。他就為什麼那麼天真呢？中國不是不需要民主，不僅6-4時 時機不到，即使現在，中國仍然高度危險。國家安危，系在共產黨統治一根細細的 鋼絲上。我們民眾的素質很差，就像萬維網天天被罵的那樣。民族的素質恰恰是實 現憲制民主的基本條件，不然選票都沒有人來投。印度是民主國家，但他們的選舉 仍然是操縱在一部分富豪和世襲權貴的手中，是特權階層的東東。貧苦人民不參加 投票(有人買單)，他們既不關心，又沒有能力參與政治和管理。 其他的結局-後話 除了現在既成事實結局外，還可以有如下結局。最壞結局是：試想1989年，如果當 時的政府讓步，有可能是退不成軍，如果不是軍閥混戰，起碼也會失控，亡黨亡國， 經濟徹底垮台。這決不是危言聳聽，是可能的，蘇聯就是一個好例子。最好結局： 本該在事情發展不太嚴重時把事情控制好。限制遊行和絕食的天數和規模。是可以 避免使用武力的。還有一種可以接受的結局：我認為局面是必須控制的，即使到最 後也不必使用軍隊。可以調動部隊，但兵臨城下，僅作預防萬一。使用民兵來和學 生肉搏，不需槍彈坦克，用棍棒拳頭武術(或者刺刀)奪取失去的廣場，從而恢復已 經被顛覆數月的正常次序。但是國人文化是醬缸性格，統治者是恐懼的，是戀權的， 更主要的還有封建餘孽思想作怪，民主思想還較貧乏。正是出於這種極度地恐懼心 理，作出的倉促決定造成了血腥後果。 看看6-4錄像，給中立者兩個提示：即使在最後時機政府和軍隊並沒有像當時西方輿 論說的殺死了數千上萬人，政府是在儘量克制減少傷亡(我仍然覺得這些失去生命是 可貴的，是我們民族引以為驕傲的英勇鬥士)。同時也看到了學生和市民都急得要命， 誰也不相讓，都在拼死一搏。否則，死傷會更少。問題是，那些在搏鬥中不怕死者， 往往是後來從外地加入的像你我這種不懂政治奧秘的人，他們自以為正在為國家和 人民奮鬥呢(註：要不是一個政治家給我打預防針，我也可能要去為中華的民主事業 獻身呢)，而在關鍵時刻那些平時嚷得厲害的領袖們卻溜之大吉甚或出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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