骁弟是我儿时的邻居，大我几岁。他的名字叫泽民，不过既不姓江也不姓毛，否则不得了，轮不到我来给他“树碑立传”的。我们那时都叫他“骁弟”，其实应该是“小弟”，那是他的小名。他家姐弟两个，他们家里都叫他小弟，发音却好像“骁弟”，我们就都跟着叫他“骁弟”，他的大名X泽民倒没人叫的，除非在学校。有一次我与他在路上碰到他中学的班主任，对方叫他X泽民，我咋一听一愣，感觉是叫其他人似的。

骁弟原本住在上海市区，是后来搬去我们那里的。我们那儿是F大学的家属宿舍，那个宿舍院子里的大人孩子都说普通话，不会上海话，而骁弟一家是说上海话的，他们一家是搬去我们那里后才开始说普通话的。骁弟父亲的普通话说得一塌糊涂，属于“瞎三话四”水平，他妈妈和姐姐好些，但骁弟进步神速，很快行云流水说得与我们一样了。

我们那里的孩子那时候管市区里说上海话的孩子叫“上海瘪三”，而“上海瘪三”说我们是“阿乡”，意思就是乡下人。“阿乡”与“上海瘪三”尿不到一个壶里，彼此不以为然，容易起冲突。骁弟搬到我们那里的第一天，就与我们那里的一个“阿乡”打了一架，准确地说不是打架，而是骁弟把对方揍了一顿。因为对方完全没有招架之力，就像萨达姆遇到小布什，只有挨揍的份儿。被揍的那位外号叫做“饼干头”。“饼干头”的四方大脑袋见棱见角神似四方形的椒盐饼干，所以就得了那个绰号。后来他的绰号又演变成了“二饼干”，何以成了“二饼干”，却查无考据不得而知。骁弟搬去我们宿舍那天，二饼干听见骁弟与他的表弟表妹说上海话，就带了几个小屁孩跑到骁弟家门口堵着门儿嚷叫：“上海瘪三滚出去”。骁弟妈妈跑出来说：小朋友要友好，叫“上海瘪三”不友好，也不礼貌。说完去楼下搬东西，二饼干见大人离开，变本加厉叫喊：上海瘪三滚出来。骁弟就从房间里跑出来，二话不说，照着二饼干脸上就是一拳，二饼干“啊呀”一声，用手去捂脸，还没捂上，劈头盖脸又挨了好几拳，二饼干就哇哇地哭起来。骁弟妈妈听见哭声，上来喝住骁弟说：你比他大，不要打人家。但其实二饼干与骁弟是同年，块头还比骁弟大。二饼干边哭边威胁骁弟说：你等着，看我不找人来揍你。那是二饼干的惯用伎俩，每次打不过别人就用来威吓对方。但他后来并没有找人去揍骁弟，自己反倒变成了骁弟的小跟班，别人揍他，他便威胁说：你等着，看我不找骁弟来揍你。

骁弟家住我家隔壁，我们两家烧饭也在同一个烧饭间，他妈妈经常去我家串门，骁弟更是没事常往我家跑，每日总去好几回。我父母是山东人，家里时或包饺子，遇上骁弟去我家玩时，父母叫他一起吃，他吃几个之后，假装客气说：刚吃过饭，不要了。可是过了一会儿，我们去外面走廊上玩时，他又对我说：再去拿点饺子来给我吃。他觉得饺子好吃，后来自己也尝试包饺子，他包的饺子软趴趴地立不起来，我们嘲笑那是抽去了脊梁骨的癞皮狗。但他很享受，每包两三个，就放到锅里下，下了就吃，边吃边包边下，吃饱了就不包了。

骁弟妈妈在F大学体育教研组工作；骁弟爸爸每日天不亮就起床做哑铃操，练得一身好肌肉；骁弟姐姐是游泳健将，经常参加市里组织的横渡黄浦江活动，好像还曾经横渡过长江。大概受家庭影响，骁弟十分擅长运动。篮球足球乒乓球，单杠双杆，跑步游泳无所不能。他去F大学游泳池游泳，与他姐姐比赛自由泳，两人齐头并进浪花飞溅，上面救生员是他妈妈的同事，一面看秒表一面大声叫好。周围泳池里的人看得面面相觑忘乎所以，骁弟姐弟俩那时真是风光无限。

骁弟胆子很大，他敢从二楼往下面跳，我们一帮小屁孩在下面看他跳。他学《列宁在一九一八年》里那个克林姆林宫卫队长马特维耶夫的样子，大叫一声：“瓦西里”，就纵身跳了下来。跳下来后人一歪，站不起来了。我以为他仍在扮演马特维耶夫，要说：快去救列宁，快去呀。但他说：哎哟，他妈的脚崴到了。那之后，好几天他走路都是一崴一崴的。

骁弟刚搬到我们那里那会儿还在读小学，大概六七年级。我那时大概两三年级，在学校里遇到一个大我两年级的家伙老来找我麻烦，要打我。我便去找骁弟揍他。骁弟说：我教你几招，你就打得过他了。然后就教我摔跤，教我如何使用扫堂腿，大背包，还有一招叫做“捂钩子”，也不知道那个“捂钩子”是他杜撰出来的名字还是真有其名。具体使用方法是与对方抱在一起后将一条腿如卷麻花般缠住对方的腿，然后出其不意将其摔出去。骁弟教我之后就带我去找那家伙较量，那家伙见到我们也不躲避，骁弟一声令下，我便与那家伙缠斗成一团。骁弟在边上现场指挥，一会说：扫堂腿，一会说：捂钩子。我扫了几“堂腿”也没扫倒那厮，于是换招使用“捂钩子”，没成想对方没防备，脚下一趔趄被我乘势一推，就摔倒在地了。但他爬起来又与我扭到一处，我如法炮制又想使用“捂钩子”，但对方有了准备，乘我抬腿重心不稳之际，将我用力一甩，我就被摔了出去，跌倒在地。等我爬起来再想来一次时，骁弟止住我俩说：一比一，打平了。以后不要再打。我的那个对手点头答应，如此便解决了我的麻烦。

骁弟刚搬到我们那里那会儿家里养有三五条金鱼。他以前住在市里时仿佛是买鱼虫喂那些鱼的。搬去我们那里后无需买鱼虫，我们宿舍后面是大片的绿色田野，田野边上有小河。河里小鱼小虾黄鳝泥鳅无所不有。河边泥土的小洞里还有螃蟹。鱼虫自然更不在话下。骁弟去那小河里网了鱼虫回家喂金鱼。那些金鱼看见鱼缸里突然从天而降许多斑斑点点的黑色小鱼虫，摆动鱼尾争先恐后吃得不亦乐乎。可是不知道是食物中毒还是水土不服，吃了鱼虫后那几条鱼忽然死样怪气翻了白肚皮。骁弟手忙脚乱赶紧将那些鱼虫清除出鱼缸，然而为时已晚，没两天那几条鱼就先后死掉了。骁弟大概很悲伤，决定要给死去的金鱼开个追悼会。他把几条死鱼包在报纸里，带着我们三四个跟着他玩的小屁孩跑到宿舍院子的泥地里，跪在地上挖个小坑，将死鱼埋在里面，插上一块小木牌，让我们跟他一起给下葬的死鱼儿三鞠躬，又致悼词似地说那些金鱼死的比泰山还重，会永垂不朽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骁弟那时常带我去F大学游泳池游泳，他妈妈在那里卖游泳票，我们近水楼台先得月，常常泳池开放之前就进去游。他教我游泳，方法简单而实用，将我直接领到深水区域，出其不意抱起扔进水里，他自己也跳入水中，当我在水中呛了几口水，正张牙舞爪在水里胡乱挣扎时，他潜入水中向我伸出“上帝之手”，将我托出水面，一面叫我随意扒拉着游向池边，一面在边上保护我。当我沉入水中时他便托我一把，当我无力再游时他便从后面推我一把。如此方法，只两三天，我竟然就学会了游泳。

读中学后，骁弟一度喜欢看小说。父亲书架上有许多《收获》杂志，他常拿去读。他读了小说便来给我讲故事，夏天跑到我家往凉席上一躺，一面让我帮他挤出肩上背上小粉刺里的白色脂肪，一面讲故事。有一回他搞到一本《说岳全传》，读了兴奋莫名，跑来说与我听。说牛皋撞见金兀术，大喊一声“要要要”，上去挥锏就打云云。我那时恰巧知道那字应该是“耍”而非“要”，便嘲笑他的“要要要”。他无所谓，说反正都是一回事。骁弟去学农，回来后告诉我趣闻，说他和他的一个朋友同农民打架，他与他的朋友背靠背协同作战，对方四五个人占不到他们半点便宜云云。他说的眉飞色舞兴致勃勃，使我也颇受感染，对他十分佩服。

骁弟敏捷灵活，打架身手不凡。他有一桩事迹当时在邻居里传为美谈。那时我们宿舍外面的国权路上有许多野孩子，经常寻衅欺负宿舍里的孩子。宿舍里的孩子多是教师子弟，胆小不擅打架，看到那些野孩子胆怯害怕，以至于屁大的野孩子都敢撵着高出一头的宿舍里的孩子追打。那情景好像麋鹿被个头小许多的豺狼鬣狗之类的食肉动物追猎，只有夹紧屁股拼命落荒而逃的份儿。但那些野孩子知道骁弟厉害，并不惹他。国权路上有一家姓杨的，兄弟三人，那家父亲没人见过，据说是劳改犯，还有说被枪毙了。兄弟三人里的老幺较小，老大老二都是十七八岁的愣头青，打架十分野蛮。尤其老二，打架时菜刀铁锹，操到什么使什么。那老二经常赤膊在外面晃来晃去，以挑衅目光瞪视来往行人，他身上肌肉十分发达，气势袭人，我们在国权路上看到他，都躲得远远的，眼睛不敢与之对视。就是这个杨老二，有一天与骁弟正面相撞，打了起来。

那天的大致情形是这样的：骁弟与一个中学同学勾肩搭背从学校回家，快到宿舍门口时，杨老二迎面走来，与骁弟错肩而过时，故意用肩膀猛撞骁弟。骁弟站下回头看时，那杨老二也正回头瞪视小弟。见骁弟目光不回避，便摇晃着肩膀走回来揍骁弟。骁弟见他走回来，转身等着。杨老二走到骁弟跟前挥手便打，被小弟闪过，在接下来的不到半分钟的时间里，骁弟疾风暴雨般地在对方脸上打了十几拳，杨老二叫唤着双手捂脸半转过身去，骁弟乘势上去一个大背包将其摔倒在地。这时国权路上另两个半大小子赶紧上来劝架，阻止骁弟再打。骁弟的同学也就驴下坡将骁弟拉回了宿舍。

骁弟痛揍杨老二的事迹很快在邻居里广为流传，连大人们也津津乐道犹如说鲁提辖怒打镇关西的故事一般。但后来骁弟还是遭了那个杨老二的报复和暗算，有一回在国权路上行走时，杨老二从身后用一根带钉子的“狼牙棍”突然袭击，使骁弟吃了大亏。那天骁弟爸爸下班回家看到儿子身上开口红肿的条条伤痕，怒发冲冠，一个人就要跑去找杨老二理论，被骁弟妈妈和众邻居苦苦拦住，说与那种亡命徒一般见识必然要吃眼前亏云云。

骁弟中学快毕业时，已不怎么同我们玩。他变得喜欢听大人们聊天。父亲从前的战友或老同学来家里玩时，骁弟常会跑去我家拿个小板凳坐在一旁听他们海阔天空地侃大山。有时听的来劲，他妈妈叫他回去吃饭他都不去。

中学毕业后，骁弟去上海近郊的宝山县罗南公社插队落户。一去好几个月才回来一次，剃了个光头，带了几十斤新大米回家。在家待一两天就又走了。那时侯插队落户前途暗淡，没有门路要调回城市机会渺茫。然而骁弟仅仅一年居然凭自己的表现被上调到位于宝山县的上海滑翔学校工作。他家里十分兴奋高兴，邻居们也都说他了不起。他后来又调去了宝山钢铁厂工作。

78年高考恢复，我们那里宿舍里符合条件的孩子都去参加高考。当时大家并不抱着多大希望，以为录取机会不会太高。骁弟连考试都没参加。不料发榜之后，几乎所有参加考试的人都考上了。从前与骁弟一起玩的同学考上了复旦等名校，那件事使得骁弟家里有些失落，骁弟本人也未必不觉得无趣。我们家那时已经搬去其他宿舍居住，那之后骁弟的消息就不怎么听到了。

八十年代后期我去了日本，大约九二年回上海探亲时候听母亲说起骁弟，说他结婚又离婚了，他老婆与他离婚后跑去南非做生意，说是死在南非了，好像是被杀的。留下一个小孩由骁弟妈妈带着云云。那是许多年来我听到的有关骁弟的最后的信息。

去年从前的老邻居告诉我以前住过的那个宿舍里的当年的孩子们建了一个微信群，挺热闹的，将我也拉进了那个群。我在那个群里隔三差五贴出的各种各样的相片里看到许多熟悉的脸，尽管都是大叔大婶吃饱了岁月的脸，拂去脸上的岁月却依然能够还原出多年前年少时候的晴涩模样。唯独没有在那里面看到骁弟，我向群里打听骁弟，有人告诉我骁弟依然住在F大学的某个宿舍的老房子里，每日喝酒，不与人来往。我听了想起母亲之前说的他老婆孩子的事情，觉得有些黯然无趣，颇为骁弟可惜。我又问起那个当年堵着骁弟家门叫嚷“上海瘪三滚出去”的二饼干的近况，他们告诉我说二饼干现在宝山区人民法院工作，已经是法院院长还是审判长之类的了。我听了颇感慨，觉得人生如戏，不到落幕，结局难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