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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人认为启蒙运动很重要，所以把现代性视为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四个阶段而到来。实际上启蒙运动没那么重要，它发生在欧洲大陆，不过是科学革命和契约理论的伴生物而已。而市场的观念和公司的发明远为重要。当现代科学和政治契约理论诞生之后，它们展现出的合理性和生命力促使人们去宣扬和推广，就形成了启蒙运动。

这六大因素，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前两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是对旧世界的“破”，后三个（科学革命、契约理论、市场规则）是对新世界的“立”。两场精神解放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一场智力革命（科学革命）、一套政治合法性的理论（政治契约理论）和一场市场冒险活动（全球贸易开启、市场观念形成和现代公司发明）。其中声势最大、影响最广泛的是文艺复兴，最为深刻和影响也最为持久的是科学革命。

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开启现代世界的大门之后，契约政治、现代科技、市场经济（现代公司），这三者成了现代性的标配。任何国家只要有这三要素，现代化就必然开启。

文艺复兴：精神大解放

文艺复兴，顾名思义是复兴早已消被人遗忘的古希腊、罗马经典，但更重要的是复兴古希腊罗马时代人的精神状态。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是没有被政治专制、没有被上帝、教会压抑着的状态，是一种能够抒发自我、表达自我的生机勃勃的状态。

文艺复兴的本质实际上是一场人文运动，所谓“人文”就是关注人的生存状态，提倡人的生命至上、价值至上和尊严至上，这是一场反抗上帝或者说反抗以上帝名义压迫人的运动，是一场思想解放和人性解放运动。所以，有历史学家说，文艺复兴是发现了人，严格说应该是“重新发现了人”。我们可以说，古希腊和罗马的经典和社会生活的发现，唤醒了、启发了还活在中世纪里的欧洲人。让欧洲在漫长的基督教压抑中重新焕发了活力。

文艺复兴的核心不在于它的文艺作品有多绚烂，而是背后的人文因素。由1000多年来的神本位，回归到人本位；以神为中心变成“人是万物的尺度”。有人可能不同意，认为神的中心地位是永恒的，但文艺复兴毫无疑问重新调整了人神关系，起码人活着的使命不仅仅是为了伺候上帝，而是有自身价值。人由过去的带有原罪的罪人、小心匍匐着的仆人，没有表情、战战兢兢的配角，变成了美丽的、被歌颂的对象。

我们说人性假定，有一种说法：西方政治制度是以人性恶的假定为前提的。在上帝和教会统治的时代，确实如此。基督教原典就说了，人是有原罪的，是性恶的，所以，人要向上帝赎罪，要匍匐着，不能够站起来，更不能骄傲和充满自豪地表达自己的才华。

油画《逐出伊甸园》（局部），作者：马萨乔

但文艺复兴动摇了这种假设，人和神，谁善谁恶，带上了疑问。到现代政治契约理论形成，实际上就反过来了，假定了人性为善。有人不同意，但我有我的论证。因为只有假定了人性本善，自由主义才有可能，现代契约才把政府必经人同意才具有合法性确定为现代政治的基石。如果人性是恶的，人的权利就不可能被这样赋予。

另外，自由主义在神学上的巨大突破，就是提出了一个理论：上帝的意志体现在他的所造物中。人既然是上帝的所造物，那么，上帝的意志也就体现在了人身上。你能说上帝的意志是恶的吗？

相反，现代契约假定了权力的本性为恶，所以，赋予了人性本善的个体监督政府、监督掌权者。

文艺复兴前的文艺作品，神是中心，上帝统治了一切，不敢展示人快乐的表情，更不要说展示人的美感，人的智慧。我在很多博物馆看文艺复兴前、也就是中世纪时期的作品，作为人的形象出现的，就只有耶稣或圣母玛丽亚，如有其他人物出现，都是痛苦的、忏悔的、向上帝赎罪的表情。可以说，前文艺复兴的作品，越看越压抑。但文艺复兴开始后，作品里展示出了人的大胳膊、大屁股、大胸脯，美丽的女人，勇敢的男人，他们纷纷跃上画面，人的美感出来，尽情赞扬着人的美感、人的智慧。可以有蒙娜丽莎永恒的不可捉摸的魅力，可以有大卫健硕的肌肉和人体完美无缺的结构，可以有“雅典学院”的哲学、诗歌、音乐等学者的智慧展示。这三件作品正好是文艺复兴三杰达·芬奇、米开朗琪罗和拉斐尔的代表作，是文艺复兴精神最好的体现。可以说，在博物馆看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品，是非常振奋的。

油画《雅典学院》，作者：拉斐尔

文艺复兴影响直接来自于古希腊，因为古希腊时代就是一个“人崇拜”的时代。人不崇拜神，人们崇拜自己。那时候虽然也有神，但是一个多神时代，并且，往往不是人向往神界的生活，而是神向往人间的爱恨情仇。

所以，文艺复兴也把古希腊时代的多神带来了，信仰有了多元色彩，上帝不再是一个永恒的中心位置。

我想，当中世纪的人发现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人的状态和人的生活，一定是惊呆了，连着大呼：哇哇哇！就如改革开放刚开始时，中国人看到美国人的世界一样。

文艺复兴以前的作品：唯有上帝。就如文革时的中国一样：唯有毛主席。

但文艺复兴，人类进入百花争荣、与神共舞时代。

那为什么会有文艺复兴？

首先是西方社会的危机。这个危机又由几方面造成：

1､罗马帝国崩溃之后，一方面整个欧洲社会四分五裂，而另一方面，基督教的专制，尤其是通过教士集团的专制却日益加剧。上帝的专制久了，社会凝固了，大家活在只有上帝没有人的世界。这样的压抑孕育了反抗的情绪。所以，出现了文艺复兴的前三杰：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但丁《神曲》把上帝的代理人教皇直接打入地狱。薄伽丘《十日谈》里，罗马教士则成了魔鬼的代名词。并开始讲性、讲色欲，讲得非常迷人。这是对中世纪价值审美的彻底叛逆，呼唤着人性的复苏。

薄伽丘《十日谈》

看来，专制，即便是一个上帝专制的世界也并不美好。所以，西方谚语说：两个魔鬼打架，赛过一个天使独裁。

2､伊斯兰世界崛起和威胁。自从7世纪伊斯兰教在中东崛起之后，就不断蚕食鲸吞前罗马帝国的领土和基督教的地盘，对欧洲不断发起进攻。并两次打到罗马帝国和基督教的心脏地带罗马城，洗劫了基督教的象征圣彼得大教堂。在伊斯兰势力不断扩张之下，整个欧洲和基督教世界面临生死存亡的险境。

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军队攻陷君士坦丁堡。

3､黑死病的蔓延。黑死病在1347—1353肆虐了整个欧洲，欧洲人口损失了大约2500万，占整个欧洲人口的1/3，其中部分城市死亡率80—100%，像佛罗伦萨的人80%死于黑死病。（黑死病起因众说纷纭：热那亚商人从黑海带来；十字军东征带来；蒙古人故意送给欧洲人的。）

十四世纪中叶席卷欧洲的黑死病

这一系列危机，尤其是黑死病让人们对上帝产生了怀疑，至少对上帝的意图产生了怀疑：既然上帝无所不能，而我们又如此虔诚，上帝为什么不能来拯救我们？使得⼈们开始怀疑上帝，尤其是教廷的绝对权威。

其次，文艺复兴的肇因：古希腊罗马典籍的发现。

单怀疑和愤怒不能解决问题，出路在哪里才是关键。除了在上帝面前是罪人，除了接受教廷对人的精神统治和世俗权力对人肉体控制之外，人类还有没有新的生活方式？我估计在中世纪，人们肯定早就遗忘了人类在上帝统治之前的世界，以为人类生活就是如此，就是有罪之身和赎罪之命。

人有时是很可怜的，群体的记忆和个体的记忆一样，不要说1000多年，一两代人之后社会记忆就会被彻底抹平了，就如文革时代的人们已经不能理解中国1930年代的社会生活一样。所以，自由对文明的意义是如此重大。要保持文明的传承，就必须有自由的传播，要不然，专制很快会把文明抹掉的，给你永远的一个记忆，即便是上帝的专制也一样。

但是突然之间，古希腊罗马的典籍从天而降，一种崭新的社会生活和精神面貌展现在人们面前，人们看到了上帝之外的世界。我相信，他们一定是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异常震惊：人类竟然还有过这样的生活。

据说，整理古文献的彼特拉克发现西塞罗，惊得几天几夜无法入睡。西塞罗的发现，也是文艺复兴的一个里程碑。

弗兰齐斯科·彼特拉克（1304—1374），意大利学者、诗人，文艺复兴第一个人文主义者，被誉为“文艺复兴之父”。

文艺复兴就这样肇始了。

希腊罗马时代的生活为什么能够被发现？这也是一个奇迹，一个偶然。

有以下几个原因：

1､伊斯兰教的崛起和对基督教世界的进攻和威胁，使很多学者逃离君⼠坦丁堡，把君⼠坦丁堡图书馆的很多古希腊罗马时候的书籍带到了意大利利各地。这些书籍，估计在君士坦丁堡的时候也是禁书，一些学者在逃亡的时候给带上了，之前他们也不一定读过。

2､阿拉伯翻译运动。十字军东征带回了一些阿拉伯人翻译的古希腊时代的典籍。这些典籍覆盖了科学、哲学、历史、人文、艺术，这要感谢阿拉伯人8—10世纪，持续了200年之久的翻译运动。阿拉伯人发现古希腊这些成就深感震惊，于是有了翻译运动。但很多人可能很困惑，那为什么阿拉伯人没有文艺复兴？我想是因为伊斯兰教的组织控制要比基督教强太多，禁忌也更多，他们消灭异端的决心会更果断。所以，尽管有翻译运动，但只有很少的一些人可以接触到这些经典，并小心翼翼地严格地守在禁区之内，而大众则完全被隔离在外。此外，伊斯兰教还牢牢地控制着教徒的生活。

3､意⼤利本来就是罗马帝国的核⼼地带，很多城市就是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建⽴的，这些废墟不断在唤醒人们对于往昔强盛的罗马帝国的记忆。此外，意大利城市和商业的发展，也远在世界其他地方之上。当时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和米兰，这些城市国家是地中海贸易最活跃的，也是地中海世界最繁荣、最富饶的地方，城市化水平是欧洲最⾼的。有城市，就有公共生活。大家可能想不到，威尼斯曾拥有全世界最强大的海军，称霸地中海几百年。

威尼斯帆船（蚀刻版画，1697年）

文艺复兴掀起的人文主义运动涤荡了整个欧洲，尤其是西欧，它为现代世界的开启播种下种子。没有文艺复兴，欧洲之后的一切，都不会发生。

宗教改革：伟大的分离

1517年，德国牧师马丁·路德在威登堡教堂贴出一张大字报——九十五条论纲。马丁·路德逐一驳斥和抨击了教皇用以敛财的赎罪券，并质疑罗马教廷和整个教士阶层存在的合法性。是为宗教改革的标志性事件，拉开了欧洲声势浩大的宗教改革运动的序幕。

尽管之前也有人抨击过赎罪券和倡导直接阅读《圣经》，但马丁·路德的结论不仅是建立在非常坚实的逻辑之上的，而且他具有完备的理论体系。所以非常有力量。

1517年，马丁·路德在教堂门口张贴《95 条论纲》，标志着宗教改革运动的开始。

马丁·路德在这一论纲中提出，对人类罪行进行赦免的，唯有上帝；教皇作为人类的一员，没有权力也没有能力对任何人赎罪；《圣经》是人们理解上帝唯一的依据。既然《圣经》没有说需要教皇在人间代表上帝，那教皇和教士阶层的存在就是非法的。他们也无权垄断《圣经》和《圣经》的解释权，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圣经》直面上帝。

马丁·路德有一句名言：

信徒和上帝是一对恋人，他们之间不需要第三者。

宗教改革是一场伟大的分离运动。在这之前，教廷即上帝。以罗马教廷为首教士阶层垄断了基督教的传播权和解释权，他们以上帝的名义传播福音，也以上帝的名义胡作非为。教皇和上帝成为一体，几乎就是上帝的代名词。教会不仅拥有大量的不动产，教皇又通过赎罪券向信徒敛财，民众水深火热，而教士阶层，尤其是教皇生活极其腐化，丑闻不断。

教皇推销赎罪券（欧洲1521年版画）

这导致了两个结果：教会对《圣经》的垄断导致了民众的信仰饥渴；教会的腐化和丑闻又加剧人么对上帝的怀疑。

于是，这场伟大的分离运动生逢其时。它把上帝和教士阶层进行了分离，把人们对上帝的不满转为对教廷的不满。某种意义而言，这种分离拯救了上帝，拯救了基督教，也拯救了信众。所以，有人说马丁·路德发起的改革是基督教的一次再造。这毫不为过。

毫无疑问，这场分离运动重构了现代基督教的面貌，使得信仰和现实的关系更加合理和融洽。

宗教改革是文艺复兴运动的深入和延续，象征着它从一种思想解放运动进入到对现实的变革之中来。当文艺复兴运动起来之后，首当其冲的就是基督教，所以，当文艺复兴的思潮进入宗教领域，这种变革就不可避免会到来。在文艺复兴思潮的席卷之下，基督教要么灭亡，要么改革。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实际上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如果没有文艺复兴的启发和冲击，宗教改革不可能发起，即使发起了也不会成功。

1521年4月，马丁·路德出现在沃尔姆斯帝国会议上，公开声称只承认上帝的话为最高权威。沃尔姆斯帝国会议之后，马丁·路德成为了神圣罗马帝国的通缉犯。

实际上在路德之前，也有过宗教改革的倡议。影响比较大的有几个：

一个是英格兰的约翰·威克里夫，他在1376年撰文指出，世俗事务由上帝派政府管理，教皇不应干涉。1377年，他宣称《圣经》是信仰的唯一根据，教会唯一的律法。

另一个是现今属于捷克的约翰·胡斯，他受到威克里夫思想很大影响，严辞指责教皇出售赎罪券是可憎的罪行。1409年比萨会议被教皇诱捕并定罪，处以火刑，引发反教皇的革命战争。

宗教改革重新定位人和上帝的关系，把个人从教会的精神控制中解放出来。更有意思的是，它还导致另外几个结果：

1､马丁·路德说，信徒如果需要得到拯救，需要独自孤独地面对上帝。这样，信徒从先前的抱团取暖式的集体主义变成了一个个独立的个体。这为自由主义的诞生提供了宗教依据：上帝要使每个人成为独立的个人。

2､“天职”理念与经济发展：个人的道德活动所采取的最高形式，应是对其履行的世俗事务进行评价，修道士放弃世俗义务是自私的，是逃避世俗责任。正是这一点必然使日常的世俗事务有了宗教意义。并在这个基础上首次提出了“职业”的思想。——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们完成一个人在现世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就是他的天职。

天职理念是一种新的劳动、职业观，毫无疑问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3､崭新的财富观：受马丁·路德影响，约翰·加尔文也在瑞士进行宗教改革。他的思想在英国经约翰·诺克斯的完善，成为清教徒思想的主要来源。加尔文和诺克斯的思想更进了一步，不仅主张绝对的自由，而且他们具有崭新的财富观。

他们认为，人是上帝财富的托管人，帮上帝管理人间的财富，所以，他们有使命来增加财富。获取财富、取得社会成就是增加上帝的荣耀。这和传统基督教苦修的思想——欲望是罪恶的，人性之恶正是来自于欲望——完全南辕北辙。这对人们发展工业、从事商业、经营金融扫除了思想障碍。

加尔文有句名言：“世界就是我们的修道院”。而尘世中的工作是我们修道的方式，是上帝安排的任务，是神圣的天职。每个人要入世修行，将自己在世间的工作和生活做好，就是在修行和敬拜，就是在尽一个人的本分。每个人应该在世间努⼒工作，做官执政，蓄有私产，贷钱取利，同担任教会职务一样，均可视为受命于“上帝”。

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所以，新教国家（英美荷）的发展明显要好于天主教国家，即便在今天都非常明显。马克斯·韦伯对此现象进行研究之后，写下他辉煌的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我们以意大利为例，意大利是罗马帝国的核心地带，在中世纪也是欧洲最繁荣富庶之地，威尼斯、热那亚、米兰、佛洛伦萨都盛极一时。但宗教改革之后，意大利因为是天主教的堡垒，被罗马教皇牢牢控制，宗教改革丝纹不动，经济和社会由欧洲领先变为落伍，直到今天也没有跟上趟儿。

有句话很有意思：贫穷在法国不是罪恶，但在英格兰是罪恶。

韦伯说：资本主义精神和前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区别并不是在赚钱的欲望上。

世界上很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出现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他们缺乏某些气质，如荷兰和英国所表现出来的那样。

科学革命：智力的突变

奠定现代文明的三大基石：政治契约、科学革命和市场经济。前者和后者提供了新的政治制度和市场规则，科学革命是一个引擎装置。三大基石的结合不断把人类文明推高向前。

如果没有现代科学的发现，尤其是它和自由民主制度形成完美结合。那么，人类社会可能还是像过去一样，先进文明败于落后文明，文明败于野蛮，然后历史周而复始。

但是，现代科学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这一切。

而科学的出现，可能是人类从上天那里得到的最为意外的礼物。是非常偶然的。因为它不是人类社会正常进化和发展能得到的，是智力突变和飞跃的结果。

在人类轴心时代形成的诸文明之中，唯有古希腊文明发展出了科学，其他文明都没有。不仅没有，如果没有古希腊科学的发现，再过一万年也不会有。所以，科学不是人类正常智力进化的结果，它是一场天外飞仙式的智力革命后才能形成的。

以中国为例，就是从原始人、三皇五帝、到唐宋元明清，再走一万年，也不会出现科学。秦汉和明清，1000多年快2000年时光，生产力水平也差不多。但现代科学一出现，就完全变了样。不要说百年，几十年甚至几年，人类社会就完全不同。

人类在科学革命前的文明遗产，无论长城还是金字塔，除了古希腊灿烂的科学和哲学遗产，更多的是劳动力和一般智力的成果。是“力”的产物，科学革命之后，人类文明变成了“智”的展现。

科学是古希腊文明独有的产物，说明那时候古希腊人的智商远远超过了世界上其他的民族。即使在今天看，古希腊人也有可能是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最聪明的人类。几乎现代社会出现的所有重要事物，无论是科学、哲学还是艺术，都能在古希腊找到源头。甚至有哲学家说，古希腊之后，哲学没有进步。

有时候我在想，为什么古希腊人有科学思维，而其他民族没有。假如没有古希腊人，有无可能，人类今天也不会发现科学？我的结论是完全可能。而顺着这个思路想下去，是蛮可怕，但也蛮有趣的。

可怕之处在哪？在于科学的发现其实是某种程度的偶然，如果没有古希腊人，或者古希腊人留下的那些典籍全部被基督教世界消灭掉，那就不会有现代科学。人类历史将一直残酷而无趣地循环下去。

有趣之处在哪里？人类也许还有别的更有意思的火种埋藏着，等待时机它们就会出现。一旦出现了可能又是一片新的天地。

导致现代科学革命的原因和历程：

（1）古希腊留下的火种。

（2）文艺复兴运动点燃了古希腊人埋下的种子，撕开科学革命的一角。

（3）从哥白尼开始，经伽利略和开普勒、牛顿，科学革命宣告完成。

（4）科学革命为随后而来的技术革命作了智力和知识准备，工业革命时代来临。

这其中，最重要是两个阶段：古希腊的科学传统和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伟大天才的出现。翻译运动和文艺复兴，是二者之间的媒介。翻译运动传递了火种，文艺复兴做了助产士。

古希腊科学成就之高，超出我们的想象太多。

以欧几里得（数学）、阿基米德（物理）、托勒密（天文）三位古希腊科学家对现代科学影响为例。现代数学几乎完全建立欧几里德《几何原本》之上，托勒密的《大汇编》总结的古希腊的天文成就，直接影响和启发了哥白尼。阿基米德那里已经产生了现代力学方法，比如浮力原理和杠杆原理，可以说是现代物理学的源头。阿基米德完全算得上第一位现代物理学和数学大师，他的工作和伽利略非常相似，甚至比伽利略的工作还要重要。他的工作如果接着往前走，后继有人，是可以直接到达牛顿的，至少可以直接到伽利略。但这中间，却隔了1500多年。

阿基米德、欧几里得、托勒密

古希腊数百年形成的科学传统，卓越的科学家灿若星河，和现代科学革命后300年相比毫不逊色。毕达哥拉斯、德谟克利特、芝诺、柏拉图、亚理斯多德、阿那克西曼尼、尤多索斯、埃拉托色尼、欧几里得、喜帕恰斯、阿基米德、托勒密……。所以，有科学史家提出，第一次科学革命不是发现在现代，而是发生在古希腊。

古希腊已经有了非常完备和成熟的科学系统，物理和数学结合得非常紧密。他们建立了假说——逻辑——数学——完全证明——的科学系统。尤其是他们把数学引入科学体系，为科学发现的完全证明准备好了工具。和现代科学相比，只缺少一个环节——科学实验。

我想，如果古希腊不灭于罗马，而古希腊文明没有被基督教敌视和摧毁，现代科学至少会早到1000年。人类的历史会完全不同。

古希腊科学是如何能够传下来并启发了现代科学：

1､现代⼤学的诞⽣。——十字军东征——发现⼤量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典籍，这些崭新学问吸引了⼤量的学⽣来研究它们。他们的需求⽆论在内容上还是总量上，传统的教会学校都不可能有能力承担。在需要对这些典籍进行研究的情况下，大学诞⽣了。当然，这时候大学算不上完全独立，他们还是受教会控制。它的很大功能是用这些典籍中发现的科学知识来帮助解释圣经，这时候，科学确实是“上帝的婢女”。但随着解释和研究的深入，发现科学完全是另一个系统，它不是上帝的婢女，而是比上帝更加强有力的东西。它要揭示的是整个宇宙的自然律，自然的法则。

大学的诞生意味着知识阶层形成，探索和研究知识成为一种职业，这是知识⾰命的基础。

2､两次翻译运动。阿拉伯学者震惊于古希腊的科学和哲学，把科学典籍由希腊⽂翻译成阿拉伯文，这场翻译运动在伊斯兰教扩张时期延续了将近200年之久。这是伊斯兰世界对现代的最大贡献。欧洲学者同样对这些典籍感到震惊，于是有了二次翻译运动：把希腊文译成拉丁文，或把阿拉伯文译成拉丁文。欧洲的翻译运动是从⻄班牙开始的，因为西班牙曾长期在伊斯兰教占领之下。西班牙光复之后开始翻译阿拉伯人留下的古希腊典籍。这个时候讲授是古希腊科学的学者也在欧洲各地出现，比如热尔⻉和赫尔曼。

3､欧几里德作品的发现。欧几里得《几何原本》是一部体系庞大包罗万象的数学巨著。这部作品既包含欧几里德总结整理的古希腊其他数学家的成就，也包括他自己的伟大发现和创造。这个发现就像文艺复兴发现西塞罗作品一样令人震惊。

4､经过文艺复兴，欧洲人的智力得到提升和开启，杰出的人物除了追求古希腊罗马的辉煌文学艺术之外，开始理解古希腊的科学。其实在文艺复兴之前，欧洲人在修道院里最先发现的是古希腊的科学典籍，但碍于它艰涩难懂，没有形成有效的理解。在经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后，无论是智力发展还是社会空间，都有了重新理解和发扬古希腊科学的可能。

于是，现代科学革命的三杰——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登场了。

哥白尼、伽利略、牛顿

就现代科学革命而言，哥白尼是起点，牛顿是终结者。在两者之间最直接、最强烈的，则是天文学与动力学上的新发现和新观念，这主要归功于16—17世纪之交的三位科学家：第谷、开普勒、伽利略（发现两条运动定律）。科学史家陈方正说：他们的工作戏剧性地改变了欧洲学界的观念和气氛，促成了17世纪的科学热潮。

科学的本质是人类智力的扩张。当哥白尼、伽利略、牛顿这样巨慧之人和古希腊埋藏的火种相遇，现代科学的熊熊烈火就燃烧起来了。

当然，科学革命也是在混沌中，或者说是在混乱中完成的。当时宗教、政治旧秩序崩塌，新秩序尚未建立。这混沌之中，现代科学出现了。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没有基督教就没现代科学。这是一种经不起推敲的观点。如果说没有基督教就没现代科学，那么就会发生两个事件：1、现代科学应该出现在意大利而非英国。2、古希腊科学不能往下传承。而事实上正是因为古希腊科学的火种才点燃了现代科学。而古希腊时代，基督教还没有诞生。

从哥⽩尼1543年发表《天体运行论》，到⽜顿1687年发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前后将近150年。但这150年，⽐人类经历过的任何⼀个150年都要重要。

哥⽩尼不仅提出了日⼼说（地动说），更重要的是他给出“运动”的观点，运动才是宇宙的真谛。

伽利略倡导数学与实验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他定义了现代科学——科学必须经过实验来检验。

牛顿：统一了天上的事物和地上的万物，而不是对单个现象提出一个理论或一个学说，是一整套前所未有的观念、态度、理论和方法，是一个崭新的科学体系。

有诗人蒲柏的诗:

⼤自然和⼤自然的法则隐匿在⿊暗之中

上帝说

让⽜顿出世吧

从此

世界⼀⽚光明

这和朱熹颂孔子的诗有点相似：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前者歌颂牛顿发现了自然律，后者歌颂孔子建立了儒家的道德观。我们可以品味一下二者的不同。

政治契约：现代国家学说的诞生

和科学革命可以并驾齐驱，一样影响深远的，就是社会契约论：政治契约——现代国家理论——的出现。它也许没有科学革命那么深刻，但它的重要性不输于科学革命。

现代国家学说的出现，可以说是近500年来，今后100年内最伟大的启蒙。启蒙，启什么？核心就是传递现代国家学说。

恩格斯说：什么是国家？国家是暴力统治的机构。显然他没有受到现代国家学说的启蒙。

马恩还在推崇暴力革命，但只有结束了暴力，才是文明之始。

如果暴力主宰了一切，道理就没法讲，不讲理谈何文明。任何理论，如果是一种宣扬暴力的理论，就可以判断它没什么价值。但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洛克的理论已出世快200年，现代国家契约理论已经非常成熟，马恩还要再创一套落伍的理论，并且还广受推崇。问题是，马恩的理论不是引导这个世界走向文明，而是走向暴力，走向野蛮。

现代契约理论是如何定义国家和政府的？

国家和政府不过是契约的产物，是经过被治理者同意才产生的，它存在的价值是为了保护每个人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政府不过受托管理这个国家而已。只有如此，国家和政府才是合法的。如果统治者违背了这个契约，人民有权推翻政府。

这就是现代契约理论。

现代政府理论在约翰·洛克那里产生，托马斯·杰斐逊把它发扬光大，并于美国实践。有人说，有限政府起始于1215年《大宪章》，确实如此，但《大宪章》是一个自然演化的、英格兰特有的产物。并不具有可复制性。只有当洛克的现代契约理论产生，才意味着一种理性、自觉、清晰的现代国家理论建立起来，才真正把权力关进了笼子。

如果说，英国的宪政是来自于历史经验和实践，那美国就彻彻底底是契约理论的产物。过去200年美国的发展，证明了现代国家学说不仅是合法的，合道德的，也是目前为止唯一能在个人自由、国家强大和合法性之间建立起完美平衡的理论。

现代国家理论——契约论——经历了四个阶段而走向成熟：

（1）罗马法的契约传统

（2）霍布斯《利维坦》

（3）洛克《政府论》

（4）《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

契约的概念和传统来自罗马法。在文艺复兴之后，罗马法，特别是其中的契约原则在欧洲的复兴和传播，使得契约思想成为人所共知的一种理论资源。

有人说，现代契约起源于基督教，因为基督教就是订约思想，《旧约》是上帝和犹太人之约；《新约》则是上帝和全体基督徒之约。

这种说法比较牵强，不像罗马法是实实在在的传统。即使“订约”的概念起源于基督教，那也仅仅是概念而已，看不出现代契约和基督教在内涵上有何联系。

而罗马法的思想则和日常经济生活中的许多基本活动相联系，它很容易渗透到普通人心中，成为“理所当然”和“不证自明”的常规。随着时间推移，这种观念获得了一种“自然”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处理相互关系的“天然”的基本原则之一。英国商法创制者曼斯菲尔德说，英国商法体系就是以罗马法，特别是契约原则为基础的。因此，罗马法的复兴是现代契约理论的重要源泉。

霍布斯登场：国家的起源

霍布斯提出“自然状态”和国家起源说，指出国家是人们为了遵守自然法而订立契约所形成的。霍布斯的契约，是一个自然契约：人在自然状态下，每个人对一切事物的自然权利会导致战争——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为了保护自我和维护社会秩序，个人把自然权利转让出来组成政府，这个“主权”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如果主权者侵犯了个人经济权利，个人可以拒绝服从，但革命是不被允许的。

霍布斯和《利维坦》

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霍布斯将自我保护视为个人最基本的自然权利，视为第一条自然法，独立并优先于其他自然法，而国家的存在是为了保护这种自然权利的必要。可以说他是西方近代首位彻底贯彻个人主义的思想家。

但他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得出结论，认为民主政府是无法打胜战争和维持长期稳定的，也因此他认为民主制度并不可取。他认为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才足以保障个人的自然权利。

显然，他没有意识到最有可能侵犯个人权利的就是政府。

洛克理论横空出世：自由王国的诞生

如果说霍布斯是契约理论的哥白尼，那洛克就是牛顿。在霍布斯那里，还说充满了丛林法则的自然状态，他给出不过是自然契约，而洛克则给出了完备的社会契约，他建构了现代政府理论。

洛克和《政府论》

洛克发展出了一套与托马斯·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不同的理论，他的理论可归纳为：

（1）政府在只有在取得被统治者同意的前提下，才具有合法性。

（2）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保护人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的自然权利。

（3）财产权必然是先于政府存在并且完全独立的。

（4）所有的政府都只是人民所委托的代理人，当代理人背叛了人民时，政府就应该被解散。

（5）只有在取得被统治者的同意时，社会契约才会成立，如果缺乏了这种同意，那么人民便有推翻政府的权利。他主张应该对政府权力实行监督与制衡，并且认为当政府背叛了人民时，革命不但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

这就是洛克的理论。他的理论对托马斯·杰斐逊影响很大，反映在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之中。

美国独立宣言

在《独立宣言》中，杰斐逊开宗明义：

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每个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了他们种种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正是为了保护这些权利，所以，才要在人民之中成立政府。

短短不足百字，包含了政治哲学最精要的内涵。

到美国宪法制定并实施的时候，标志着现代国家理论付诸实践。

市场观念的形成和公司的发明

公司的发明和全球贸易体系联系在一起，如果没有新大陆的发现、大西洋航线的开辟，世界经济和贸易格局也许很难改变，那么，现代公司的发明还有待时日。

公司本是社会分工的产物，全球贸易体系则是一个更大更合理的分工系统。全球贸易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配置和分工，所有的财富创造者都在寻思如何获得比较优势。公司则是为了固化这种优势。这样，人类的财富自然是大大增长了。

全球贸易体系开始于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烟草、辣椒、玉米、咖啡、红薯、土豆等这些改变世界的物种流往世界各地。如果哥伦布没有发现美洲，人类就不会有玉米、土豆等主粮，可能很难养活现在这么庞大的人口。哥伦布对美洲的发现是几大事件的重要开端：

（1）全球贸易体系开始形成。

（2）人类洲际间的交往真正开始，全球化起步。

（3）世界范围内的物种大交换。

（4）殖民运动的兴起。

（5）全球经济重心由地中海转向大西洋，间接导致了英国的崛起。

最早就此展开殖民地争夺和贸易竞争的是西班牙和葡萄牙，这是在大航海时代引领潮流的两个航海强国。在双方不可开交之际，教皇不得不出面进行调停。但随后英国和荷兰也加入了这股竞争，并在竞争中后来居上。英国在1588年干掉西班牙无敌舰队之后获得大西洋航线的主导权，在16世纪末期试图在美洲建立殖民地，并于1607年和1620年在两块后来闻名于世的殖民地弗吉尼亚和马萨诸塞站稳了脚跟。荷兰商人则几乎垄断了17、18世纪海上贸易运输。

现代公司的发明起源于荷兰，他们在1602年设立的东印度公司，是世界上第一个有限责任公司，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发行股票的公司，还是世界上第一个跨国公司，到1669年，它仍然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公司。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船

1606年9月9日荷兰东印度公司发行的股票，票面价值为150荷兰盾。

现代公司发明的标志就是“有限责任”，这是确立公司边界的重要法则。

什么是有限责任？就是公司（或股东）的责任到这个公司破产或资不抵债为止，不再追溯到股东。如果股东需要对一家公司负责无限责任，就不是现代公司。有的国家要求公司法人负无限责任，实际上他们不懂什么叫有限公司，这是对有限公司规则的破坏。

之前的无限责任公司是由15世纪康曼达组织演变而来，一部分人出钱，承担有限责任，一部分出力，承担无限责任。表面看，这似乎很合理，就像现在很多投资行为中的对赌协议一样，为了约束经理人的行为和解决信息不对称。但这却不利于商业的整体发展。

有限公司好处是，当一个公司破产，发起人能够迅速组建一个新公司，这样把公司的风险约定在一个确定的范围之内，既有利于投资者利益最大化，又将责任和风险的承担控制在一定合理范围，增加了投资和驱动的积极性。有限公司实际上还是一个利益保护机制，它确立利益和风险的边界。和独资相比，它在个人安危和公司之间建立了防火墙，有利于商业的发展。

英格兰和荷兰两国东印度公司的竞争，充分说明了这种机制的优势。

荷兰东印度公司是有限责任，英格兰的公司则是无限责任。这样，当荷兰的公司从一单贸易中失败后，他们能够马上组建另一家新的公司。而当英格兰的公司从一次贸易冒险中失败之后，因为他们必须赔偿股东的损失，组织者就没有可能和动力在短时间内组织新的冒险。这样，英格兰公司在早期处于完全下风的状态。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一个半世纪长的时间取得了亚洲香料贸易的几乎是垄断的优势，直到他们在军事上被英格兰人打败。

十七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亚州贸易网络

全球贸易的发展和公司的形成造就了市场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和农业革命被视为市场资本主义的组成部分，因为分工的推进和市场对利润的追求，必然带来某种技术变革。英国学者麦克法兰认为，市场资本主义是一个集态度、信仰、建制于一身的复合体，是一个寓经济和技术于其中的大网络。这个体系的一系列典型表征已有很多描述，而最核心的表征是让经济分离出来，成为一个专门的领域，不再嵌于社会、宗教和政治之中。

现代经济形态得以诞生。

到1776年，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形成了完整的市场理论体系，不仅明确了市场经济特点——清晰产权、平等主体、自由竞争，而且发现：在自由竞争中，每个人在追逐个人利益的过程中，必然促进公众利益。

至此，人类市场的观念完全走向成熟。

英格兰的特性：现代世界为何在英国诞生

现代世界的诞生经历的几个重要阶段，唯有英格兰是从头到尾都经历了的国家，从莎士比亚（文艺复兴）、诺克斯（宗教改革，清教）、牛顿（科学革命）、洛克（契约政治）到东印度公司，再到瓦特（工业革命）。英格兰从欧洲边缘地带一举跃入现代世界诞生的中心，成为现代世界诞生的发动机和助产士。

为什么英格兰能做到，而其他国家不能做到呢？这就是英格兰的特性。

现代世界和强权政治、强权宗教都不相融。大多数欧洲国家要么政治势力太强（法国、西班牙），要么宗教势力太强（意大利、德国）。这两大势力太强，都导致公民社会无法发育。而英格兰则限制住了这两大势力，形成了它独有的社会特性。

我们对比一下文艺复兴以来意大利和英格兰的历史，会很有意思。

意大利本是罗马帝国中心，是古代欧洲文明最辉煌的代表，古罗马辉煌的遗址处处可见，加之一度像威尼斯、热那亚、米兰和佛罗伦萨的商业也最为繁荣，而文艺复兴又发轫于意大利，也产生了达·芬奇这样的艺术全才和伽利略这样的科学巨人。按理说，现代世界应该从意大利诞生，但是，为什么偏偏是英国而不是意大利？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这是什么原因呢？

核心问题可能还是出在宗教上。

意大利是天主教的中心，宗教专制最为深重，所以，当从文艺复兴发展到宗教改革的时候，罗马教会和教士阶层开始了猛烈反扑。文艺复兴之火本来在意大利燃得最旺，但也最早在意大利被扑灭。宗教改革没有意大利发生，整个社会重新回到了文艺复兴之前的状态——宗教禁锢和社会停滞。以至于像支持哥白尼学说的意大利人布鲁诺被烧死，而伽利略这样千年不出的科学巨人被判终身监禁。

而英格兰则不同，不仅文艺复兴被推向高潮，产生莎士比亚这样的文学巨匠，而且宗教改革思潮最早也埋根于英格兰。约翰·威克里夫在1376年就提出宗教改革的思想，反抗教皇和教会对宗教的控制，提出教徒应服从基督而非教会。更重要的是，他提出政府是上帝派遣来管理社会的，教皇无权对政府事务说三道四。

威克里夫的思想影响到了马丁·路德。

而在马丁·路德发动宗教改革之后，加尔文的门徒约翰·诺克斯在英国创立了清教。拉开了和罗马教廷的距离。

约翰·诺克斯（1505-1572）

而导致英国教会和罗马教廷彻底分道扬镳的，则是因为亨利八世的婚姻。在教皇反对之下，亨利八世索性彻底和教皇闹翻，割断了英国教会和罗马教廷的联系，在英格兰推行宗教改革，使英国成为新教国家，从而摆脱了罗马教廷的控制。

英国也是宗教改革引发社会震荡最小的国家，这一点恐怕唯有荷兰可以与它相提并论。德国虽然是宗教改革的发源地，但随后的宗教战争几乎摧毁了这个国家。英国国教的确立虽然几经周折，也有过战争（处死查理一世，赶走詹姆斯二世），但最后都是改革派取得了胜利。宗教专制对现代世界诞生的钳制因素被扫除。

其次是《大宪章》：有限政府的形成。

《大宪章》也非常有意思，起因是英王约翰在法国吃了败仗，他需要贵族们出兵出钱帮他去打仗。于是，25个贵族强迫英王签订了大宪章。核心的内容就是：国王征税必须得到议会（贵族会议）同意，国王只是贵族“同等中的第一个”，没有更多的权力。

1215年，英王约翰和贵族们共同签署《大宪章》

1215年《大宪章》中最为重要的条文是第六十一条，即所谓“安全法”。根据该条的规定，由25名贵族组成的委员会有权随时召开会议，具有否决国王命令的权力；并且可以使用武力，占据国王的城堡和财产。这种权力是出自中古时期的一种法律程序，但加之于国王却是史无前例。

其他如规定全体自由民享有自由权；伦敦及其他各城市享有自治权；非经同级贵族依法审判，任何自由民不受拘捕、监禁、没收财产、剥夺公权、放逐、伤害、搜查和逮捕等；不得强迫骑士和其他拥有土地者服额外的兵役；由25名贵族组成一个委员会，监督大宪章的执行；国王如有违反，可对其采取剥夺土地、没收财产等手段予以制裁；甚至还有一条申明：如果国王违反规定，封建主有以武力进行反抗的权利。

英王约翰虽然心里不服，不想履行协议而挑起和贵族的战争，但战争以约翰病死和贵族胜利而终结。约翰的儿子不得不接受《大宪章》。在1272年约翰的儿子亨利去世时，《大宪章》已成为既定的英格兰国法，英国有限政府得以形成。

再次是公民社会和自由主义传统的形成。

在《大宪章》之后，信托业在英格兰悄然兴起，从证券市场到银行、保险，英格兰人的信托无处不在。他们把公司中的信托观念也引入到了政治之中。他们认为，权力不是当权者的，当权者不过“受托”为其他人代管而已。

这种信托的观念渗透在君王与人民之间的微妙关系中，使一种新型的君主立宪制得以诞生。

英国学者麦克法兰认为，大约13世纪开始，英格兰发展成为一个具备了多种必要元素的社会：它拥有一个强有力的君王，以及一个议会统治集团，这是一个强固的中央，但是它的权力受到另外两个层级的制约，中间一层便是一大批非法人团体，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历史学家梅特兰所说的“无人”，不过这些“无人”却是今天所谓的“公民社会”的精髓。

梅特兰说：“在整个18世纪，‘政治权力不外乎一种信托’成为了议会的常言。”

而信托这一全新的法律手段，作为一个革命性的创举，造成了多种效应。效应之一是推进了政治自由。君主与人民之间是一种信托关系的概念业已确立。更广义的概念是：一切权力皆为信托。信托概念蔓延得越来越广，间接地导致英格兰发展成了一个信任和开放的世界，由此不仅为资本主义，而且为现代科学奠定了基础。

信托的概念直接启发了洛克等自由主义先驱。洛克把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当成是公民的天赋权利，上帝和国王都不可剥夺。尤其是英国法律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被洛克视为自由的根基。

而密尔认为，只要不涉及他人利益，个人就有完全行动自由，只有当自己的言论危害他人的权益时，个人才应接受社会的强制性惩罚。

密尔《论自由》

在弥尔顿（《论出版自由》）、洛克（《论宗教宽容》）、密尔（《论自由》）等人思想的推动下，英国自由主义传统形成。

至此，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升华到自由主义阶段。成为现代世界的重要基石。

最后——现代世界生长的其他肇因。

相对富足的社会，英格兰人热爱技术的天性，英格兰人天生发明创造的才能，这些都是英国得以孕育出现代世界的其他肇因。

孟德斯鸠在论述法国时写道：“准许贵族从商有悖于君主制的精神。英格兰准许贵族从商的习俗，正是削弱了英格兰君主政府的最重要原因之一。

而在英国宗教改革之后，新教将追求财富视为增加了上帝的荣耀。在大多数社会，资本积累即使暂告成功，立刻会被用来消费、炫耀、送礼，以免被权势者洗劫一空，或者被战争毁于一旦。相反，“新教伦理”的谕令却是勤奋工作、节省时间和劳力、为利润而再投资。这构成了一种将英格兰与大多数国家区别开来的表征。

英格兰人有利用自然力来代替人工劳动的偏好，到处是风车和水车就是一个重大明证。1086年《英格兰地籍志》便录入了大约3000个社区的5624部水车，约略平均数是每50户人家就有一部，以致“水力驱动的机器密布在中世纪英格兰男女周围，为他们做那些较为繁重的工作”。水车是当时世界上的新生事物，是拥有廉价奴隶劳力的古罗马人从不曾开发的技术。

英国康沃尔山谷的铜水车

英国人工业革命前期在纺织方面对技术的追求，从1712年汤姆斯·纽科门获得蒸汽机专利技术，到1733年钟表匠约翰·凯伊发明了大幅提高织布效率的飞梭，再到1765年詹姆斯·哈格里夫斯发明珍妮机，一直到瓦特革命性改良的蒸汽机登场。工业革命序幕拉开。其实这是一脉相承的。

相对富裕和生动的社会生活，让英格兰人口很长时间内处于一个低压模式，这意味着，一个社会可以避免陷入剩余资源被人口膨胀自动吞噬的处境。马尔萨斯提出，惟一能够抵制交配和生育这一生物学欲望的力量，是更加强大的社会欲望——追求舒适生活和规避贫困。这似乎正是英格兰至少从中世纪末期开始发展并走向强大的原因之一。

英格兰创造了现代生活方式

此外，英格兰人也充分展示了他们擅长发明创造的天性，尤其在团队游戏和运动方面。他们创造了现代世界的生活方式。麦克法兰写到：世界上很多竞争性团队游戏要么是在英格兰发明的，要么是在英格兰完善并形成制度的。

帕克斯曼给出了一份非常全面的综述：“‘soccer’——世界第一运动——一词，就是英国各公学对英式足球（Association Football）的俚称；棒球是英格兰儿童的跑柱式棒球（rounders）游戏的一个变种；美式足球是橄榄球的一个翻版；网球是玛丽勒邦板球俱乐部重新开发的，第一届世界闻名的联赛则于1877年举行；英格兰人还确立了跑步、游泳、划船比赛的距离，开发了世界最早的现代赛马运动；当代的曲棍球运动可以追溯到1886年曲棍球联盟（Hockey Association）制定规则之日，游泳比赛可以追溯到1869年英格兰业余游泳联盟（English Amateur Swimming Association）的成立之日，现代登山运动可以追溯到1854年阿尔弗雷德·威尔斯爵士（Sir Alfred Wills）攀登维特霍恩峰（the Wetterhorn）之举；英格兰人发明了足球门柱、比赛用船和秒表；英格兰人是培育现代比赛用马的开山鼻祖；英格兰人即使从海外引进某个运动项目，例如马球或滑雪，他们也要制定规则。”这一段尚未论及一项最具英格兰特色的运动，即板球。

这些创造发明和运动被一并带入了现代世界，成为现代世界重要的组成部分。

于是，在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二者相继在英国发生之后，英国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差距被迅速拉大了。现代世界在英国也就呼之欲出了。

现代世界为何得以扩张？

现代世界诞生之后，文明的历史发生了逆转：

（1）历史不再是简单的平面重复，而是不断进步。

（2）文明史从此逆转。以前总是先进文明被落后文明打败。晋被蛮族、宋被元、明被清所亡；罗马被日耳曼所亡。但工业革命后，落后文明没有再战胜过先进文明。

此外：

（1）它把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改进了人们的生活。

（2）它赋予了个人自由和尊严，个人自由得到极大扩张，每个人都能追逐自己的梦想和希望。

（3）它提升了现代国家的实力和竞争力，使现代国家在和非现代国家竞争中处于巨大的优势地位。不仅在战场上（军事），而且市场上（经济）都能打败对手。

所以，即使到1800年，世界上只有2%的人口进入现代世界，是一个“窄带”，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跨入“现代”，民主国家无论在国家数量、人口总数、经济总量或人均经济指标上都占有压倒性优势，没进入“现代”的国家也是在路上。

但是，现代世界的法则与专制国家独裁者的思维和利益又常常是相悖的，因为它的核心原则自由、平等、公平竞争损害了独裁者的利益。这就是专制国家，尤其是有漫长的历史传统的专制国家，为什么这么难以跨入现代世界最根本的原因。

但是专制国家又很难拒绝融入现代文明，因为现代文明最牛的地方就是能打败独裁者，这让独裁者会感到害怕，能够让他知道“落后就要挨打”。所以，他也不能完全拒绝现代文明，而总是希望在现代文明和独裁利益之间找一个空隙和平衡，希望获得现代文明的工具成果，而拒绝现代文明的价值诉求。

现代世界诞生之前，国家之间的竞争，是暴力和暴力的竞争，谁拥有更强的暴力，谁将获得更多生存资源。所以，旧文明的世界总是战争不断。现代世界诞生之后，转为文明间的竞争，正常国家追求的是更高、更先进的文明。

所以，只有在现代世界，才有可能走向持久的繁荣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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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根据作者在纽约曼哈顿的演讲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