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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6月，一位中央的大人物薄一波来到清华大学，和蒯大富展开过一场辩论。薄一波：“你叫什么名字？”老头盛气凌人。“蒯大富。”大富一点也不怯场。薄一波：“瞧你这个名字就是资本主义的，什么大富！”没有想到蒯大富从容不迫，理直气壮的回答：“我的名字是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只能小富，只有社会主义人民才能大富。”群众鼓掌，老爷子愕然。知道了蒯大富这小子不是好惹的。

二、“我站在主席后边”

1966年9月，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时特意将蒯大富叫到跟前要蒯大富站在他身边，对其说，“蒯司令，你是愿意站在我的左边还是我的右边？”若蒯大富要站到毛主席的左边，林彪就要往下挪一个位置；若蒯大富要站到毛主席的右边，周恩来就要往下移动一个位置。蒯大富回答说：“主席，我既不站在您的左边，又不站在您的右边，我站在您的后边，紧紧地跟着您前进！”蒯大富即没有排挤林彪又没有排挤周恩来，还博得毛主席的欢心。蒯大富的聪明与敏捷由此可见一斑。

三、审判台上风度翩翩

1983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蒯大富案。在被审席上，蒯大富这样问审判长：“您比我大10岁，1966年时您认为毛主席犯错了吗？您当时知道林彪、江青是坏人了吗？您就从来没喊过“打倒刘少奇”吗？假如您也不知道，您怎么能起诉我反革命？”蒯大富被审判的风度，打动了电视机旁一位叫罗晓波的、小他17岁的女研究生的芳心，待1987年蒯大富刑满释放，罗晓波辞去公职，只身跑到大西北，向刚出狱的蒯大富求婚。

四、“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悲惨”

1970年至1987年，由北京而宁夏，蒯大富过了17年牢狱生活。外人以为这段经历很悲惨，蒯大富却不以为然。当年在狱中，他还为狱警即将考大学的儿子补习课文，全然没有一点坐牢的样子。他说，“我这个人一贯就是这样，40多年，一直坦然地活着，从来不认为自己悲惨。最悲惨的时候也不这样认为。”2004年，蒯大富接受记者采访，记者问：“你坐了17年牢，冤不冤？”蒯大富回答：“从一种意义上讲，跟着党干革命，最后坐的还是党的牢，很冤；另一个角度想，比起当年那些被我们整的干部，可能他们更冤。我们犯了比较严重的错误，但他们没什么错误，有些还被整死了。相比之下，我们受的这些冤，也算不了什么。”老来怀旧。2008年至今，蒯大富先后两次带着妻女去宁夏，专程造访当年关押自己的劳改农场。那个地方早已经被废弃，长满了杂草。故地重游，颇有一番感慨。

五、青铜峡我的第二故乡

1968年蒯大富被分配到宁夏青铜峡铝厂工作，他感受到了底层人民的纯朴和友善，没有因为他的身份和遭遇而将他视作异类。蒯大富出狱之后，青铜峡铝厂不仅重新接收了他，还给他分了一套房子，这是很多年轻职工都没有享受到的待遇。在那段时间里，他们生活得十分开心。蒯大富下海后定居深圳，还经常带着妻子罗晓波和女儿蒯小穷回青铜峡探望。20多年，每次回去，他们依然会受到热烈欢迎。那里有一批最铁的朋友。

六、出狱后首先想到的是看望被他整过的老师、同学

近二年流行当年的红卫兵向被他们整过的老师、同学道歉的风潮。其实，最早看望被整老师、同学的是蒯大富。1987年蒯大富刑满释放后，主动去看望被他整过的老师、同学。甚至去看望审判他的法官。蒯大富认识人很多，在铝生意很不好做的时候，蒯大富走到哪里，第一把手都乐于接待他，都照顾他的生意。后来，蒯大富离开了青铜峡，许多企业都看中了蒯大富这棵摇钱树。1994年，蒯大富落户深圳，当年的深圳，老清华毕业生据说就不下5000人，差不多都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蒯大富名声在外，上门拜访，不管是过去支持他的还是过去反对他的，人人买面子，很快蒯大富就成了百万富翁。

七、“六十大富”

2005年，蒯大富60岁生日。在深圳，他大宴宾客，高调庆祝，座中有吴桂贤、韩爱晶等人物。蒯大富六十大寿时，贴出了一副对联。

上联是“三十年河东，斗私批修，灵魂深处闹革命，革命尚未成功”；

下联是“三十年河西，成家立业，身体力行搞经营，经营初见成效”

横批为“六十大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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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联当时就张贴在宴会厅的门楣上，像是在公开宣告着什么。

改革开放前沿地带的深圳，对于每一个前往找出路的人，所给予的机会都是均等的。蒯大富是1994年来的深圳，彼时在内地他实在是走投无路，呆不下去了。不料到了深圳，如鱼得水，发现这个地方的环境让人耳目一新。政治上、人际关系上都很宽松，形象地讲，有四不问，“小姐不问芳龄、男士不问收入、老板不问出身、吃饭不问价钱”。这种环境允许有本事的人闷声发大财，也扶持了很多人才，昨天才从监狱里出来的，隔天就变成给工人开工资的老板的，不乏其人。

看在眼里，蒯大富心里也在盘算。做官、做学问或重拾清华的老专业去搞核化工程，那都是体制内的工作，没有可能。要养家糊口，重新融入社会，求得安身立命，只有投身商场之一途。明确了方向，他跃跃欲试，“满街高楼，没有我一间，满街车子，没有我一个轱辘，这种情况是不能容忍的。多少人比我们差得多，他都能赚钱，我们怎么就这么笨呢？我也不是很懂经商，但也不是什么高深得不得了的事，毕竟我是清华毕业的，我学嘛。”

最开始，蒯大富在一个同学的公司跑单，这是一家经营音响设备的公司，也是当时深圳唯一一家挂着美国牌子的企业。凭借着历史上造就的名气和积攒下来的人脉，蒯大富很快就施展开手脚了。第一单生意来自深圳一家建筑设计院，院长是他当年在清华当红卫兵司令时的老部下，给了他一层楼的音响设备装修工程。完工后，院长帮他向单位里报黑价，一千块钱报一万四，五十几万的工程投入不到三十万成本就告竣了。公司老板高兴得不行，当即给他提成一万五千块。当时中国的万元户还不多，毕生不曾见过那么一笔巨款，拿在手里未免感到恐怖。确定的是，从此以后，他们家再不用为钱发愁。连罗晓波也诧异这境况扭转得突然，“你这么挣钱太容易了，吃着喝着玩着就把钱赚到了。”

当时在深圳，老清华毕业生就四五千人，且他们中很多人都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子，蒯大富很能结交，可谓资源联系广泛，连市里领导对他都予以关照，证府部门、机关、企事业单位，凡有业务，只要蒯大富出马，单子十拿九稳没有不到手的。后来蒯大富单干去了。同学的公司随之也就垮了台。

蒯大富说“人要发财，要有四个条件，缺一不可。第一勤奋，你要成天跑，有单就去跑，有机会就抓住；第二要聪明，要知道怎么谈生意，怎么抓机会；第三是运气，你很勤奋吃苦，也很聪明，运气不好，你也发不了财；第四就是德行要好，待人要宽厚。这四条差一条，肯定发不了财。”

夜色降临，罗晓波在厨房里忙活起来，准备晚饭。蒯大富坐在客厅的长条沙发里，聊着天。那年他64岁，身材虽仍壮实，但连续三次被中风击倒。奇怪的是，每次又都能爬将起来。这靠的一半是毅力，一半是调养。以前他的信条，是生命在于静止，他执拗地坚信，这世上只有千年的乌龟，万年的王八，对崇尚运动的罗晓波很是不以为然。出于康复需要，保命要紧，终于他也慢慢地配合起太太，在她的引领下练瑜珈、游泳、散步，发现生命终归还是在于运动的好，为此他放弃了坐专职司机开的车子，上下班去挤地铁，徒步行动，不需要人跟随。

“这个很有用，以前走路不稳的，容易跌跟头，说话嘴巴容易漏风，现在恢复得差不多了。”蒯大富穿着一件衬衣，外面罩着一件竖条纹的毛线背心，说话时仍有轻度的口齿不灵，面部肌肉间或微微抖动或抽搐，但这并不过于严重地妨碍到他的语言表达和思维能力。

身体不行了，公司也关了张。第三次恢复之后，他没闲着，又被聘到一家旧同事开的音响公司当首席顾问。这样的人，名人效应是开发不完，使用不尽的。从前的“蒯司令”，在公司年轻人的嘴里都叫成了“蒯总”。自从商海闯荡，这是深圳这座城市赋予他的新生角色。在公司，他也没有任何架子，从前是多么了不得的任何一点痕迹在身上都找不到。有事没事去办公室呆着，上网下下象棋，和年轻人去户外走走，爬爬山，KK歌，说说笑笑，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

罗晓波说，“现在这家公司的老总也说，等效益好起来，给蒯总每个月发点营养费。我说不用，你给他个办公室，我就挺感激了。因为他喜欢出去嘛，就有个办公室的感觉。”

深圳不只是吸引了蒯大富，很多早年在政治上失势的人，尤其是文革人物一时都往这里栖息驻扎。这些人的涌入，据说曾引起当时深圳地方首脑的注意，纳闷于“怎么这些人都跑到深圳来了？”一度有风传地方上计划把蒯大富这样的人轰走。如此一来，蒯大富要想站稳脚跟，就不得不夹着尾巴，小心收敛一点。

1994年蒯大富一踏上深圳地头，港澳记者得知此讯，围追堵截，他否认了自己的身份，改名为“戴明”，以便避风头。可是出去跑业务，客户认的还是蒯大富的招牌，“戴明”其人名不见经传，无人熟识，他又不得不两个名字并用，往往“戴明”的名片发出去一盒，蒯大富的名片已经用了五盒。

名头太大，才到深圳就受到地方公安关注。第一次，电话打到公司邀他赏脸喝个茶，算是结识一下，交上了朋友。之后联系就频繁起来，隔三差五地吃饭喝茶K歌，就是不切入主题。嘴上不说，彼此也都心照不宣，保持友好。“他没有理由赶我走，我在进行商业活动，对深圳也是有用的，”蒯大富显然也懂得规矩，尽量安分守己，“你借人家这方土壤谋生，不要给人家添麻烦，合法经营，不干政治，而且我特别害怕公安、工商查，账特别清楚，税是一点也不敢不交，十五年我交了七百多万税啊。”

作为一个历史问题人物，2008年蒯大富要到北京谈一笔生意，正好北京开两会，深圳方面就派了一名警员随行，也不干预，也不盯梢，就让他去谈业务，完了跟着一道回去。甚至蒯大富身体欠安，他们还特别登门探望。一来二去，双方之间就产生了某类特别的“友谊”，蒯氏夫妇总说他们工作非常“人性化，水平很高”。在这种交往中蒯大富也看得明白，“深圳干部的观念也变了，你做生意赚钱，我不管，你有事做，能养家糊口，也就不捣乱了，正好符合我的要求。”

公安局的朋友对他明确坦承，从完全法律意义上讲，他是行动自由的人，而公安部门对待他的方针，就是“给你创造一个挣钱的好环境，但是必须切断你和国外、港澳不必要的联系”。在这一点上，蒯表示接受。我们到访那天，因为一些右派人士拟到深圳开笔会，想约见蒯大富，公安局的朋友建议他不去掺合，他答应一定配合。

“我知道哪些可以干哪些不能干，我明白自己的角色。我多大年纪了，六十多岁了，还能有什么？”不只是他自己这样认为，就连公司里的年轻人都看得清楚，蒯已经过了他的黄金期，对现在的人已不具备什么号召力与影响。但蒯仍不忘表忠心似地说，“我蒯大富永远是共产党的贴心人，我肯定是维稳的力量，我希望社会稳定快速发展，不希望这个社会乱的，社会乱对我有什么好处啊？”

不要说碰政治，就是他们家所在的小区，因为物业公司侵犯了业主利益，业委会与之发生争执，闹得不可开交，找了蒯家多少次，叫他们也参与维权，他们从来是躲开不去。“我不介入任何群体事件，避免任何是非，因为遇到过的波折太多了，”罗晓波的口气，显得犹有几分余悸未消。

香港有家左倾的电视台，和蒯大富很熟。前些年，几次三番想做他的访问，都没有成功。蒯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和他们说，“我说的你不敢播，你让我说的我又不想说，你说我上你节目干嘛？你也别为难，我也别为难。”

保持低调，即意味着蒯大富要对其喜好于社会交际与活动的秉情予以压抑，多有不适应。有时候他也对这样的生活抱有怨言，“凭什么要让我低调呢？因为我曾经的过错，坐了十七年牢，还要怎么着的吧？”

一开始，不仅他自己改名字，为了不成为外界的第二目标，孩子也改了姓。不几年，环境渐好，蒯大富就不用化名了。2004年，户口迁入深圳，蒯大富问女儿户口簿上用什么名字，孩子说姓蒯吧，就又恢复过来。他说，“我不主张孩子改姓的，她就认为有这么个爹，不丢脸。”

罗晓波像在给她丈夫的话作注解，“他觉得走出去让人知道是蒯大富的孩子，说不准人家还会给予特别关照呢。”

罗晓波对记者说到丈夫，“（他）喜欢看碟，然后关心一下政治。还是关心，像陈水扁什么的，他能盯着看、熬夜看，现在已经大不如前了，三年前，哇，记忆力好得很，几千字的人民日报社论，饭桌上聊起来，哗哗给你背出来，”罗像在泄露隐密，“他自己也说，不能弄潮，可以观潮，不能演戏，可以看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