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山：我們為什麼擔憂“基因編輯”？ 一、人工嬰兒之路 現代基因工程的最大期待是誕生人工嬰兒。 詳細說來，科學家將能夠辨認出決定一個人特徵的基因，比如智商、身高、發色、進攻性或自尊感等，並用這些知識來塑造一個條件更好的嬰兒。這個尚在探尋中的基因還可能不是來自人體本身。
轉基因技術在人體上的實驗，現在看來是頂遙遠的事情。有兩種方法可能實現基因工程：體細胞基因治療或生殖細胞系基因工程。體細胞基因治療的方法，是通過細菌或其他載體實現新的、已經改造的基因的傳播，從而改變目標細胞的DNA。這種方法的難題是，人體內有上千億的體細胞，要使療法奏效，需要改變上百萬的體細胞。如果不出意外，這些改變的體細胞會與人同時死亡；這個治療法不會產生代際遺傳。
不同的是，生殖細胞系基因工程已經在農業領域得到例行應用，在很多動物身上也已成功實施。對生殖細胞系基因的修改，理論上，只要改變受精卵內的一組DNA分子，隨後通過細胞的分裂和分化，就能長出一個完整的人。體細胞基因治療法只會改變體細胞的DNA，因此也只能對受改造的本人有影響，而生殖細胞系基因的改變則會有遺傳的作用。這對治療遺傳疾病特別有吸引力，比如糖尿病。 可是，在人類利用這些方式對基因進行改變前，有一大堆棘手的難題擺在眼前。首先就是這個問題的極端複雜性，這在某種程度上意味着對人類高端行為進行基因改造幾近不可能。
對人類基因工程的第二個阻礙是在人體上進行實驗的倫理擔憂。國家生物倫理顧問委員會以“用人體進行實驗非常危險”為由，尋求對“人體克隆”頒布短期禁令。在多莉羊被克隆成功前進行了270次失敗的實驗。許多的失敗出現在植入階段，將近30%的克隆動物有着種種嚴重的反常症狀。如果出生的嬰兒並沒有較大的成功把握，或者克隆過程產生的缺陷需要一段時間才能顯現出來，人們就沒有那麼急迫地想要製造人工嬰兒。 考慮到基因與表現型終極表達之間複雜的因果通路，克隆產生的危害極有可能被放大。後果難以意料這一法則將被無情印證：對某一特定疾病敏感的基因可能有第二甚至第三層的影響，而這些影響在基因更改時沒有被察覺，它們可能數年甚至隔代才能體現。 既然基因工程有着這麼多限制，這是否意味着，不管將來基因工程對人性進行何種有意義的改變，我們都不用再探討了呢？這一論斷言之尚早，得出這一結論前我們還需要謹慎地考慮以下幾個因素。
首先，當前的生命科學正以顯著和超出人類預期的速度向前發展。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晚期，基因學家有一個共識，不可能從成年個體的體細胞中克隆出哺乳動物，然而1997年多莉羊的誕生終結了這一看法。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基因學家預測人類基因工程項目可能會在2010年至2020年間完成，然而，新式的高度自動化的排序機器在2000年7月就結束了該項目。現在我們可能無法預期，將來會產生什麼樣的新的捷徑，縮短複雜任務的研究時間。
基因的多重功用及其相互作用的極端複雜性並不意味着在完全弄清這些作用模式前，人類基因工程會一籌莫展。很多時候，一項新式藥品被發明、試用或許可上市時，廠家並不能完全確認它們的療效。在藥理學領域，通常需要數年才能發現藥品的副作用，有時藥物也會與其他藥物或環境產生交互作用，而這些在引進藥物時完全沒有預料到。基因工程師可以先解決簡單的問題，然後一步步拾級而上，向複雜性出發。
在“人體上進行實驗”的問題是對基因工程迅速發展的重大障礙，但並非不可逾越。藥品試用時，動物會首先承擔大部分風險。以人體進行實驗時的風險可接受度，取決於這個項目因此能帶來的好處：比如，亨氏舞蹈症，它有50%的機會讓人變成痴呆或死亡，後代也會因此攜帶錯誤的等位基因。這種疾病就可以區別對待，它和增加肌肉緊張度或胸圍完全不同。只是因為可能產生未預期或長期的副作用，人們並不會止步尋求基因治療，只要它在早期階段有治療的效果。
至於，基因工程的優生或非優生是否會廣泛傳播以至於改變人性，這是一個完全開放的問題。很顯然，任何基因工程的手法要想對整個人群產生顯著的影響，它必須是非常有用、相當安全和價格低廉的。人工嬰兒初期一定會相當昂貴，僅僅會成為富人的選擇。人工嬰兒是否會越來越便宜並因此而流行起來，這取決於科技進展的速度，比如，可以比較胚胎着床前診斷下降的價格曲線。
沒有人知道，將來基因工程是否會如超聲波和墮胎一樣便宜和隨處可見。這很大程度上還得取決於它所能帶來的好處。當前在生物倫理學家看來最為普遍的擔憂是，這一技術只有富人可及。假使，將來的生物技術能夠使用一種相當安全且行之有效的基因手段，來製造更為高智商的孩子，那麼這一危險性將大大提高。這種情形下，發達和民主福利的國家將會重新進入優生遊戲，這一次不是為了阻止低智商嬰兒的出生，而是用基因手法幫助天生殘缺的人提升他們及他們後代的智商。這時，國家會要求這種技術的價格保持在低廉和人人可及的水準。這時，一個全人類層面的影響將真正成為可能。
即便基因工程未能成為現實，生物技術發展的前三個階段——對基因因果鏈的更為熟悉的了解、神經藥理學的進展以及壽命的延長——仍然會對二十一世紀的政治產生深遠的影響。這些發展將會面臨極大的爭議，因為它們挑戰了人們深為珍視的平等和進行道德選擇的能力；這些發展給了社會新的控制公民行為的手段；這些發展會改變我們對人的品性及認同的傳統理解；這些發展將會顛倒現存的社會結構，深深改變人們智商、財富的比例以及政治進程；這些發展將會重塑全球政治的性質。 其次，即便對人類整個種族產生影響的基因工程需要二十五年、五十年甚至一百年，但它卻是迄今為止最為有影響力的生物技術的進展。這是因為人性是公正、道德和美好生活的根基，而這些都會因為這項技術的廣泛應用而得到顛覆式的改變。 二、我們為什麼應該擔憂 面對人類未來可能的道路，我們需要問問自己：我們為什麼擔心生物技術呢？
優生學是懸在整個基因學之上的幽靈——它意味着，只專門生育有着優選的遺傳特徵的人類。優生學一詞由查爾斯·達爾文的侄子弗朗西斯·加爾頓（Francis
Galton）發明。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國家支持的優生學計劃曾經得到了廣泛的支持，這些支持的人群不限於右翼的激進分子和社會達爾文主義者，還包括費邊社會主義者比阿特麗斯·韋伯和西德尼·韋伯夫婦（Beatrice
and Sidney Webb）、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共產主義分子霍爾丹（J. B. S.
Haldane）、伯納爾（J. D. Bernal），甚至女性主義和生育控制支持者瑪格麗特·桑格爾（Margaret Sanger）。
美國和其他一些西方國家還因此通過了優生學的法律，允許國家強制性對低能者絕育，而鼓勵擁有優秀品質的人儘可能地多生養。用法官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的話來說：“我們需要健康、品性好、情緒穩定、富有同情心和聰明的人，我們不需要傻子、蠢貨、窮鬼和罪犯。”
希特勒的優生政策——滅絕整個民族和在劣等人身上進行醫學實驗——曝光後，優生學運動在美國被禁止了。自那以後，歐洲大陸被灌輸了反對優生學死灰復燃的理念，任何形式的基因研究都不再受到待見。對優生學的反對並非全球性的：在進步主義的、社會民主的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優生學的法令直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才被廢止。在亞洲，除了太平洋戰爭期間，日本在老百姓身上進行強制性醫藥實驗（就是臭名昭著的731部隊），其他亞洲國家對優生概念並沒有強烈的反對。
以往優生理念的第二個缺陷是它由國家支持且帶有強制性。納粹黨把這一政策演繹到令人十分恐懼的極端地步，濫殺無辜，在“劣等人”身上做實驗。即便是在美國，也極有可能將這些被認為低能或痴愚的人（這個專有名詞用來形容精神狀況渙散者）訴諸法庭進行裁決，並且以命令的方式強制性絕育。
基因工程又將優生學原原本本地搬上了討論桌；很清晰的一點是，任何將來優生學採取的方法都將與歷史上的路徑大不相同，至少在西方發達國家會如此。這是因為上面的兩點錯誤都將不會再被應用，將來的優生理念將會更為友善、更為溫和，漸漸祛除以往附加在這一概念上的恐怖印象。
第一個阻礙（即優生學在技術上不可行）只會出現在二十世紀初期的科學技術條件下，比如，強制不孕。生物檢測技術的進展目前已經可以使醫生在夫婦想要生育孩子前探測到母體攜帶的隱性基因，未來也許能進一步拓展到對遺傳了父母雙隱性基因的胚胎高畸形率的檢測。目前，在某類人群身上獲取此類型信息已經成為可能，比如，德系猶太人比正常人攜帶泰—薩克斯基因的可能性更高；這樣一來，攜帶此基因的雙方可能會因此決定不結婚或不生小孩。未來，生殖細胞系工程將提供這樣的可能性，如上這些隱性基因可以被清除，特定隱性基因攜帶者的後代將免受影響。要是這樣的治療方法容易獲取且價格低廉，那麼，人類整體大規模剔除掉某一基因的設想將成為可能。
對優生學的第二個阻礙（即它由國家推動），在未來的比重中將不成為主流，因為幾乎沒有現代社會想要回到優生競賽的時代。事實上，二戰以後，所有西方國家已經朝保護個人權利的方向大步邁進，由個體自主決定生育問題的權利在人權中排位很前。認為國家對其公民基因庫健康等類似集體事務的擔憂具有合法性的觀點，不再受社會認可，反而會被認為是已經過時的種族主義和傲慢的精英態度。 已初現端倪的更友善更溫和的優生學將成為生育雙方的個人選擇，而非國家強制性對其公民施行。一位評論員這樣說道：“過去的優生學要求對合適基因繁殖進行持續篩選，並剔除不合適基因。新的優生學，原則上將允許所有不合適基因向最高的基因水準轉化。”
生育方目前已經能夠做出這類選擇，當他們通過羊膜穿刺術發現嬰兒有患唐式綜合徵的高危可能性時，可以決定引產。將來，新的優生學將會導向更多人為流產和捨棄胚胎，這也是反對流產者如此激烈反對生物技術的原因。但未來優生學並不會對生育父母施行強制措施，也不會對他們的生育權利設限。反而，他們的生育選擇被大大拓寬了，因為類似不孕、先天畸形等一系列其他問題都不再需要擔憂。更有可能預期的是，未來生育技術會足夠安全、有效，不再會有胚胎被捨棄或受到損害。
當談到未來的基因工程時，我個人更偏好於放棄使用已經不堪重負的“優生學”一詞，取而代之以“選育”（breeding）一詞。未來，我們將極有可能像育種動物一般選育人類，只是手法更加科學、方式更為有效，我們將通過基因遴選決定哪些傳遞給我們的下一代。選育已經不必要有“國家力挺”的內涵，更適當的表達是，它顯示了基因工程不斷“去人類化”的潛質。 因而，任何反對人類基因工程的觀點都不必要因牽扯到國家倡議或有政府強制的預期而失焦。儘管如此，選育新人類觀點的反對者仍然需要闡明，在重構孩子基因一事上，個體父母的自由抉擇究竟會帶來什麼樣的危害？
我們可以進一步假設，儘管父母不會故意傷害孩子，但他們會試圖最大化自己的幸福指數。自由至上主義作家弗吉尼亞·波斯特麗爾（Virginia
Postrel）這樣寫道：“人們想要推進基因技術的發展，是因為他們出於自身目的想要利用它，他們希望它能夠幫助自己和後代，保持自己的人性……在一個個人選擇和責任已是去中心化的動態體系裡，人們除了信任自己不需要信任任何權威。
根據經濟學理論，只有當個人選擇導致“負外部性”時—也就是說，當危害帶來的代價由完全沒有參與交易的第三方來承擔時—社會危害才會形成集成式影響。舉個例子，一家公司可能通過向當地的河流傾倒有毒廢料而獲益，但它會影響到附近社區成員的利益。類似的效果已經在Bt轉基因玉米上體現出來：它能夠製造毒素殺死一種歐洲當地的害蟲玉米螟，然而，它也會因此誤殺帝王蝶。這裡需要考慮的問題是，是否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即由生物技術方面的個人選擇帶來負外部性，因而導致整個社會受累？
在基因更改中，沒有被徵求是否同意但卻是參與主體的孩子，很顯然就是可能受到潛在傷害的第三方。現行的家庭法假定父母與孩子間有共同的利益，因而會在撫養和教育後代上給予父母較大空間。自由至上主義者強調，既然大多數父母只想給予孩子最好的，這意味着孩子某種程度的隱性同意，孩子是更高智商、更好看的容貌和更滿意的基因特質的直接受益方。然而，仍然存在較多的可能，對於生育技術的選擇對父母是有利的，而對孩子則可能帶來傷害。 三、什麼符合孩子最好的利益？ 父母在此問題上很容易做出錯誤的決斷，因為他們通常依據自己的議程來徵詢並倚賴科學家與醫生的建議。出於單純野心希望掌控人類本性，或在純粹意識形態假定的基礎上設定人類可以成為的樣子，這種衝動實在太司空見慣了。 記者約翰·科拉品托（John Colapinto）在他的書《回歸自然》（As Nature Made
Him）中描繪了一個令人心碎的故事，故事主人公大衛·賴默爾承受了雙重的不幸，在一次糟糕的事故中他的陰莖不幸被燒灼，其後他又處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非常著名的性別專家約翰·莫尼的監管之下。約翰·莫尼處在“自然—人工誰更重要”爭論的另一極端，他堅持認為，終其一生職業所得，所謂的性別認同並非自然形成，而是出生之後所建構的。大衛·賴默爾為莫尼提供了一個證實他的理論的機會。大衛是單卵雙胞胎的其中一個，因而可以與他基因同樣的雙胞胎兄弟進行比較。在那次燒灼事故後，莫尼對這大衛進行了閹割，並將他作為一個女孩來撫養，取名布倫達。 布倫達的生活就是一個私人地獄，因為她自己知道，不像她父母和莫尼所說，她其實是一個男孩，並非女孩。一開始的時候，她堅持站着小便而不願坐下。後來：
加入了女童子軍，布倫達的生活簡直糟透了。“我仍然記得編雛菊花環和女孩方式的思考。如果那是女童子軍當中最讓人興奮的事情，我還是忘掉它吧。”大衛這樣回憶道，“我不斷在想我的哥哥在幼童軍所做的那些有意思的事。”聖誕節和生日時，布倫達會收到娃娃作為禮物，但她拒絕玩這些娃娃。“你能和娃娃玩什麼？”今天的大衛反問道，他的語氣里充滿了沮喪。“看着娃娃？給她穿衣服？然後脫下衣服？給她梳頭髮？這太無趣了！如果有一台小車，你可以駕駛着去一個地方，非常有成就感，我需要汽車。” 試圖創造一個新的性別認同的努力帶來如此嚴重的情感折磨，以至布倫達一到青春期後，就與莫尼解除監管關係，並且通過陰莖再造手術完成了性別的轉換；據說現在的大衛·賴默爾已經結婚，並且生活得很快樂。
目前，對於性別的差異已經能夠有很好的理解，它從出生前就開始了，當人類男性的腦部（其他動物也是如此）在子宮裡浸泡在睾丸素中，會經歷一個“男性化”的過程。然而，這個故事最值得關注的地方是，儘管將近十五年，莫尼在他的學術論文中斷定他已經成功將布倫達的性別認同轉換成了女孩，但事實卻正好相反。莫尼因為他的研究而聲譽廣播。他的欺騙性研究成果得到女性主義者凱特·米利特（Kate
Millet）著作《性別政治》（Sexual
Politics）的呼應，受到《時代》雜誌的關注，獲得《紐約時報》的致意，並被編纂進無數的教科書中，其中一本教科書這樣引用道，它證明“孩子可以被輕易地培養成為相反的性別”，並且到底天生的性別差異在人類中是否存在“是尚不明確，並且可以通過文化習得進行掌控的”。
大衛·賴默爾的例子可以作為未來如何使用生物技術的有益提醒。大衛的父母是出於愛而做此選擇，他們對兒子被灼傷的遭遇感到絕望，因而同意進行這個“令人恐懼”的治療，隨後很多年他們都深感自責。約翰·莫尼卻受科研虛榮心、學術野心、創造一個意識形態指向的欲望等一系列原因的驅使，令他忽視相反的證據，並且完全與他的病人的個人利益相背而行。
文化的規範也可能使得父母做出損害孩子利益的選擇。有個例子我們先前略有提及，在亞洲，人們用聲波圖來判斷後代的性別並選擇是否流產。在許多亞洲國家的文化中，生兒子意味着在社會聲譽和養老上的明顯優勢。但這明顯對那些未出生就夭折的女嬰是一種傷害。失衡的性別比例同樣使男性作為一個整體難於找到匹配的伴侶，並且減低了他們在婚姻市場與女性進行討價還價的資本。如果未好好教養的男性可能給社會帶來更危險的暴力和恐怖行為，那麼如此一來，整個社會都會因此遭殃。
在諸如智力這樣的個別特徵上這類負外部性可能更為顯著，增強智力被認為是將來基因改進的最顯著目標。在生殖與智商高度相關的情形下，一個擁有較高平均智商的社會可能更為富有。但是很多父母追求的智商增進，在許多方面將會被證明是虛幻的，因為更高智商的優勢是相對而非絕對的。
比如，人們想生養智商更高的孩子，因此他們能夠擠進哈佛，但能夠取得哈佛錄取資格的競爭是零和的：這意味着如果我的孩子通過基因治療的方式更加聰明，並且入讀哈佛，那麼他/她就可能取代了你的小孩。我做出決定要一個人工嬰兒，會讓你承擔後果（或者說，你的小孩承擔後果），但整體說來，誰更富有這並不清楚。這種類似的基因“軍備競賽”會對下面一類人產生特定的負擔，這些人，由於宗教或其他原因，不願對孩子進行基因改造；如果周圍的人都在這麼做，對他們而言想要堅持放棄的決定就會愈加艱難，因為擔心會阻擋孩子的前程。
儘管人們在擔憂未曾意想的結局和不可預見的代價，人們心中所隱藏的深層的對於生物技術的憂慮卻一點兒也不是功利主義的。終極意義上，毋寧說人們擔心的是，生物技術會讓人類喪失人性——正是這種根本的特質不因世事斗轉星移，支撐我們成為我們、決定我們未來走向何處。更糟糕的是，生物技術改變了人性，但我們卻絲毫沒有意識到我們失去了多麼有價值的東西。也許，我們將站在人類與後人類歷史這一巨大分水嶺的另一邊，但我們卻沒意識到分水嶺業已形成，因為我們再也看不見人性中最為根本的部分。 （本文節選自福山《我們的後人類未來：生物技術革命的後果》一書） 文章來源：理想國 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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