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二十世纪的苏联又出现了政治干预科学的时代。在苏联，一切人文社会科学都是为政治服务的。不仅如此，政治还要干预自然科学，甚至于按照领袖的指示制造科学。

在苏联，在斯大林直接支持下，在生物学领域制造了一门伪科学—“李森科学说。”

李森科认为新种总是由量变到质变，最后飞跃而成为新种，完全不同于母种 。其例证是，在外高加索山区小麦穗中发现黑麦的籽料，继续播种这些籽料，便会长出杂草型的黑麦植株。

虽然李森科的新见解缺乏科学依据，但是李森科的《论生物学现状》是经斯大林亲自看过和苏共中央批准的，报刊舆论因此不能对李森科的观点提出任何怀疑。

在20世纪30~50年代的苏联，和50年代的中国，任何人胆敢怀疑“李森科学说”，就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了。

我国的植物学家和教育家，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奠基人胡先骕，1955年编著出版了《植物分类学简编》。在该书中，他提醒生物工作者，不要被所谓的“新概念”、“新见解”所迷惑，特别是苏联李森科提出的新见解。

《简编》出版以后，胡先骕受到围攻和批判，声讨他所谓的反苏、反共、反对共产党领导的罪行，《简编》被销毁。后来，由于1956年的“双百”方针和以后中苏关系恶化，才使胡先骕逃过一劫。但是，留在大陆的原中央研究院（1948年数理组和生物组）的院士，只有胡先骕因政治原因，落选1955年的学部委员，其他全部当选。

新中国成立以后，全部学习苏联的模式，再加上政治挂帅和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对于科学技术的干预比苏联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不妨从清华大学的校训来看新中国对于知识分子的政策。

解放前清华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独立精神,自由思想”。解放后改为“又红又专”“听话出活”“做党的驯服工具”。这也就是新中国对于知识分子的要求。

对于不符合政治需要的科学意见，就批判围攻。我们就以“三门峡工程”事件为例，来说明那个年代对待“只专不红”的知识分子的情况。

黄万里是清华大学教授，著名水利工程学专家。长期在黄河水利委员会工作，对治理黄河有深刻认识和独到见解，由于在治理黄河上与苏联专家有不同意见，而受到围攻批判，并且在“反右派运动”中被“引蛇出洞”，打成右派分子。

从1952年开始，中国向苏联聘请专家综合组帮助规划黄河治理。但请来的是水工专家，他们精通水坝业务，而对整个河流的治理并不擅长。1954年1月，苏联专家组进行实地勘察。在苏联专家组指导下，黄河规划委员会于同年10月完成了《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简称《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打算在黄河干流上从上而下呈阶梯建造46座拦河坝，每一座坝是一个水利枢纽工程，利用黄河水的落差发电，灌溉，防洪，航运。黄河干流的阶梯开发计划选定在陕县三门峡，在那里修建一座最大和最重要的可以防洪，发电，灌溉的综合性工程。

1955年7月18日，邓子恢副总理正式向全国人大提出《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

当时中央领导人中也有不赞成上三门峡工程的，但在缺乏民主和法治的体制下，不同意见不能充分表达，也不受尊重。充满豪情的领袖和有关领导，对黄河问题的复杂性估计不足，又听不进不同意见，只想在自己手里实现“圣人出，黄河清。”

最后，全国人大通过了采纳黄河规划的决议。

早在1955年周恩来主持的关于黄河规划的第一次讨论会上，黄万里就力排众议，不同意苏联专家提出的规划。他当面对周恩来说“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他说，黄河泥沙量全世界第一，但它造的陆地也是最大的。                                                                   

1956年5月，黄万里向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提出《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针对黄河清的设计思路，他指出：“认为水土保持后，黄河水会变清是歪曲客观规律的。相反，水库的清水将产生可怖的急速冲刷，防止它要费好大的力量。6000秒立方的清水可能要比短期的10000秒立方的浑水更加难以防治。就是一年四季只有600秒立方的清水，也是不易应付的。”“总之，‘有坝万事足，无泥一河清’的设计思想会造成历史上严重的后果。坝的功用只不过是调节流率，从而替治河创造优良的条件，决不能认为有了坝就可以治好河。”

《意见》最后反复强调：三门峡筑坝后，下游的洪水危害将移到上游，出库清水将危害下游堤防。

1957年，三门峡要上马了，黄万里再一次反对在三门峡建大坝。

三门峡位于河南陕县北面黄河中。从整条河流形势来看，是一个最不宜建坝的地段。因为黄河到了河津禹门口至陕县一段，河面比较开阔，汾河和北洛河合流的渭河在此进入黄河，形成黄河中游冲刷段上一个特殊的淤积段。渭河在潼关一带也是淤积段，但从陕县往下到孟津，两岸峡谷峙立，水流湍急，是冲刷段。而三门峡水库正处在淤积段上，往下才逐渐进入冲刷段。历史上黄河在这个特殊地段逐年淤积，只是淤积速度很慢。黄万里认为，在三门峡建起一座高坝，水流在库区放缓，肯定就会在淤积段增大淤积，特别是地势较低的潼关一带的黄河西岸，渭河河床会急速淤积，渭河入黄河的河口也会抬高，这样一来对关中平原必将形成威胁。可见在1957年决定修大坝之前，黄万里就判定其必然淤积并将会延伸到西安。

1957年6月10日至6月24日由水利部在北京召开的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上，“拦洪蓄沙”的高坝派,“拦洪排沙”的低坝派和只有黄万里一人的“反上派”（反对上三门峡工程），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黄万里与“主上派”（得到官方支持）对垒，孤身舌战。黄万里认为不能在这个淤积段上建坝，否则下游水患将移至中游关中平原，而且他认为，河道里的泥沙起着上游切断下游造陆的自然作用，建坝拦沙让黄河清是违反自然规律的，是不现实的，何况清水出库对下游河床也不利。

他说：“有坝万事足，无泥一河清”的设计思想会造成历史上严重的后果。他认为故意要把泥沙留在库内的设计思想是错误而有害的，在支流修拦沙坝是企图改变客观规律的措施，是不正确的。认识到河糟内泥沙向下运行是自然规律，就必然要研究“刷沙出库”的方法。他建议在坝底留出相当大的泄水洞，以备日后冲沙之用，

黄万里还说：三门峡以下的河道大家都不同意淤积，为什么同意淤积在三门峡以上呢？他认为水土保持即使完成100%，清水下来还是要带沙，沙将淤积在上游，慢慢地造成上游地区闹水灾。

“高坝派”符合领袖“圣人出，黄河清”的愿望，是得到官方支持的。但是，自然规律是无情的，黄河是不会屈服于权势的，领袖可以将黄万里打成“右派”，压制他的声音，甚至剥夺他工作的权利，却无法将黄河打成“右派”，也无法改变黄河的运行规律。

不幸的是，违背客观规律的是领袖，却要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受到惩罚！

时间毫不留情地验证了一切。

1957年，三门峡水库高坝派取得了胜利，按他们的方法，在黄河上游筑坝进行水土保持，在三门峡建高坝拦洪蓄沙，这样搞了五十年后，今天的情况怎么样呢？水土保持日益恶化，下游河水已所剩无几。从1972年黄河开始断流，20世纪90年代每年断流平均100多天，1997年达222天。三门峡水库建成后不到两年，水库淤积严重，渭河河口淤积4米多高，西安已面临威胁。

下游没了水，但防洪问题是否真如当年规划所预计的那样彻底解决了呢？实际情况是现在下游平时没水，洪水来了更要命。且不说用“清水刷深河道”的那个空想，就是不清的水被上游水库大量使用后，下游河道的水量已大为减少，而泥沙淤积更加严重。三门峡水库修建后，四十多年来，在旧河道上又淤积起了新河道，被称为二级悬河。新的二级悬河的过洪能力最小处还不及1954年黄河过洪能力的十分之一。1954年黄河洪水最大流量达14000秒立方，黄河却安然无恙。而在2002年7、8月间首次利用小浪底水库进行调水调沙实验中，“二级河段”漫滩流量已不足3000秒立方，个别河段在流量不足2000秒立方的情况下也发生了漫滩。“二级悬河”不断加剧，一旦发生较大洪水，将严重威胁堤防安全，甚至有冲决黄河大堤，对河区167万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构成威胁的危险。

建库前渭河下游是地下河，河道冲淤基本平衡，下游可以通航，潼关高程也基本稳定。现在，渭河下游变成了地上悬河。建库前渭河平滩流量为5500秒立方左右，现在流量仅到1200—1500秒立方，即可漫滩。渭河形成地上悬河以后，使南山支流的出口淤塞不畅，只要渭河涨水就向支流倒灌，造成堤防决口，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1992年8月，华县洪峰流量只有3950秒立方，洪水高达340.95米，较建库前抬升4.2米。据统计，那次洪水给库区造成的灾害十分严重，共淹没耕地69万亩，倒塌房屋8000多间，受灾人口28.5万人，直接经济损失3.5亿元左右。

1955年，华县洪峰流量仅1450秒立方米，其水位就高达340.88米，相当于建库前5000秒立方的水位。使渭南及其以下河道洪水全面漫滩，南山支流严重倒灌，导致农作物受害面积近10万亩。

因修建三门峡水库而外迁，后又因工程调整而返回库区的十万移民，饱受洪涝灾害之苦。

至于“黄河清”，不出黄万里所料，出库清水对下游河道形成了严重侵蚀，造成大量滩地崩塌。其中，最严重的是花园口至高村河段，约有200平方公里的滩地崩塌。滩地的大量崩塌使二滩之间的河槽宽度增加，如花园口至东坝头的二滩宽度由2563米增加到3633米。

为建三门峡水库而从陕西渭河平原移出的28万农民，四十年后已经增加到45万人。他们离开富裕的家园，移到甘肃和渭北高原，新分到的土地都很贫瘠，有的几乎无法耕种。其中有些人经过数次迁徙，原来生活富足的也已变得一贫如洗。面对移民的苦难，地方政府一方面无奈地执行既定政策，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干部很同情移民的困境，但格于大局、大势，他们又能如何呢？

1957年4月，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开工，1960年9月，三门峡大坝建成，大坝下闸蓄水。实际耗资达40多亿元，相当于四十座武汉长江大桥的造价。在所谓“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几千万人。而建造三门峡大坝的水泥是从国外进口的，是用两袋小麦换一袋水泥，一吨猪肉换一吨钢筋换来的。如果把这四十亿元用来购买救灾粮，至少可以获得800亿斤粮食，足以挽救几千万中国人的生命！

而大坝使上游泥沙淤积，洪灾有增无减。2003年陕西三、五年一遇的小洪水，造成的后果却相当于五十年一遇的大洪灾。全省有1080万亩农作物受损，225万亩绝收，受灾人口515万人，直接经济损失高达82.9亿元！

这就是三门峡工程事件的大致过程，但是灾难还远远没有结束！

而一直坚持正确意见的黄万里却受到围攻批判，被打成“右派”分子，长期作为白专典型而不受重用，一生命运坎坷，始终没有当上院士。

与他形成对比的是清华大学的另一位水利专家，当年为了迎合领导意图而赞成三门峡工程上马，还说“看不出清水出库有什么坏处”。此人一直很吃香，很快当上了院士，还被吹捧为“水利界泰斗”。

2003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个关于三门峡水库的片子，其中采访了这位当年“看不出清水出库有什么坏处”，现在已成为中国“水利界泰斗”的老先生，却把自己塑造成了当时反对上三门峡水库的人，将当年黄万里反对上三门峡水库的事全部隐去。此片播出后，舆论一片哗然，齐为黄万里先生抱不平。有人在文章中写道：那位（水利界泰斗）竟说他“当年不赞成修三门峡水库”，使我吃惊得气都上不来！我们民族的科学精神竟沦丧到如此程度！我们的心灵竟麻木坠落到如此地步！

大庆油田当然和三门峡水库不同，当时石油已经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命运，谁也不敢掉以轻心。但是，在发现油田以后论功行赏时，却必须考虑政治情况了。决不能把功劳给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尤其是右派。

反右派运动中，谢家荣被打成右派，黄汲清有严重错误，李四光则于1958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样，谢家荣、黄汲清与李四光三位，不用再论科技水平和贡献，在政治上就已经有天壤之别了。

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知识分子已经是惊弓之鸟，再加上一边倒的宣传工作，学者一旦受到批判，人们避之唯恐不及，连他的科学理论也成了无人敢碰了。而受到赞扬的知识分子则成了“神”，他的理论就成了万能的真理。

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还发生了一件政治直接干预学术研究的事。大家知道太平天国的忠王李秀成曾被曾国藩俘虏，写了一份自白书。不少历史学家认为这是叛变行为，但大家看到的只是清廷公开的，经过曾国藩改过的文件。李秀成供状原稿约三万余字，所述均系实情，无疑是一份珍贵的太平天国口述史，原本秘藏在湖南湘乡曾家。著名清史研究专家，北大历史学教授，罗尔纲先生在仔细研究了原件后出版了《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鉴证》一书，考证出李秀成书写供状的目的并非贪生怕死，而是明以投降，实图复国。

任何独裁者总是痛恨己方被俘人员的。斯大林认为战场上只有烈士和叛徒，根本没有什么俘虏，只有祖国的叛徒才当俘虏。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俘虏经过相当艰难困苦的斗争才得以回国，回来后却是开除党籍，开除军籍，祸及亲属子女，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无情批斗。戚本禹大概是摸透了领袖的脉搏，著文不同意罗尔纲的观点。果然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他亲笔批示十六个大字：“忠王不忠，铁证如山，黑纸白字，岂容抵赖。”一锤定音，无人敢辩。本来是学术讨论，现在却成了政治问题。罗尔纲教授成了钦犯，人人避之唯恐不及，在北大，连他的学生、同事和熟人，也是如此，当然也更是无法进行学术研究了。李秀成是叛徒成了任何人都不敢质疑的真理。后来戚本禹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的重要成员，红得发紫。

反右以后，随着李、谢、黄三人地位的沉浮，他们所代表的学派理论也受到不同的褒贬。

三，应该“为尊者讳”，还是应该实事求是？

我国文化中有“为尊者讳”的传统。建国后文艺作品中的正面人物都是高大全的形象，没有缺点，没有错误。这一切，在许多人头脑中形成一种价值观，杰出人物都是没有瑕疵的。谁提他们的缺点错误就是给他们“抹黑”。

这是一种极其可笑的价值观。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任何人都有缺点，任何人都会犯错误。尤其是在那个荒唐的年代，在政治权势威逼、名誉利益诱惑和欺骗性的宣传之下，即使是杰出人物也很容易犯错误。

这里随便举几个例子如下。

建国之初，曹禺经过思想改造运动后，对他的名作《雷雨》动了大手术。将忍辱负重，含悲隐痛的侍萍，改写为敢于顽强斗争的妇女。当她再次遇见周朴园时，大骂其是杀人不偿命的强盗，指着周萍对周说：“有你这样的父亲就教出这样的孩子”，就好像是在她大脑中移植了毛泽东思想。鲁大海则被美化，成为具备了应有的工人阶级品质的罢工领导者，而且罢工是团结的，有组织的。他当场揭露周朴园，依靠帝国主义支持，同官僚勾结的行径。为了凸现这种勾结，剧中新增了一个毫无血性，名叫乔松的省政府参议。周萍则全然成了玩弄女性的纨绔子弟。先与蘩漪私通，继而玩弄四凤，后来又要和蘩漪私奔…。结局时周萍没有自杀，周冲没有触电，四凤也未寻短见，已经说不清是悲剧还是喜剧了。最后曹禺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改写失败，越描越黑。

另一位大师级的作家老舍也在思想改造运动后，对《骆驼祥子》等名著一次次修改。那些“不大洁净的语言和繁冗的叙述”被裁截了，人物阮明被删掉了。连如下的议论也被视为禁忌：“祥子还在那文化之城，可是变成了走兽。一点也不是他自己的过错。他停止思想，所以就是杀了人，他也不负什么责任。他不再有希望，就那么迷迷糊糊地往下坠。坠入那无底的深坑。他吃、他喝、他嫖、他赌、他懒、他狡猾，因为他没了心，他的心被人摘去了，他只剩下那高大的肉架了，等着溃烂，预备着到乱死岗子去。”原汁原味的，悲剧的祥子走了，独有的北京情味淡了，生怕沾了丑化劳动人民的边。

钱学森是国际著名的火箭专家，为国防工业做出过杰出贡献。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二日，《人民日报》以《卫星农业社发出第二颗卫星》为题，报道位于河南省遂平县的该社实现小麦亩产三千八百二十一斤。而「放卫星」这个高产专用词也随之不胫而走。

半个世纪后的二零零九年三月间，发出这篇报道的新华社记者方徨接受媒体的采访，她回忆表示，当时在基层应该说没有人会相信这个数字，但是绝大多数人选择了保持沉默。

这颗小麦高产卫星实在匪夷所思，悠悠之口虽可捂住，民众心中的疑团却无法排解。正当此时，钱学森出场了。为亩产万斤作了论证 。

放出「卫星」后第四天，时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的钱学森，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粮食亩产会有多少？》一文，作了如下的论证： 

“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土地上的太阳光能的百分之三十作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份，而植物利用太阳光能的百分之三十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养料，其中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亩产量就不是现在的两三千斤，而是二千多斤的二十多倍！这并不是空谈。”

钱学森紧接着又撰写了《农业中的力学问题──亩产万斤不是问题》一文，刊于《知识就是力量》杂志上，从专业角度进行了更细致的计算： 

“我们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亩地上的阳光，一共折合约九十四万斤碳水化合物…，自然，高等植物叶子利用太阳光的效率不可能是百分之百，估计最高也不过是六分之一，这就是说，单位面积物质的年产量大约是十五万六千斤。但是植物生长中所积累的物质，只有一部份粮食，像稻、麦，这一类作物的谷粒重量，约占重量的一半，所以照这样算来，单位面积的粮食的年产量应该是七万八千斤。这是说全年三百六十五天都是晴天。如果因为阴天而损失百分之二十五，那么粮食的亩产量应该是五万八千五百斤。这是说，作物要在全年都生长，如果仅在暖季才长，也许要再打一个三分二的折扣，那么平均亩产量是三万九千斤了。”

钱氏真不愧为全球顶级科学家之一，上述计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无懈可击。不言而喻，钱学森的论文反响强烈，有了如此详尽而科学的「论证」，各地的农作物卫星相继上天，水稻最高亩产达十一万斤。不幸的是，“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由于粮食短缺，一九五九年起，广大乡村爆发大面积饥荒，至一九六一年，三年间饿殍载道，死者不下三千七百万人。其间甚至出现了“人相食”，令刘少奇为之忧心忡忡。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与周小舟、李锐等人，于七月十一日夜谈时说，“敢想敢干，八大二次会议是高峯，还有钱学森文章，捷报不断传来，当然乱想起来。”

笔者认为此乃毛泽东的推诿卸责的遁词。让钱学森承担大跃进或放卫星的历史责任显然不妥。但是钱学森背离了科学精神 ,出卖了科学家的良心来迎合毛泽东则是不争的事实。

一个有科学常识的人应该知道：直到今天人类还没有找到一种物质或者化学反应，能够吸收或者转化30%的太阳能。更何况植物是从小到大一点点生长的，总起来说植物利用太阳光能的百分之一都很难。掌握顶级科学家的钱学森不可能不懂这点。

当然,与郭沫若不同,钱学森迎合毛泽东只是为了自保。

他1955年回国时正值反胡风运动,到1957年又是反右派运动，他目睹了许多老朋友莫名其妙地成了右派，能不心惊肉跳吗？聪明的钱学森自然会想到迎合毛泽东以求自保了。

毛泽东对钱学森的特殊宠幸与他在大跃进中的贡献有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级知识分子都被批斗，许多人被迫害致死。钱学森却被特别保护，不准批斗，而且还成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许多人认为这与他从事的国防工业，还有他的贡献有关。但是，只要与钱三强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重大差别了。

钱三强与钱学森相比，无论在学术成就，所从事的工作、贡献，以及文革前的地位等等都毫无逊色。但是在大跃进以后，尤其在文革中的遭遇却是大相径庭。

他比钱学森入党要早，没有成为中央委员，也没有受到特别的保护。就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当晚7时，钱三强还遭到批判。三天后，即10月19日，他就被送往了河南信阳。这样，开庆功会时，就没有了核物理学家，原子能事业的开拓者，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的身影。

对此，钱三强曾写下这样一段文字：“1964年，原子弹上天。上午××通知我，听听广播。5点到7点开会，对我提意见。把我送下乡搞“四清运动”。后来他们照了很多相，好像一切都是他们几个搞的。”

当然，在那个特殊年代，我们不必对钱学森过分苛责，这个瑕疵也不可能掩盖他对祖国做出的巨大贡献。但是，我们应当实事求是，不能一提这段往事，就立即给人扣上“抹黑钱学森”的帽子。

在《中国石油之父》书中提到：建国后，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上，松辽平原并没有被列为首选开展战略普查的地区。会议之后，时任地质部矿产普查委员会领导的黄汲清将松辽平原作为重要遗留课题，亲自组织收集地质资料，据此起草了一个《关于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设计任务书》，其后谢家荣亲自起草了《关于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工作方法》。两文均下发东北地质局，东北地质局据此制定和组织了踏勘工作。

但是，在李四光主持通过的重点勘探石油可能蕴藏地带的计划中，把黄汲清等看重又看重的，建议的“松辽平原”地带勾掉，因为按照他的理论，这个地区根本不可能有油。黄汲清当面听到后，气得不得了，经反复坚持才终于把这一地区的勘探列入了计划。

我国老一辈地质科学家，亲自参加了大庆油田勘探发现工作的原地矿部石油海洋地质局副局长、局技术顾问，地质学会理事苏云山回忆：不知何故，在最后的关头，黄汲清极力主张并寄予厚望的大庆油田所在的松辽平原，竟然没有被列入195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第一次石油普查会议决议》。等到黄汲清知道，他着急上火了。

“会议之后，黄汲清先生当即指定我起草一个《松辽平原石油地质踏勘设计任务书》…。记忆比较清楚的是，他在谈到设计任务书的写法时指出，要求踏勘人员乘小船沿松花江两岸多找出露的岩层，尽量测量地层剖面，对铁路两侧及平原边缘的沟谷，要多下点力量，找基岩露头和油气显示。《踏勘任务书》拟定后，曾经黄汲清先生修改和审定。”

这份重要的任务书，终于赶在6月7日由“普委办公室”副主任李奔签发，11日下达东北地质局。该局立即组成了以韩景行为组长的5人踏勘小组，得到了非常乐观的结果。使松辽平原一跃而成1956年2月“第二次地质部全国石油普查工作会议”确定的重点…。如果不是这次“补遗”，“大庆油田大发现”就不知会推迟多少年!

这是一个细节，可能知道的人不多，但是看来确实有这个细节，而且是足球比赛中“临门一脚”性质的关键性细节。

今天来谈这些细节，只是强调黄汲清、谢家荣在发现大庆油田工作中的关键作用。并不是要抹杀李四光对于中国地质事业和大庆油田建设中的重大贡献。

地质部长李四光指挥地质队伍和科学家们从不同角度揭开了共同的科学事实，为中央领导提供了正确的决策依据。作为地质部部长，他并没有囿于学术门派之见，而是同样宣传我国独创的“陆相地层成油”理论，并且支持他们的工作。

黄汲清、谢家荣正是李四光慧眼识珠，提拔到他身边作为左膀右臂的。虽然属于不同学术派别，会有不同意见，但是都能够尊重实践。当大庆油田勘探取得成功后，李四光立即大力支持，向最高领导汇报，并且在各种会议上宣传大庆。

就我所看到的资料，李四光本人生前并没有说过大庆油田是根据地质力学理论布置普查而发现的。

由于价值观的不同，有一些人认为，把一切功劳都归给杰出人物就是对他的爱护。

《中国石油之父》中谈到，文革期间，在一片贬低知识和知识分子声中，却大肆吹捧地质力学，还有人用行政命令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地质力学。各地质队写报告时，不用地质力学观点写就不予验收。

其实，任何真理夸大就会成为荒谬。这些都是在损害李四光和地质力学的声誉。把某个人“神化”，把某种理论当成绝对真理，其结果必然是走向反面。而对于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和对于勤勤恳恳工作的广大科技工作者，则会造成巨大伤害。

文革后，黄汲清是老一辈地质学家中最具权威和影响的一位，曾长期担任中国地质学会理事长。对于地质界“捧死李四光，斗死谢家荣”的现象。他说：爱因斯坦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他的相对论改变了世界也震惊了历史。他晚年致力“统一场”的研究，却走入死胡同。但是，即便是相对论，也从未被推向“言必”的高度，“统一场”研究也没有成为禁忌。现在，不是有人也向“相对论”提出挑战了么？而“统一场”的研究，也因爱因斯坦付出的艰辛和表现的毅力使无数科学家深为感动。科学要顺利发展，有一条是不可少的：证伪。先验的把一种理论当作终极真理是科学真正的死胡同。如果把这扩大到科学家本人，便是不正常了。李四光的理论包括他的地质力学，在中国科学史上是有它的地位的，我所访问的所有人从来没有否认过它的地位。人们不愿看到的，仅仅是出于政治的原因搞张冠李戴，搞偷梁换柱。人们更不愿看到的是宣布某一种学术理论和观点为唯一正确的理论和观点的局面。科学的发展和科学的襟怀不仅容许而且提倡不同理论不同学派的争论，而且应当允许“异端”。从本质上说，没有异端，就没有科学。地质找矿有一个奇妙处：拼其全力寻找地表、地层的异常。凡有异常的地方，就可能有矿，异常的另一个说法不就是异端么？

现在，人们终于认识到并敢于说出：谢家荣是位伟人。

王仰之翻看了大量历史记载和有关资料，他特别提到一九四九年谢家荣对“北满”有油的预测。之后，他指名道姓写道：“对于东北松辽平原的油气预测，许多人往往认为是李四光首先提出的。其实李四光提出华北平原和松辽平原油气资源的摸底工作应该进行，是在一九五四年。从时间上说，比谢家荣晚了好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