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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共中央責令學者編撰的毛澤東傳記，被稱為「中央文獻版」，是毛澤東傳記中的主要一類。這類傳記強調作者及其掌握史料的權威性。因為作者多為「體制內」，身處中央文獻資料研究室等一般人無法接近的要位、可以接觸到第一手資料，因此對史實的記述號稱「權威凖確」。但是，這類「官版」的一個大前提是，其內容需要現政權的審查通過。而現政權出於維護和延續毛澤東形像的需要，一些「絕密」永遠不可能在「官版」的毛澤東傳記裏出現。

受中共對其自身的歷史和對毛澤東評價的定論的限制，這類傳記往往「欲說還休」，「中規中矩」。隨著中國社會的不斷開放，人們對歷史的認識和表述也在發生變化、「禁區」在不斷突破。

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金衝及等人主持編寫的《毛澤東傳》為例，原本計劃是在1993年推出，為毛澤東誕辰100週年獻禮。但當時就沒有能「寫出來」，直到10年以後，到2003年才終於出版，以1949年為界分上下兩卷，裏面「抖」出了許多從未公開的史料，如果是在10年前是不可想像的。而且，書中大段引述毛澤東的原話，這對凖確記載歷史很重要。無論是對研究毛澤東的中外學者還是普通讀者，「中央文獻版」毛澤東傳記對了解毛澤東都很有參考價值。

「官版」中的確有許多一般人接觸不到的史料。但是，在一個信息不公開的社會，允許公開的信息，它的選擇、串聯和表述就未必符合歷史事實。

與中共重大歷史事件交織在一起的「官版」毛澤東傳相比，「民版」毛澤東傳不少是那些人生軌跡與毛澤東有過交錯的「身邊人」對毛澤東的描述。他們有的是毛澤東的警衛、廚子、理髮師、有的是生活秘書、保健醫生、奉命到中南海與「中央首長」跳舞的文工團員。這類「野史」民版毛澤東傳，又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給偉人之軀添上血肉。偉大領袖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慾，也吃五穀雜糧，也拍桌子罵娘。這一類「民版」毛澤東傳代表作可推毛澤東衛士長李銀橋的《走下神壇的毛澤東》。

這裏的「走下神壇」，是走下林彪為毛澤東設的「四個偉大」、「萬歲、萬歲、萬萬歲」的神壇。中共最痛恨的是把共產主義視為邪教，把毛澤東視為邪教頭目。中共希望看到的，是把毛澤東從「神化」變成「偉人化」，實際上是把毛澤東推向了更高一層的神壇。

「民版」中的另一個極端，曾任毛澤東保健醫生的李志綏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可謂代表。李志綏眼裏看到的毛澤東，是一個沒有道德廉恥、獨裁好色的混世魔王。跟隨周恩來多年的衛士長成元功說，就憑一點，就知道李志綏在「瞎編」，因為書中描述了許多重大場合下毛的言行，而這些場合李志綏能在場的可能性為零。高新認為，李志綏在海外出於需要和壓力，走到了另一個極端，書中不免有誇大、臆斷甚至杜撰。

各類毛傳中，西方學者的著作可謂一枝獨秀，而且往往「牆外開花牆內香」、經翻譯引進後很受中國大陸讀者的青睞。眼下仍然暢銷的就有美國人羅斯·特里爾、英國人迪克·威爾遜、和BBC前駐京記者菲力普·肖特等人的毛澤東傳記。

西方人為毛澤東作傳，始作俑者應推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1936，斯諾來到陝甘寧邊區，與毛澤東多次長談。1937年，斯諾將他的系列報道結集出版，名為《紅星照耀中國》。斯諾為毛澤東拍攝的頭戴紅五星八角軍帽的半身照片，作為書的封面，也成為歷久不衰的標誌性的毛澤東形像。1938年，《紅星照耀中國》的中譯本以《西行漫記》為名在上海出版。

這些西方學者「很不容易」，接觸一手資料很難，特別是1949年以後的有關資料。1949年以前的，有許多來自斯諾、史沫特萊等早期西方左翼記者的二手材料。這些西方學者對中國大多「抱友好和同情的態度，對宣傳毛澤東有一定幫助。」。西方學者為毛澤東作傳，主觀上是想向西方介紹一個真實的毛澤東，他們著書沒有功利取捨。但這些學者思想上多對資本主義制度不滿，對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實踐很嚮往，所以他們筆下的毛澤東和毛澤東的中國可能過於表面化。

但是，即便是對中國「友好同情」的西方學者，如果筆下出現不符合中共的毛澤東形像「要求」，也會遭刪節、「改寫」，中國大陸讀者讀到的未必是100%的原作。以羅斯·特里爾的《毛澤東傳》中文版為例，人大出版社2006年再版時，特意在封面上醒目的印著「最新版全譯本」。但與特里爾增訂的毛澤東傳記英文原版對照，就會發現了嚴重刪節的地方。

對21世紀伴隨社交媒體長大的一代，毛澤東的傳記是否能引起任何興趣？北京中央黨校的一位教授認為，答案是肯定的。她認為，讀毛澤東的傳記，也是對中國現代史的了解、對中國走到今天的歷程的理解。

在美國的學者高新說，偉人化也罷，妖魔化也罷，臉譜化也罷，現在還沒有看到有人試圖從社會學、人類學和病理學的角度去分析，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產生毛澤東的必然性。20世紀的中國，沒有毛澤東，也會出現「李澤東」、「王澤東」，為什麼？如果說，不了解毛澤東，就不了解20世紀的中國。那麼，20世紀的中國歷史被多層斷代、割裂、扭曲，又如何還原一個真實的毛澤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