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中國經濟的下行和世界經濟的不確定性，中國是否會回到票證年代成為一個談資，想起一些往事。

1953年，北京市發行“麵粉票“，購買麵粉需要有麵粉票。從此，中國考上了長達三十多年的”票證年代“，就是購買某些商品不但要錢，還要有專門的票證才能夠買到。

在物資極度匱乏的年代，人們為了搞到東西，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箇中洋相，匪夷所思，非親歷者，難以想象。

（一）物資極度極度匱乏，人民生活極其貧困：

1953年產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在各種文獻中只談其對籌集“工業化”所需資金的作用，而這一政策對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生活的影響，則超過了包括^「文革_」在內的一切政治運動。

所謂^「統購統銷_」就是國家以遠低於其本身價值的價格強迫收購農民手中的農產品，從價值與價格差中積累工業化所需資金；這實質上是部分剝奪了農民的自主經營權中的“銷售權”；而隨後進行的“農業合作化”則徹底剝奪了農民的自主經營權，使農民除了留下一點僅夠糊口的口糧外，全部被國家拿走了。這種政策嚴重挫傷了農民積極性，農業生產長期效率低下；加上工廠長期實行低工資政策，工業生產同樣發展緩慢，效率低下。從而使全國物資極其短缺。

實行“統購統銷”，社會立即分化為吃“商品糧”與吃“農業糧”兩大階層，並且實行嚴格“世襲制”，吃“農業糧”者實際成為二等公民，要想吃“商品糧”難於上青天。

“統購統銷”的另一直接後果，就是把農民牢牢地束縛在土地上。由於沒有糧票，農民的活動半徑極為有限。當時的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如果沒有糧票，休想買到一碗粥、一個饅頭、一塊點心……農民進城，只能背上乾糧。若要出省，“含油”的全國糧票更為金貴；就是城裡人想領取全國糧票，也要單位開出差證明，帶上“油票”去糧食管理部門申領。農民更是想都不敢想。這使他們的活動範圍受到嚴格限制。有親人病重時，要進城裡大醫院看病，農民最需要糧票，沒有糧票的患者根本住不進醫院，陪護者也無法在城市生活，為了得到糧票以應急需，只得以高價購買原本“無價”的糧票。在城市有親友的，能從他們那裡得到一些糧票，將是天大的恩惠。

從糧票出現開始，標誌着物資短缺的開始；此後，各種票證越來越多，表示經濟越來越困難，在“文革”十年間，票證的種類達到頂點，從雞、鴨、魚、肉到煙、酒、糖、瓜子、花生、粉絲……從自行車、縫紉機、座鐘、大立櫃到線襪、尼龍襪、衛生紙、打火石、火柴、肥皂、燈泡、線團……許多東西只有在年節才有供應，不僅限量，而且限時，過期作廢；而且，即使是票證規定的東西，也只有在北京，天津，上海才能保證供應。其他地方連票證供應的東西都無法保證。

在物資奇缺，票證繁多的情況下，演出了一幕幕在今天看來是無法想象的的茺誕故事：

王XX1961年決定結婚的因素之一是因為婚後才有副食品供應證，憑此證每周可買到幾塊豆腐乾、半斤豆芽之類。

當時武漢市有專門的“結婚購物證”，規定結婚才能買到暖瓶、被面、臉盆之類。

寧XX的小孩出生才幾十天，家中唯一的一隻暖瓶打破了，極不方便。而買一隻暖瓶需要一年所發的全部“工業券”，他只好硬着頭皮向鄰居暫借，以度過難關。此後，暖瓶成了他的心病，整天提心弔膽，生怕再打破，夜裡睡覺經常做夢，不是夢見買到新暖瓶大喜，就是夢見又打破了暖瓶，大驚大悲。

翁XX1961年生孩子，街道特別照顧，給了她一張鋁鍋票，使她着實高興了好多天。

煙票只發給“煙民”，但煙民的資格要由個人申請，領導認可；不少人為了給親友搞煙票，也開始吸煙，不想弄假成真，自此染上煙癮。而且煙票是根據職務分等級的，低級者不能買高級煙。

作家張賢亮時在農場當農工，發明了“眼藥瓶滴油法”，由於當時食油極其緊張，竟在農場迅速推廣。

花生早已成為奢侈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北京市長彭真，大費腦筋，終於在X年春節搞到一批花生，市民每人二兩。

家裡有人要買被面或添棉衣，就要集中全家的布票。

為了省布票，有些人只好在春天將棉衣中的棉花掏出，作單衣穿。

作家殷慧芬的妹妹下鄉時，舅媽買件襯衣送她，但聲明布票要還。由於殷家一時未能還上，造成親人反目，兩家人5年不來往，形同陌路。

中央民電視台某著名主持人，當年為了補衣服，在家裡要找一塊好一點的補丁都困難。

當然，票證中最寶貴的是糧票。餓得眼睛發綠、渾身浮腫的人，為了幾斤糧票打死人的事時有所聞。

在太原有人潛入一個糕點門市部，下班人走後，他拼命吃了一個飽，第二天清晨，人們開門時，他已“撐”得不能動了，只要喝水，結果立刻胃部漲裂而死去。事後，人們一檢查，竟少了七斤糕點，

作家梁曉聲永遠感激他們街道的票證員王姨，因為她的偷偷照顧，那些年梁曉聲家比另人吃到更多的豆腐，確實是“恩重如山”了。

當然，這些城裡人的“票證的故事”，讀來令人心酸；如果作為“二等公民”的農村人寫“沒有票證的故事”，讀之更將令人唏噓！

按照馬克思的觀點，沒有生產力的巨大增長和高度發展，“那就只會有貧窮極端的普遍化；而在極端貧困的情況下，重新開始爭取必需品的鬥爭，全部陳腐污濁的東西，又要死灰復燃。”

由於幾乎一切生活必需品都“憑票。”人們往往為多買半斤肉、一把粉絲、幾包火柴、一塊肥皂……而想方設法拉關係，“走後門。”當基本生活必需品都要“走後門”才能得到滿足時，“走後門”就有了某種普遍性與合理性。

（二）後門泛濫成風，逼迫人民造假說謊，民族道德大滑坡

所謂“走後門，”簡單說來，就是通過私人關係，不按正常^「規則_」辦事。

這裡說的是廣義的^「規則_」，包括法律、政策法規、各種規定以及社會的公認的辦事規則等等。

因此，^「走後門_」的情況極為複雜，包括違法、違規、利用規則漏洞鑽空子、打擦邊球，以及在制訂規則時故意漏下的漏洞（例如：留給權力者任意支配的“機動指標”），以及許多合法不合理的辦法等等。

在上級規定下發的各種指標，票證中，均留有許多機動指標，供各級權力者任意支配。在各種資源均極其短缺，民不聊生的情況下，這些機動指標就意味着權力者及其親屬，親信的極大特權。

在各種公諸於眾的公開規定之外，另設許多內部規定，這些內部規定是保密的，不讓民眾知道的，由權力者決定的，往往也是見不得人的。

舉些例子說明一下：在毛澤東時代，城市戶口是一切資源中最寶貴的，控制極其嚴格的。尤其是北京、上海等特大型城市，對外地民眾來說，是做夢都不敢想的奢望。許多大學教授、工程師，即使工作需要，也多因戶口問題而無法調入。但在^「文革_」期間，北京大批知青下鄉，大批知識分子因單位遷出、下放農村、五七幹校等將戶口遷出北京，數量當在百萬以上。但是，在公開規定北京戶口凍結遷入的情況後，^「文革_」期間，北京戶口未見減少，反而增加了！

筆者聽到一則傳聞：一位下鄉知青，酷愛文學，與某大樂團一位巴松演奏員交情甚篤；一次，該演奏員將一名彈鋼琴的女孩介紹給一位處長的兒子；該處長為主管審批北京戶口的官員；為表謝意，問巴松演奏員有無親友戶口要進北京的，演奏員無此要求，想起了該下鄉知青，向處長說了一句。不想在一片知青下鄉的高潮中，該知青的戶口卻順利遷回北京。

北京戶口尚且如此，其他大中城市的戶口，就更亂了。如：某省會城市，一位軍隊師級幹部，在一大型企業“支左”期間，走後門將自己及親信的親戚朋友的戶口，從農村遷入省會達一百多人。一個營教導員在“支左”時，也將妻兒戶口遷入大城市。還安排了正式工作。

中國的規則愈來愈少，“規則意識”愈來愈淡薄，走後門之風愈演愈烈，人們習以為常，見怪不怪。

“後門”花樣翻新，怪事層出不窮。

後門當然指的是權力。但到六十年代，特別是^「文革_」期間，權力已經不僅限於官員手中的權力了，而涉及整個社會的大大小小的各種權力。如：醫生的處方權，可以為病人開好藥（因為好藥短缺，往往限量分配給各個醫生）、病假條（當時吃大鍋飯，休病假工資照發）。票證管理者可多給某人票證。售貨員可以多給商品，給好商品，甚至不要票證售給要證商品。汽車司機和採購員可以從外地帶回稀缺物品等等。

“後門”的水平也分為三流九等。有所謂：

一等後門送上門，不要花錢，也不用票證。這當然僅限於少數有權有勢力者。

二等後門不要錢也不要票證，但要自己開口索要，還要自己去取。

三等後門不要票證，只交錢。

四等後門不排隊去內部買。

五等後門給好貨（質量好的商品）。

六等後門用過期（已作廢）的票證買商品。

七等後門給你留貨，事後你去交錢、證，即取。

八等後門提前通知。因當時物資極為緊缺憑證供應的商品也經常無貨。一旦來貨立即排長隊，後來者往往買不上。熟人提前告知一聲，早去排在前面就可以買到。

至於大學招生、參軍、招工等，更是人們競相削尖腦袋往裡鑽的機會，人們八仙過海，名顯神通：托人、拉關係、送禮，女青年甚至向當權者獻出身體等等，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

筆者一位在大學任教的同學曾說：現在在工農兵大學生，一百個有九十多個是走後門進來的。你還不能說；你說了就批鬥你，還拿出幾個確實不是走後門的例子作典型，說你污衊社會主義。

筆者曾聽一位人事幹部講一個故事：

一位市領導人的兒媳，初中文化，已是兩個孩子的母親，32歲還在X長X公社插隊，該領導人復出掌權後，正好清華大學給該市幾個工農兵學員招生指標。該領導人即讓該人事幹部去將他兒媳招上來。人事幹部下去通過區委書記安排給X長X公社。不料開會時，區委書記誤記為另一個長XX公社，以致當X長X公社書記念完推薦情況後，挨了一頓批評，區委書記說：“32歲，還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居然還要推薦上清華，你們這不是胡鬧嗎？”X長X公社書記出來對人事幹部埋怨了一頓。人事幹部馬上把主持會議的區委書記叫出來，說明了情況。區委書記回到會議室，叫X長X公社書記再匯報一遍，並馬上表態說“這個女同志32歲了，出身又好，還要上大學學習，我們就是要培養這樣的好同志。”就這樣，這位32歲、兩個孩子媽媽的初中生，就上了清華大學了。

為了掩飾自己的落後和無能，就要用說謊、造假、隱瞞、掩飾來欺騙世人。關於說謊、造假，各種報刊已經連篇累牘，本文不再贅述。

本文僅對官員有組織地逼迫民眾為他們文過飾非，掩蓋真相略談一二。

為了不准民眾揭發批評他們的倒行逆施，還出現了一種理論：“不准給社會主義抹黑。”還要向世界宣傳社會主義“優越性”，向外輸出革命，要解放全人類。

因此，尤其在對外工作方面，更有一整套的弄虛作假、掩飾真相的紀律和規定。

如：1972年，中美關係開始“解凍”，來華的外國記者人數猛增。為了防止中國實際的貧窮落後情況被外國人知道，同時還要對外宣傳社會主義優越性，以推進世界革命；當時，中國絕大多數地方是不准外國人去的；有少數幾個大城市對外“開放”。在這幾個開放城市中，各單位、居民委員會都組織全體人員學習，熟背對“外賓”接觸的有關規定。其中一條規定，如外賓到某商場時該商場所有商品可以不用“憑券”敞開供應，但中國居民買後，不得離開商店，要等到外賓走後再到櫃檯將貨退還。也就是說規定顧客只能給外賓“演戲”。曾有人趁外賓在時買了好幾雙尼龍襪就想走，由於當時買尼龍襪要“工業券”，買線襪要“線票”，而“券”“票”的發放量又非常少。所以，當這個顧客買了東西要走時，在門口被有關人員攔住，後來不但全部退還了襪子，還通知了工作單位受到了處分。

與外賓接觸的有關“規定”都提供了“標準答案”，如：“文化大革命”是很有必要，“五七幹校”、“上山下鄉”是“大有好處”或“很受鍛煉”，有關工資和家庭收入的答案是“生活很好”或“夠用。”各種答案中，只有家庭人口“可如實回答”。曾有一位外賓問一位老人家有幾口人。這位老人生怕答錯擔不起責任，竟慌慌張張地回答“可如實回答”。弄得外賓莫明其妙。

無知，還要對外宣傳，經常笑話百出：筆者一位朋友，原藉台灣，家在日本。建國前回國參加革命，併入黨。建國後又上大學，1954年畢業。因“海外關係”“特務嫌疑”等，屢遭批鬥。^「文革_」期間，停發其工資，使其無法生活，他要求回日本，被開除黨藉。

^「文革_」後晉升為工程師，月工資增加到80元（按當時官方牌價，約合40元美元）。統戰部門叫他寫信回日本，宣傳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他對我苦笑說：我回國三十多年，大學畢業二十五年，已經五十多歲了，才當工程師，拿這麼點錢，還要對外宣傳。究竟是宣傳“優越性”還是宣傳“落後”？

許多違背百姓意願的事，還要逼迫百姓裝出笑臉來表示歡欣鼓舞。例如：當年“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絕大多數都是千方百計想法“留城”不成後被迫而去的，臨行前哭聲一片，淒悽慘慘。但每批“知青”下鄉時都要組織一個盛大的“場面”，敲鑼打鼓，紅旗招展，胸戴大紅花手捧“紅寶書”，在毛澤東像前宣誓決心紮根農村一輩子……會上還要發表一番豪言壯語，似乎農村真是一個“大有可為”的“廣闊天地”。

而與此形成對照而極具諷刺意味的是；當時有權有勢者，卻沒有人把自己的子女送去“廣闊天地”作為一番的。

而“知青”下鄉以後，在招生、招工、參軍時更是千方百計“走後門”拉關係，更是司空見慣，無所不用其極；目的是回城。而許多有權者也總是喜歡用權力把親友從“大有作為”的“廣闊天地”里拉回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