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国民党败局已定，国共两党开始争夺人才的斗争。蒋介石有一个知识分子的抢救计划。许多高级知识分子不满于国民党的腐败，但是对于苏联的实际情况和东北的土地改革的种种传闻还是有所耳闻的；所以有不少人还是在犹豫。这时候地下党就起了很大作用。许多高级知识分子是在地下党的宣传下留在大陆的。这些人后来大多数命运多舛。 似乎是地下党害了这些知识分子。但是凭良心说，这些地下党员大多数是追求真理的优秀知识分子，新中国发生的许多事情是他们根本想不到的。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历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 许多地下党员都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们不满于国民党的贪污腐败，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就参加了共产党。他们并不了解苏联的真实情况，更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掌握大权并且经过延安整风运动以后已经变成了一支农民起义队伍；而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举行农民起义只会是倒退落后。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后，地下党就成为共产党内的另类，与延安来的和军队下来的干部总是格格不入。 地下党员也大多命运多舛；不少人在各种运动中被打成各种分子。文革以后我遇到了一个小时候的朋友，父亲是我父亲的同班同学，解放前一起闹罢工；解放后因为是地下党员而定为副局级，解放后一直谨慎小心，没有犯过什么错误，到后来还是副局级；而从延安来的同为副局级的后来有的成为部级了。他告诉我地下党员一般文化和工作能力都比较强，但是内部有政策不予重用；我当时不理解，直到后来知道了对待“地下党”的16字方针：
建国前：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建国后：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
我才恍然大悟。 事实上，我所熟悉的地下党员在后来大多后悔当初的选择；有些人沉默不说，有些人则公开表现对于现实的反感。 我的一位表叔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知识分子，聪明、能干、正直、大公无私，我正是从他身上认识和崇拜共产党员的；正是由于对共产党员的崇拜，使我在反右运动中幸免于难。 这位表叔也是一位忠诚的共产党员，对于党忠诚到盲目，对于领袖崇拜到迷信。他十七岁就在上海医学院参加了地下党，后来上了特务的黑名单，在我们家阁楼上藏了几天，就跑到解放区去了。解放后他升得很快，二十五岁就是正处级干部了；为了完成用医学为人民服务的心原，他放弃了高级干部的地位和待遇，又去中国医科大学上学；毕业后留在协和医院工作；改革开放后他已经是协和医院副院长（当时的院长是后来的卫生部长陈铭章），他为了专心从事科研工作，辞去了副院长；他一生相信党忠于党；在大跃进和随后的大饥荒中，他一直相信党中央，千方百计为中央的政策辩护；在文化大革命那样荒唐的年代，他们夫妇多次被严厉批斗，他依然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是正确的。直到1989年六四的枪声才惊醒了他，尤其是党中央不准救护受伤者的命令激怒了许多大夫，他们认为救死扶伤是医务工作者的天职，在战场即使对于敌人的伤员还要抢救，何况是自己的同志？六四以后，表叔再也不谈论政治；他是一个真诚的人，不再谈论表明他对于现在的政治已经绝望了。由于过度劳累，这位表叔英年早逝，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多年了；我至今还怀念他，他在我心目中始终是一个崇高的形象。我多次和其他表叔和表姑说，如果不是选择了错误信仰，把那么多的精力用于政治，他将成为一个极有成就的好医学专家。 我经过多年读书思考，认为表叔出身一个富有的高级医师家庭；他参加革命是为了追求真理。但是在他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时期接受了党文化教育；党文化教育的核心原则就是把党的纪律作为最高原则，也就是列宁制度的党的组织原则：强调效忠组织；高度集中；铁的纪律；限制争论；对背叛者严厉惩罚；以目的为最高宗旨的（不择手段）的“道德虚无主义”。 这种原则用于战争时期也还可以理解，用于治理政党和国家则必然走向邪路。因为人类文化的基本原则是： 祖国和人民的利益是我们的根本利益，一切政党的利益都必须服从于祖国人民的利益；人类的理智和良知要高于党的纪律。 如果大多数共产党员都能够知道这个基本原则，那么中共八大的决议就能够得到贯彻执行，党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就不会有以后二十年的严重破坏法律和道德底线的荒唐的政治运动了。 一个人应当有信仰，信仰是指导人们思想和行动的最高准则；但是必须选择信仰正教，尤其是佛教。正教的教义与善恶标准同人类生存发展的要求相一致，经过千年的探讨研究，正教对于人类的善恶有着极为精深的理解；一个虔诚的正教信徒，时刻感觉到神佛在监视着自己，时刻按照自己的良心行事，必然是行为高尚者。 还应当说明在非正常情况下识别极端势力是需要比较高的知识层次的。解放前，许多知识分子不满于国民党的贪污腐败，而将希望寄托在共产党的身上。当时只有胡适、傅斯年等知识层次很高的知识分子才能够认识清楚毛泽东的真面目。 1949年，国共政权更迭之际，周恩来致电胡适，企图说服“自己所敬爱的人”胡适留在大陆。但胡适偏偏不为周恩来的滔滔万言所动，他只淡淡的回了一句：“民主这个东西，在蒋先生那里，是多和少的问题，而在毛先生那里，是有没有的问题；这就是我要走的原因。” 对于毛泽东的本质认识得最透的则是傅斯年。 在 20世纪初叶成群而来的学术大师中，傅斯年和陈寅恪是令人钦佩的两位，他们都有精深的学术造诣，以对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而为后人所怀念，在学术界维持着长 远弥久的影响力。陈寅恪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向为后人推崇。而傅斯年学识渊博精深，在历史研究和文献整理方面独树一帜，尤其是对殷墟的发掘，更 是一个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但 傅斯年最令我佩服的不仅是其学术贡献，而是其对毛泽东的认识，傅斯年是一个少见的对毛泽东其人的认识极为深刻的人。傅斯年和毛泽东当年曾在北大相识，他们 单独在一起聊了一夜天。天上地下都谈开了。谈到中国的小说，傅斯年发现毛泽东对于坊间各种小说连低级小说在内，非常之熟悉。傅斯年得出结论：毛泽东从这些 材料里去研究农民心理，去利用国民心理的弱点，所以至多不过宋江之流。 一 九四五年七月傅斯年作为国民参政员应中共邀请访问延安，在延安访问期间，与毛交谈并在城内参观，近距离观察了中共极权体制的实际操作和毛的帝王之志。他发 现延安的作风纯粹是专制愚民的作风，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风。毛泽东陪同傅斯年来到礼堂，傅看见里面密密麻麻挂满了锦旗，是各地献给伟大领袖的，便讽 刺说：“堂哉！皇哉！”毛感觉到了讽刺的意味，没有出声。主客交谈之间，毛表现出对古典低俗小说极为熟悉，这有利于他了解社会底层人群心态，因此煽动人群 能得心应手。傅斯年亲眼看到原本偏安一隅的毛记小朝廷已经坐大，深知其势力越强，占地越广，则危害中国越烈，预感抗战虽然胜利，国事仍不乐观。 在 访问延安的五名代表中中，傅斯年是唯一的清醒者，他痛斥同行的人没有出息，说：“最无耻的是黄炎培等，把毛泽东送他们的土织毛毯，珍如拱璧，视同皇帝钦赐 饰终大典的陀罗经被一样。”傅斯年当面对他们说：“你们把他看作护身符，想藉此得保首领以殁吗？”傅斯年的估计相当准确，讨好毛泽东的章伯钧、黄炎培等 人，都没有逃过中国建政之后的若干次政治运动，最后的结局都是不得好死。 |
有 “大炮”之称呼的傅斯年如果留在大陆的话，不是锈死、烂掉，也该是门哑炮了。当傅斯年看到很多青年人逐渐演变成为激烈的左派分子时，如芒在背，一次闲聊时 说：“我要是十七八岁的青年，我也许对共产党发生兴趣。”接着又说：“但我自从与共产党接触以后，绝对不会当共产党！”简短几言透出了他内心对左派青年的 不满与对共产党决绝的态度，这一态度直到他退守孤岛都没有改变。 傅 斯年“五四”时年轻激进，曾是组织反北洋政府游行的学生首领。一九一九年他曾写文章《社会革命 – 俄国式的革命》推崇苏俄，也曾说“俄国革命是全世界发展的模式。但是在以后的六年中，他到欧洲留学，亲身了解英德两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开始看到苏俄共产主 义的弊端，思想向温和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转变。一九二六年他回国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当时广州是国共合作北伐的基地，也是中共的温床。苏俄派至中国的代表 鲍罗廷肆意插手中国内政，张太雷、瞿秋白虽然在中共党内是参与决策的首领，在鲍面前却只是上命下传的翻译。傅斯年因此怀疑中共能否维护中国主权不受苏俄控 制。 一 九二七年中共以“农民运动”为名，依靠乡村的痞子，胁迫朴实农民对地主乡绅实行烧杀抢，公开处决湖南大儒兼乡绅叶德辉等，摧毁农村文化的载体，斩断维系农 村道德秩序和风化的社会纤维。“农民运动”积极分子对地主乡绅施暴以后背负血债，在本乡本地无法存身，只能投靠红军，成为中共主要兵源。国民党因此与中共 决裂，实施“清党”，傅斯年在广州支持清党决定。 傅斯年在理论层面也对中共的运作方式也作了深入地分析： “阶级斗争”不过是中共掩盖自己无止境权欲的面具。中共利用挑动八种仇恨来夺权。 一， 中国人恨西方人； 二， 穷人恨富人 （傅本人也恨富人，但不赞同中共解决财富分配不均的做法）； 三， 寻常人恨地位超过自己的人； 四， 低能者恨高能力同事； 五， 低薪雇员恨高薪雇员，无名者恨知名者； 六， 农村人恨城市人； 七， 子女恨父母； 八， 年青人恨长辈。 傅 斯年留学时曾研习心理学，他认为，许多人在潜意识中很容易接受把这些仇恨和报复欲合法化的理论，中共的“阶级斗争”理论就投其所好，提供了发泄嫉恨的通 道。1949年以后在大陆出生和或生活过的有独立思考的人，从历次整肃运动中逐渐发觉毛是调动人性阴暗面，制造人际仇恨为己所用的大师，而傅斯年早于一九 三○年代已经洞烛其奸。 一个人想要为祖国和人民作出真正的贡献而不至于误入歧途，出来要有热情和勇气外，还必须提高自己的知识层次，才能够在复杂的情况下识别好人和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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