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7月，參加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中共代表團起草了一份文件。8月1日，《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以中共中央和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的名義發表，此即著名的《八一宣言》。《八一宣言》提出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呼籲：一切不願當亡國奴的同胞聯合起來，組成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和統一的抗日聯軍，共同進行抗日救國鬥爭。《八一宣言》是推動第二次國共合作的重要文件，是中共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開始。共產國際七大閉幕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張浩(林育英)，受共產國際和中共代表團派遣，從蘇聯經蒙古返回中國。1935年11月下旬，張浩到達陝北。張浩向中共中央傳達了共產國際七大關於建立廣泛的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精神，傳達了《八一宣言》的內容，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之間中斷了一年之久的聯繫得以恢復。為貫徹共產國際七大精神，中共中央於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陝北安定縣（今子長縣）瓦窯堡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由張聞天主持。瓦窯堡會議的決議指出，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使中國人民面臨着“亡國滅種的大禍”；會議確定“黨的策略路線，是在發動、團結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開展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會議決定，將蘇維埃工農共和國改名為蘇維埃人民共和國。毛澤東在會上做軍事問題的報告時指出：(1)。。。把國內戰爭與民族戰爭結合起來。。。紅軍行動應放在“打通蘇聯”和“鞏固擴大蘇區”兩項任務上。。。在一切省份發展游擊戰爭，做好白軍和白區的工作。(2)。。。(3)。。。主要分三個步驟。第一步，鞏固和發展陝北蘇區，從政治上、軍事上和組織上做好渡黃河去山西的準備。第二步，到山西去，準備擊破閻錫山的晉綏軍主力，開闢晉西北，擴大紅軍1.5萬人。。。第三步，根據日軍對綏遠進攻的情形，適時地由山西轉向綏遠。用小的游擊戰爭與日軍周旋。總的方針是與蘇聯取得聯繫。根據毛澤東的報告，會議通過了《中央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提出紅軍行動的戰略方針是：把國內戰爭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準備直接對日作戰力量和猛烈擴大紅軍。從1935年秋到1936年春，中共與西安綏靖公署主任、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路軍總指揮楊虎城談判，雙方達成共同抗日，互不侵犯的約定。1936年初，在剿共中不斷損兵折將的西北剿總副總司令張學良也與中共建立了秘密聯繫，雙方達成了停戰互助的默契，來往日益密切。1936年9月，中共與東北軍簽訂《抗日救國協定》，雙方正式結束敵對狀態。紅軍、張的東北軍、楊的西北軍形成擁護“民族統一戰線”的“鐵三角”。根據瓦窯堡會議確定的軍事路線，中共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先後於1935年12月24日、1936年1月19日下達了《紅軍東征四十天準備行動計劃》，《東進抗日及討伐賣國賊閻錫山的命令》。1936年2月，組成了以彭德懷任總司令、毛澤東任總政委的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隊；2月20日，以“實現抗日，渡河東征”為口號，紅一軍團和紅十五軍團1.3萬人東渡黃河，擊敗了閻錫山的堵截，連續取得了關上村、蓬門、兌九峪等戰鬥的勝利，占領呂梁山脈各縣；3月又攻克了永和、孝義、汾陽等地，逼進同蒲鐵路沿線，威脅太原；閻錫山以4個縱隊的主力反擊紅軍。應閻錫山之請，3月中旬，蔣介石命令關麟征、商震兩部10個師開進山西，由陳誠統一指揮，幫助閻錫山“圍剿”紅軍；4月底，蔣介石嚴令東北軍、西北軍向陝北紅軍根據地進攻；5月2日，毛澤東下達了西渡黃河的命令。5日，東征紅軍全部返回陝北，東征戰役結束。5月5日，毛澤東、朱德發表《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表示“我們願意在一個月內與所有一切進攻抗日紅軍的武裝隊伍實行停戰議和，以達到一致抗日的目的。”10月中旬，中共中央軍委下達《十月份作戰綱領》，決定實施寧夏作戰計劃：派紅軍西渡黃河，先取寧夏，後取甘西，打通蘇聯的軍事援助通道。至月底，奉命完成渡河的部隊有：紅四方面軍紅30軍、紅9軍，原屬紅一方面軍，長征後期隨四方面軍行動的紅5軍（約3000人）。這三個軍2.18萬人所組成的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開始了艱苦壯烈的河西征戰。紅軍東征時，為解燃眉之急，閻錫山向國民政府中央求援，遂有十個師的中央軍進入閻的地盤，由陳誠統一指揮，會同晉綏軍圍剿紅軍。紅軍5月初西返陝北後，中央軍仍駐紮在河東一帶，並不打算撤離。5月26日，國民政府在太原成立了以陳誠為總指揮的晉陝綏寧四省邊區剿匪總指揮部（由於該年年中、年底發生兩廣事變、綏遠抗戰、西安事變等事件，中央軍還是分批調離了山西）；36年8月，日軍進攻鄰近晉北的綏遠，威脅山西。為抗衡更強大的敵人，閻錫山與不久前的敵人-中共秘密接觸並迅速展開合作。1936年10月，閻錫山組建“犧牲救國同盟會”（犧盟會）。10月下旬，閻錫山與山西人，中共山西工委書記薄一波達成抗日救亡工作協議，閻錫山邀請薄一波主持犧盟會，主辦抗日軍政訓練班、民政幹部訓練班和山西國民兵軍官教導團。閻錫山與中共也建立了深入密切的“統一戰線”。1936年12月12日，發生西安事變。在斯大林的強力介入下，事變發起人張學良、楊虎城最終於25日釋放蔣介石，西安事變得到和平解決。24日，尚未被釋的蔣介石在西安高桂滋公館與中共代表周恩來見面，作出三點表示：一、今後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統一中國（軍政），受他（蔣介石）指揮；二、由宋子文、宋美齡、張學良全權代表他與周解決一切；三、他回南京後，周可直接去談判。25日，張學良決心釋放蔣介石。當天下午，張學良說服楊虎城一同送蔣介石到西郊機場。登機前，蔣對楊、張說，我答應你們的條件，我以‘領袖的人格’保證實現，你們放心，假如不能實現，你們可以不承認我是你們的領袖。我答應你們的條件，再重複一遍：一、明令中央入關之部隊二十五日起調出潼關，從本日起如再有內戰發生，當由我個人負責；二、停止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三、改組政府，集中各方人才，容納抗日主張；四、改變外交政策，聯合一切同情中國民族解放的國家；五、釋放上海被捕領袖，即下令辦理；六、西北各省軍政，統由張、楊二將軍負其全責；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蔣介石開始調整內外政策。2月5日，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前夕，蔣在日記中寫下了關於時局的五項方針：一、對內避免內戰。然一遇內亂，即不放棄戡亂安內之責。二、政治、經濟仍應漸進，由近及遠，預定三年至五年內為統一時間。三、不說排日，而說抗戰。四、加強軍隊之訓練。五、分省物色品行方正之人才。為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電即將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出五項要求，四項保證。《中共中央致中國國民黨三中全會電》電文摘要如下：西安問題和平解決，舉國慶幸，從此和平團結禦侮之方針得以實行。當此日寇猖獗，中華民族之存亡千鈞一髮之際，本黨深望貴黨之三中全會，本此方針，將下列各項定為國策（五項要求）：停止一切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保障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救國；迅速完成對日抗戰之一切準備工作；改善人民生活。如貴黨三中全會果能毅然決然確定此國策，本黨為着表示團結禦侮之誠意，願給貴黨三中全會以如下之保證（四項保證）：在全國範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工農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導；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行普選的徹底民主制度；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2月12日，中共代表周恩來與國民政府代表顧祝同（時任軍事委員會西安行營主任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張沖（國民政府軍委會辦公廳顧問事務處處長）於西安的談判中就以下意見達成了一致（同時存在不少分歧，未在此列出）：中共承認國民黨在全國的領導；國民政府分期釋放政治犯，對中共黨員、中共組織不再逮捕、破壞，允許中共適時公開（合法）；取消蘇維埃制度，改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受國民政府指導，實施普選制。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接受國民政府軍委會和蔣介石的統一指揮和領導。中共派代表參加國民會議，中共軍隊派代表參加國防會議；希望國民黨三中全會對中共提出的和平統一團結禦侮及容許民主、自由的主張有進一步的表示。1937年2月15日至22日，國民黨在南京召開五屆三中全會，商討在新的形勢下對中國共產黨和日本帝國主義的政策。經過激烈討論，先後通過了《促進救國大計案》、《西安事變經過之決議》、《關於國防經濟建設案》及《關於根絕赤禍之決議案》等議案，並發表了《五屆三中全會宣言》。2月21日通過的《關於根絕赤禍之決議案》中說，“今者共產黨人於窮蹙邊隅之際，倡輸誠授命之說；本黨以博愛為懷，決不斷人自新之路”；針對《中共中央致中國國民黨三中全會電》中所做四項保證，「根絕赤禍案」決定四點原則如下：（一）一國之軍隊必須統一編制，統一號令，方能收指揮之效，斷無一國家，許可主義絕不相容之軍隊同時並存者。故須徹底取消其所謂「紅軍」，以及其他假借名義之武力；（二）政權統一為國家統一之必要條件。世界任何國家，斷不許一國之內，有兩種政權之存在者。故須徹底取消其所謂「蘇維埃政府」及其他破壞統一之一切組織；（三）赤化宣傳與以救國救民為職志之三民主義，絕不相容，與我國人民生命與社會生活，亦極端相背。故鬚根本停止其赤化宣傳；（四）階級鬥爭以一階級之利益為本位，其方法將整個社會分成種種之對立階級，而使之相殺相讎，故必出於奪取民眾與武裝暴動之手段，而社會因以不寧，民居為之盪析，故鬚根本停止其階級鬥爭。以上四點原則，概括而言即：取消紅軍，取消蘇維埃政府，停止赤化宣傳；停止階級鬥爭。《五屆三中全會宣言》強調：無論用任何方式，必以自力使赤禍根絕於中國；宣言肯定以下諸項原則：整個民族之利害，終將超出一切個人一切團體利害之上；和平統一。。。為全國共守之信條；在同一主義之下意見之分歧不取決於武力，而取決於商榷；此後惟當依據和平統一之原則，以適應國防，且以奠長治久安之局；以精誠團結共赴國難之意識普及於全國。關於對日問題，宣言表示：如果讓步超過限度，（則）只有出於抗戰之一途。2月22日閉幕當天，蔣介石在大會發言，允諾擴大民主，修改選舉法，在一定條件下開放言論自由，釋放政治犯。會後，蔣介石下令，不得再使用“赤匪”、“共匪”等詞彙來指稱共產黨和紅軍。通常認為，五屆三中全會基本確立了停止內戰（放棄武力剿共）、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原則，標誌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初步形成。從1937年3月8日，中共代表周恩來將2月以來，西安談判中，國共雙方較一致的意見整理成“三八協議”，主要內容包括：(1)紅軍現駐在地區改為陝甘寧行政區，執行中央統一法令與民選制度，其行政人員經民選推薦，請中央任命；(2)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服從中央軍事委員及蔣委員長之統一指揮，其編制人員給養及補充，按照國軍同等待遇，其各級人員由自已推選，呈請軍委任命，政訓工作由中央派人聯絡；(3)在紅軍改編的三個師以上設某路軍總指揮部，其直屬隊為特務營、工兵營；等等。兩天后，國民黨代表賀衷寒（國民政府軍委會政訓處中將處長，黃埔三傑之一）提出了修改意見：紅軍改編為三個師後，每師只能1萬人，政訓人員和各級副職由南京政府派人參加；“陝甘寧行政區”改為“地方行政區”，直屬所在省；將“改選推薦”改為：“地方推薦”，刪掉“民選制度”。 雙方各執已見，互不相讓。3月13日，周恩來向顧祝同表示：“西安無可再談，要求見蔣解決。”3月中旬，在河西苦戰了5個多月的紅軍西路軍在馬家軍圍攻下潰散，幾乎全軍覆滅。3月下旬，周恩來飛抵上海，由潘漢年陪同到杭州，與蔣介石進行了首輪最高談判。6月4日，周恩來赴廬山，自8日至15日在牯嶺同蔣介石再次會談。 6月26日，南京方面電催周恩來再上廬山，繼續談判。7月7日，夜間十點後，日本中國駐屯軍豐臺部隊在盧溝橋附近進行夜間演習，期間稱多次遭到槍擊，並發現有一名士兵失蹤。中日雙方經磋商，已約好次日一早，共同前往現場，調查解決事件。8日凌晨，日軍報告又遭槍擊。凌晨5點30分左右，日軍向宛平城發起炮火攻擊，中國軍隊予以反擊，戰鬥持續了2個小時後雙方停戰。。。此後雙方時戰時和。。。盧溝橋事變爆發。8日當天，中共中央迅速向全國發布《中國共產黨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呼籲：全中國的同胞們！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我們要求立刻給進攻的日軍以堅決的反攻。。。全國上下應該立刻放棄任何與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與估計。。。為保衛國土流最後一滴血！全中國同胞，政府，與軍隊，團結起來，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國共兩黨親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進攻！驅逐日寇出中國！同日，毛澤東與朱德、彭德懷、賀龍、林彪、劉伯承、徐向前等紅軍將領聯名致電蔣介石，要求堅決抗戰，收復失地；並請纓殺敵：“紅軍將士，願在委員長領導之下，為國效命，以達保土衛國之目的。”7月9日，彭德懷等9名紅軍將領代表全體紅軍指戰員再次通電全國：“當華北危急存亡之緊要關頭。。。紅軍願即改名為國民革命軍，並請授命為抗日前驅，與日寇決一死戰。”應國民政府電邀，再赴廬山談判的周恩來、博古、林伯渠，於盧溝橋事變當天，先飛上海，通過潘漢年，專門約見了葉挺，請他出面主持南方紅軍游擊隊的改編工作。葉挺遂面見時任第三戰區（前敵）總指揮陳誠，表示，願意出面主持改編中共的南方游擊隊，並建議改編後的部隊番號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陳誠即向蔣介石建議，由葉挺來改編中共的南方游擊隊。蔣介石認為，葉挺已脫黨（共產黨），多年不參加中共活動，且在國民黨中有特殊的影響，是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人選。1937年7月13日，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二上廬山，與蔣介石、邵力子、張沖等進行第三次國共最高談判。7月15日，周恩來在談判中提交了《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即《共赴國難宣言》），宣言內容摘選如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謹以極大的熱忱向我全國父老兄弟諸姑姊妹宣言，當此國難極端嚴重，民族生命存亡絕續之時，我們為着挽救祖國的危亡，在和平統一團結禦侮的基礎上，已經與中國國民黨獲得了諒解，而共赴國難了。。。。因為大家都知道，在民族生命危急萬狀的現在，只有我們民族內部的團結，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為着取消敵人的陰謀之藉口，為着解除一切善意的懷疑者之誤會，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有披瀝自己對於民族解放事業的赤忱之必要。因此，中共中央再鄭重向全國宣言：一、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的實現而奮鬥。二、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並待命出動，擔任抗日前線之職責。7月17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著名的“最後關頭”演說（廬山抗戰宣言），指出：中國民族本是酷愛和平，國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來主張對內求自存，對外求共存。。。我常覺得，我們要應付國難，首先要認識自己國家的地位。我們是弱國，對自己國家力量要有忠實估計，國家為進行建設，絕對的需要和平。。。和平未到根本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全國國民最要認清，所謂最後關頭的意義，最後關頭一到，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唯有“犧牲到底”的決心，才能博得最後的勝利。若是徬徨不定，妄想苟安，便會陷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地！如果盧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占，那末我們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與軍事重鎮的北平，就要變成瀋陽第二！。。。因為我們是弱國，又因為擁護和平是我們的國策，所以不可求戰；我們固然是一個弱國，但不能不保持我們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負起祖宗先民所遺留給我們歷史上的責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時，我們不能不應戰。。。如果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時便祗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們最後的勝利。。。。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演說當天，國民政府承認了陝甘寧邊區，同意中共在上海設辦事處，同意紅軍編為三個師。但是，三個師之上是否再設（供中共統一指揮的）總指揮部，每個師的參謀長和政訓主任由哪方選派，陝甘寧邊區的領導人選、邊區權限，就這些具體問題，雙方仍未達成一致。7月23日，毛澤東發表《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文中稱：全國軍隊包括紅軍在內，擁護蔣介石先生的宣言，反對妥協退讓，實行堅決抗戰！共產黨人一心一德，忠實執行自己的宣言，同時堅決擁護蔣介石先生的宣言，願同國民黨人和全國同胞一道為保衛國土流最後一滴血，反對一切游移、動搖、妥協、退讓，實行堅決的抗戰。8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南方各游擊區域工作的指示》，指出：“在保存與鞏固革命武裝、保證黨的絕對領導的原則下。。。可與國民黨的附近駐軍或地方政權進行談判、改變番號與編制以取得合法地位，但必須嚴防對方瓦解與消滅我們的陰謀詭計和包圍襲擊。”8月9日，周恩來、朱德、葉劍英飛赴南京，出席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國防會議。國防會議期間，國共第四次最高談判也穿插進行，但雙方仍未達成一致意見。8月13日，淞滬會戰爆發。18日，國民政府就紅軍改編作出全面讓步，同意設總指揮部，設正副總指揮；國民政府不再派人擔任政訓官員及各師參謀長、副師長，所有軍事指揮、政訓人員，皆按中共提出的人選任命；國民政府只向總指揮部及三個師各派一名聯絡參謀。當天，國共雙方就改編達成協議。8月21日前，周恩來還與國民政府軍政部長何應欽就以下內容達成協議：同意中共派人赴南方各游擊區傳達中共中央指示，並且協助紅軍游擊隊改編成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准許在南京、上海等地設中共代表團及八路軍辦事處；（後中共在武漢、長沙、蘭州等全國各主要城市設立了中共代表團辦事處、八路軍辦事處、新四軍通訊處等機構共計二十餘處）立即開始分批釋放關押的共產黨員及政治犯。（截止9月底，南京、蘇州、上海、杭州四地各監獄釋放共產黨員及政治犯1000多人）經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部長邵力子批覆，中共獲准在南京出版發行《新華日報》，並立即在南京開始了籌備工作。（淞滬會戰失利後籌備組轉至武漢。在南京陷落前的12月11日，中共在漢口出版了《群眾》周刊，1938年1月11日，中共在漢口正式出版《新華日報》。）8月21日，中國和蘇聯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非同盟互助條約），有效期五年。9月下旬，蘇聯向中國提供第一批軍事裝備，11月底向中國派出軍事顧問，12月底蘇聯志願航空隊入華參戰。8月22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正式宣布，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任命朱德為總指揮、彭德懷為副總指揮，任命葉劍英任參謀長、左權任副參謀長、任弼時任政訓處主任、鄧小平任副主任。八路軍劃歸第二戰區，由閻錫山司令長官指揮。八路軍的防區，為太原以北、大同以東的晉察一帶。八路軍下轄一一五師、一二O師、一二九師3個師，全軍編制4.5萬人。另外，在周恩來的要求下，蔣介石、何應欽同意，八路軍的作戰任務是：充任戰略游擊支隊，執行（只）作側面戰、不作正面戰，協助友軍、擾亂與鉗制敵人大部並消滅敵人一部。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陝北洛川召開。洛川會議成立了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彭德懷、任弼時、葉劍英、林彪、賀龍、劉伯承、張浩、徐向前11人為成員的新的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毛澤東任軍委主席，朱德、周恩來任副主席。8月25日，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副主席朱德、周恩來發布《改編令》（《關於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的命令》），其基本任命與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任命一致。《改編令》其它內容包括，聲明了八路軍所轄三師的改編構成，任命了各師的正副師長、參謀長、政訓處正副主任等等。《改編令》的最後一段是：以上各部改編後，人員委任照前總命令行之。各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後，必須加強黨的領導，保持和發揮十年鬥爭的光榮傳統，堅決執行黨中央與軍委會的命令，保證紅軍在改編後成為共產黨的黨軍，為黨的路線及政策而鬥爭，完成中國革命之偉大使命。（據中央檔案原抄件）9月6日，中共陝甘寧蘇維埃政府改為陝甘寧邊區政府，林伯渠任主席，張國燾任副主席。9月11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重新編制全國陸海空軍戰鬥序列，將原各“路軍”統一改稱“集團軍”，總指揮、副總指揮改稱總司令、副總司令。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改稱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朱德為該集團軍總司令，彭德懷為副總司令。9月14日，毛澤東、張聞天在致電周恩來、博古、葉劍英等的電文（《南方游擊區談判改編時應堅持的方針》）中強調：在與國民黨談判中必須堅持下列各點：（一）國民黨不得在我軍插進一個人來，（二）一定的軍餉。。。。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向全國公開發布了《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即《共赴國難宣言》）。23日，蔣介石發表《對中國共產黨宣言的談話》，《談話》承認了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強調了團結救國的必要。談話中說：存則俱存，亡則俱亡。。。整個民族之利害，終超出於一切個人一切團體利害之上也。此次中國共產黨發表之宣言。。。所舉諸項，如放棄暴動政策與赤化運動，取消蘇區與紅軍，皆為集中力量，救亡禦侮之必要條件，且均與本黨三中全會之宣言及決議案相合，而其宜（亦）稱願為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更足證明中國今日只能有一個努力之方向。。。為三民主義之實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應計較過去之一切。。。力謀團結，以共保國家之生命與生存。。。只要誠意救國。。。政府無不開誠接納，咸使集中於本黨領導之下，而一致努力。。。吾人惟望其真誠一致，實踐其宣言所舉之諸點，更望其在禦侮救亡統一指揮之下，以貢獻能力於國家。。。總之，中國立國原則為總理創製之三民主義，此為無可動搖，無可移易者。。。《對中國共產黨宣言的談話》發表，標誌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第二次國共合作正式形成。37年秋，閻錫山同意薄一波主持的犧盟會（“犧牲救國同盟會”）組建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又稱“新軍”，以和時稱“舊軍”的原晉綏軍相區別）和太原工人武裝自衛隊，掛靠在晉綏軍名下，撥給武器裝備。9月28日，蔣介石簽發命令，任命葉挺為新四軍軍長。10月1日，一直在原中央蘇區堅持游擊戰的項英，通過江西省保安處給中共駐南京代表之一的博古發來電報：“久別以來，音信斷絕。現為改編各邊區部隊抵達南昌。已與江西省政府商妥一切，即日返贛南以求迅速集中。聞諸兄在京，特此電達，請派人來弟處聯絡。。。”博古當天手書回信，派專人急送，向項英、陳毅傳達中共中央的“最低限度”之3點指示：一、不允許國民黨派人到隊伍中來。。。保持軍隊之獨立性及我們的絕對領導；二、要求與國軍同等待遇，極力求得物質、軍隊與經濟之補充接濟；三、各地隊伍不集中，不要求大地方，不脫離根據地。10月12日，國民政府軍委會正式宣布，南方8省14個地區（不含瓊崖）的紅軍和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任命葉挺為軍長，項英為副軍長，張雲逸為參謀長。10月15日，張聞天、毛澤東致電指示南京的中共代表博古、葉劍英，在（葉挺接受）不干涉紅軍游擊隊改編後內部人事等條件下，才能同意葉挺指揮部隊。10月19日，八路軍正副總司令、政訓處主任朱德、彭德懷、任弼時三人，聯名將黃克誠起草的“恢復我軍政治委員制度，開展反軍閥主義鬥爭”的建議上報中共中央。10月22日，毛澤東、張聞天代表中共中央復電朱德、彭德懷、任弼時：“關於恢復政治委員及政治機關原有制度，我們完全同意，請即速令執行。惟黨代表名義不妥，仍應為政治委員。”隨後，八路軍各部即恢復了政治委員制度。（新四軍恢復政治委員制度的時間要晚於八路軍，其各支隊設立政治委員的時間前後不一，新四軍軍部直到皖南事變（41年1月）發生重建時，才正式設立政治委員，並由劉少奇擔任。）1937年11月初，葉挺應毛澤東之邀訪問延安。11月3日，葉挺到達延安，受到熱情歡迎。8日，中共中央在中央黨校召開歡迎葉挺大會，葉挺在會上發表演講說：“同志們歡迎我，實在不敢當，革命好比爬山。。。我有一段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現在又跟上來。今後，一定遵照黨所指示的道路走，在黨和毛主席正確領導下，堅決抗戰到底。”在與中共領導會談中，葉挺表示，願意在中共領導下，以黨外人士身份開展工作。11月9日，葉挺離開延安，取道西安返武漢。13日，葉挺到達武漢。11月29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委員，主席團委員，政治書記處書記，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陳紹禹）抵達延安。12月9日至14日，為聽取共產國際的指示並總結黨的工作，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了“十二月政治局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張聞天、毛澤東、王明、康生、陳雲、周恩來、博古、林伯渠、彭德懷、凱豐、劉少奇、項英、張國燾13人。在此次會議上，張聞天、王明、項英分別作了《目前的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如何繼續全國抗戰和爭取抗戰勝利呢?》、《三年來堅持的游擊戰爭》的報告。在《如何繼續全國抗戰和爭取抗戰勝利呢?》的報告中，王明分析了抗戰爆發以來的國內外形勢，主張“抗戰高於一切”，王明指出：“今天的中心任務，是一切為了抗日，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切服從抗日。”，王明批評了洛川會議對“獨立自主原則”的過分強調。一、王明認為，國民黨轉向抗日以後，國民政府開始成為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雖然中國的政治制度距民主共和國的制度還遠，但人民開始有充分的民主自由。。。政治制度開始民主化；只能以“抗日與不抗日”作為劃分敵友的主要標準，不應再去劃分抗日營壘中的左、中、右三個集團。二、王明反對提出無產階級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主張“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和“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王明認為，要承認國民黨在統一戰線中優勢力量，歷史上就沒有資產階級受無產階級領導的事情，空喊領導權，只能嚇跑同盟者；國共兩黨不是誰領導誰，而是“共同負責”，“共同領導”，“共同奮鬥”，“共同發展”。主張中共放棄爭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領導權的鬥爭。三、王明強調在現有軍隊基礎上建立和擴大“真正統一指揮，統一紀律，統一武裝，統一供給和統一作戰計劃”的全中國統一的國防軍，要求“逐漸打破擁兵自衛的傳統”。由於毛澤東等的抵制，“十二月政治局會議”未能形成會議決議。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12月14日，為加強黨對新四軍的領導，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成立中央軍委新四軍分會，作為中共在新四軍的最高集體領導機構，以項英為書記（初稱主席），陳毅為副書記。12月23日，為加強黨在南方的領導，加強國共談判和兩黨合作，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共於漢口設立長江局，對外稱中共代表團。王明任書記，周恩來任副書記並負責軍事。委員有項英、博古、葉劍英、董必武和林伯渠。長江局負責四川、河南、江蘇以南的13省，領導東南分局與新四軍。同時，將原蘇區分局改為東南分局，隸屬於長江局，由新四軍副軍長、新四軍軍分會書記項英兼任東南分局書記。12月25日，葉挺和項英在武漢召開新四軍軍部幹部大會，宣布新四軍成立。12月27日，王明在《長江日報》雜誌上發表《挽救時局的關鍵》一文（38年1月1日還發表於《群眾雜誌》），王明在文中指出：我國抗戰目前正處在一個嚴重的國難關頭，然而部分領土和中心城市的得失及初期戰線上的部分軍事的勝敗，均不能決定中日戰爭最後的命運的，而我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的堅強團結和長期艱苦抗戰之毅力與信心，（才）實為爭取最後勝利之保證。目前挽救時局的中心關鍵，在於我全民族抗日力量的更加團結。。。團結我全民族抗日力量的唯一正確方策，便是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怎樣才能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呢？首先須更加鞏固和擴大我國兩大政黨--國民黨共產黨的親密合作。。。今天兩黨合作的主要目的，便是共同戰勝民族公敵的日寇，以爭取和保障中華民族之生存和獨立。。。抗日是目前民族統一戰線最主要的共同綱領。。。凡抗日者皆吾友，降日者皆吾敵。。。抗日高於一切，一切服從抗日。。。。。。在反對拱同敵人的鬥爭中，友黨友軍力量的削弱，即等於自身力量的削弱，即等於敵寇力量的助長，即是為“仇者快”和“親者痛”的事情。。。在統一戰線的營壘中。。。不應故意去挑動和擴大不必要的摩擦。。。他們之中的有些人。。。把對付敵人的態度和手段拿來對付自己的朋友。。。作下了破壞民族統一戰線和有利於敵寇的事情。今天合作的主要原因，為民族大敵當前，今天合作的主要目的，為共同抗日；對同盟軍的應有態度和方針是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幫助，互相監督，共同負責，共同發展，共同勝利；國共合作和整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勝利前途，應當是共同建立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為更加鞏固和擴大國共兩黨合作，現在須要採取那些主要具體辦法呢？第一，須協商和通過一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共同綱領；第二，須成立一個由國共兩黨代表組織的經常協商和計議各種問題的組織；第三，在軍事問題，政府問題和民運問題各方面，國共兩黨應該更加鞏固和擴大合作的範圍和程度，以便達到鞏固和擴大全中國統一的國民革命軍，加強和充實全中國統一的國民政府，以及真正達到全中國人力、武力、智力、物力、財力總動員（以）對日抗戰並取得最後勝利。。。只有鞏固和擴大以國共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才能更加鞏固和擴大全中國民族力量的精誠團結；只有四萬萬五千萬人的有組織的力量，才是世界上任何勢力不能征服的力量，才是能夠最終占勝日寇爭取中華民族復興的力量。。。中國全民族抗日力量的堅強團結。。。不僅是挽救目前危難時局的中心關鍵，而且是。。。貫徹抗戰到底爭取最後勝利。。。的基本保證。1938年1月，新四軍軍部移駐南昌。2月，部隊開始集結整編。整編後，新四軍下轄4個支隊和1個特務營，全軍1.03萬人。第1支隊司令員陳毅，第2支隊司令員張鼎丞，第3支隊司令員張雲逸，第4支隊司令員高敬亭。根據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命令，新四軍隸屬以顧祝同為司令長官的第三戰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