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7月，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团起草了一份文件。8月1日，《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此即著名的《八一宣言》。《八一宣言》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呼吁：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联合起来，组成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统一的抗日联军，共同进行抗日救国斗争。《八一宣言》是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重要文件，是中共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开始。共产国际七大闭幕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张浩(林育英)，受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派遣，从苏联经蒙古返回中国。1935年11月下旬，张浩到达陕北。张浩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传达了《八一宣言》的内容，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之间中断了一年之久的联系得以恢复。为贯彻共产国际七大精神，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陕北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张闻天主持。瓦窑堡会议的决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人民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大祸”；会议确定“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会议决定，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名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毛泽东在会上做军事问题的报告时指出：(1)。。。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红军行动应放在“打通苏联”和“巩固扩大苏区”两项任务上。。。在一切省份发展游击战争，做好白军和白区的工作。(2)。。。(3)。。。主要分三个步骤。第一步，巩固和发展陕北苏区，从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做好渡黄河去山西的准备。第二步，到山西去，准备击破阎锡山的晋绥军主力，开辟晋西北，扩大红军1.5万人。。。第三步，根据日军对绥远进攻的情形，适时地由山西转向绥远。用小的游击战争与日军周旋。总的方针是与苏联取得联系。根据毛泽东的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提出红军行动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力量和猛烈扩大红军。从1935年秋到1936年春，中共与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谈判，双方达成共同抗日，互不侵犯的约定。1936年初，在剿共中不断损兵折将的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张学良也与中共建立了秘密联系，双方达成了停战互助的默契，来往日益密切。1936年9月，中共与东北军签订《抗日救国协定》，双方正式结束敌对状态。红军、张的东北军、杨的西北军形成拥护“民族统一战线”的“铁三角”。根据瓦窑堡会议确定的军事路线，中共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先后于1935年12月24日、1936年1月19日下达了《红军东征四十天准备行动计划》，《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1936年2月，组成了以彭德怀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2月20日，以“实现抗日，渡河东征”为口号，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1.3万人东渡黄河，击败了阎锡山的堵截，连续取得了关上村、蓬门、兑九峪等战斗的胜利，占领吕梁山脉各县；3月又攻克了永和、孝义、汾阳等地，逼进同蒲铁路沿线，威胁太原；阎锡山以4个纵队的主力反击红军。应阎锡山之请，3月中旬，蒋介石命令关麟征、商震两部10个师开进山西，由陈诚统一指挥，帮助阎锡山“围剿”红军；4月底，蒋介石严令东北军、西北军向陕北红军根据地进攻；5月2日，毛泽东下达了西渡黄河的命令。5日，东征红军全部返回陕北，东征战役结束。5月5日，毛泽东、朱德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表示“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內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10月中旬，中共中央军委下达《十月份作战纲领》，决定实施宁夏作战计划：派红军西渡黄河，先取宁夏，后取甘西，打通苏联的军事援助通道。至月底，奉命完成渡河的部队有：红四方面军红30军、红9军，原属红一方面军，长征后期随四方面军行动的红5军（约3000人）。这三个军2.18万人所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开始了艰苦壮烈的河西征战。红军东征时，为解燃眉之急，阎锡山向国民政府中央求援，遂有十个师的中央军进入阎的地盘，由陈诚统一指挥，会同晋绥军围剿红军。红军5月初西返陕北后，中央军仍驻扎在河东一带，并不打算撤离。5月26日，国民政府在太原成立了以陈诚为总指挥的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由于该年年中、年底发生两广事变、绥远抗战、西安事变等事件，中央军还是分批调离了山西）；36年8月，日军进攻邻近晋北的绥远，威胁山西。为抗衡更强大的敌人，阎锡山与不久前的敌人-中共秘密接触并迅速展开合作。1936年10月，阎锡山组建“牺牲救国同盟会”（牺盟会）。10月下旬，阎锡山与山西人，中共山西工委书记薄一波达成抗日救亡工作协议，阎锡山邀请薄一波主持牺盟会，主办抗日军政训练班、民政干部训练班和山西国民兵军官教导团。阎锡山与中共也建立了深入密切的“统一战线”。1936年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在斯大林的强力介入下，事变发起人张学良、杨虎城最终于25日释放蒋介石，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24日，尚未被释的蒋介石在西安高桂滋公馆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见面，作出三点表示：一、今后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军政），受他（蒋介石）指挥；二、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周解决一切；三、他回南京后，周可直接去谈判。25日，张学良决心释放蒋介石。当天下午，张学良说服杨虎城一同送蒋介石到西郊机场。登机前，蒋对杨、张说，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实现，你们放心，假如不能实现，你们可以不承认我是你们的领袖。我答应你们的条件，再重复一遍：一、明令中央入关之部队二十五日起调出潼关，从本日起如再有内战发生，当由我个人负责；二、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三、改组政府，集中各方人才，容纳抗日主张；四、改变外交政策，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的国家；五、释放上海被捕领袖，即下令办理；六、西北各省军政，统由张、杨二将军负其全责；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开始调整内外政策。2月5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前夕，蒋在日记中写下了关于时局的五项方针：一、对内避免内战。然一遇内乱，即不放弃戡乱安内之责。二、政治、经济仍应渐进，由近及远，预定三年至五年内为统一时间。三、不说排日，而说抗战。四、加强军队之训练。五、分省物色品行方正之人才。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四项保证。《中共中央致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电文摘要如下：西安问题和平解决，举国庆幸，从此和平团结御侮之方针得以实行。当此日寇猖獗，中华民族之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本党深望贵党之三中全会，本此方针，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五项要求）：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如贵党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确定此国策，本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给贵党三中全会以如下之保证（四项保证）：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2月12日，中共代表周恩来与国民政府代表顾祝同（时任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张冲（国民政府军委会办公厅顾问事务处处长）于西安的谈判中就以下意见达成了一致（同时存在不少分歧，未在此列出）：中共承认国民党在全国的领导；国民政府分期释放政治犯，对中共党员、中共组织不再逮捕、破坏，允许中共适时公开（合法）；取消苏维埃制度，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受国民政府指导，实施普选制。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接受国民政府军委会和蒋介石的统一指挥和领导。中共派代表参加国民会议，中共军队派代表参加国防会议；希望国民党三中全会对中共提出的和平统一团结御侮及容许民主、自由的主张有进一步的表示。1937年2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商讨在新的形势下对中国共产党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政策。经过激烈讨论，先后通过了《促进救国大计案》、《西安事变经过之决议》、《关于国防经济建设案》及《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等议案，并发表了《五届三中全会宣言》。2月21日通过的《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中说，“今者共产党人于穷蹙边隅之际，倡输诚授命之说；本党以博爱为怀，决不断人自新之路”；针对《中共中央致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所做四项保证，「根绝赤祸案」决定四点原则如下：（一）一国之军队必须统一编制，统一号令，方能收指挥之效，断无一国家，许可主义绝不相容之军队同时并存者。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以及其他假借名义之武力；（二）政权统一为国家统一之必要条件。世界任何国家，断不许一国之内，有两种政权之存在者。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苏维埃政府」及其他破坏统一之一切组织；（三）赤化宣传与以救国救民为职志之三民主义，绝不相容，与我国人民生命与社会生活，亦极端相背。故须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四）阶级斗争以一阶级之利益为本位，其方法将整个社会分成种种之对立阶级，而使之相杀相雠，故必出于夺取民众与武装暴动之手段，而社会因以不宁，民居为之荡析，故须根本停止其阶级斗争。以上四点原则，概括而言即：取消红军，取消苏维埃政府，停止赤化宣传；停止阶级斗争。《五届三中全会宣言》强调：无论用任何方式，必以自力使赤祸根绝于中国；宣言肯定以下诸项原则：整个民族之利害，终将超出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害之上；和平统一。。。为全国共守之信条；在同一主义之下意见之分歧不取决于武力，而取决于商榷；此后惟当依据和平统一之原则，以适应国防，且以奠长治久安之局；以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之意识普及于全国。关于对日问题，宣言表示：如果让步超过限度，（则）只有出于抗战之一途。2月22日闭幕当天，蒋介石在大会发言，允诺扩大民主，修改选举法，在一定条件下开放言论自由，释放政治犯。会后，蒋介石下令，不得再使用“赤匪”、“共匪”等词汇来指称共产党和红军。通常认为，五届三中全会基本确立了停止内战（放弃武力剿共）、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原则，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从1937年3月8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将2月以来，西安谈判中，国共双方较一致的意见整理成“三八协议”，主要内容包括：(1)红军现驻在地区改为陕甘宁行政区，执行中央统一法令与民选制度，其行政人员经民选推荐，请中央任命；(2)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中央军事委员及蒋委员长之统一指挥，其编制人员给养及补充，按照国军同等待遇，其各级人员由自已推选，呈请军委任命，政训工作由中央派人联络；(3)在红军改编的三个师以上设某路军总指挥部，其直属队为特务营、工兵营；等等。两天后，国民党代表贺衷寒（国民政府军委会政训处中将处长，黄埔三杰之一）提出了修改意见：红军改编为三个师后，每师只能1万人，政训人员和各级副职由南京政府派人参加；“陕甘宁行政区”改为“地方行政区”，直属所在省；将“改选推荐”改为：“地方推荐”，删掉“民选制度”。 双方各执已见，互不相让。3月13日，周恩来向顾祝同表示：“西安无可再谈，要求见蒋解决。”3月中旬，在河西苦战了5个多月的红军西路军在马家军围攻下溃散，几乎全军覆灭。3月下旬，周恩来飞抵上海，由潘汉年陪同到杭州，与蒋介石进行了首轮最高谈判。6月4日，周恩来赴庐山，自8日至15日在牯岭同蒋介石再次会谈。 6月26日，南京方面电催周恩来再上庐山，继续谈判。7月7日，夜间十点后，日本中国驻屯军丰台部队在卢沟桥附近进行夜间演习，期间称多次遭到枪击，并发现有一名士兵失踪。中日双方经磋商，已约好次日一早，共同前往现场，调查解决事件。8日凌晨，日军报告又遭枪击。凌晨5点30分左右，日军向宛平城发起炮火攻击，中国军队予以反击，战斗持续了2个小时后双方停战。。。此后双方时战时和。。。卢沟桥事变爆发。8日当天，中共中央迅速向全国发布《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呼吁：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驱逐日寇出中国！同日，毛泽东与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等红军将领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坚决抗战，收复失地；并请缨杀敌：“红军将士，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7月9日，彭德怀等9名红军将领代表全体红军指战员再次通电全国：“当华北危急存亡之紧要关头。。。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驱，与日寇决一死战。”应国民政府电邀，再赴庐山谈判的周恩来、博古、林伯渠，于卢沟桥事变当天，先飞上海，通过潘汉年，专门约见了叶挺，请他出面主持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工作。叶挺遂面见时任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表示，愿意出面主持改编中共的南方游击队，并建议改编后的部队番号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陈诚即向蒋介石建议，由叶挺来改编中共的南方游击队。蒋介石认为，叶挺已脱党（共产党），多年不参加中共活动，且在国民党中有特殊的影响，是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人选。1937年7月13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二上庐山，与蒋介石、邵力子、张冲等进行第三次国共最高谈判。7月15日，周恩来在谈判中提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即《共赴国难宣言》），宣言内容摘选如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谨以极大的热忱向我全国父老兄弟诸姑姊妹宣言，当此国难极端严重，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时，我们为着挽救祖国的危亡，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上，已经与中国国民党获得了谅解，而共赴国难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着取消敌人的阴谋之借口，为着解除一切善意的怀疑者之误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有披沥自己对于民族解放事业的赤忱之必要。因此，中共中央再郑重向全国宣言：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之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庐山抗战宣言），指出：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徬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末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祗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演说当天，国民政府承认了陕甘宁边区，同意中共在上海设办事处，同意红军编为三个师。但是，三个师之上是否再设（供中共统一指挥的）总指挥部，每个师的参谋长和政训主任由哪方选派，陕甘宁边区的领导人选、边区权限，就这些具体问题，双方仍未达成一致。7月23日，毛泽东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文中称：全国军队包括红军在内，拥护蒋介石先生的宣言，反对妥协退让，实行坚决抗战！共产党人一心一德，忠实执行自己的宣言，同时坚决拥护蒋介石先生的宣言，愿同国民党人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实行坚决的抗战。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指出：“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证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下。。。可与国民党的附近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但必须严防对方瓦解与消灭我们的阴谋诡计和包围袭击。”8月9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飞赴南京，出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国防会议。国防会议期间，国共第四次最高谈判也穿插进行，但双方仍未达成一致意见。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18日，国民政府就红军改编作出全面让步，同意设总指挥部，设正副总指挥；国民政府不再派人担任政训官员及各师参谋长、副师长，所有军事指挥、政训人员，皆按中共提出的人选任命；国民政府只向总指挥部及三个师各派一名联络参谋。当天，国共双方就改编达成协议。8月21日前，周恩来还与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就以下内容达成协议：同意中共派人赴南方各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并且协助红军游击队改编成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准许在南京、上海等地设中共代表团及八路军办事处；（后中共在武汉、长沙、兰州等全国各主要城市设立了中共代表团办事处、八路军办事处、新四军通讯处等机构共计二十余处）立即开始分批释放关押的共产党员及政治犯。（截止9月底，南京、苏州、上海、杭州四地各监狱释放共产党员及政治犯1000多人）经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批复，中共获准在南京出版发行《新华日报》，并立即在南京开始了筹备工作。（淞沪会战失利后筹备组转至武汉。在南京陷落前的12月11日，中共在汉口出版了《群众》周刊，1938年1月11日，中共在汉口正式出版《新华日报》。）8月21日，中国和苏联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非同盟互助条约），有效期五年。9月下旬，苏联向中国提供第一批军事装备，11月底向中国派出军事顾问，12月底苏联志愿航空队入华参战。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任命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训处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八路军划归第二战区，由阎锡山司令长官指挥。八路军的防区，为太原以北、大同以东的晋察一带。八路军下辖一一五师、一二O师、一二九师3个师，全军编制4.5万人。另外，在周恩来的要求下，蒋介石、何应钦同意，八路军的作战任务是：充任战略游击支队，执行（只）作侧面战、不作正面战，协助友军、扰乱与钳制敌人大部并消灭敌人一部。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陕北洛川召开。洛川会议成立了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林彪、贺龙、刘伯承、张浩、徐向前11人为成员的新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军委主席，朱德、周恩来任副主席。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发布《改编令》（《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其基本任命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任命一致。《改编令》其它内容包括，声明了八路军所辖三师的改编构成，任命了各师的正副师长、参谋长、政训处正副主任等等。《改编令》的最后一段是：以上各部改编后，人员委任照前总命令行之。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挥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保证红军在改编后成为共产党的党军，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完成中国革命之伟大使命。（据中央档案原抄件）9月6日，中共陕甘宁苏维埃政府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伯渠任主席，张国焘任副主席。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重新编制全国陆海空军战斗序列，将原各“路军”统一改称“集团军”，总指挥、副总指挥改称总司令、副总司令。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为该集团军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9月14日，毛泽东、张闻天在致电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的电文（《南方游击区谈判改编时应坚持的方针》）中强调：在与国民党谈判中必须坚持下列各点：（一）国民党不得在我军插进一个人来，（二）一定的军饷。。。。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向全国公开发布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即《共赴国难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谈话》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强调了团结救国的必要。谈话中说：存则俱存，亡则俱亡。。。整个民族之利害，终超出于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害之上也。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所举诸项，如放弃暴动政策与赤化运动，取消苏区与红军，皆为集中力量，救亡御侮之必要条件，且均与本党三中全会之宣言及决议案相合，而其宜（亦）称愿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更足证明中国今日只能有一个努力之方向。。。为三民主义之实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只要诚意救国。。。政府无不开诚接纳，咸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而一致努力。。。吾人惟望其真诚一致，实践其宣言所举之诸点，更望其在御侮救亡统一指挥之下，以贡献能力于国家。。。总之，中国立国原则为总理创制之三民主义，此为无可动摇，无可移易者。。。《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发表，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37年秋，阎锡山同意薄一波主持的牺盟会（“牺牲救国同盟会”）组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又称“新军”，以和时称“旧军”的原晋绥军相区别）和太原工人武装自卫队，挂靠在晋绥军名下，拨给武器装备。9月28日，蒋介石签发命令，任命叶挺为新四军军长。10月1日，一直在原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的项英，通过江西省保安处给中共驻南京代表之一的博古发来电报：“久别以来，音信断绝。现为改编各边区部队抵达南昌。已与江西省政府商妥一切，即日返赣南以求迅速集中。闻诸兄在京，特此电达，请派人来弟处联络。。。”博古当天手书回信，派专人急送，向项英、陈毅传达中共中央的“最低限度”之3点指示：一、不允许国民党派人到队伍中来。。。保持军队之独立性及我们的绝对领导；二、要求与国军同等待遇，极力求得物质、军队与经济之补充接济；三、各地队伍不集中，不要求大地方，不脱离根据地。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委会正式宣布，南方8省14个地区（不含琼崖）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10月15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指示南京的中共代表博古、叶剑英，在（叶挺接受）不干涉红军游击队改编后内部人事等条件下，才能同意叶挺指挥部队。10月19日，八路军正副总司令、政训处主任朱德、彭德怀、任弼时三人，联名将黄克诚起草的“恢复我军政治委员制度，开展反军阀主义斗争”的建议上报中共中央。10月22日，毛泽东、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复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关于恢复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原有制度，我们完全同意，请即速令执行。惟党代表名义不妥，仍应为政治委员。”随后，八路军各部即恢复了政治委员制度。（新四军恢复政治委员制度的时间要晚于八路军，其各支队设立政治委员的时间前后不一，新四军军部直到皖南事变（41年1月）发生重建时，才正式设立政治委员，并由刘少奇担任。）1937年11月初，叶挺应毛泽东之邀访问延安。11月3日，叶挺到达延安，受到热情欢迎。8日，中共中央在中央党校召开欢迎叶挺大会，叶挺在会上发表演讲说：“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革命好比爬山。。。我有一段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现在又跟上来。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主席正确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在与中共领导会谈中，叶挺表示，愿意在中共领导下，以党外人士身份开展工作。11月9日，叶挺离开延安，取道西安返武汉。13日，叶挺到达武汉。11月2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书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陈绍禹）抵达延安。12月9日至14日，为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并总结党的工作，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王明、康生、陈云、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彭德怀、凯丰、刘少奇、项英、张国焘13人。在此次会议上，张闻天、王明、项英分别作了《目前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的报告。在《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中，王明分析了抗战爆发以来的国内外形势，主张“抗战高于一切”，王明指出：“今天的中心任务，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王明批评了洛川会议对“独立自主原则”的过分强调。一、王明认为，国民党转向抗日以后，国民政府开始成为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虽然中国的政治制度距民主共和国的制度还远，但人民开始有充分的民主自由。。。政治制度开始民主化；只能以“抗日与不抗日”作为划分敌友的主要标准，不应再去划分抗日营垒中的左、中、右三个集团。二、王明反对提出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王明认为，要承认国民党在统一战线中优势力量，历史上就没有资产阶级受无产阶级领导的事情，空喊领导权，只能吓跑同盟者；国共两党不是谁领导谁，而是“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奋斗”，“共同发展”。主张中共放弃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权的斗争。三、王明强调在现有军队基础上建立和扩大“真正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供给和统一作战计划”的全中国统一的国防军，要求“逐渐打破拥兵自卫的传统”。由于毛泽东等的抵制，“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未能形成会议决议。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12月14日，为加强党对新四军的领导，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作为中共在新四军的最高集体领导机构，以项英为书记（初称主席），陈毅为副书记。12月23日，为加强党在南方的领导，加强国共谈判和两党合作，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于汉口设立长江局，对外称中共代表团。王明任书记，周恩来任副书记并负责军事。委员有项英、博古、叶剑英、董必武和林伯渠。长江局负责四川、河南、江苏以南的13省，领导东南分局与新四军。同时，将原苏区分局改为东南分局，隶属于长江局，由新四军副军长、新四军军分会书记项英兼任东南分局书记。12月25日，叶挺和项英在武汉召开新四军军部干部大会，宣布新四军成立。12月27日，王明在《长江日报》杂志上发表《挽救时局的关键》一文（38年1月1日还发表于《群众杂志》），王明在文中指出：我国抗战目前正处在一个严重的国难关头，然而部分领土和中心城市的得失及初期战线上的部分军事的胜败，均不能决定中日战争最后的命运的，而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坚强团结和长期艰苦抗战之毅力与信心，（才）实为争取最后胜利之保证。目前挽救时局的中心关键，在于我全民族抗日力量的更加团结。。。团结我全民族抗日力量的唯一正确方策，便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怎样才能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呢？首先须更加巩固和扩大我国两大政党--国民党共产党的亲密合作。。。今天两党合作的主要目的，便是共同战胜民族公敌的日寇，以争取和保障中华民族之生存和独立。。。抗日是目前民族统一战线最主要的共同纲领。。。凡抗日者皆吾友，降日者皆吾敌。。。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在反对拱同敌人的斗争中，友党友军力量的削弱，即等于自身力量的削弱，即等于敌寇力量的助长，即是为“仇者快”和“亲者痛”的事情。。。在统一战线的营垒中。。。不应故意去挑动和扩大不必要的摩擦。。。他们之中的有些人。。。把对付敌人的态度和手段拿来对付自己的朋友。。。作下了破坏民族统一战线和有利于敌寇的事情。今天合作的主要原因，为民族大敌当前，今天合作的主要目的，为共同抗日；对同盟军的应有态度和方针是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帮助，互相监督，共同负责，共同发展，共同胜利；国共合作和整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前途，应当是共同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为更加巩固和扩大国共两党合作，现在须要采取那些主要具体办法呢？第一，须协商和通过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第二，须成立一个由国共两党代表组织的经常协商和计议各种问题的组织；第三，在军事问题，政府问题和民运问题各方面，国共两党应该更加巩固和扩大合作的范围和程度，以便达到巩固和扩大全中国统一的国民革命军，加强和充实全中国统一的国民政府，以及真正达到全中国人力、武力、智力、物力、财力总动员（以）对日抗战并取得最后胜利。。。只有巩固和扩大以国共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更加巩固和扩大全中国民族力量的精诚团结；只有四万万五千万人的有组织的力量，才是世界上任何势力不能征服的力量，才是能够最终占胜日寇争取中华民族复兴的力量。。。中国全民族抗日力量的坚强团结。。。不仅是挽救目前危难时局的中心关键，而且是。。。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的基本保证。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移驻南昌。2月，部队开始集结整编。整编后，新四军下辖4个支队和1个特务营，全军1.03万人。第1支队司令员陈毅，第2支队司令员张鼎丞，第3支队司令员张云逸，第4支队司令员高敬亭。根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新四军隶属以顾祝同为司令长官的第三战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