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周孜正  華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講師

發表於 2017-11-25 10:21:17   東林書院 

近代以來，江南工商名城無錫不僅名人輩出，而且經濟發達。至抗戰爆發前夕，無錫工業呈現出以“麵粉、紡染、絲織”三業為主，機器、針織等行業相輔相成的健康發展態勢，“企業總數接近300家”。尤其是少數骨幹企業，通過聯合兼併，技術改造，成為無錫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撐”，規模質量足以傲視全國甚至亞洲。“在當時國內6個主要工業城市（上海、天津、武漢、廣州、無錫、青島）中，無錫工廠數、資本額居第五位，總產值居第三位，工人數居第二位”。[1]（參見下附表1-3）無錫以“小上海”而著稱海內外。

一、民國無錫六大資本集團的簡況

　 民國時期，支撐起無錫的工業經濟大局，主要是六大資本集團所投資的大型工廠。從1895年到1937年，由無錫“楊、榮、周、薛、唐蔡、唐程”資本集團分別經過20-40餘年的努力奮鬥和發展，在抗戰前已形成穩定體系。[2]除了“唐程”集團的程敬堂，是自父輩由安徽遷居蘇南[3]之外，這六大集團的掌門人均為世代居住在無錫的本地人氏，且程敬堂自小也是在無錫當地長大的，這使得這些大資本集團有了天然的“鄉土性”。

  1920年代初，無錫六大資本集團中的五個集團實際已形成。當時“無錫工業總資本額大約在1000萬元”，五大集團“大概占到85%左右”。1921年，“無錫5家麵粉廠資本137.7萬元，日產能力2萬包，分別占全國民族資本麵粉廠資本總額和生產能力的4.2%和6.4%，占江蘇省總量的40%和51%，僅次於上海、哈爾濱、濟南居第四位”。無錫6家棉紡織廠“總資本516萬元，紗錠143886枚，占全國民族資本紡織廠紗錠總數的9.6%”。[4]這既反映了無錫工業在全省全國占有重要地位，也表明無錫的工業資本是“集中”在本地少數家族手中的。另外，由上表可知，1937年初，無錫315家企業的資本總額為1407萬元，而同期廣州的1104家企業的資本總額只有1302萬元，還略少於無錫，這從側面也反映出無錫單個企業的投資規模較大，當然，這顯然與本地資本集團掌握無錫工業經濟的命脈，長期用心經營過程中，對家鄉的每個企業的辦廠質量高、體量大有關。

 　經過20年代快速發展，無錫六大集團尤其是以榮氏家族為代表的企業，開始重視向地外擴張和投資，到1930年代初，他們的企業已經遍布上海、濟南、武漢等地。隨着新投資、新行業的出現，到1935年，無錫六大集團在無錫資本總額為1162萬元，占當時無錫工業總資本額1774萬元的65.3%以上；尤其是麵粉、棉紗、染織和繅絲這幾項，分別占行業資本的89%、77%、57%和22%；[5]資本份額雖有所下降，但依然占主導地位。1935-1937年，六大集團因薛氏在無錫“繅絲工業資本的比重顯著上升，唐程資本加倍增加”等原因，他們在無錫本地的資本繼續擴大，所占資本份額又大幅上升，六大集團的“工業總資本在1937年已超過無錫1934年的全部工業資本”。[6]如加上六大集團在外地經營的工商業資本，則遠超過無錫全城工商業資本的總額。

抗戰前後，無錫六大資本集團中的“楊、周”兩家已逐漸敗落，而薛氏集團主要人物在抗戰前就出走美國，一直未歸。抗戰結束後，依然保有實力、並能影響無錫地方的是“榮氏、唐程、唐蔡”三大集團。

　　二、國共內戰下的“何去何從”

　　1948年秋冬至1949年初，國民黨在北方戰場連連敗北，遼瀋、淮海、平津三大戰役結束後，國共兩黨劃江而視，勢如破竹的解放軍渡江南下已是指日可待。在那個風雨如磐的年代，無錫的工商界人士不論是出於對國民黨經濟政策和腐朽潰敗的不滿，還是因為對從農村起家的中共沒有信心，他們都不能不重新面對時局，選擇未來。個別資本家只顧保全自身，對跟隨他們打拼多年的工人職員毫無安置，只知變賣別墅、拆遷工廠、席捲金銀全家溜赴海外；一些資本家則作騎牆態勢，他們將部分家眷、資金人才和機器暫移香港或海外，國內工廠依舊開工，以等待時機。部分愛國愛鄉的鄉土資本家眷戀故土，不希望去海外做“寓公”、“白華”，但是又不清楚中共的政策，何去何從，一時難以決策！

　　面對國民黨軍事上節節敗退，江山即將不保的時局，留在家鄉無錫，希望將來能與中共合作繼續建設和發展無錫經濟，是榮德生、程敬堂、錢孫卿等無錫主要資本家的想法。在“榮氏、唐程”兩大資本集團中，如果主要人物榮德生、程敬堂兩位創業資本家能夠決定留下來，做“騎牆”式的晚輩唐君遠、唐熊源也將很難在他們的眼皮底下遷走機器，這樣榮氏、唐程兩大集團的工廠就能夠保存在家鄉。唐蔡集團的核心人物唐星海早年曾經留學美國，回國後又與國民黨高官宋子文等交往密切，因此並不想羈留大陸。但唐星海內心並不希望家鄉的工人失業，故他並不刻意遷走無錫慶豐紡織廠的老機器，只是較重視轉移現金，或將抗戰後新訂購的機器從國外直接轉運香港。唐蔡集團在無錫的另一重要企業——九豐麵粉廠，戰後恢復緩慢，開工不足，而且麵粉工業也不是唐星海準備去香港發展的行業，也不是唐星海想轉移的對象。因此，唐蔡集團在無錫工廠原有的廠房、機器基本上都保留在家鄉無錫了。

就周氏、楊氏和薛氏三個老牌集團而言，“由於在抗戰期中，周氏資本的基本消滅，楊氏在無錫的紡織工業（棉、絲）的全部消滅，薛氏的繅絲工業除永泰外大部分被破壞或轉移”[7]，故而他們剩下最主要是楊氏的麵粉工業和薛氏的永泰絲廠。楊翰西以漢奸被判刑之後，楊家最主要的“廣豐麵粉廠由楊翰西的族侄楊通誼經營”，[8]而榮德生的女婿、愛國資本家楊通誼也選擇了不出國留在上海。上文已述，薛祖康1949年初又回到了上海，而他負責的永泰絲廠是一旦離開絲綢的原料產地，是很難發展的，故而無錫絲業很難外遷成功。綜上所述，無錫抗戰後仍然存在的五大資本集團的工廠機器是基本上保存下來了。而據錢鍾漢的統計，“這五個系統的資本到解放前在無錫全部工業資本中所占的比重卻可以代替戰前六個系統的比重”，控制了整個無錫的經濟命脈，且“戰後新開設的企業一般都是小型工業”。[9]本小利微的資本家沒有實力去海外發展，即使部分小廠外遷，對無錫的經濟格局影響也極小。因而對無錫這個官僚資本極少的工業城市來說，榮德生、程敬堂、錢孫卿的留錫之選擇，是極其重要的，因為他們不走，無錫才會出現“拆廠和遷廠等情況並不嚴重，”很少“有大規模遷廠情況”。[10]

相較於上海，1948-1949年的無錫總體上來說，“拆廠和遷廠等情況並不嚴重，”“當時很少聽到有大規模遷廠情況，”無錫幾個大資本集團中，慶豐主要是“抽調資金（外匯）到香港籌辦南海紗廠”，申新“遷廠之動機”又被“榮德生制止”。[11]1948—1949年初，隨着中共軍隊節節勝利的消息傳來，無錫的榮爾仁、唐驤庭、薛祖康這些民族工商業者對國民黨固然不寄予任何希望，對共產黨又是疑慮重重，從而選擇攜資去國，或暫在香港觀望。雖然他們的具體應對方式不一樣，這些都是對他們未來“控產權”和人身安全的不確定而做出的因應。

而對於榮德生、程敬堂等諸位老先生，他們出身於普通家庭，一生事業可謂白手起家，靠自己的努力奮鬥而開闢出巨大的事業。他們雖然沒有留洋的經歷，榮德生僅在年輕時去過還不如上海繁榮的香港，但榮氏經常聽子女、朋友和他講美、日各國的情況，對國外並非不了解。榮氏主持申新三廠，就曾“先後派榮月泉、榮鄂生、榮爾仁、薛明劍等上層管理人員赴歐美、日本進行考察，博採國際先進紡織技術和管理經驗，在國外直接訂購先進的紡織機器設備。”[12]1947年元月，榮爾仁“由美乘機返滬”，向其父“備述美國狀況，可羨可喜”。榮德生聽完後說，比較他“50年前所聞，不知有今日之大進步。坎大拿30年來進步亦快，農業大可效法”。[13]程敬堂則常與歐美洋行打交道，為麗新等廠“購買進口新機器”[14]，對國外的行情也很清楚。

三、鄉土資本家留錫的具體原因

　  在筆者看來，“建設鄉土”與“背井離鄉”是一對天然的矛盾。無錫主要資本家對國外即使較為了解，但他們本意上就不願意出國居住，也不想將無錫的工廠設備搬遷一空，因為他們不僅僅是大資本家，更是愛國的“鄉土資本家”。榮德生、程敬堂、錢孫卿、薛明劍等無錫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不願去國離鄉的具體原因，有如下幾方面的原因：　　

  第一方面，愛國為民為家鄉出力，是他們自小就受到的傳統薰陶。他們開工廠做生意，其目的不僅僅是為了個人和家族發財致富，更重要的是能為普通百姓提供一份工作，為家鄉、國家做點事情，正如榮德生父親榮熙泰的遺訓“治家立身，有餘顧族及鄉，如有能力，即盡力社會”。[15]

　 程敬堂從16歲開始“習綢布業”，一輩子“殫心實業辟衡茅”，就是要實現其“衣被萬家”的工業夢想。[16]1944年抗戰勝利在望，榮德生對戰後復興計劃很多，但其核心是“積極辦廠”，喜歡善舉的他覺得“一人進廠，則舉家可無凍餒；一地有廠，則各業皆能興旺”，故而“余以後對社會盡義務，決定注重設廠興業。是年榮德生雖已70歲，但他仍說，“餘年雖老，雄心未死，惜世局未平，不能大舉創業，他日時若健，此志不改”[17]。而一旦搬廠離去故土，就不能為家鄉的工人提供就業機會，將失去提升中國工業力量的可能，更談不上再次“大舉創業”以抵抗“歐美經濟政策侵略之繇”[18]，實現“衣被天下”的理想了。而錢孫卿作為長期統領無錫商會的會長，一旦離開無錫，即是離開了他熟悉並服務了了幾十年的無錫大小資本家和老百姓，這個常常奮不顧身保護地方的“商民保姆”，將會失去用武之地，沒有服務對象而無事可干。顯然，遷廠遷資所引發的結果，將完全與他們做事業的目標、人生的價值追求相悖。因而1948年11月榮德生阻止申三拆錠遷台時，公開聲明，“余表示決心留在祖國，生平未嘗為非作惡，焉用逃往國外！”要求將正在拆運的機器“已拆卸者裝上，已下船者搬回”，“當時雖有人勸余，政局不穩定，宜審慎考慮，為自己打算者，余不聽”。[19]

 　1948年秋冬，國民黨當局和榮氏集團內部有不少要榮德生搬廠遷資的聲音，由上文可見，在上海的申、茂、福系統的大佬們幾乎都走的差不多了。不僅如此，就連在“胡埭鄉下有600畝左右田”的榮氏義莊都在另做打算，“自1947年底，由於聽聞解放軍要打來的消息，解放後要土改，榮氏義莊開始賤價賣地。1948年4-5月，地價由100銀元/畝跌到40多銀元/畝，並全部賣光”。[20]從榮氏家族內的側面一例即可看出，大家都抱着“大難臨頭各自飛”的心態，顯然榮德生堅持不遷廠，所面臨的壓力是多方和巨大的。對這些壓力，榮氏向來持“遷廠容易敗廠破財”[21]的觀點來應付。當然，筆者認為榮德生不願意遷廠的直接原因是愛鄉愛國，如果遷廠關門，僅申新三廠就將有“3000多職工”[22]會失業，靠他們養家糊口的數萬家屬亦會生活困頓。“遷廠即破財”的觀點固然有公益鐵工廠搬廠機器散落的歷史教訓[23]在前，但在此時亦是榮德生的人生智慧，他以這個理由來應對和堵住要他遷廠的各方的嘴，則是最合適的說法了。

  薛明劍“幼年從事工讀”，即“對社會經濟，深寄改革之願”，青年時“追隨榮德老游，先後凡三十年。”他認同榮德生要改變“飽暖千家怨，金錢萬惡魔”社會風氣的志向，且感慨“舊社會向有‘一家飽暖千家怨’之事實，新社會自左傾之說，更使離社會而獨自飽暖者，實現行其千家之怨矣”的社會狀況。相較於榮德生注重發揮個人和家族力量設廠興業，薛明劍則認為“我國今日社會人士，固屬大貧與小貧，不足以言富”，然歐美資本剝削的“前車之鑑，不能不預為之防。”為發展無錫家鄉，他一方面推動“經營之各種工廠”由城市向鄉村拓展，帶動鄉村富裕，推行“自治實驗鄉”，以期未來達到“各鄉能平安，即全縣能平安，推而至於一區一省與全國全世界，均能平安，則進入大同之治矣”；另一方面在新投資工廠的股份設計上，提出了比榮氏更為大膽的辦法。他依抗戰時在重慶的“前定方針”，以職工為主、集合經理等各方之力，以“群眾集資的手段”設立“集體之基金”來創辦工廠，這樣既可以讓“大貧與小貧”一起合作，又避免“財富之過分集中也”。[24]等工廠盈利後，再進一步通過各種基金來回饋鄉村與社會。

   抗戰“勝利歸來後”，薛明劍在無錫各地“設立允利允福允新允中允固允大允禎友聯等十所”，“以及外省留存之機械、麵粉、碾米等工廠，合存十三所”工廠，“各項基金之投資”共“約值金元五十萬元以上”。他計劃“第一步須完成二十個生產工廠，同時並聯合成立金融管理機構”管理各種基金，準備在數年間，一面“從事本身服務之推動”，一面“擴大基金投資之數目”，以服務於鄉村“社會之事業”。[25]1948年，薛明劍重新修訂了1944年的《初步願望十則》，作為他“今後處世之準繩”，其內容為：

　　1、發展鄉村自治。2、仿照瑞士，發展旅遊事業。3、江陰築港，聯合無錫，完成工業中心區。4、籌集獎學基金。5、創辦文獻館，編印先賢著述。6、提倡節儉，將婚喪喜慶之費用及禮物移作圖書館等使用。7、提倡文化事業，不以營利為目的。8、設立頤春學院，收養七旬以上老人。9、籌集發明獎勵基金。10、舉辦華閣大禮堂、托兒所、兒童公園等社會福利事業於桑梓。[26]

 　為實現以上願望，薛明劍設計了“湖山建設基金”、“清寒子弟”獎學金、研究工業獎勵基金等基金，“集資扶助”文化新聞事業等專項基金對之進行扶持，並以工業利潤的返還來充實基金。薛氏要求對工廠和“各項投資事業”，均設“有一保管委員會，年推一值年代表”來監察執行，以形成“因生產而達成發展與獲利，更因獲利而完成社會建設”的良性運作。[27]薛明劍“同時倡議，將本人在各企業的投資，改充發展地方公益基金，藉使各項公益事業不因個人得失而受影響。事業能發展，社會能繁榮，則子女求學謀事，一定均屬小焉者矣”。[28]薛明劍對各項“事業取名允字”，即表達了希望從事事業的人心存“公允無私、兩利為利之義也”！[29]對這個時段的人生經歷，薛明劍在《<五五紀年>草成》一詩中概括道：“立言豈望名傳世（五十歲時立《初步願望十則》），創業常思利及人（余平生不為個人謀私利，辦廠則以兩利為利）”。[30]由上可見，薛明劍不僅熱愛家鄉，而且其建設家鄉的計劃非常龐大，且已開始實施，他是絕不會離開家鄉的，對於未來的中共，只是如何適應的問題。因而作為無錫資產階級上層人物代表的薛明劍，在1948年能最先、也最順利的成為中共地下黨統戰成功的對象。

第二方面，他們不願甚至從未想過到國外去當“白華”，對於自己家庭成員的成長和培養很關心，對家庭和睦、子孫滿堂的重視超過對享受物質財富的追求。1949年時，榮德生74歲、程敬堂64歲、錢孫卿62歲，都到了耳順古稀之年，且三人家中都兒孫滿堂。有子女侍奉照顧，享受天倫之樂，百年終壽故鄉，這是自古以來中國老年人最普通基本的願望。

  榮德生向來對家庭添丁及培養子女極為重視。《樂農自訂行年紀事》每年必以家中人口增加的情況來開篇，如1934年紀事開篇是“長房三孫智鑫生，二房四孫智祥生”，1943年則是“三房生一男，名智儉，已望子矣。兩年中，三、四、五房均生子，房房均有，為之快慰”。[31]1927年，他就為自己的子女專門在梅園豁然洞設立讀書處，1941年計劃戰後另創的“天元公司”，計劃“余任總經理，七個兒子副之”。[32]1948年榮德生對“三兒一心”的“去港、台發展之意”，曾“深為懷疑”，想不通兒子“何故如此？”於是在11月初就三子的“來信詳為批註，諄囑不必離滬”，並勸告說，“我等始終服務工商界，從未參加政治，一切可以毋礙”。不料榮一心“竟不聽”父命，於11月21日“乘‘霸王號’客機赴港”，途中因“港、粵氣候變化不常”，飛機“失事殞命”。繼長子榮偉仁病逝、六子榮一心“自戕”後，榮德生又失去一個兒子。榮氏“迭遭三子之喪，痛催心肺，抱痛河西，無以自解”[33]

  1949年2月，榮德生的“三媳在港分娩，得一男，為之欣慰，取名‘智慰’”，榮氏很隆重的在嬰兒“三朝祭告祖先，並為治面，以誌喜”。[34]是年正月，榮德生“至梅園觀梅，花已盛放，遊客滿園”，雖有遊客“毀傷樹木”，但榮氏覺得這是“因愛花而折花”。[35]在無錫與家人“安度年關”，與申三職工相處“宛如一大家庭”[36]，到梅園“香雪海屋”[37]看鄉人觀花賞景，無錫家鄉的一切在榮德生心中，就像這滿園的梅花一樣，即使有所不足，但卻都是他最喜歡和留戀的，即使將來可能會遇到困難，相比眼前這一切又算得了什麼呢？

　　   商會會長錢孫卿，在去留問題上的考慮上與榮德生是相似的。抗戰後錢孫卿與同胞“子泉先生”，兩人“家庭之間，于于如如，子弟齊茁挺秀”。[38]他已犧牲的四子錢鍾儀還曾是“中共麗水西區區委書記”、“革命烈士”。[39]筆者在不同時間地點採訪過的錢孫卿的後代都曾不約而同的說，“錢孫卿就從來沒有想過要離開無錫”。[40]抗戰初期，抱着“不有留者，何有去者”之識見的錢孫卿就表示，“守土的士兵，可以奉命撤退，而我們生於斯、長於斯，祖宗丘墓所在，怎能棄之如遺?”[41]現在最困難的家國淪陷時期都已過去了，還用擔心同為中國人的中共來解放無錫麼？而一旦到海外成為寓公，他再無法以“商民保姆”為家鄉人服務。錢孫卿並非有錢人，他和家人都“是高級勞工”，[42]1949年他曾自稱“余家儒素，雖非寒苦，未嘗有大富貴，世以儉樸相尚”。是年三兒子錢鍾毅結婚，錢孫卿節儉的讓人意外，居然“商其（女方）婦翁，成禮而已，未嘗備物”。[43]故而錢氏真去了海外，可能其生活也會面臨困難。

早在1948年夏天，“上海地下黨就有聯絡員到程敬堂在上海的住宅，”提出“要見程敬堂”，程敬堂清楚對方身份後，“將此聯絡員介紹到無錫與錢孫卿面談（工廠留錫事宜）”。[44]1949年初，具有很強的家族國家觀念的程敬堂也希望能順利留在大陸，因而他不僅對錢孫卿等派代表“去蘇北聯繫一下”的行動表示“支持”，[45]當錢鍾漢去蘇北面見陳丕顯、管文蔚回到江南後不久，程敬堂特地和“朱龍堪、吳偉勛請錢鍾漢在上海南京路七重天吃飯，聊蘇北的情況”，[46]以做好迎接解放、適應新社會的心理準備。

　　  留在大陸，不願出去做“白華”的心理很多資本家都有。1949年春，在上海的劉鴻生內心也很矛盾，“過去40年的經驗”讓他“深知蔣介石是長不了的，跟着他只有死路一條”，但劉鴻生“也並不想流落國外作‘白華’。”後來他被湯恩伯押到廣州後，自己“溜到了香港”，即使在中國人很多的殖民地香港，早年就讀於聖約翰大學、精通英文的劉鴻生還是有做“白華”的感覺，他認為自己“已經是六十出頭的老人了，兒孫都盼望我回去，一個人流落在海外有什麼出路？”於是“下定決心”隨着中共派來做工作的兒子，在當年10月“回到大陸”。[47]主持上海申新的榮毅仁，也擔心“留在國內生活、自由沒有保障。但跑到國外去做白華要受盡白眼”，而他負責的榮家的“事業又都在國內”，當時“感到前途茫茫”的榮毅仁“再三思量：我是一個中國人，我愛我的國家，過去反動統治幾十年，沒有把國家搞好，現在反動統治被推翻了，是不是會好一些呢？我想我還是留在祖國的土地上，等着瞧罷！”[48]

　　“中國最可愛”、“要盡對國家的義務”，這些想法不僅年老的榮德生、錢孫卿這麼想，當時如資耀華、楊絳這些中青年人也這麼認為。1948年底在美國哈佛考察的銀行家資耀華，在天津解放前夕“從天外飛回來”，擔心他的朋友去看望他，並問其未來的“行止”，資耀華勸朋友“不要庸人自擾，千萬不可亂逃，中國將來總是要統一的，既身為中國人就無法逃於這個‘天地’之間，”如果“逃到外國去”，據他“幾次在外國的經驗，結果只有兩途，一是做一個無國籍的流浪漢，處處碰壁；一是謀一個有國籍的三等公民，寄人籬下。無論如何，哪種洋罪都是不好受的。我們生在中國就是中國人，既有做中國人的權利，當然也有做中國人的義務”。[49]同為無錫人的楊絳，是錢孫卿的侄兒錢鍾書的夫人，她對與錢鍾書在1948年冬留在清華迎解放，對此選擇，楊絳回憶說，“解放前，我們是讀過大量反蘇小說的。但我們不願遠走他鄉去當二等公民，仰洋人鼻息。我們愛祖國的語言文化，也不願用外文創作，所以在世局嬗變之際選擇留下。謠言傳說共產黨要‘殺四十五歲以上的知識分子’，憑常情可以否定，或只算我們‘短命死矣’，不願離開父母之邦。這是實話實說。”[50]

第三方面，鄉土資本家們對國民黨已經失望，對共產黨提出的“發展生產、勞資兩利”方針抱以希望，期望政權更替之後，未來能在無錫開設更多工廠，發展地方經濟，服務家鄉人民。

  1947年後，國民黨的軍事潰敗和政治腐敗，不僅讓鄉土民族資本家對之失望，連國民黨內部的大佬也完全沒有信心。1948年6月初，榮德生的三子榮一心為了解時局變化，拉錢鍾漢“陪同前往”去吳家“給吳稚暉送一筆錢”，“託言是他父親榮德生先生向他表示的一點敬意”，吳稚暉“略一推辭也就收下”。榮一心請教他說：“老先生，你看看現在的時局，可會有什麼變化”？吳稚暉回答說：“局面是垮定了，沒法挽救了，現在有人希望於第三次世界大戰，在美蘇決戰中求得我們的出路，我看這一希望，已經落空，因為美蘇在1945年、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沒有立即接下去打起來，現在已不可能再打，要是再打，得起碼再等二十年到三十年才有條件。……”吳稚暉又無限悲嘆地說：“蔣（介石）曾托人要我去台灣住。我想自己是行將就木的人了（當時吳稚暉虛年齡已八十四歲）……所以我是決定不走的了”![51]對於最堅定的“家鄉派”錢孫卿，則“曾同長子（錢鍾韓）說過，他不是親近共產黨，而是覺得國民黨完全沒有什麼希望了。北伐之後的蔣介石所聯絡的人，正是北伐戰爭所要打倒的人，用了這些人做官，貪官污吏到處都是”。[52]由此也可見1948-1949年時，無錫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對國民黨是如何失望之極了。

　　辦工業發展社會是榮德生一生的嗜好，他是個事業迷。1944年，發還開工後的榮氏申三廠，在日偽統治下，即使“出紗亦不能大大方方做營業，可見不自由之苦處”，廠內也“人心雜亂，各自為謀”。榮德生苦惱於營商環境的“不自由”，沒有安穩的環境辦廠興業，以達到他“一人進廠，則舉家可無凍餒；一地有廠，則各業皆能興旺”之目的。[53]為達進步社會、救助個人和發展榮氏集團的目的，1941年榮德生曾雄心勃勃的計劃了“天元實業公司”，作為戰後集團的發展方向。由於國民黨政權腐敗、物價飛漲、內戰連綿等，龐大“天元計劃”在戰後只實現了極少部分，僅建設了天元麻紡廠、開源機器廠數個新廠。榮德生對國民黨的“每況愈下，民不聊生，稅率之重”，“不顧民心，肆無忌憚，官僚氣息之重，人民莫不寒心”[54]的種種表現早已失望。如果改朝換代後中共能穩住局面，只要世局一平，則“此志不改”、“雄心未死”的榮德生，仍可“大舉創業”，[55]謀劃實現天元計劃的工業理想，“充分發揮我國物力人力”，幫助新生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增加產品，供應需要”，使“人人走上生利之途”。[56]對於榮德生這個事業迷來說，能為家鄉與國家做出貢獻是他一生所追求的，即使到“人生晚年，能從事於自己所計劃之事業，亦樂事也”。[57]

在榮德生堅持不搬廠的決定下，1949年2月9日，主持上海總管理處的榮爾仁由“申新二、三、五廠總處致上海區分處代電：上海區經協理鑒：密。邇今時局動盪，本總管理處今後方針，以維持原有局面為原則。過去決定遷往廣州、台灣、香港之各廠物資，應一律從早出售或搬回；其他如各廠之對外投資，亦應設法清理或出讓而資減輕負擔。用特電達，仰即迅予妥善遵辦，並將辦理情形詳報備查為要”。[58]榮爾仁此舉，既有受其父的影響，也是他自己舉棋不定的反覆，不過其客觀後果是遏制住了榮氏家族的遷廠遷機器的勢頭，為榮氏企業保存了解放後復原生產的實力。

　  1949年2月上旬，薛明劍家中迎來了“胡厥文、胡越中、顏耀秋、張汝勵四人”，他們留宿薛家“三天”，商請薛明劍出面“委組民主建國會事”，薛氏則“辭之”；2月17日吳憲塍約薛明劍“赴穗”組建新黨，亦“辭之”。[59]薛明劍“並無外走的意思，因除其四弟孫冶方外，有三個女兒早就參加了新四軍或地下黨，故堅定地拒絕了雷震等屢約去台灣的說辭”。[60]對於黨、盟、商這些時代潮流，薛明劍都能放的下，但不變的是為家鄉服務的本色，他“只想身在民間”，試驗其新模式，來實現社會進步和改造，“為國為民多辦些實事”。[61]

　　  1948年1月，薛明劍“將戰前所辦允利化工廠，改組為允大化工廠，仍以製造碳酸等品為主”，同時期還“創設允固機器廠於惠農橋”，“租友聯橡膠廠，改名為允友橡膠廠，資本均為集體基金，推楊震中先生為經理”。[62]遼瀋、淮海戰役開始後，上海無錫一些資本家攜資去海外或等待觀望，薛明劍卻按照他既定的理想和計劃，反而不斷為家鄉建設新廠、增購圖書，他在1948年11月6日以紀念“先室逝世十周年”為名，“由友好出資購買叢書三千冊充實鍾端圖書館。”11月中下旬，他不顧“蘇北戰雲瀰漫緊張，友好均作逃避計，與繼室孫夫人反積極進行籌備此館，以明春建築館屋，徵購之書期達成二十萬卷”，戰爭迫近，“書價反較平時為廉”，以實現他“與錢子泉先生（的）約定”：1950年“聘其回錫，主持泰伯文獻館館務”。11月14日，薛明劍“開始建築允禎麵粉廠於無錫雙河尖，專招集體資本，以小麥兩萬包為資本標準，不招私人資本。每日擬出粉五千包。”因雙河尖為“五水匯聚之地”，精於看風水的榮“德生先生聞之”，居然和薛明劍“欣然同往一視。”[63]1949年3月，薛明劍主辦的“允禎廠開始建築水泥工程”，4月5日，中共渡江在即，他還“在滬為允禎購鋼條三噸半。”[64]薛明劍一如計劃的這麼做的原因，因為他深信允字頭企業有避免剝削之設計，與中共地下黨高山、好友邵力子、女兒薛禹谷等向他宣傳解釋的中共“中央城市政策與‘發展生產、勞資兩利’方針”[65]並無矛盾之處。

1927年國民黨政權定都南京後，共產黨人在江南城市的地下活動空間更為狹小。為緩和勞資矛盾，穩定和發展地方，榮德生為代表的鄉土資本家們，在無錫向來以優容之道來對待國共之爭，避免在地方發生流血事件，減少黨爭對企業的影響。解放前夕，無錫資產階級對於來往無錫的中共地下黨員和支持中共的相關人士，對於處理勞資矛盾的辦法，仍以優容的態度待之。“程敬堂曾幫助過錢孫卿去無錫公安局保過地下黨，說是麗新的工人”。[66]1948年冬季，薛明劍得知中共地下黨員“方士林在蘇被捕，轉託立委嚴慶琪保釋”；[67]1949年4月15日，薛明劍又“托雷敬寰代余向當局保釋（地下黨員）張錫昌、得許”。[68]薛明劍還“掩護陳光明同志在錫從事地下活動，支援劉萬里同志在太湖部屬食米二百石等，都是為革命做了好事”。[69]

　 30多年後，關於此次“申新廠工潮之事”發生的前後具體過程，鄭翔德廠長有如下回憶：

　　當時因為物價飛漲，工人要求增加工資，申新是無錫最大的一家工廠，在當時的情況下，我作為廠長沒有辦法解決工人的工資問題。因為申新工人增加工資會影響到無錫其他工廠也要增加工資，甚至將會造成其他工廠停產，所以當時用了‘假戲真做’的辦法，抓了幾個人（其中也有我本人的一位親戚），第二天就通知胡鳴虎把他們保了出來。這樣做的目的是維持工廠的生產。[75]

　　 顯然，鄭翔德讓城防指揮部把他的親戚和顧阿菊等一起關進去，是他學習了榮德生的“優容之道”後所想出的具體辦法，意圖通過鄉情親情的紐帶關係，讓親戚陪綁，以給顧阿菊、施劍平等人吃個“放心丸”，以免被捕罷工代表們在獄中的時候出現過度對抗，從而導致不必要的意外。申三罷工代表“施劍平、顧阿菊”均是中共在申三的“地下黨員”，與“黨組織保持單線聯繫，各自接受上級領導交派的任務”。[76]顯然，這次罷工不是工人們單純的為增加工資而做的努力，而是包含有一定的階級意識形態之爭的勞資鬥爭，這個事件的所隱藏的複雜性並未就此結束，在中共執政後，其延續性將成為中共在無錫最大的企業對資鬥爭的歷史證據和爆發點。

   對於失敗前最後瘋狂的國民黨，無錫資產階級及其相關人物，常常與之虛與委蛇，不刻意去激化矛盾。1949年1月，無錫“西門開來了從東北營口撤退下來的國民黨25軍的52師”，他們“兵員少，武器多”，負責西門的“工商自衛大隊的第六大隊長”、博愛鎮鎮長吳偉勛，設法打通了52師軍需處長和“師長李運成”，可以向該師購買“便宜”且“急乎出手”的武器，為了“充實工商自衛隊”，“公私社團聯合會負責人錢孫卿”則“極力支持”他去辦這件事，吳氏一次購買了52師“長槍400支，機槍6支，湯姆遜10支”。但事成後不久被“城防指揮部逮捕”，控以“販賣槍支罪”，錢孫卿“立即請參議會秘書長朱默蘭（女）向司令官劉建偉進行交涉”，利用國民黨的腐敗，由吳偉勛“拿出白米80石，作為交保釋放”。[77]吳偉勛被逮捕後，“其父因為他着急擔心而得病去世”，錢孫卿“親自前去給吳父送了輓聯”。[78]對於國民黨軍隊賣槍、軍警敲詐這些腐敗，吳偉勛“心灰意冷，欲想辭去鎮長”，錢孫卿勸他“暫時忍耐”、“顧全大局”，並說“大家理解你受累委屈”，畢竟“燦爛的曙光已露”，[79]要利用現有的鎮長位置，為保衛無錫工廠和城市盡最後的努力。就錢孫卿自身而言，國民黨對其不配合的舉動也是非常不滿意的。1949年3月份，無錫縣社會科長張一飛“為參加孫文主義革命同盟”，“被江蘇警保處長張達”騙“抓到城防部，第二天即解送鎮江江蘇保安司令部。”到鎮江後，即由“江蘇保安副司令楊宗鼎與湯恩伯京滬杭司令部高級參謀陳祖民二人開庭”審問張一飛，“開口就問錢孫老與共產黨什麼關係？”張一飛回答說，錢孫老“與我關係很密切，錢孫老是商會理事長，由社會科主管，但是他學問道德很好，我十分敬重他。至於他與共產黨有什麼關係，他沒有告訴過我，我不清楚。……由此可見，當時國民黨視錢孫老如眼中釘，欲除之而後快”。因而在張一飛“被捕以後，錢孫老也隱避開了”。[80]

  對於抗戰後中共解放區的經濟模式和經濟政策，無錫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們除了秘密的從中共地下黨員高山、薛禹谷、楊汗等人的介紹，以及閱讀《新民主主義論》這些文章得到消息外，他們並非一無所知。在其陣營中，榮氏集團的薛明劍、章劍慧是對中共解放區的經濟較有研究的。1946年“章劍慧請張錫昌（原《中國農村》主編）在上海建立了經濟研究室，編寫資料，介紹解放區的工商政策，寄給上海工商界人士，對穩定人心，迎接解放，起到不小的作用”。[81]再如對於中共宣傳的“公私兩利，勞資兩利”的政策，1949年3月中旬，由薛明劍控制的《江蘇工業會會務通訊》，公開發表了《解放區之工業政策》一文，對於蘇皖邊區和冀中解放區以“公私兩利，勞資兩利”來制定“工時與工資”的現象，文章表示肯定，認為這樣做，“既規定提高工人工資，保證工人的一定程度生活，又保證工人遵守工廠規則，勞動紀律，使資方又有一定利潤可得。”文章對此持非常同情的態度，並進一步強調：“工時與工資的規定恰當與否，同時也影響工人的工作情緒與工人生活，這是關係勞資雙方必需適當處理的問題”。[82]這種觀點與薛明劍一直主持的“勞工自治”、榮德生的“優容之道”有暗渠相通，其實質就是調和勞資矛盾，這與薛氏在解放前就對“公私兩利，勞資兩利”的政策抱接受的態度是吻合的。但薛氏是否明確的和榮德生討論過文章中“公私兩利”的思想，筆者拿不到直接證據，但《江蘇工業會會務通訊》是在工商界公開發行的刊物，榮德生、程敬堂、錢孫卿、唐君遠等這些資本家代表人物都是能夠直接讀到的。

綜上所述，1947—1949年，在國民黨政權腐敗無能與軍隊節節敗退的歷史背景下，愛國愛鄉是無錫鄉土大資本家們沒有遷廠的核心原因。而他們面臨的問題是，如果不離開家鄉，他們的餘生能否過的很有盼頭呢？在中共統治下，他們還能有多少“控產權”呢？是否有機會繼續為家鄉做更大貢獻呢？面對這些未知數，資本家們最需要的做的是：摸清中共的對資本家的政策底線，搞清楚未來統治無錫的政治人物的意圖，再做最後的決定和選擇，這不僅是為他們以後的人生做出抉擇，也是為這個以工商著稱的江南名城做選擇。

　   　四、紅梅探春——錢鍾漢的蘇北之行

　　對於資本家的這些擔心，中共在山東、蘇北地區的領導陳毅、陳丕顯、管文蔚等人，通過地下人員的工作也是有所知的。幾乎與此同時，為了做好統戰工作，數枝來自中共陣營的橄欖枝，也從不同方向悄悄伸向了這些翹首以盼的資本家們。先後有奉命從上海錢瑛系統調回無錫江南大學工作的薛禹谷、無錫城工委書記高山、華中二地委打入無錫縣政府的楊汗等地下黨員，從多個方面對薛明劍、榮德生、錢孫卿等人展開統戰工作。對於抗戰後中共解放區的經濟模式和經濟政策，無錫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們可以秘密的從地下黨員薛禹谷等人處得到口頭介紹，中共地下黨還油印了《新民主主義論》等文章給榮德生等人閱讀。

　  1949年2月17日，受榮德生先生之託，無錫商會會長錢孫卿先生的次子錢鍾漢不顧生命危險，代表接受中共邀請，作為榮德生的私人特使，與袁鶴皋等一起代表無錫工商界北渡長江，赴蘇北觀察中共新解放區的情況，並與中共華中區領導的進行了首次政治交往，以為無錫大資本家對解放大軍渡江後的去留問題提供參考。錢鍾漢離開無錫前，榮德生說自己是開工廠的，請鍾漢向中共表示，“所希望的是共產黨來後仍能讓工廠開工生產，做生意能有保障。”[83]錢鍾漢經揚州等地到高郵，後又隻身赴淮陰中共解放區做“探春”之旅，一路了解蘇北解放後城鄉的狀況，2月18日到揚州後，觀察到“剛解放不久”的揚州“大街上看到行人熙熙攘攘，一片安定歡樂的景象”，與江南“愁雲籠罩形成了鮮明的對照”。錢鍾漢去拜訪父親錢孫卿的朋友“揚州著名紳商周谷人”時，周說揚州解放後“解放軍的紀律嚴明和對老百姓的愛護，是歷來軍隊所未有的；共產黨對工商業也確實是保護的”。[84]

　　 錢鍾漢到達淮陰後，先後與中共華中工委管文蔚、陳丕顯、包厚昌、楊帆等領導同志進行了三次談話，最後就無錫資本家配合無錫“解放的具體事情”[85]達成協議，具體為：“1、國民黨逃跑時，由他們（地方人士）維持社會秩序；2、所有工廠都要保護好，不准破壞；3、我軍過江時不能多帶糧食，部隊所需的2萬擔糧食，請無錫商界負責籌集；4、舊的機關工作人員不要跑，保護好文件等資料，俟我軍過江後移交人民政府”。[86]

　　錢鍾漢離淮之前，陳丕顯還徵詢他對“黨的希望和意見”，錢鍾漢說國民黨讓“老百姓受盡了苦難”，希望“共產黨在打定江山以後，一定要爭氣，一定要把中國的事情辦好”。陳、管二人聽完“相視而笑”，並表示說，“請錢先生放心，我們共產黨決不會辜負朋友們的期望，決不會辜負全國人民的期望”，“共產黨的事業，中國人民革命的事業只會一天天興旺，決不會垮台。我們對此是有足夠信心的”。[87]經過對新解放區的觀察，及與中共領導人的談話，錢鍾漢雖然也產生了“共產党進了大城市是否也能夠管好大工業”的疑問，[88]但畢竟解放區與原來國民黨謠言中的形象並不相符，他“心裡的種種顧慮打消了，高高興興回無錫去了”。[89]

 對於榮德生的希望，中共華中區領導管文蔚表示，“榮氏的要求是符合黨的政策精神的，是一定會辦到的”，他請錢鍾漢將他的“口信”帶回無錫，並“向榮德生致意”。[]錢鍾漢先生回錫後，將管文蔚的口信帶給了榮德生、錢孫卿等無錫大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也少量擴散給了無錫、上海社會的上層工商界精英人士，由之最終促成了以榮德生、錢孫卿、程敬堂等為首的錫籍工商界主流人物，做出留在大陸，與共產黨一起建設新中國的歷史選擇。他們最終決定不僅是自己留在國內，而且包括一家老小，以及大量工廠和資金都留下來，繼續生產，為鄉梓造福利。王安石有詩云：“江南歲盡多風雪，也有紅梅漏泄春。”1949年江南雪寒冰封、春寒料峭時節，鍾漢先生江北之行的努力就如一支探春紅梅，向為家鄉與個人之前途擔心的無錫工商界提前傳來了春天氣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