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2-24 10:52:11 来源：中国民商  作者：周孜正

无锡商会至今已有110年的历史，是中国发展最早的商会之一。无锡也是中国民族工业的发祥地，早在清末民初，无锡在全国较早出现了现代机器工业，民族资本发展迅速，成为民国时期著名的工商名城之一。

　　无锡商会是随着民族资本工商经济的发展，在清政府推行“新政”的过程中产生的。1904年初，在维新改良派代表人士和工商界有识之士的奔走呼吁之下，清政府颁布了《商会简明章程》等一批具有改革意义的法规，允许设立新型商办民间团体。1905年，锡金商会（当时无锡地区分设无锡、金匮两县）宣告成立。

　　在民国时期，无锡以区区一县能获得非常辉煌的工商成就，一方面，与无锡涌现出了周氏、杨氏、薛氏、荣氏、唐蔡、程唐六大民族资本家有关；另一方面，无锡商会会长钱孙卿着意构建有利于企业发展的营商环境，也对无锡的工商成就功不可没。

　　钱孙卿一生以“爱乡土、爱乡人”为人生目标，他不但积极为无锡各大家族处理好与地方、中央的政商关系，协调各大家族的内部问题，以减轻了资本家发展企业的后顾之忧；还不时为民请命，向政府争取合法权益，成为了极受乡人尊重的、为民国无锡经济发展服务的“商民保姆”。

　　民国无锡大家族企业为何要“保姆”

　　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工业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荣德生等无锡大民族资本家们很喜欢称呼自己为“实业家”，能够开办机器大工厂从事生产，不仅是他们引以为荣的人生价值，也是“实业”能真实存在的基本条件。

　　但是在日常的经济活动中，无锡大家族的企业领袖很难兼顾政商、社会等多方面事务。尤其在应付地方势力和党政组织的问题上，他们不仅精力不够，且并不擅长，并且很多事情也不便他们亲自出面，这时他们就需要切实、灵活的专业代理人来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这样的代理人首先即是“商人保姆”。然而，无锡荣德生、程敬堂等工商巨子心目中的实业与地方的关系是互融互惠的，老板对员工的关系不是过度压迫和剥削的，而是一种“爱乡爱族、工农兼顾”的共生状态。因而，资本家的专业代理人最好还要有护民爱民之精神。

　　总之，能挺身而出向政府、执政党争取无锡之商、民之权利，促进无锡经济的社会的协调发展，这才是资本大家族的巨头们心目中所期望的“商民保姆”。

　　从清末民初，到国民政府，政府为了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源，为其政权服务，他们必然要以经济政策、法律法规，甚至以枪相逼等手段，对资本家本人、原料供应、货币流通、市场准入等与经济有关的多方面因素，加强“统治和合作，统管与合并”（简称“统合”），以达他们的政治目标。

　　1927年国民党主政后，政府对经济因素的“统合”与资本家对生产要素的“控产”是交织发展的。当然国民党更多的是表现为对资本家“控产”自由的打压。国民党在县市设立了地方政府及党部，解散商民协会，在中央则操纵了大型金融交通等企业。国民党政府、党部、官僚企业，都对民族资产阶级形成虎视眈眈，希望将手伸入荣氏集团等大民族资本企业。

　　比如1935年，申新系统除申三外“共亏200余万元”，4月底，申新各厂“全部资产总额为6200万元，全部负债总额为6500余万元，出现资负倒挂”。为脱困境，荣宗敬“函恳中国银行(601988,股吧)董事长宋子文”援助。1935年上半年，被资本家们称为“样样都要拿”的宋子文，对荣宗敬说：“申新这样困难，你不要管了，你家里每月2000元的开销，由我负担。”宗敬“不敢正面反对”，只能“由荣德生出面拒绝”，并以无锡申三厂来为上海申新做担保。虽然宋子文后来“迫于舆论”，以及中国银行“与上海银行有债权矛盾而敛手”。一系列波折后，上海荣家企业“虽得生存”，但资金“只能依靠中国、上海两银行垫款”，并组织财团监督企业，“经营管理权”已“落入财团之手”。

　　再如，1934年底荣氏申新七厂还不出“向汇丰银行借的200万银元押款”，汇丰不肯转期，但按中国法律，也“无权进行拍卖”。汇丰居然“蔑视法律”，无视上海地方法院出“布告假扣”申七财产的事实，在1935年春将申七拍卖给日商。国民政府与中央、上海两银行对此反欲趁火打劫，“中央银行乘机拟赎回申七，交棉业统制委员会处理”；对此全国厂商联合会发动“160余个同业公会成立救济会”，“号召会员与外商银行断绝往来”；“各报舆论，一致谴责汇丰的非法行为”。国民党政府“拗不过激昂的民意”，方才电令上海中央银行帮助申七先垫“付利息25万元”，最后汇丰慑于各界压力，“不得不取消拍卖，押款转期”。

　　由上可见，抗战之前，荣氏企业在官僚资本、外国资本的双重打压下，挫折重重，对“控产权”的抗争屡现危机。

　　与党国政府交锋的坎坷经历，让荣德生等民族资本家在失望之余，意识到在国民党的统治下，荣氏集团资产的“控产安全”随时会受到威胁，他们力抗外资之余，对党国政府的戒备心理也日渐滋生。荣氏为求“控产”之安全，一手是积极结盟能够保护自己的官员；另一手则精心经营无锡、上海的地方商会和同乡会，推出自身的政治代言人，如荣氏先是支持无锡商会会长钱孙卿，抗战后又推动申三总管薛明剑竞选国大代表，以此种种，联系地方势力，影响地方政治，徐图自保。

　　显然，一旦当政者对民族企业进行“释放和打压”之时，政商之间如果缺乏一个中间地带，尤其当政府的经济政策制定错误，一些高级官员恃强凌弱侵蚀民企时，这些恶劣影响势必都会直接落到工商业者头上，且没有缓冲和扭转的余地。

　　民国无锡商会的成长，以及擅长与政府打交道的钱孙卿的出现，正好成为党政势力与资本家族之间最好的缓冲地带，钱孙卿也当仁不让地成为地方大家族的“商民保姆”。

　　钱孙卿为各大家族看好

　　钱家“世居无锡，世代耕读，书礼传家”，是“杭州五代闽越钱武肃王之后”。辛亥革命后，1912年岁的钱孙卿被“选为无锡临时县议事会议员及参事会参事员”，这是他“闻邑政之始”。

　　当时，国民党以蒋哲卿为首“在无锡成立分部”，而“南通张謇为江苏分部部长的共和党”在无锡“亦设立支部”。薛氏家族的薛南溟为了不让国民党“独揽地方势力”，因而“与高映川、孙鹤卿、蔡缄三决定”，推出“年少气锐的钱孙卿当共和党无锡分部部长”，孙鹤卿、薛南溟等“城市地主资本家势力”，成为钱孙卿起步阶段的“主要社会基础”。高映川是钱孙卿的“外舅”，孙鹤卿是钱孙卿的表兄弟，都是无锡资本家中的“重要势力人物”。

　　1913年7月，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但无锡资产阶级反应冷淡，共和党支部长钱孙卿在报上公开致信县知事，请他“宜以保全地方为主，切勿轻易招兵；应整理地方，静候大局转机”，不久“二次革命”失败。但钱孙卿由此“初露政治头角”，他为地方和资产阶级带来了稳定和繁荣，符合资本家族的需要，同时，他处理复杂政商事务的睿智亦“为无锡社会上层各界所信服”。

　　1921年，钱孙卿曾经的对手蒋哲卿，为撤掉与薛南溟的“关系深切的钱孙卿”这支力量，就准备把钱孙卿“捧上去当议员（江苏省第三届）”。这让没有财力的钱孙卿“不费分文”当上省议员。当选后，荣德生则主动邀请钱孙卿“到南京”开会办事时，“常寓在他的下关茂新办事处”，这是无锡新兴的荣氏家族与钱孙卿的正式交往之始。

　　1924年，无锡最早开办纺织厂的杨氏家族的杨翰西为“与薛南溟争个高低”，策动人控告“薛南溟纵容属员贪污渎职。省里把控案发下查办。”薛南溟听到风声后，就“以老病辞去市（自治）公所总董职务”。而杨翰西为避免激化矛盾，自己不便出面取代薛南溟，换届时他“运动多数议员”，将他看中的钱孙卿选为总董，接替薛南溟掌管支配“地方公款公产”的大权，薛南溟事后看到是“同自己向有渊源的钱孙卿”接任总董，就“顺水推舟，表示支持”。“出乎意料”当选总董的钱孙卿由此正式涉入政界，并“结交了”无锡的另一“有力人物杨翰西”。

　　1925年1月初，在齐奉战争中战败的齐燮元军“溃败来锡”，军纪败坏，齐燮元“非但弹压无方，还要向地方勒借十万巨款”。当时去湖州避难的荣德生，半路“看城中火光烛天，心中悬悬不安”。而总董钱孙卿顾不上自家父亲的“永盛典”当铺被齐军“洗劫靡遗”，却忙于“组织临时自卫团筹城防”等事。为应付10万“索饷”，大年除夕夜，杨翰西、钱孙卿等无锡公团负责人冒着严寒去见齐燮元，“哀述锡人财力已尽”，得允齐氏同意“明日再说”，成功阻止了齐军入城骚扰，夜深回城时他们“缒城而入，举步泥泞，衣履尽湿”。后来为无锡“人民歌颂”道：“幸而（钱孙卿）先生和当时商团公会会长杨翰西君合力主持，城区和北塘赖以保全。先生策划应付，筹款善后，功不可没。”

　　出门避难的荣德生回锡后，发现家中“一无损失”，对主持保护地方的钱孙卿则更为赏识。

　　钱孙卿成功当选为省议员与市总董，表明他可依靠的“后台”不再局限于亲戚、共和党的老圈子，他已是无锡几派势力或大资本家着力争取的人才，其角色也开始由“代言人”转向“中间调和人”。而钱孙卿应付兵灾等动作，让他进一步得到工商精英的认可及信赖。在齐军围城中脱颖而出的钱孙卿与杨翰西“两位新锐”，于国民革命前夕渐有成为无锡“最主要的绅商领袖”之势。

　　1927年3月，“革命军北伐底定无锡”，商会按国民党党纲规定，改组为商民协会。为无锡精英与民众认可信任的钱孙卿，得到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机遇，他借用“典当业代表”的身份，成功的与陈湛如、蔡有容一起“被推为商民协会常务委员”。

　　1928年12月，无锡商会“依照商会法”得以恢复，旋即钱孙卿被商会“选为执行委员会主席”，并逐步掌握该会，连任会长，成为民国“代表无锡资产阶级集体的意志”的最有力的人物。

　　就与无锡各资本大家族的私人关系来说，从年代末到1949年，钱孙卿不仅与荣德生结为终身好友，也很重视与唐程、唐蔡集团的程敬堂、唐星海的“交好”。

　　由此可见，钱孙卿逐步为各大家族看好，及成为商会会长的过程，是与无锡工业现代化的过程紧密相连的，他与无锡资产阶级是共命运的，是“皮之不存，毛将附焉”的关系，所以，维护好无锡资本大家族的利益、创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地方营商环境，是钱孙卿社会身份和地位存在的天然要求。

　　1947年2月，无锡《人报》连载《无锡纵横谈》文章述及1930年代无锡经济极盛时期的历史说：“绅士阶级是以商会和城乡资产阶级为基本力量的。”而钱孙卿领导的县商会“在战前一向保持压倒一切民众团体的气概”，掌握着无锡的经济命脉。这亦表明，钱孙卿挟商会之力量与国民党当局讨价还价，其背后支持的巨大力量是无锡各大资本集团。

　　对国民党当局不公之处的抗争

　　无锡资本家族对企业独立且交织的投资结构和经营状况，各资本家族无论一致对外交际，或是减少当地企业间的内耗，都得有代表性的协会和领头人物出面进行操作，这促进了“无锡县商会”的发展，钱孙卿个人的重要性也随之上升，他不仅成为无锡资本家对外沟通政界、对内通力合作的重要桥梁，而且对政府当局对资本家的不公之处的抗争也日益凸显，进而成为资本大家族们须臾不可离开的“商民保姆”。

　　1927年5月，国民党占领上海后，强摊“上海纱业‘二五库券’50万元”，蒋介石为达目的，污蔑荣宗敬“甘心依附孙传芳”，命令“查封其财产”并“全国通缉”。初掌无锡商会的钱孙卿当仁不让，毫不惧怕挟北伐胜利之余威荣抵南京的蒋介石，他即以“无锡商民协会常委会”的名义，“致电南京为荣请命”，要求蒋介石撤回成命。虽然此事后经国民党中常委吴稚晖的疏通，“荣氏照购‘库券"，蒋才罢手。但钱孙卿以一县商会会长之普通身份，尽力抗争，其所做出的努力和胆气令资本家佩服。

　　1930年代初，为了增加国民政府的税收，江苏省主席陈果夫借用孙中山“平均地权”之说，提出在江苏城市“开征地价税”。1935年无锡“北塘、通运路一带地产价值”，每亩已“涨到几万元”，北大街一段“最高亩价达10万元”，如“按地价征税”，则会触及开办企业而使用大片城市土地的资本家与士绅的“切身利益”。读过法政学堂、重视“佐治官书”的钱孙卿研究此事后，认为此税违法，他指出“房捐系地方费，……应由县公开讨论”，以国民党之矛攻国民党之盾，而在刚过去的1934年，“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废除苛捐杂税为重要议题，并通过各省市设捐税监理委员会监督设施”，钱孙卿以“县商会名义，正式发表函电、出面反对”，以该年“苏省灾后地方难增负担，联合各县呈请缓解”，此电效果“为最有影响”。

　　另外，城区地主资本家在清风茶墅联合商量后，“派人到上海，在《新闻报》和《申报》上，各刊登一条‘反对开征地价税告全国同胞’的广告”，还直接找吴稚晖告状。陈果夫看了广告“大吃一惊”，觉得以钱孙卿为首的无锡“地方势力不好惹”，陈果夫“既不能屈服，也不好蛮干”，于是请和钱孙卿“容易说话”的蔡子平出面处理，最后“省政府同意暂缓开征地价税”。

　　抗战时期，钱孙卿“旅居上海，名义上不是会长，但在一定程度上仍居幕后指挥”。且钱孙卿以无锡商会为基础，广泛结交的苏南士绅。抗战后，钱孙卿的影响已经不限于无锡，当时“陆小波仍担任江苏省商会会长，庞甸材担任了国民党江苏省临参会议长，他们每遇大事疑难，都得问计取决于钱孙卿，然后采取一致行动”。国民党政府在如此情况下，在战后反而对“钱孙卿较前更为重视和利用”，省主席“王懋功和省党部主任葛建时、汪宝瑄等”对钱孙卿抱有两面的态度：一方面“力加排斥，但又无法弄掉他”，因为他确实“得到无锡地方势力”和“苏南一些主要工商业的势力人物的共同支持，一动他就会引起共同的联合反对”，另一方面，汪宝暄也承认，“这个老头子看来难说话，其实大有用处”。如果国民党实在要和钱孙卿打交道，只能“通过陆小波、庞甸才，无锡县党部、县政府等加以间接运用”。这都说明，钱孙卿的地位和影响力已经超过战前，“成为地方势力最大的代表人物”，也是无锡抗战后一些重要政商事务的背后操作人，其“商民保姆”的角色得到进一步的发挥。

　　“共同代理人”“商民保姆”的钱孙卿在无锡工商界的逐渐重要地位，进一步说明他存在的必要性，而其背后的支持力量——商会，作为维护资本家利益的“责任群体”，也是工商界各种关系互助互融、争取最大权益的共同平台。无锡商会在钱孙卿的领导下，对内调和协商、对外团结一致，以谋取自身和地方经济社会的协同发展，是无锡资本家群体整体上的一大特征。

　　“商民保姆”对民众的保护

　　钱孙卿对资本家的支持以及他对家乡老百姓(603883,股吧)的爱护，甘愿做他们的“保姆”，这一切的基本出发点就是“爱乡土”。抗战初期无锡沦陷，钱孙卿深知工商业是无锡的命脉，他视家乡的工厂如自己的珍宝。

　　1937年11月，日军攻入无锡，“先头部队不过百数十人”，“于城内外大肆烧抢”。钱孙卿躲避战火离开无锡后，听闻当时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驻屯溪，江苏省代省主席韩德勤驻江北，正指挥国军与日军在江苏境内作战，为保住“锡邑未毁各厂”，“诤民”钱孙卿“涕泪陈词”，托人转电国民党军事当局，强调尚存的工厂“是国家复兴命脉，厂商服从国家政策，未闻稍自爱惜”，那么政府“也应当体念战区的百姓，为战后的复兴计，为劫余的百姓计，务必严饬所在部队，非有军事必要，幸勿轻将工厂毁坏，并吁请择要保护工厂”。

　　当然，钱孙卿从负责商会事务开始，就一直将“民”和“商”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钱孙卿眼中的无锡的大资本家族也是无锡之“民”的一部分，而钱孙卿不遗余力地支持无锡大资本家，就是为了能够让无锡的普通人民从资本工厂的发展中，得到更多工作机会，获得更多的经济收入。人民收入增加，也就能够更好地为资本家开办的企业工作，劳资双方获得双赢，正是地方发展之最好的前提。

　　1927年，国民党改组商会成立商民协会。在钱孙卿等主持下，商民协会运作的第一年，就成功“调解了肉业、渔业、箔业因税务纠纷而罢市的问题”。钱孙卿等还在1928年月主动倡议“全省各县商民协会在锡举行联合会议，”并提出要“提高中小商人的地位与学识”，“避免劳资冲突，务使劳资双方合作”等希望。

　　钱孙卿所提出的减少劳资矛盾的行为，被荣德生、薛明剑、钱孙卿、程敬堂等资产阶级上层人物所注重和采纳，并奉行优容之道、设立劳工自治区等方法得到实施，为抗战前无锡的地方稳定、经济繁荣做出了贡献。

　　钱孙卿的价值取向

　　钱孙卿能上台主持商会，当然是绅商大佬不肯亲自担当，加之无锡党、绅、商势力杂乱无章斗争的平衡产物。但这还与无锡“官绅”与“新兴民族工业”两种资本家的角力结果有关。

　　1927年，钱孙卿虽系“官绅”杨薛间斗争的偶然因素，由杨翰西出力推上台任商会会长，同时“确实是得到荣德生”及蔡缄三等纱厂业资本家的共同支持，但他并非是支持者手中的“牵线木偶”，其所作所选是有内在原则和价值标准的。

　　钱孙卿的性格是坚决“不做军阀走狗，不跟政客尾巴”，却“未敢稍诬民意”，视“地方利害”与“今日之人民”的利益为“当年（少年）之父师”。处理工商界事务时，钱孙卿凡事学贾谊所论“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认清事理”而不“随俗浮沉”。基于这些做人理念和价值取向，钱孙卿出任共同代言人的目的是为地方谋利益，而非卷入官绅内斗，夺得私人权势，他希望以此服务好工商界，实现无锡“社会跃进，庶几及见太平”。

　　钱孙卿在年与荣德生正式交往后，即已注意到了无锡的时代进步：“新兴”资本家的经济实力正在超过“官绅”资本家。1927年后，对于整个无锡工商界，钱孙卿更侧重于代表荣氏等“新兴工业资本家”的势力，认同他们看淡权势专心一致做工业、发展民族工业以富强地方经济、出资谋划建设以造福乡梓百姓的人生理念，这与他以地方利害与人民利益为父师的价值观是完全一致的。自1930－1949年，钱孙卿能蝉联会长，也因得到荣德生、蔡缄三、唐星海等“新兴民族工业”资本家的支持。

　　钱孙卿主持商会后，一贯抱着做好“商民保姆”以服务地方的理念，这与他愿意做资本家的“共同的代言人”其实并不矛盾，在他看来：都是为了无锡的发展与繁荣。作为商会会长，他不仅“衡事精当，有过人之见”，能以“不怕死的精神”维护工商事业，且“洁己奉公”，坚持“牺牲一己为着地方福利和人民服务”，从而“获得多数商人或民众的信仰和拥护”。

　　1931年5月，钱孙卿在南京参加国民代表会议，“蒋介石曾亲自召见江苏省的4个商会会长陆小波（镇江）、钱孙卿等，并赐给特字号国民党党员证，吸收入党、加以拉拢。”陈果夫为发展国民党党部的势力，示意钱孙卿要“支持县党部和省党部派到无锡的人员”，但钱孙卿不吃“这一套”，“依然单纯代表无锡地方势力的利益，与陈果夫所派党官发生矛盾。”

　　以上都让荣德生等新兴工业资本家对钱氏看法一向良好，更何况双方有繁荣地方、发展工商的联盟基础。事实上，钱孙卿上台后，很快得到了荣德生、程敬堂等新兴民族大工业资本家力量的“襄助”，让无锡商会进入全盛时代。

　　钱孙卿的出现和存在，是特殊的时代塑造了钱孙卿这种“商民保姆”式的人物，但钱孙卿这类人物又何尝不是那个时代的塑造者呢。

　　“保姆”精神仍不可缺

　　钱孙卿能得到无锡“商民”信任，与他将公私之界限划分的很好有关。钱氏对生活的物质享受追求很少，日常“他无所嗜，以啜茗读书自遣”，他“对儿子管得很紧”，解放后，已任无锡市副市长的钱钟汉在“他面前不敢吸烟”，他的子女做人和学业都较成功，无锡人称赞为“子弟齐茁挺秀”。

　　钱孙卿能雄踞地方20余年，得益于钱孙卿所坚持的“不变”——做好“商民保姆”、保护地方利益；同时又能灵活地顺应无锡经济发展的历史潮流，逐步“变迁”所依靠的“后台”人物，让他始终立于潮头。但钱孙卿的“变迁”并非“突变”，而是首要获得他内心最认同的新兴资本家的支持，同时又不放弃其他人物最广泛的支持，以更好地服务地方。钱孙卿“交了新朋友”，也不会“忘记老朋友”，但做朋友、能合作的前提是：有益地方发展、“事以保民为要”。

　　1978年改革开放后，随着“红色资本家”荣毅仁被重新启用主持大型国有企业，中央开始了经济改革的步伐，私营工商业也迎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认为，对过去历史的"理解’一词既包含着困难，又孕育着希望”。确实，不同时代对“资本家”有不同的理解，30余年来，中国民营企业经历了从邓小平对傻子瓜子年广久“雇佣8个工人即剥削”的宽容，到任正非在华为集团推行“员工持股”的过程。大批新一代“实业家”正在崛起，一些民营企业已在国际上富有竞争力。

　　但是，国家在绘制新的经济蓝图时，对新民营实业家之“统合”却依然存在。这种统合之中产生的张力，还是需要钱孙卿这样的“商民保姆”来多加沟通。好在这种“统合”已经突破过去的一边倒的困难，正在不断塑造“孕育着希望”的理解。如果这样的“理解”能够更深入、更符合经济规律，那么对于未来中国的发展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

　　如果“理解”的趋势是放宽曾经对资本家的“统合”，正如吴敬琏教授所说，不是沿着强化“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而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那么，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就必然如60余年前荣毅仁所期望的，将会有很大的“光明前途”，也将会诞生更多的类似钱孙卿这样的经济“保姆”。

　　周孜正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山大学中国家族企业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