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寅初的平反莫名其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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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真相：馬寅初的《新人口論》是在聽了毛主席演講之後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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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從未批評馬寅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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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黨和政府沒有批判馬寅

初，康生、陳伯達也沒有插手過批判活動。除了北京大學的大字報和辯論會以外，公開發表的批判文章也主要限於民主黨派和學術界的一些報刊。從中央到地方黨委主辦的機關報刊則基本上沒有參與和介入批判活動，表現了共產黨對馬寅初這一類有政治身份的民主人士所具有的政治原則。

梁中堂：《馬寅初事件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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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馬寅初是一位經濟學家。馬寅初在新中國之初擔任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除了積極完成黨和政府給自己安排的諸多行政職務工作外，還寫了許多文章，宣傳黨的方針政策。馬寅初身為舊知識分子和新中國的中央政府委員的雙重身份使其能夠以北京大學為平台把毛澤東的改造知識分子的運動順利地推向全國，為實現黨的知識分子改造政策作出了貢獻。馬寅初是在黨和毛澤東改變對節制生育問題的認識和提出計劃生育的主張之後，才有了人口問題的發言和“新人口論”的。1958年和1959年先後由《光明日報》、《新建設》雜誌掀起的兩次對馬寅初的批判，都是在北京大學“雙反”運動和學術界“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背景下進行的。馬寅初的代表作《我的經濟理論哲學思想和政治立場》一書，始終都是被批判的重點。馬寅初並非因人口論罹禍，那些批判人口問題的文章也主要是從中尋找其所體現的經濟理論、哲學思想和政治立場的。黨和政府沒有批判馬寅初，康生、陳伯達也與批判活動沒有關係。相反，從中央到地方黨委主辦的機關報和理論期刊基本上都沒有參與批判活動的事實說明，黨對馬寅初是有政治擔當的。據此，馬寅初敢於向民主黨派主辦的《光明日報》叫板，要與其領導楊明軒、陳此生戰鬥到底，決不投降。馬寅初是在北京大學校辦秘書的揭發後血壓陡升而退出戰場的。馬寅初作為舊知識分子被批判的命運可說是在劫難逃。但是，因為黨和政府的保護，馬寅初僅只受到群眾的批判，其待遇卻沒有受影響。

    【作者簡介】梁中堂（1948-），男，山西永濟人，上海市社會科學院經濟所研究員，上海200020

    馬寅初乃百歲老人。該以成人之軀，歷經晚清、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三朝，難免一些傳奇故事。但是，在馬寅初生命的最後幾年，社會戲劇性地把其演繹成“中國共產黨難得的真摯的諍友”，早於黨和政府提出控制人口和計劃生育的主張，先有毛澤東接受馬寅初的建議，後又有陳伯達、康生等“策劃鼓動下”對其進行的批判，而馬寅初又宛如“超人”，不僅高瞻遠矚，認識超過了中國共產黨，並且難能可貴之處在於其不畏強暴，“敢于堅持自己認定的真理”，“孤軍作戰”，等等。①但是，歷史卻不是這樣的。

    一、馬寅初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政治地位和作用

    了解馬寅初20世紀50年代的政治地位和在我國政治生活中曾起到的歷史作用，是理解馬寅初在新中國的歷史命運的樞紐。

    馬寅初是1949年2月由地下黨安排經香港北上參加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民主人士之一。②1949年3月，馬寅初剛到達北平，即被中共中央安排為參加世界和平大會的中國代表團副團長。③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和現在的政協性質有很大的不同，它行使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制定並通過起到臨時憲法作用的《共同綱領》，決定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並組織中央人民政府等重大事項。馬寅初以政協籌備會成員的身份被推選為會議主席團成員、主席團常務委員。④9月25日，馬寅初參加了毛澤東和周恩來在中南海豐澤園召集的關於協商國旗、國歌等問題的會議。⑤9月30日，馬寅初當選為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⑥特別重要的是，馬寅初是由第一屆全國政協選舉產生的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⑦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向全世界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馬寅初就站在毛澤東的右側稍後一點的位置上。⑧1953年2月，馬寅初與林伯渠、鄧小平等被第一屆全國政協增選為常務委員。⑨1954年當選為第二屆全國政協常委，⑩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11）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不算許多社會兼職，馬寅初還擔任以陳云為主任的中央人民政府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12）以饒漱石為主任的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任、（13）浙江大學校長。（14）那時的國家政治架構和現在有很大的差別。毛澤東所領導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既是國家最高權力的行政機關，也是最高立法機構。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婚姻法》就是經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實施的。在包括主席、副主席在內的中央政府委員中，有許多因身兼地方黨政領導職務等原因，有許多人事實上無法參加中央政府會議。但是，馬寅初是經常參加由毛澤東或劉少奇主持的中央人民政府工作會議的政府委員。僅現在可以查到的，馬寅初曾經參加了由毛澤東主持的中央人民政府首次會議、第3、7、8、10、11、12、14、15、16、17、18、19、24、29次會議。（15）這些會議的時間分布於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會議到1954年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之前，說明馬寅初是實實在在地履行中央政府委員職權的。此外，馬寅初還經常參加毛澤東召開的其他一些小型的會議。譬如，1952年元旦，毛澤東舉行新年團拜會之前有10多位民主人士被請在中南海頤年堂聚會，馬寅初即屬被邀之列。（16）

    1954年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國務院為中央人民政府。但是，毛澤東以國家主席身份召集的最高國務會議實際上是決定國家重大事務的國務活動。馬寅初期間擔任全國人大常委，仍然經常參加由毛澤東主持的最高國務會議。現在可以查到的，僅1957年2月到1958年1月，曾分別參加了毛澤東主持的第10、11、12和14次最高國務會議。（17）另外，馬寅初還經常以無黨派民主人士身份參加毛澤東主持的中國共產黨重要會議和其他方式的座談會。1956年9月15—27日，馬寅初受到特別邀請，列席了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18）國家本來就是以層級架構組成的，那時的馬寅初就被放置在最頂層。同時，因為那時的毛澤東已被神話，能經常被毛澤東邀請參加毛澤東主持的會議，無形中馬寅初也被光環籠罩。

    事實上，黨和政府也十分重視馬寅初，對其生活待遇也倍加關懷。1949年下半年，馬寅初同時擔任浙江大學校長和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在杭州和上海兩地辦公，兩地都配備有住所。12月8日，周恩來指示陳雲代其給華東軍政委員會起草電文，“馬寅初現僅拿浙江大學校長薪水，不夠生活開支。請研究可否酌量發給一部分津貼或辦公費。”（19）新中國成立之初國家實行供給制，馬寅初即配有秘書、警衛、廚師，獨家住院和與毛澤東、宋慶齡等領導人相同的吉姆車。1955年國家實行工資制度，國家主席、副主席為一級，全國人大委員長、副委員長，國務院總理、副總理為一級至三級，各部部長和各委員會主任列為四級至五級，全國人大委員會常務委員列為五級，省、市長列為七級至九級。此時，馬寅初已擔任全國人大常委，仍被定為行政三級，在全國人大委員長、副委員長，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同一級別上。（20）如果了解到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人在這次套改中也只定為二級，就可以想象到馬寅初的行政三級在那個時代的具體地位了。

    馬寅初既是接受西方文化的知識分子，同時又是一位傳統的文化人。早在地下黨通知他經香港赴解放區參加新政協的時候，他就說：“我不能無功受祿啊！”（21）黨和政府給了馬寅初這樣高的政治地位，馬寅初自己也一直積極為黨和政府工作。期間，除了履行所擔任的許多行政職務方面的工作以外，馬寅初還經常以經濟學家的身份對黨和政府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加以解釋和宣傳，具體內容從1949年第一次政治協商的《共同綱領》到1958年的大躍進，大到黨和政府提出的政治路線和各項方針、政策，小到國家發行公債、制訂預算之類的政府實際工作，都會有相關文章發表。馬寅初是新中國成立後為數不多的可以經常在《人民日報》、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等中央媒體上發表論著的經濟學家之一。此外，為了跟上時代的步伐，50年代初期，馬寅初積極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斯大林著作，學習唯物辯證法，學習俄語。1958年2月，馬寅初密切聯繫現實問題出版了自己的長篇論文《我的經濟理論哲學思想和政治立場》。（22）該書還收錄了從1955年起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2篇討論綜合平衡和按比例發展規律的文章、“新人口論”，以及“我國資本主義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等文章。馬寅初在該書的書名中用直白的語言表達了自己用經濟理論解釋黨和政府的路線、方針和政策，表白自己已經轉變的哲學世界觀和所持的擁護共產黨、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政治立場。馬寅初很重視這本書，把其當作自己在有關社會主義經濟論著方面的代表作。1958年1月，馬寅初在該書付印前還特意題寫了“敬以此書作為北京大學六十周年紀念的獻禮”，放在扉頁後面。只是生不逢時，正好趕上1958年的“雙反”運動，為群眾批判他提供了一個難得的靶子。這都是後話。

    論及上個世紀50年代馬寅初的作用，有一件不太為人所知但貢獻頗大的事情，那就是為黨和毛澤東改造知識分子的想法找到了一個具體的實現形式，配合黨和政府把改造知識分子的運動順利地推向了全國。關於這個問題，《毛澤東傳》和《周恩來年譜》都有記述。《毛澤東傳》是這樣說的：

    一九五一年九月，北京大學馬寅初等十二位著名教授，響應中國共產黨的號召，發起北大教員政治學習運動。他們還邀請周恩來到北京大學作報告。周恩來得到邀請，向教育部建議，於九月二十九日召開了北京、天津高校教師學習會。周恩來在會上作了《關於知識分子改造問題》的報告。這以後，一場知識分子改造運動廣泛地開展起來，首先在北京、天津兩市，隨後又發展到全國，先是高校，以後推廣到各界知識分子。（23）

    50年代初期，黨和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一個基本認識是沒有大批的知識分子的參加是無法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但是，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不經過改造就不能為社會主義服務。1950年6月，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三中全會上就提出：

    有步驟地謹慎地進行舊有學校教育事業和舊有社會文化事業的改革工作，爭取一切愛國的知識分子為人民服務。在這個問題上，拖延時間不願改革的思想是不對的，過於性急、企圖用粗暴方法進行改革的思想也是不對的。（24）

    10多天之後，在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上，毛澤東又把這個問題提到集中代表舊知識分子的各個民主黨派和著名的無黨派民主人士面前。毛澤東在講話中說，全中國的一切人們、一切黨派，都要過好社會主義的一關，“在全國範圍內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那一關”。（25）不過，在毛澤東的心目中，知識分子改造則是中國民主改革和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先決條件。為此，毛澤東還說：“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種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面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26）

    毛澤東提出知識分子改造問題以後，卻遲遲未能實行。從客觀上來說，抗美援朝、土地改革，以及其他許多在新中國剛剛成立後都需要做的工作。但是，從具體的工作條件來分析，是因為如何改造知識分子和知識分子如何接受改造，以及通過一種什麼樣的方式去進行，都未能夠落實，而解決這一系列具體問題和啟動這一項工作的是馬寅初。

    馬寅初是1951年6月1日就任北京大學校長的。8月，馬寅初就組織了北京大學職員利用暑假進行政治學習的活動。（27）8月22日，周恩來在一次講話中說：

    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在過去不是受着封建思想的束縛，就是受着帝國主義奴化思想的侵蝕；現在，要為新中國服務，為人民服務，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28）

    北京大學副校長湯用彤等聽取了周恩來的報告，響應號召，發起政治學習和思想改造的活動。

    9月3日，馬寅初利用參加中央人民政府第12次會議的機會，向周恩來匯報了北京大學教授們自發學習活動，邀請周恩來作學習報告予以輔導。（29）7日，馬寅初又致函表達了敦請毛澤東等黨和政府領導人輔導講課的願望。（30）9日，周恩來致信毛澤東和劉少奇等，報告馬寅初邀請中共中央負責人為北大教師學習會作報告，以推動思想改造為目的的學習運動。（31）11日，毛澤東批示說：“這種學習很好，可請幾個同志去講演。”（32）周恩來將毛的批示批轉給教育部，並決定組織北京、天津兩地20多所高校教師參加學習運動。

    9月29日，周恩來在中南海懷仁堂為京津高校3000多名教師（其中北京大學教師和幹部400人）作了《關於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的報告。周恩來說，北京大學教師學習會和馬校長要我給他們作報告，我想既然給北大講，也就應該給別的大學講，因此，我同教育部商量，這個報告會就以北京大學為主，把北京、天津其他大學的教師和同學代表也請來了。這次報告會後，首先從北京大學開始的知識分子學習和改造運動迅速推廣到全國各個高校、中小學、文化界和醫療衛生等等知識分子相對集中的所有領域。1951年年底，黨中央和毛澤東又在全國黨政機關工作人員中開展“三反”、“五反”運動，高校和科學研究、文化機構中的政治學習和思想改造運動又與全國的“三反”、“五反”運動，以及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工作合併進行。一個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脫褲子割尾巴”和“洗澡”的思想改造運動在全國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到1952年秋季運動結束的時候，全國高校教職員的91%，大學生的80%，中學教師的75%，都參加了學習。（33）

    由於這一時期留下來的知識分子學習、改造運動的記錄不是很多，現在的人們很難理解那一代知識分子所經歷的痛苦和折磨。北京大學化學系教授傅鷹曾這樣談到那次運動，他說：

    現在說話雖然已無殺頭的危險，甚至也無失業的危險，但沒有把握不再來個三反。運動來了……那些年輕的黨員、團員，他們在大會上大罵你一通，罵你三分混蛋，你承認五分混蛋，這才鼓掌通過。（34）

    據氣象學家、中科院副院長竺可楨在日記中記述，中國近代物理學奠基人、北京大學教授饒毓泰，在運動中因受刺激“神經失常”，“其眼直視無睹，不能認人”，而“校中自馬寅初、湯錫予（湯用彤）起直至學生，無一寄與同情”。中國科學院副院長、著名物理學家吳有訓，“因思想改造，幾次欲懸梁自盡，已出外購得一繩子”。幸虧吳太太自上海來京探視，“乃得將全盤心事講出”，才免去一場悲劇。竺可楨在思想改造中精神瀕於崩潰，以致寫下這樣的話：

    年來我講話常不能符合實際，因此引起人之批評。自維年衰力薄，真同走屍，雖為活人而腦筋實已僵化。既無記憶力，又不能有活潑潑的想象力。做事不能深思熟慮，無高見遠矚之能力，以致動輒得咎。坐領乾薪，竊居高位，與人民、社會可稱無絲毫之好處。雖辛辛苦苦，一天復一天，有何用處？（35）

    馬寅初在這次運動中同時兼任“京津高等學校教師學習會北大分會”主任、“北京大學節約檢查委員會”主任、“京津高等學校院系調整北京大學籌備委員會”主任，以及運動中臨時成立的“北京大學人民法庭”審判長等職，領導運動。馬寅初在運動中幫助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周炳琳正確對待思想改造的事例，曾獲得毛澤東的肯定。（36）另外，有些著名教授的檢討無法得到系裡群眾的通過往往會上升到召開全校群眾大會幫助，有時就要由馬校長主持。文學院群眾不滿意朱光潛的檢查，1952年4月9日升級在全校師生大會上作第三次檢討。10日，繼續召開全校師生大會，又有14位師生代表批判發言。馬寅初在講話中說：“朱先生檢討有進步，但還需要繼續反省，加緊改造，根據群眾意見，徹底批判自己的思想，批判資產階級思想，樹立工人階級思想在北大的領導權。”據統計，北京大學參加學習的教員和幹部3 387人，交代一般性問題758人，交代反動社會關係1 239人，一般性政治問題940人，重大政治問題91人，共計3 028人交待了各類問題，占總人數的89.4%。其中2 448人已作了結論，580人未作結論。（37）

    二、馬寅初獲悉黨的領導人轉變態度後重提節育主張

    在舊中國，有許多老知識分子都是主張節制生育的。但是，因為普遍的認識把馬爾薩斯歸結到主張節制生育的學說一邊，而馬克思又是對馬爾薩斯持嚴厲的批判態度，所以，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是否定節制生育的。新中國建立前後，共產黨曾經發動了一次對美國政府所持有的馬爾薩斯主義和唯心歷史觀的批判，（38）再加上政府沿襲限制人工流產的法規，（39）在1949年到1952年，各個報刊都是把節制生育當作帝國主義“和平的殺人”，（40）甚至有的醫學教材中有關於節制生育的內容也會被當作馬爾薩斯主義批判。（41）在這樣的背景下，新中國成立前那些曾經主張節制生育的專家、學者，甚至連醫務人員也都不再宣傳節制生育了。

    但是，把避孕、節育行為當作馬爾薩斯主義的意識形態和有關國家制度與隨着這一時期大規模工業化進城的年輕人的生活產生了巨大衝突，特別是青年婦女頻繁的生育與新的社會化生活方式發生矛盾。所以，不久之後，黨和國家領導人對於群眾避孕和節育的態度就發生了轉變。從1953年8月起，擔任政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就一再指示衛生部改正限制避孕和節育的政策。（42）1954年2月，周恩來在政務院的一次會議上說，目前提出避孕問題是可以的，只是不要寫在決議上。（43）檢索《人民日報》，1949年-1952年，每年都有幾篇把節制生育當作馬爾薩斯主義進行批判的文章。而1953年和1954年，有兩年不再有節制生育這個詞彙，即不再把節制生育當作馬爾薩斯主義批判，應該是體現了期間中央的態度。1954年12月，劉少奇召開國家機關節制生育問題座談會，明確提出：“現在我們要肯定一點，黨是贊成節育的。”（44）會後，中央又在衛生部的報告上批示說：

    節制生育是關係廣大人民生活的一項重大政策性的問題。在當前的歷史條件下，為了國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我們黨是贊成適當地節制生育的。各地黨委應在幹部和人民群眾中（少數民族地區除外），適當地宣傳黨的這項政策，使人民群眾對節制生育問題有一個正確的認識。（45）

    根據中央3月份明確的批示精神，衛生部在該年5月就開始舉辦機關幹部避孕知識講座宣傳節育知識，安排避孕藥具的銷售工作。（46）公開出版的《避孕常識》，當年就銷售了102萬冊。（47）衛生部、商業部和輕工部等也改變禁止生產和銷售避孕藥械的做法，開始在江蘇省生產外用避孕藥，廣州第十一橡膠廠引進了一套日本避孕套生產設備開始自動化生產，天津製藥廠成功生產外用避孕藥栓。（48）

    也就是在黨中央對於節育問題已經有了明確的轉變，但規定暫不登報宣傳的時候，（49）邵力子和馬寅初先後在公開場合表明了節制生育的主張。邵力子是國民黨元老，共產黨的老朋友，曾參加第一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時任以周恩來為總理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務委員會委員。（50）邵力子早年就主張節制生育，為此寫了許多文章。（51）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國婦女節制會總部由上海遷到北京，邵力子的夫人傅學文即擔任北京市婦女節制會的負責人。（52）1954年9月，邵力子在全國人大會議上以學習憲法的名義談論避孕問題。（53）然而，不少文章據此把邵力子當作新中國最早提出節制生育的人，是不確實的。且不說周恩來在半年前的政務院的會議上已經有過節制生育的話，按照周恩來在一次會議上的說法，節制生育“這個問題的發明權本來是鄧小平同志的，後來邵力子先生在人民代表大會上講了”。（54）因為邵力子和鄧小平都是政務院政務委員會成員，周恩來的話應該是有依據的。如果熟悉毛澤東時代黨內生活的原則，就能夠進一步認識到，如果沒有毛澤東的明確意見，這一涉及黨的指導思想以及一系列重大政策的人口問題的態度轉變，不僅尚未進入政治局的鄧小平不會有那樣的觀點，就連劉少奇也不敢貿然召開國家機關節制生育座談會。（55）

    我們現在還沒有直接的證據證明馬寅初也在這個時期獲悉了黨對節制生育問題的認識，但是，馬寅初談論人口比邵力子晚了將近一年。在此期間，中央和衛生部已經有不少關於開展節育工作的文件。並且，大學是衛生部門宣傳避孕和節育方法的重點，作為北京大學校長的馬寅初應該對此有所了解或所聞。何況，馬寅初作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在正式和非正式場合會有許多機會了解到黨的領導人對這一問題發表的意見。解放前，馬寅初就主張節制生育。（56）1949年以後，馬寅初也一度不再提這方面的主張了。1955年7月，馬寅初在全國人大會議上第一次公開談論人口問題，遇到不少代表的反對。（57）近年出版的宋雲彬和竺可楨的日記中，分別記述了一些經過。宋雲彬，中國近代著名文化人，參加了第一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時任浙江省作家協會主席，本次人大會議浙江小組副組長。竺可楨在民國時期曾長期擔任浙江大學校長，參加了第一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時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按照竺可楨7月4日的記述，在第一天小組會議上，浙江省的幾位代表發言談到人口問題而引起馬寅初和竺可楨的注意。（58）爭議是從12日開始的，宋雲彬在日記中寫到：“下午，浙江小組討論五年計劃，邵力子、馬寅初強調中國人口過剩，余起而駁之。”（59）竺可楨這天的記述更詳細一些：

    ……下午3點至全國委員會，開浙江省小組會議討論五年計劃。沙文漢、楊思一主席。邵力子提出了以限制生育減少人口，提出辯論……此點引起宋雲彬、李士豪的反對。馬寅初和我均贊同邵說，寅初擬在報上發表文章。一場熱烈爭論歸結到農業生產問題上。

    文中的沙文漢，時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統戰部部長、浙江省省長，曾參加第一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本次人大會議浙江小組組長。楊思一，浙江省委常委、副省長，本次人大會議浙江小組副組長。李世豪，時任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執委、浙江省主委，第一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代表。從宋雲彬和竺可楨的日記來看，爭議是由邵力子的限制生育以減少人口的發言引起宋雲彬等人的反對開始的，而馬寅初和竺可楨站在邵力子一邊。在13日小組會議上，因馬寅初、邵力子再談人口問題，宋雲彬“兩次起立發言，問此種論點與馬爾塞斯有何不同之處，則皆啞然無言”。14日，宋雲彬主持會議，一開始就聲明說，昨天兩次發言，是因為邵力子、馬寅初的發言不自覺陷入馬爾薩斯主義泥潭，所以好心相勸。沙文漢遞一紙條給宋雲彬說：“你說他們重複了馬爾塞斯人口論原沒有說錯，只是說得太早一點，容易阻礙辯論的展開。”15日，宋雲彬繼續主持小組會議，張琴秋等表示不同意邵力子和馬寅初的觀點。張琴秋，紅軍著名女將軍，第一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代表，時任紡織工業部副部長。19日，小組會議繼續討論五年計劃，“邵力子、馬寅初等又大談人口問題，爭吵甚烈”。25日，沙文漢主持小組會議，宣布不再討論人口問題，爭論方算結束。

    另外，與小組會議上的有關爭論同時，還發生一起制止馬寅初以會議發言形式在報上發表文章的事件。13日下午，馬寅初將準備見報的發言稿清樣送請浙江大學副校長王國松看。宋雲彬認為，“其內容謂目前興修水利、開荒等等皆非根本辦法，根本辦法在限制人口，滿紙荒唐言，不僅貽笑大方，且將為帝國主義及反動派據為口實”。沙文漢看後，“大為驚詫”。經宋雲彬、沙文漢和王國松商議，由王找竺可楨共同勸阻，馬寅初同意提出具體意見後再作修改。14日上午，沙文漢、宋雲彬、王國松和竺可楨一起討論。沙文漢認為此文是“絕對的反動的馬爾薩斯人口論的復現，和政府五年計劃要積極增加生產背道而馳”，建議馬寅初改講預算問題，而竺可楨則主張“把主題從限制人口改為促進科學技術”。竺可楨還未來得及將意見轉達給馬寅初，就有電話說他已經決定把稿子撤回。

    根據宋雲彬和竺可楨當時的記述，有幾個方面與馬寅初後來的敘述有所不同。第一，浙江小組關於人口問題的發言和爭論是由浙江省的同志發言引起的，而不是馬寅初會前寫好的提案在會議上討論而發生爭議的。第二，會上幾次的爭論都是由邵力子先發言，馬寅初和竺可楨附和或支持，而不是首先由馬寅初提出來，邵力子等附和與支持的。第三，會上沒有發生所謂馬寅初提交提案的事情，會議第10天出現過一份準備在報上發表的馬寅初發言。

    分析這次事件，首先，爭論主要發生在全國人大代表浙江小組中那些參加過1949年第一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那些代表之間，鑑於沙文漢常常持調和態度和宋雲彬處處主動出擊的表現，兩方面的主要當事人都是民主人士。其次，分析爭論雙方的人員構成，堅持節制生育的邵力子和馬寅初身處高層，應該說已經獲悉了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主張，而持反對意見的代表則相對處在國家機關較低一級的層次上，雙方的爭論實際上反映了中央政策尚未曾向下貫徹時的一種狀態。第三，也許進一步了解參加那次爭論的主要當事人後來的政治命運可以幫助我們深刻認識那個時期的批判和一些爭論的性質。根據宋雲彬和竺可楨日記記載的那次爭論中持反方意見的宋雲彬、李世豪、沙文漢、楊思一、馮雪峰等5人，兩年後都被劃為右派分子，其中幾位共產黨黨員沙文漢、楊思一還被打成“反黨集團”，楊思一死於1957年反右中，沙文漢死於60年代初。共產黨員張琴秋，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致死。反方中還有一位周建人，也參加了第一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時任民建浙江省委主委、副省長，他參加共產黨的身份當時尚未公開。周在新中國未遇風險，職務一直做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位置上，顯然是因為魯迅弟弟這一層原因。與反方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正方陣營中的邵力子、馬寅初和竺可楨三人，全都得以善終。

    三、馬寅初的中南海發言和《新人口論》都是毛澤東“講話”以後的產物

    1956年，黨和政府關於節制生育的主張已經明朗化。特別是在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周恩來的報告中兩次講到“提倡節制生育”，（60）第一次向社會表達黨中央和中央政府對待節制生育的支持態度。與此同時，報刊也開始公開宣傳。（61）國家還把生產避孕藥械列入了生產計劃，每年拿一千萬元，用一千噸橡膠，生產避孕套，免費向群眾提供。（62）在遼寧省、黑龍江省等地還成立了節育工作領導小組。（63）據統計，1956年，北京市醫療衛生部門設置的避孕藥具銷售點達到648處。（64）該年10月，青海省西寧市舉辦兩次節育、避孕知識展覽，參觀者27 500人次，印發宣傳材料5 000多冊，舉辦講座4次。青海省醫藥公司在該年出售避孕套76 233個，避孕帽2 141個，避孕拴2 252盒，避孕膏3 372支。（65）

    不過，在中國，社會真正改變對節制生育問題的認識，提出並接受計劃生育這一新概念，還是毛澤東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以後。這次最高國務會議實際是為毛澤東發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講話而特意召開的，參加會議的有黨和國家有關方面的高級領導幹部、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社會各界著名人士計1 800多人。在講話中，有一段關於計劃生育的話。毛澤東說：

    我們這個國家有這麼多的人，這一點是世界各國都沒有的。它有這麼多的人，六億人口！這裡頭要提倡節育，少生一點就好了。要有計劃地生產。我看人類自己最不會管理自己。對於工廠的生產，生產布匹，生產桌椅板凳，生產鋼鐵，他有計劃。對於生產人類自己就是沒有計劃，就是無政府主義，無政府，無組織，無紀律。（毛主席這個話引起全場大笑）這個政府可能要設一個部門，設一個計劃生育部好不好？（又是一陣大笑）或者設一個委員會吧，節育委員會，作為政府的機關。人民團體也可以組織一個，組織個人民團體來提倡。因為要解決一些技術問題，設一個部門，要撥一筆經費，要想辦法，要做宣傳。（66）

    3月1日下午，會議安排了包括馬寅初在內的16位民主人士發言。馬寅初說：

    我聽了兩次毛主席的談話，他對中國人口問題有深刻的了解，也有很正確的地方，他主張我們中國人口控制在六億左右。

    兩年前，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我在浙江小組提出了我國的人口問題。為什麼提出這個問題呢？我兩次視察，沒有到別的地方去，只到了浙江。浙江的代表性的鄉村我都去了，好的、壞的、中等的都去過。每次去的時候，我就問他們有多少人？去年一年生了多少，死了多少？大概一年增加百分之三，也有一年增加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七的，一年增加這麼多。到處看到小孩，我想不得了。到了上海，弄堂里也到處都是小孩，洋車都進不去。這個問題怎麼辦？所以回來以後寫了個提案，但在浙江小組裡一討論，贊成我的除邵力子先生外，還有幾位科學家，有科學院副院長竺可楨，另有科學家趙忠堯、王國松、顧功敘。不贊成的很多，他們認為這個問題不要討論，為什麼不討論？說是蘇聯沒有討論，所以中國也就不討論，徹底的教條主義，十二萬分的教條主義。蘇聯與我們不同，蘇聯是地多人少，只有兩億人口，可以不談，我們卻有很大的問題，人口這樣多，多於蘇聯三倍，不能不談。但因為反對的人多，我自動收回。不料兩年後的今天，我們的最高領袖毛主席對人口問題有同樣的看法，這是一件可喜的事，他所見所聞遠比我廣，得出的結論一定更正確，因此我對毛主席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如按百分之三的增長率來算，中國六億人口，十年後有八億一千萬，十五年後有九億三千萬，五十年後多少？嚇死人！二十六億一千九百萬，那是不得了！那有好幾個問題要發生了，第一教育，現在我們就有五六萬人不能升大學，還要房子，老師也來不及。五十年後二十六億人口吃的東西怎麼辦？上山去開荒？向外發展嘛！那就不能和平共處，我想政治界人士對和平共處也要想想這個問題，要看到五十年以後怎麼樣？因此正如毛主席所說的要控制在六億人口左右，盡一切力量來發展科學，倘若人口增長與科學發展同步進行，那是不行的，一定要說科學進步超過人口的增長，那麼人民生活水平、物質水平、文化水平才能提高。這個問題要請科學家們努力。蘇聯大概有二十二萬人研究科學，都是一面在校培養學生，一面從事研究工作。科學家一定要與年輕人在一起才能年輕，我不是在拉科學家，而是說教學與研究應該一致，研究出來了就告訴學生。我同意邵力子先生的避孕方法，不過我要提出一些意見，當然農村女人封建思想很多，卻要多子多孫，五世其昌，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避孕工具太貴，要一塊多錢，而且套子一弄就破，為什麼要這麼貴，而且質量不高？我想一定要用行政手段，提高技術。這個問題值得研究，請毛主席出個主意要周總理去執行。（67）

    馬寅初說“聽了兩次毛主席的談話”，應該是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10次和本次即第11次（擴大）兩次會議上的講話。最高國務會議第10次會議是在26日召開的，實際是為第11次（擴大）會議召開的一次預備會議。（68）馬寅初等16位民主人士發言後，毛澤東又作了45分鐘的“結束語”。其中，為回應馬寅初的發言，毛澤東又說：

    總而言之，人類要自己控制自己，有時候使他能夠增加一點，有時候能夠使他停頓一下，有時候減少一點，波浪式前進，實現有計劃的生育。這一條馬寅（初）老講得很好，我跟他是同志。從前他的意見沒有放出來，有人反對，今天算是暢所欲言了。這個問題很值得研究，政府應該設機關，還要有一些辦法。（69）

    這就是馬寅初“中南海談論人口問題”的始末。包括人口學界在內，社會上長期以來傳言馬寅初早於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提出計劃生育問題，以及毛澤東先採納了馬寅初的意見，後來又對其進行批判，概來源於這個發言。

    主要是受到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思想的感召和毛澤東計劃生育思想的啟發，社會一改生兒育女不登大雅之堂的風俗，“計劃生育”在神州大地不脛而走，大行其昌。（70）檢索《人民日報》，在此之前從未有計劃生育之說，而3月8日到19日其間12天，僅全國政協委員擁護計劃生育的文章就有5篇之多。（71）3月5日，《人民日報》還發表社論，提出“節制生育是人民群眾自己的事情，也是國家的事情”。（72）1957年春夏之交，有一批在舊中國就持節制生育觀點的經濟學家和人口學家都寫出了許多文章，擁護和宣傳計劃生育。（73）

    馬寅初也是活躍在這一環境中的老一輩知識分子之一。繼3月1日最高國務會議上的發言後，3月31日，在中華醫學會節育技術指導委員會成立會上，馬寅初發言談控制人口問題。（74）4月27日，《文匯報》發表馬寅初接受記者楊重野的採訪，談新中國的人口問題。同一天，馬寅初在北京大學向學校師生發表人口問題的演講。（75）5月9日，馬寅初在《大公報》發表《我國人口問題與發展生產力的關係》。7月5日，馬寅初以全國人大會議上書面發言的方式在《人民日報》發表《新人口論》。

    四、馬寅初1958年在北京大學的“雙反”運動中

    1958年舉國上下的狂熱是在過去幾年好形勢的發展中促成的。農業合作化順利完成，數億農民從幾千年來一盤散沙般的個體走上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康莊大道；成功實現贖買政策，原計劃15年到20年完成的社會主義工商業改造，僅用了幾年的時間就實現了；一系列的“一五”工業項目的竣工，中國開始擁有一個初具雛形的現代工業體系，以及1957年反擊右派和共產黨整風所取得的偉大勝利，特別是毛澤東參加莫斯科十月革命40周年紀念大會和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工人黨代表會議，明確地感受到中國的國際地位上升。現在看那時不少的事情都屬於極“左”思想支配下的狂熱行為，但是，當時的認識卻是在黨和毛澤東的領導下，人民群眾可以創造出不曾想到的人間奇蹟來。1月28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話說：

    七八年來，都看出我們這個民族有希望，特別是在去年一年使得廣大群眾感覺到光明的前途。幾億人口，精神發揚起來。經過大鳴、大放、大辯論，把一些問題搞清楚，任務也提得適當了，比如十五年趕上英國，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之類。四十條農業綱要重新發布，給群眾很大的鼓勵。許多認為做不到的事情，現在群眾認為做得到。（76）

    當毛澤東在講這一席話的時候，全國已經沉浸在一片浮躁和狂熱之中。春節前後，上海市委開展了反浪費、反保守（簡稱雙反）運動，短短幾天，全市工廠、機關、商店、學校貼出的大字報已超過六千萬張，舉行了數以千計的比先進反浪費展覽會。“這一氣勢澎湃的一切為了社會主義，一切為了多、快、好、省的革命巨浪，正以銳不可當的氣勢沖刷着思想上、政治上、經濟上的保守、落後和浪費現象，橫掃着一切官氣、暮氣和邪氣。”（77）3月3日，黨中央發出《關於開展反浪費反保守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國進一步展開反浪費反保守運動，改進整個國家工作，促進全民大幹勁。（78）《人民日報》把這個文件當作“全民大動員的號角”，（79）一個舉國躍進的態勢已經形成，勢在必發。

    早在中央部署之前，北京大學已經開展了以深入整改和全面大躍進為主題的群眾運動。2月28日，陸平代表學校黨委在骨幹會議上動員說，為迅速趕上國內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高潮的新形勢，為國家又快又好又省地培養又紅又專的幹部，整風運動必須深入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發動群眾開展一個反浪費反保守，比先進，比多快好省的群眾運動，使學校來一個全面大躍進。（80）陸平是1957年10月反右鬥爭中，中共中央為加強高校政治領導工作從中央機關抽調1 000名高、中級幹部，充實文教戰線的領導，由原來鐵道部副部長職位改派到北京大學擔任黨委書記、副校長的。（81）陸平動員後，北京大學張貼出22萬張大字報。中央文件下發後，3月10日，北京大學召開“雙反”運動誓師大會，僅幾個小時，全校新張貼出9萬張“大字報”，“燕園就成了大字報的海洋”。（82）為發揮黨員帶頭作用，20日，黨委又召開黨員誓師大會，號召黨員帶頭引火燒身推進運動。會上，陸平和其他常委都宣讀了自己的大字報。大字報有自我批評的，有黨委之間相互批評的，還有對黨委和學校工作提出批評建議的。

    雖然黨委提出要引火燒身，但高校中廣大師生畢竟與校領導接觸不多，可以當靶子揭發和批判的對象也不多。新中國在50年代還未能培養起自己的知識分子隊伍，北京大學的各個系主任和教研室主任、教授，差不多都還是那些在舊中國留學歸國的老教授們。這些人面對積極向上的學生和青年教師，繼三反、五反時期的知識分子改造和反右鬥爭之後再次成為運動的重點對象。馮友蘭、翦伯贊、游國恩、王力、王瑤、林庚、周祖謨、傅鷹……幾乎所有的教授，無一倖免。不過，認識和了解許多老教授在那次運動中的表現，對於理解馬寅初受批判還是很有幫助的。運動開始後，北京大學的老教授們認為，“雙反”運動好像一面鏡子，使每個人在這面鏡子裡認清了自己的面貌，看到了自己資產階級立場與六億人民社會主義事業不相適應的矛盾。法律系龔祥瑞教授說：

    過去我一直不承認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雙反”運動中，經過群眾的揭發，立場、思想、作風上所存在的問題都暴露出來了，最初自己還大吃一驚，可是再一挖也就不奇怪了，解放前就是資產階級舊法學的宣揚者和執行人，也在國民黨反動統治政權里做過官，是個徹頭徹尾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解放後，黨團結教育我，給了我榮譽和地位，在歷次運動中也保護我教育我，而我一直沒有自覺革命的認識。現在道路擺在眼前，不和資產階級思想、立場分家，就不能做社會主義的工作。

    傅鷹在一年前說了一段對三反期間的改造深惡痛絕的話，這次運動一來，張貼他的大字報覆蓋了整個化學系的大樓。系黨總支還專門主持召開了“幫助傅鷹教授”的批判會。傅鷹在“再不要思想改造就是騙人騙自己”的發言中說：

    運動中看了化學系的“廢品展覽會”展出的許多“廢品”中，有不少是我教育過的人，他們不可能不受我的影響。後來有些學生和我談家常，他們向我提意見，說我的問題是政治立場問題。這個結論得出後我兩天沒睡着覺，我愛人對我最了解，她也說我是政治立場問題。再一想，我前後在美國呆了十三年，腦子裡98%是資產階級思想。我以前說我全心全意擁護黨。但是，黨是無產階級的黨，而資產階級思想和無產階級思想是對立的，怎麼能說我全心全意擁護黨呢，只是騙人騙自己。過去我強調黨管政治，我管業務的“分工論”，也不過是為自己不進行思想改造找理由。現在我認識到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就會給青年傳授若干的資產階級思想，只有站到無產階級立場上來，才能把書教好。（83）

    傅鷹不僅把給他提的意見都一一接受下來，並且寫了《向真理投降》的文章發表在《北京日報》上，《光明日報》和《人民日報》也都作了轉載。（84）運動中，幾乎所有的教授都選擇了老老實實承認自己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願意虛心接受群眾批評和衷心擁護“雙反”運動，譬如北大教授、著名語言學家李賦寧在報紙上發表了《雙反運動給我的教育》，（85）王力教授發表了《向工人階級投降》，等等。（86）

    還有比以上表現更進步的老教授。中文系魏建功是“老北大”，他給黨總支提意見說：

    黨總支委同志們：你們太縮手縮腳了，對我們舊知識分子尤其年齡大一點的人實在太驕縱！我們身上要燒的毒氣是太多了，平素你們大家絲毫也捨不得碰一下。我們都認識黨的大公無私，我們系裡絕大多數成員是黨外人士，對我們認真嚴格要求，在寬猛相濟的工作方法條件下，是可以奏效的。但是黨委同志們有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想把問題攤開，弄清楚情況，求得徹底解決。對我們思想作風有問題的人來說，愛之其實害之！害個人也許事小，害工作關係實在不小！說嚴重些……問題的性質就是“養蛆成蛹！”（87）

    植物學家曹宗巽發言中的一段話更具經典性：

    末了，願對黨委的統戰工作提點意見：據說去年春天社組織想對我進行批評和幫助請示黨委，程賢策同志說：“曹先生是教授，也應照顧的。”我希望今後不要再對高級知識分子進行這樣的照顧了，為什麼要照顧？照顧的出發點是什麼？照顧的內容是什麼？其後果又如何？現在已經很清楚了……即使對我們狠狠地批評一通，鬧上幾天甚至幾月的情緒，但鬧過情緒後應當是雨過天晴，應當是思想上和工作上大躍進！今後希望對我不要再一味姑息，使我們能夠儘早地又紅又專！（88）

    對比了以上各位經歷過許多次運動的教授們在這次運動中對待群眾、對待運動的態度，再來看馬寅初在“雙反”運動中的表現，可以了解馬寅初不諳事故，不服水土，因而遭受批判乃命中注定和在劫難逃。

    3月10日，馬寅初因看望下放幹部而沒有聽取陸平在全校誓師大會上的動員。下午一回到學校，馬寅初就表示，一定從自己開始，燒掉北大的驕氣。（89）3月20日，馬寅初列席參加了黨委召開的“引火燒身”的黨員誓師大會，深為會場中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氣氛所感動。（90）“雙反”運動的基本方法就是“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人人寫大字報，人人被貼大字報，是這次運動的顯著特點。馬寅初是校長，因為不在與學生和青年教師每天相處的環境中，相對於那些系和教研室的領導和教授們，最初受到的衝擊還是相對輕微的。運動開始後，經濟系樊弘教授給馬寅初張貼大字報，批評他1957年在北京大學的人口問題的講演中的錯誤言論，北京大學副校長周培源也有批評馬寅初在人大的會議上發言說資本家在公私合營後拿取定息不是剝削的大字報。（91）3月21日，馬寅初張貼了兩張大字報，一張檢查自己的官氣暮氣、不深入基層、行政工作效能低、校外事務過多以致影響接近群眾；第二張大字報檢討人口問題報告會上說“如人口這樣增長下去，五十年後，中國人民不免因生活困難而侵略其他國家”的錯誤。（92）

    3月底，經濟系二年級學生朱正直等13位同學給馬寅初張貼了一張題為《馬老教導我們三大主義》的大字報。大字報說，去年春天烏雲翻滾的日子裡，我們抱着崇拜和敬仰的心情訪問了經濟學老前輩馬寅初校長，希望馬老指導我們如何學習和研究經濟學問題，但是，馬老教導了我們三大主義。

    第一是大北大主義。馬老對我們說：“北大是全國最高學府，北大集中了全國有名的教授。”接着馬老又興高采烈地舉起大拇指說：“北大經濟系也是全國第一。”大大助長了我們瞧不起兄弟院校的驕氣。

    第二是資本主義。馬老口頭上也談社會主義經濟學和資本主義經濟學有本質上的不同，說要學好社會主義經濟學，必須懂得資產階級經濟學，否則就難懂得社會主義經濟學的優越性，也無法批判資產階級經濟學，實際是叫同學要學社會主義經濟學必須先學資產階級經濟學。他用大量的例子竭力宣揚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成就，否定社會主義經濟學的成就，他說中國經濟學不行，蘇聯的時間短也沒有什麼，英國的經濟最早。他叫同學要研究經濟必須掌握幾門外語，如英文、德文等等。中國不行，蘇聯不行，英國經濟最早，這是什麼意思呢？很顯然是叫同學學習資產階級經濟學，走資本主義的道路。

    第三是個人主義。馬老不僅羨慕資產階級經濟學，而且竭力宣揚自己的才能和地位。他說他先後到過英美，並且能說會寫英文、法文、德文、拉丁文等五國外文。並顯耀自己在中央如何有地位，說研究經濟別人找不到資料，他想研究財政給周總理說一聲，周總理就立即叫財政部給他搞一間大房子和大批所需要的資料。馬老還叫同學學習他要發表的“新人口論”論文（實際有不少馬爾薩斯主義）。這一切使不少同學更加崇拜馬老，認為馬老真了不起，雖然不是共產黨員，卻既有才能又有地位，我們應向馬老看齊。馬老的談話在我們班的影響確實不小，立即就有同學大干特干地學外文，有的雙管齊下，既學俄文又學英文；有的還想放棄俄文學英文，不少人要求系裡多開資產階級經濟學等等。總之這次訪問使不少同學對資產階級經濟學產生了極大的興趣，輕視社會主義經濟學，追求個人的名利地位，放鬆對自己的思想改造。

    朱正直等同學的大字報最後說，馬老身為校長，有這樣嚴重的資本主義教育觀，怎樣不對同學起壞的影響？紅與專的問題，兩條道路的問題也是馬老必須徹底解決的，否則將把我們引入歧途。（93）

    4月1日，馬寅初針對學生們的大字報，也寫了題為《我對經濟系二年級談話的內容》的大字報。馬寅初說：

    去年學生到我家裡訪問，我接見了他們。他們先講了來意，對經濟系似乎不甚滿意，問我此後如何學習才能學得些東西。我就坦白地告訴他們，北大經濟系在國內還是數一數二的，教師的陣容也相當的好，看不起的心理要快快改過來。但這不等於經濟系十全十美不需要任何改進，雖然我不能以校長身份說經濟系如何如何不好，同時我也說鑽研學問大部分要靠自己，只有苦幹，此外並無捷徑。但在談話中發現他們連一國的外文都還沒有掌握，我聽了吃了一驚。他們終日忙於寫筆記、抄筆記、對筆記，外文的參考書和雜誌一本也不能看，我就想到這倒是他們的莫大的缺點，所以我勸他們快快學外文，至少一國的外文，要繼續的學，絕對不可間斷。我自己在耶魯大學學過拉丁文（強制的），在哥倫比亞研究院學過德文、法文（都是研究生必修的）。但回國後因看英文書快得多，看德、法文很吃力，久而久之，把德、法兩文放棄了，現在只掌握了英、俄兩文，絕不任其放棄，事實上也不會放棄，因為看資本主義國家的書報要用英文，看社會主義國家的書報就得用俄文。但我開始學習俄文時已71歲了，用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學會。我的目的，就是要勉勵他們，學習要埋頭苦幹，否則不會成功的。我的話是出於至誠，對我的學生講心裡的話。想不到他們自另一角度看問題，說這是要表達我的天才，我要在他們面前表示我是一個了不起的人，我是崇拜資本主義的人，他們從談話中所得的只是我的三大主義，這些話真是令人痛心。我認為北大的任務是培養做研究的人才和教學人才，要做研究工作，非學一種或二、三種外文不可，否則決不能與懂外文的人比賽，他們的研究能力就大大地受了限制。至於擔任教學不懂外文的教師，絕不會受學生的尊崇，在同事間懂得外文的同事也會瞧不起不懂外文的同事。我自己親身吃過這種痛苦，所以把心裡的話告訴他們，希望他們及早想到他們的前途，絕對料不到他們這樣看問題。至於請我上課，不僅我抽不出時間，即使抽出時間也怕他們受毒，那罪狀更嚴重了。（94）

    4月3日，董玉昇、朱正直等12位學生又張貼了《馬老應正視錯誤》的長篇大字報，指出馬寅初的大字報是對學生的“反批評”。大字報分“我們為什麼要寫‘馬老教導我們三大主義’、再談馬老教導我們三大主義和從馬老的反批評中看到了什麼？”等3個問題。同學們的其他觀點似乎在我們這裡已經不顯得重要，因為按照馬寅初的說法，學生是誤解、歪曲了他，而學生堅持認為馬寅初是引導他們走向“三大主義”，特別是學生所講的另外兩個問題，致使馬寅初再也無力還擊。同學們說：

    既然現在是大辯論，當然是應該暢所欲言，開展辯論。我們歡迎馬老提出反批評。但從馬老的反批評中感到馬老對待批評不是抱着聞過則喜的態度，而表現了不滿和反感情緒，這實在和身為一校之長在批評與自我批評上應該以身作則和起帶頭作用是不相稱的。明明在談話中宣揚了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成就，否定社會主義經濟學；宣揚個人奮鬥……但不虛心檢查自己，反而用個人的動機善良來為自己辯解，說什麼“我的話是出於至誠對學生談心裡話，想不到他們自用另一角度看問題……他們從談話中所得的只是我的三大主義，這些話真是令人痛心”。又如“至於請我上課，不僅我抽不出時間，即使能抽出時間，亦怕使他們受毒，那罪狀就更嚴重了”，這更明顯的表現對批評的不滿情緒。如果沒有三大主義，可以和我們辯論，有三大主義則應深刻檢查批判，而不應用什麼講課受毒罪狀更嚴重等話來發泄不滿情緒。

    如果說學生以上大字報的內容是針對馬寅初的態度和情緒予以批評的，那麼，下面的話卻直指馬寅初的軟肋。

    問題還不僅是對待批評的態度，而更重要的是馬老究竟以什麼態度對待雙反運動，對待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在社會主義革命的洪流中是自覺革命呢？還是抱住資產階級思想不放呢？馬老受過多年的資產階級教育，留學西洋，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生活多年，存在資產階級學術觀點、教育觀點和個人主義思想（當然解放後馬老政治上是有很大進步的，但和社會主義要求來說還是不夠），這是合乎客觀情況的，絲毫不值得奇怪的，要是沒有資產階級思想才是怪事。問題是用什麼態度來對待，身為一校之長的馬老應該率先上陣，以身作則自覺革命，否則革命列車轟隆隆的前進，而自己則有落伍和掉隊的危險。

    我們希望並完全相信馬老一定能虛心聽取群眾意見，努力自覺革命，在思想改造運動中和我們比比幹勁，攜手共進，老當益壯，一馬當先，走在運動的前面。

    末了，學生模擬馬寅初的話，把球又踢過來，既是對馬寅初的一個幽默和譏諷，又是一個挑戰。

    以上意見，出於至誠，進一步和馬老商榷，不知馬老意見如何？（95）

    與學生的大字報比較，樊弘才真正是馬寅初的“災星”。樊弘，北京大學經濟系教授，在20世紀40年代後期的學生運動中被譽為民主教授，參加了第一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並當選為全國政協委員。繼上次張貼大字報批評馬寅初人口演講中的錯誤言論之後，3月26日，樊弘又針對馬寅初的《我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一文張貼了題為《在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問題上馬寅初校長的立場是什麼？》的大字報。樊弘說，馬寅初的這篇文章“在本質上是為了資本家的利益，向黨和國家正確地執行和平改造資本家的辦法，表示不滿的”。在大字報里，樊弘具體羅列批評了馬寅初三個問題。第一，民族資本家在新中國以來一般都賺了錢，而馬寅初“說他們都沒有賺錢”。第二，在公私合營中的公、私之間不正常的關係中，本來是私方應該負極大責任的，但馬寅初“認為公方與私方負相同的責任”。第三，馬寅初代表資本家的利益，批評政府限制上海針織業盲目發展的政策。鑑於以上所論，樊弘上綱上線，說馬寅初有意離開無產階級立場替資本家說話。（96）

    4月1日，馬寅初針對樊弘的詰難張貼了《我對樊弘教授提出些意見》的長篇大字報。馬寅初說：“我對樊弘教授所做的批判工作有兩點意見：（一）研究太馬虎；（二）教條主義氣味太重。”（97）馬寅初在文中還引出一段故事。1955年4月，馬寅初的《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一文寫成以後，交給4月15日剛剛決定出版的《北京大學學報》。（98）但是，馬寅初的文章被學報編輯部壓了2年。1957年5月4日，《光明日報》刊登了馮友蘭、鄭昕等北京大學幾位老教授批評學報編輯部扣押馬寅初稿件、替馬寅初鳴不平的話，（99）文章才得以發表。

    雖然一年前迫於壓力發表了馬寅初的文章，但是，作為編輯該文的學報編輯委員樊弘對此仍耿耿於懷。所以，“雙反”運動一來，樊弘將其意見公開化。閱讀樊弘對馬寅初的批判和馬寅初對樊弘批判的辯解與反批評，樊弘認為馬寅初是在替資本家說話，而馬寅初說這些話其實都是國家工商管理局局長許滌新的原話。問題發生在馬寅初可以參加政府許多內部會議得到主管部門的許多文件和原始資料，他在寫作文章時往往會引用政府主管部門的文獻，包括主管部門的領導客觀分析公私合營和工商業改造過程中的一些政策和做法損害了私方利益而不利於經濟發展的話。馬寅初作為具有政府職務背景的經濟學家具有了解中央政策實質和政府主管部門思想意圖的優越條件，他的文章無疑是體現了政府的政策和主管部門的意見的。但是，馬寅初引述政府官員在內部會議上的講話有的又不便於披露出來，樊弘卻把這些當作馬寅初站在資方立場替資方作辯護。馬寅初作為一個和所有其他教授一樣從舊社會過來的高級知識分子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師生們當然是按照周恩來所說受帝國主義奴化教育和封建主義影響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看待的，而馬寅初自己因為早年就跟黨合作反對國民黨政府，新中國剛建立就參加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從而不認為自己具有資產階級思想和立場問題。特別是因為以往的運動中馬寅初都是領導和動力，沒有應對群眾運動的經驗，總是要和提意見的群眾爭辯出是非，導致批評和批判不斷地升級。

    4月19日，《光明日報》以“選自北京大學的大字報”的方式，選登了兩張批判馬寅初的哲學和人口論的大字報。從這時開始，校內運動對待馬寅初又往往受到社會上的影響，校內校外相得益彰，而馬寅初則陷入被內外夾攻境地，即使當年善於爭鬥，現在也能左衝右突，但畢竟盛勢已過，要以老朽之軀與風車搏鬥，勝算難矣。

    不少的文章都有1958年陳伯達或康生在北京大學的大會上當面點名批判馬寅初之說。我這裡用“陳伯達或康生”，是因為相同的事情在不同人的文章里有關人名、時間和發生地點，都互相竄連，表達不一。在北京大學歷史上，像中央領導到校視察或參加其他活動，當時都有記載。1958年5月4日，北京大學隆重舉行紀念建校60周年報告會。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市長彭真，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政治局候補委員陳伯達，教育部部長楊秀峰及其他學術界人士等應邀參加了大會。校長馬寅初致開幕詞後，陳伯達接受邀請以“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批判的革命的精神繼續改造北京大學，建設一個共產主義的新北京大學”為題作了演說。陳伯達說：

    解放以後，經過知識分子改造運動，特別是經過去年整風運動和反右派鬥爭，北大已經基本上改變了面貌，開始出現了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的革命新風格。但是，這種批判的革命的精神還是很不夠的。同工人階級和農民的社會主義革命精神比較，同工人、農民的生產、建設的大躍進比較，全國學術界的批判的革命的風氣還是落後的，在我看來，北大也同樣還是落後的。這表現在：學術上的互相批判和自我批判得還很不夠。不可設想，對於解放前已經有系統地形成一套資產階級哲學觀點的人不進行深刻的批判，或者他們沒有進一步進行深刻的系統的自我批判，就能夠獲得無產階級的意識。舊知識分子要最後拋棄資產階級的意識，而獲得無產階級的意識，並不是件很容易的事，這需要經過一個長期的深刻的批判與自我批判的過程。（100）

    隔3日出版的北京大學校刊上，上述“在我看來，北大也同樣還是落後的。這表現在”之後是這樣一段話：

    學術上的互相批判和自我批評作的很不夠。例如：馮友蘭先生對自己的系統的哲學思想作過自我批判，這是一種進步，但是還不夠。賀麟先生也作過自我批判，這也是很必要的，但也還很不夠。（101）

    陳伯達的演講“經過本人整理，略有補充”發表在《北京大學學報》上，其中舉例馮友蘭、賀麟的話句改為：

    那些在解放前已經有系統地形成一套資產階級哲學觀點的一些教授，例如馮友蘭先生、賀麟先生等人，不經過深刻的批判，或者他們沒有進一步進行深刻的系統的自我批判，那就不可能設想，他們能夠獲得無產階級的意識。（102）

    分析新華社當天的報道、隔3天校刊上的通訊，以及經過陳伯達審閱後發表在《北京大學學報》上的講話，首先，陳伯達在講話中提出北大舊知識分子改造問題仍然是周恩來在1951年知識分子改造運動中的經典敘述，經過七八年不斷的政治運動，老教授必然都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死豬不怕開水燙，這時都已經沒有多大的壓力了。但是，陳伯達在這裡要表達的是知識分子的改造過程是長期的，不是一蹴而就的。其次，3份稿件中除了新華社沒點名外，其他兩份稿件一致點名是馮友蘭、賀麟。還有，3份稿件還都一致顯示陳伯達是以哲學領域為例，而且是經過選擇的兩個典型，一個是治中國哲學史的馮友蘭，另一個是研究康德哲學的賀麟。所以，這個地方不該有經濟學家馬寅初出現。退一萬步，如果陳伯達在演說中確曾點了馬寅初的名，即使陳伯達審閱的稿件上沒有了，但校刊發表時是不敢取消的。所以，真實的情況應該是陳伯達講演中沒有點過馬寅初的名。

    有說康生在北大慶祝中國共產黨誕生37周年紀念會上批判馬寅初。查1958年7月1日北京大學校刊，有“昨晚，陳伯達同志向師生員工作‘在毛澤東旗幟下’報告”。（103）陳伯達的報告發表在當年的中共中央機關刊物《紅旗》半月刊第4期上，該文並不涉及點名批判的內容。康生在1958年7月16日到過北京大學，參觀了物理系半導體工廠、數力系電子計算機工廠和化學系化工廠，沒有召集大會作報告。（104）

    所以，1958年馬寅初在北京大學“雙反”運動中受到群眾大字報的批評和批判，與陳伯達、康生沒有關係。

    五、1958年《光明日報》對馬寅初的批判

    認識《光明日報》的性質及其和馬寅初之間的關係，是了解《光明日報》當年批判馬寅初事件的樞紐和鑰匙。馬寅初有句話說“《光明日報》不光明”，既反映了馬寅初與《光明日報》的恩怨，又道出馬寅初要求《光明日報》獨自應有的擔當。“文化大革命”前後的《光明日報》，並不是同一張報紙。現在的《光明日報》和《人民日報》同樣都是中共中央機關報。而那時的《光明日報》，按照1955年1月中共中央的說法，“是各民主黨派主辦而由我黨領導的國營的報紙”。（105）1957年4月19日，中共中央統戰部邀請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協商決定，《光明日報》完全由民主黨派獨立自主來辦。（106）5月底6月初，章伯鈞和儲安平在中央統戰部召開的座談會上先後有了“政治設計院”和“黨天下”的發言，被當作向黨猖狂進攻的右派分子後，11月11日，《光明日報》社務委員會邀請各民主黨派中央負責人和馬寅初等舉行會議決定正式撤銷右派分子章伯鈞的《光明日報》社社長職務和右派分子儲安平的《光明日報》總編輯職務，決定任楊明軒為《光明日報》社社長，陳此生為副社長兼總編輯。（107）楊明軒，20世紀20年代即加入共產黨，但一直以民主愛國人士從事活動，曾擔任陝甘寧邊區副主席，時任民盟中央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一年後，又升任民盟中央副主席。60年代初中期，先後任民盟中央主席、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陳此生，近代史上著名文化人。二人也都是第一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代表。了解馬寅初參加《光明日報》這次改組會議很重要，因為知道這個細節，就可以知道馬寅初與《光明日報》的恩怨不僅僅是一般社會上理解的《光明日報》和一位被批判的讀者、作者之間的關係，在馬寅初那裡還有具體負責這張報紙的楊明軒、陳此生——與他地位不差上下的、屬於他所活動的同一個圈子裡的兩位民主人士。

    按照中國共產黨給《光明日報》確定的編輯方針，該報“以報道和討論文教工作為重點”。1955年，黨中央更進一步確定，《光明日報》是面向全國的、以高等學校和中等專業學校的教師、學生，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文化界和其他各界（包括民主黨派）的中上層知識分子為主要發行對象的報紙。（108）1958年民主黨派整風和高校“雙反”運動，是《光明日報》應該着重報道的新聞事件。從五四運動時期開始，以及共產黨在民主革命時期進行的兩條戰線上的鬥爭中，北京大學在地下黨領導下對國民黨的鬥爭，在解放後歷次運動中，都是黨和政府最倚重的高等學校，所以，跟蹤報道北京大學的運動動態是《光明日報》的一個亮點。早在轉載批判馬寅初的大字報以前，《光明日報》就把北京大學當作重點已經編發過運動中的許多份稿件。4月17日，《人民日報》刊登了一篇未署名的短訊《綜合平衡理論的討論》。文章說：

    最近出版的一期“計劃經濟”雜誌（1958年第4期），發表了馬紀孔、鍾契夫的“就綜合平衡理論與馬寅初先生商榷”一文。文中對馬寅初的兩篇關於綜合平衡理論和按比例發展規律的文章（載1956年12月28、29日和1957年5月11日《人民日報》）中的一些觀點提出批評。這些問題是：關於對計劃經濟的理解問題，對於國民經濟計劃工作所依據的客觀經濟規律的闡述問題，對於在計劃經濟制度下價值規律的作用問題，以及馬寅初在這兩篇文章中所採用的“團團轉”的研究方法等。“計劃經濟”編者在馬紀孔、鍾契夫的這篇文章的前面加按語說，發表這篇文章是供大家研究和討論的。（109）

    我們只是注意到了這個細節，但未能證實《光明日報》是否是受到這一條書訊的啟示。19日，《光明日報》在新開闢的“讀書”欄目第3期上以“選自北京大學的大字報”的方式，刊登了韓佳辰《“團團轉的聯繫”不是唯物辯證法——評馬寅初著〈我的經濟理論、哲學思想和政治立場〉》和中國革命史教研室周家本、強重華《評馬寅初的“新人口論”》的兩張大字報。韓佳辰系北京大學哲學系講師，在此之前就在《光明日報》上發表文章。（110）從這篇文章開始到1960年年初，韓佳辰連續發表多篇批判馬寅初哲學思想和人口論的文章。1960年2月，韓佳辰將其中8篇匯集成冊出版。（111）也許由於馬寅初新出版的《我的經濟理論哲學思想和政治立場》一書內容更為厚重一些，所以，光明日報“讀書”欄目選擇了張貼馬寅初大字報的這些文章。韓佳辰在文章一開頭就說：

    最近看到馬寅初校長著的“我的經濟理論、哲學思想和政治立場”一書。在這本書裡，馬老說明自己是運用唯物辯證法分析中國實際問題，這很好。不過，關於唯物辯證法的理解和論述，我覺得還存在些問題。為了同馬老共同研究唯物辯證法，願意把問題提出來和馬老討論。（112）

    在今天看來，韓佳辰和周家本等人的大字報的內容已經不很重要，重要的是就此拉開了《光明日報》圍剿和批判馬寅初的序幕。4月26日，該報在“讀書”第4期上繼續以“選自北京大學的大字報”的方式在《再評馬寅初的“新人口論”》標題下又刊登了中國革命史教研室和馬列主義教研室等幾位青年教師的兩張大字報。

    與那個時代絕大多數人不同的是，馬寅初很快就寫出了回應和反駁韓佳辰的文章。可能因為半年前曾以領導者身份參加了《光明日報》的改組會議，也可能因為《光明日報》發表了批判自己的文章，所以，馬寅初把申辯和反批評的文章也送《光明日報》要求發表。5月9日，《光明日報》刊登了馬寅初《再談我的平衡論中的“團團轉”理論》一文。馬寅初在文章開首說：

    我閱讀四月十九日《光明日報》所載北京大學哲學系教師韓佳辰先生對拙著《我的經濟理論、哲學思想和政治立場》一書中所說的“團團轉”理論有所批評，覺得很高興。第一，因為批評與辯論，可以打開學術界的沉悶空氣，而真理愈辯愈明。第二，因為目前高等學校新老教師之間，還不免有若干隔閡，這是很不好的現象。“雙反”之後，教師們在思想鬥爭中都有很大的收穫。我們理應在這個思想大豐收的基礎上來開展一個新老教師彼此幫助、互相支持的風氣。我校年輕教師直接在教研室裡面展開科學研究工作，間接提高教學質量，使青年學子都得益。現在展開學術空氣的條件已成熟了，韓先生的文章恰好適應這個已成熟的條件，令年老教師如我抓住這個機會來利用這個條件。第三，我還想進一步提倡集體的科學研究工作。因為我們的人民正在作出驚天動地、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社會事物更加錯綜複雜，要做社會科學範圍內的研究工作，決非“單幹戶”所能勝任的，即能勝任，亦不免犯片面性的錯誤。我在我自己的研究工作中，覺得研究愈深入，發現的問題愈多。若把它們放在一邊，置之不理，則論文不夠全面，容易受別人的指摘和批評；反過來，若把它們都吸收進來，又覺得時間與精神兩不足，待副題研究得像個樣子，主題又落在時局的後面了，大有顧此失彼之感。所以我認為在大學教研室里大有開展集體工作的必要；從集體工作中又可產生集體主義的思想，未有工作不集體而思想可以集體的。我自己不久就要下鄉，寫我預定的農書，自明年下半年起，即與財政部富有實際經驗的工作同志們一起工作，同寫一本財政教科書，不僅我個人可以得到許多好處，而理論也可以更接近實際。第四，我的“團團轉”的理論雖是無可動搖的，然於拙著《我的經濟理論、哲學思想和政治立場》一書中說得不夠明白，致引起韓先生的誤會，現在看來，似有詳加說明的必要。我現在寫出下列幾段說明，來解除韓先生的誤會。（113）

    馬寅初似乎是從活躍學術空氣、提高高校科學研究能力的願望出發，接受韓佳辰的批評和質疑的，同時也抱着釋疑的態度向批判者解釋自己的觀點。《光明日報》在馬寅初文章前加了一個“編者按”。

    本報“讀書”專刊第3期（4月19日）和第4期（4月26日），選載了北京大學的4篇大字報：韓佳辰的《“團團轉的聯繫”不是唯物辯證法——評馬寅初著〈我的經濟理論、哲學思想和政治立場〉》，周家本、強重華等《評馬寅初的“新人口論”》。韓佳辰的文章，着重批評了馬寅初的“團團轉”的理論。馬寅初的這一篇文章對他的“團團轉”的理論作了說明。我們認為：這個討論涉及到哲學和政治經濟學的若干根本問題，特別是唯物辯證法的根本問題，有進一步展開討論的必要。歡迎學術界以及各界人士發表意見。（114）

    由於該報的號召和鼓動，後續的文章接踵而來。5月14日，發表署名石武的文章《評馬寅初先生的“團團轉”理論》、韓佳辰的《道德決定論不是唯物主義——再評馬寅初著“我的經濟理論、哲學思想和政治立場”》，以及署名北京西便門內楊道廟紫雲診所劉麗生的短文《評馬寅初的道德決定論》。20日，再發表韓佳辰《再談“團團轉”理論不是唯物辯證法》和一篇讀者來信《馬先生現在研究的並不是社會主義經濟》，以及齊錫年不同意批評馬寅初人口論的文章《〈再評馬寅初的“新人口論”〉讀後瑣談》。編者在齊錫年文前所加的按語說：

    本報“讀書”專刊第4期刊載了姚曼華、魏式琪、曾慶珍的“再評馬寅初的‘新人口論’”。齊錫年的這一篇文章提出了不同意見。我們認為，關於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和他的“團團轉”理論、“平衡論”一樣，有進一步展開討論的必要，歡迎學術界以及各界人士發表意見。（115）

    如果說《光明日報》在以前刊登批評和批判馬寅初的文章時，無論批判文章的觀點如何，該報還未曾對馬寅初致以可否的話，那麼，從5月31日刊發《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經濟學教研室座談馬寅初的學術思想，一致認為馬寅初的觀點都是錯誤的》等文章就開始以否定態度對待馬寅初了。在“本報訊”的文章中說，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經濟學教研室對馬寅初的著作“我的經濟理論、哲學思想和政治立場”做了討論，着重批評了馬寅初的“綜合平衡理論”和“新人口論”，“一致認為馬寅初在這一著作中所表現出來的觀點、方法都是錯誤的”。（116）

    6月1日，《光明日報》以“學術動態”綜述的方式發表《是無產階級思想？還是資產階級思想？學術界對馬寅初論著展開辯論》，介紹《經濟研究》、《教學與研究》、《計劃經濟》刊登的批判馬寅初的文章，將批判的調門進一步升高。

    馬寅初的著作“我的經濟理論、哲學思想和政治立場”是由五篇論文構成的。一篇就是作為書名的“我的經濟理論、哲學思想和政治立場”；另外是作為附錄的：“聯繫中國實際來談談綜合平衡理論和按比例發展規律”，“聯繫中國實際來再談談綜合平衡和按比例發展規律”，“新人口論”，“我國資本主義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四篇論文。在作為書名的那篇文章的第一節，並以“此書各篇論文內在聯繫的說明”為題，闡述了他的哲學思想——“團團轉的聯繫”。因而，馬寅初的學術思想的基本問題表現在四個方面：“團團轉”的理論，“綜合平衡”理論，“新人口論”和對我國資本主義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問題認識。再因馬寅初在正文的第10節到第12節，涉及到凱恩斯的經濟理論，從而有關凱恩斯理論部分，也是馬寅初經濟理論的基本問題之一。

    全書近十七萬字。其中很大一部分比重是用引號或者不用引號的摘錄，包括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中的論述，我國黨政負責人的文章或者發言，關於我國第二個五年計劃的有關文件以及一些調查報告。另外一部分就是馬寅初自己的論證。

    這部著作自從1958年1月出版後，學術界即展開了一場辯論。這場辯論正在繼續中。除了在本報已刊出的討論文章和馬寅初的“再談我的平衡論中的‘團團轉’理論”外，“經濟研究”5月號，“教學與研究”5月號和“計劃經濟”4月號，先後刊出了批評馬寅初著作的文章。

    《光明日報》以介紹學術動態的名義把批判提高到被介紹的幾篇文章都沒有達到的高度。

    現在，這場辯論正在繼續中。在今天，在洶湧澎湃的興無滅資向又紅又專的方向飛躍的浪潮中，就某些學術思想問題辯論一下，到底是無產階級思想？還是資產階級思想？這樣的辯論是具有重大意義的。（117）

    在此期間，有必要穿插介紹6月6日《人民日報》的一篇論述人口和就業問題的署名文章，該文直接點名批判了馬寅初的人口觀點。文章相關的段落說：

    右派分子站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立場上說出這些話，也是不足為怪的，因為他們的立場完全是資產階級反動派的立場。值得奇怪的倒是像馬寅初先生這樣的人，也說出這種附和右派分子的話。他在“新人口論”一文中說，“我國最大的矛盾是人口增長得太快，而資金積累似乎太慢”。“資金積累如此之慢，而人口增殖如此之速，要解決資金少、人口多的矛盾，不亦難矣哉？”“在目前六億四千萬人口的壓力之下，要提高他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我們已覺得很吃力，若每年還要生出一千三百萬人來，這個問題就日益嚴重，不知要嚴重到什麼程度”。“我們現在把每年增殖出來的一千二百多萬人口放在農村，雖然出於不得已，但難免發生副作用。……所以，對於人口問題，若不早為之圖，難免農民把一切恩德變為失望與不滿”。又說：“人口的增殖，就是積累的減少，也就是工業化的推遲”。“我國過多的人口，就拖住我們高速度工業化的後腿”。

    根據以上這些說法，可以歸納為兩點：一、中國人口多，積累少，不能工業化，不能發展農業，不能改善人民生活；二、中國人口多，城市安排不了，安排到農村很危險。馬寅初和某些右派分子以此兩點企圖說明中國人口太多，既很難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也就無法解決就業問題。（118）

    《人民日報》點名批判馬寅初，這對北京大學和社會上揪住馬寅初不放的人來說，是一個鼓舞。此後，《光明日報》一度加快了刊登批判馬寅初文章的頻率，從6月6日到7月8日一個月多點的時間裡，又用8天的報紙刊登了16篇（其中有一篇不同意批判馬寅初人口論的文章）評論和批判馬寅初的文章。（119）7月24、29、30、31日，《光明日報》分別4天每次用幾乎半個版面編發馬寅初綜合回答此前的批判文章《再論平衡論和團團轉》。《光明日報》在馬寅初文章前的“編者按”中說：

    自從本報“讀書”專刊第3期（4月19日）和第4期（4月26日）選載了北京大學的四篇批判馬寅初學術思想的大字報，5月9日刊出了馬寅初的答辯文章後，學術界及其各界人士即進一步展開辯論。截止7月23日，本報先後收到批判馬寅初的文章73篇；限於篇幅，陸續選載了27篇，其中11篇系以“來稿綜述”形式發表。

    這些文章，對馬寅初的學術思想作了比較全面的分析批判，特別是對馬寅初的“團團轉平衡論”和“新人口論”，指出其違反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的精神。

    現在刊出的這一篇文章，是馬寅初的再度答辯。答辯的範圍，除作一般的答辯外，並對本報和若干期刊所發表的批判文章，進行各別的答辯。我們認為，關於馬寅初的學術思想有更進一步展開批判的必要，歡迎學術界以及各界人士繼續發表意見。（120）

    自後約半個月，《光明日報》又編發了6篇批判馬寅初的稿件。（121）時隔80天之後，11月29日，《光明日報》在“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通欄標題下，用兩個半版面發表“北京大學經濟系批判馬寅初經濟思想小組”的3篇批判文章。《光明日報》在署名“本報編輯部”的文章中說：

    學術思想的不同見解和對立意見，應該用辯論的方法解決，誰是誰非，大辯幾個回合，分曉自見。辯一辯，好處甚多。從來正確的科學理論都是在鬥爭中成長的。同時，辯了一辯之後，對於資產階級偽科學的理論，也就不僅知之其錯，而知其所以錯了。

    從今年4月19日開始，本報刊登批判馬寅初先生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文章，陸續已有三十一篇，還刊登了馬寅初先生的兩篇進行反駁的長文。這場辯論進行得很好，有來有往，打了三個回合。戰場也就由本報一家而逐漸延伸至幾家報紙和許多雜誌。這也證明了學術辯論和批判，是大有可為的。熱熱鬧鬧的學術大辯論，也是我國學術昌盛、理論水平提高的必然景象。

    馬寅初先生是北京大學的校長。北京大學又是批判馬寅初先生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重要戰場。北京大學的學生是其中的主力。經濟系以二年級學生為主，組成了“批判馬寅初經濟思想小組”，奮戰兩個月，寫出了有相當質量的13篇論文（我們這次刊登的三篇，就是從其中選出的。）這又證明，學術辯論和批判，有助於新生力量的迅速成長。

    經過三個回合，馬寅初先生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一些主要論點，已經比較深入地為人們所認識；同時，也使不少人深入一步地理解到不同學術觀點大爭、大辯的必要性。這都是學術批判所產生的好影響。也證明了學術批判必須深入進行。（122）

    此後，該報在批判馬寅初問題上就算偃旗息鼓了。但是，《光明日報》編輯部文章中的統計不準確。截至這一天除了發表批判馬寅初的來稿31篇以外，還有以本報名義刊登的綜合報道（不計“編者按”）3篇，實際上也都是批判文章（加上當日北京大學“批判馬寅初經濟思想小組”的3篇長篇文章，至少有19天的報紙刊登37篇批判文章）。此外，發表維護馬寅初觀點的文章2篇，馬寅初反批判的文章2篇（其中第2篇文章分4天4次刊登），這4篇雖然不屬於批判文章，但是在被批判的背景下發生的，也都起到使批判活動升級的作用。文中所說“戰場也就由本報一家而逐漸延伸至幾家報紙和許多雜誌”，可能是指截至這篇“本報編輯部”文章編發時參與批判馬寅初活動的報紙除了《光明日報》以外還有2家，學報或學術期刊10家。不過，這其中的關係不好說都是由《光明日報》“一家而逐漸延伸”的，因為《計劃經濟》4月號上發表的與馬寅初商榷的文章早兩天在《人民日報》上就刊發了信息，實際早於《光明日報》。《經濟研究》和《教學與研究》發表的批判文章都是5月份出版的（《經濟研究》註明5月17日出版），考慮到學術期刊出版周期比較長的特點，文章撰寫和期刊編發都應該早於《光明日報》。此外，北京大學行政上隸屬於北京市管轄，《北京日報》刊登過一次北京大學批判和批評馬寅初的新聞報道和選自本校師生的批判馬寅初的大字報，也不好說是由《光明日報》“延伸”而至。暫且不討論《光明日報》和批判馬寅初的各個報刊的關係，截至1958年11月份，全國各報刊公開發表30篇批判馬寅初的文章，與《光明日報》合計67篇。

    六、1959年《新建設》和《光明日報》對馬寅初的批判

    1959年，從中央這個層面來看，對馬寅初的使用和安排與前些年沒有什麼區別。如果暫且不說年底觸碰霉頭的話，這還是馬寅初頗為風光的一年。1月1日，馬寅初外出視察5個月歸來，16日，以中蘇友好協會總會副會長的身份應邀參加了有周恩來總理出席的蘇聯駐華大使尤金召開的招待會。（123）2月13日，又參加了首都慶祝中蘇同盟九周年慶祝活動。（124）3月12日，馬寅初繼續當選第二屆全國人大代表。（125）隔了3天，馬寅初因參加全國政協招待日本訪華團的酒會，又出現在高規格的聚會上。（126）4月12日，馬寅初當選第三屆全國政協委員。（127）4月27日，馬寅初當選為第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128）4月28日，馬寅初等21位全國人大代表聯合發言，呼籲印度人民回擊擴張主義分子，堵住威脅中印友誼的逆流。（129）5月2日，馬寅初以中蘇友好協會副會長的名義參加了中蘇友協第三次全國代表會議，並當選為新一屆的理事。（130）5月3日，馬寅初參加首都紀念“五四”40周年盛大紀念活動，並在主席台前就座。（131）9月13日，馬寅初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的身份在人大會議上發言，譴責尼赫魯破壞中印關係的行為。（132）9月15日，馬寅初參加了毛澤東主席邀請各民主黨派團體負責人會議。（133）9月28日，馬寅初在我國建國10周年慶祝大會上與毛澤東、劉少奇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一起在主席台就座。（134）

    按照新中國黨和政府人事安排運作的慣例，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中各黨派人員比例構成、常委中社會各界的比例構成和常委以上的具體人選的安排，都要經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通過。馬寅初能繼續當選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以及頻繁地在國務活動中露面，特別是毛澤東主持的小範圍的會議都照常受到邀請，說明毛澤東對馬寅初的看法沒有什麼變化，其政治地位也沒有受到傷害。

    但是，那不能算作是一個正常的時代，那是一個人人需要接受批判和否定的時代。實際上，這股批判浪潮從新生政權剛誕生時起，經過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知識分子改造、反右鬥爭，逐漸擴展到在中央擔任要職的馬寅初這個層面上。20世紀60年代後，批判浪潮又深入到執政的共產黨內部，由“四清”運動整治和批判基層幹部再到“文化大革命”明確要“整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即黨的中高級幹部，直至劉少奇、鄧小平這些已達到社會結構金字塔頂端位置上的人。社會還沒有從批判史的角度來研究和反省這一時期的歷史。實際上，那是一個全民批判和被批判的時代。在這個時代裡，批判的軌跡是從這一社會的以新生政權為核心標示的社會構造的最外層開始逐漸深入到以政權為中心的最裡層。或者，也可以檢視它是從社會結構的金字塔最低端開始逐漸向上直至處於頂端的黨和國家最高職位上的那些人。批判包含了否定，徹底的否定，從肉體、思想一直到對其生命的剝奪和否定。被別人批判或接受別人的批判，可能會因生命的短暫而有人倖免，但任何人無權獲得例外。可以反問一下，即使“文化大革命”中沒有被打倒的那些高級幹部，包括朱德這樣德高望重的元勛在內，有誰沒有批判過別人或者自己可以不受別人的批判？這段歷史是人類的財富，是一座豐厚的礦床和寶藏。因為現在距離那個時代還不算久遠，人們還未能來得及換一個視角來清理、挖掘和認識它。這是另外一個問題。但是，回到本文所探討的主題，要認識當年馬寅初事件的本來面目，就需要把它放置到那個特定的歷史時代。

    1958年11月29日，《光明日報》的那個“本報編輯部”文章雖然說了“批判必須深入進行”，但也說了馬寅初的“主要論點”“已經比較深入地為人們所認識”，暗含有批判活動到此告一段落的意思。事實上，《光明日報》至此以後已經不再刊登批判馬寅初的文章了。我們把視角轉到社會上，1959年只有《新建設》、《經濟研究》和《廈門大學學報》各刊發過1期各1篇的批判文章。（135）可以說，批判馬寅初的活動已基本結束。但是，馬寅初卻不肯結束。早在1959年3月，馬寅初要求《北京大學學報》第1期全文轉載自己分4天刊登在《光明日報》的《再論平衡論和團團轉》，其實就是告訴北京大學的師生，馬寅初並沒有被批倒，正確的觀點在馬寅初這一邊。在申述要求轉載的理由中，馬寅初還預告說：

    我下一篇文章是根據我五個月的視察所得的資料和感想寫成的，尚未最後脫稿，與這篇兩萬字的文章有承上啟下的關係，更有請求轉載的必要。（136）

    馬寅初將“最後脫稿”的文章冠以《我的哲學思想和經濟理論》，同時在《新建設》1959年11月號和《北京大學學報》第5期上發表。

    《新建設》是1949年8月由民盟中央費青等人在北平籌辦的雜誌。（137）1954年1月，《新建設》雜誌劃歸《光明日報》社領導。（138）1958年《光明日報》集中力量批判馬寅初的時候，不知道出於什麼原因，《新建設》並沒有積極參與，直到9月份，才刊登了經濟學家戴園晨的一篇文章。1958年費青去世後，《新建設》劃歸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管理。這時，馬寅初已與《光明日報》鬧翻。一方面可能感覺《新建設》相對正派一些，另一方面也許認為自己是學部委員，是該雜誌的領導，所以有充分的理由要求《新建設》刊登自己與《光明日報》叫板對陣的文章。

    馬寅初曾對《新建設》發表的這篇長達5萬字的論文用一句話予以概括，“全文（附帶聲明除外）就大躍進的情形，作出一個科學的解釋。”（139）就是說，馬寅初要用自己的哲學思想和經濟理論來科學地解釋1958年以來的大躍進。除此之外，這篇文章的最後還有一個自那篇文章產生以來一直超過了文章本身影響的一個“附帶聲明”。“附帶聲明”由2個問題組成，第一篇即為“接受《光明日報》的挑戰”。

    據去年7月24日和11月29日的《光明日報》估計，批判我的學術思想的人不下二百多人，而《光明日報》又要開闢一個戰場，而且把這個戰場由《光明日報》逐漸延伸至幾家報紙和許多雜誌，並說我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的一些主要論點已經比較深入地為人們所認識，堅持學術批判必須深入進行。這個挑戰是很合理的，我當敬謹拜受。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身匹馬，出來應戰，直至戰死為止，決不向專以力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不過我有一個要求，過去的批判文章都是“破”的性質，沒有一篇是“立”的性質；徒破而不立，不能成大事。……據《光明日報》的意見，我的學術思想是資產階級的，那麼應該寫幾篇富有無產階級學術思想的文章來示一個范，使我們也可經常學習。

    馬寅初當然不會讀不出《光明日報》1958年11月29日“本報編輯部”文章中所具有的休戰的內容，退一步來講，即使他沒有悟出文字中包含的準備停戰的意思，已經將近一年不再刊登批判文章這一事實就表明了該報已經停戰。所以，應該是馬寅初不願意就此結束。一方面，作為當事人的馬寅初不僅始終是把《光明日報》當作民主黨派的報紙，而且具體在那裡操作的楊明軒、陳此生都還是比自己資歷淺、地位低的民主人士。事實上，那次《光明日報》改組的會議，由楊明軒、陳此生分別取代章伯鈞、儲安平的職務，馬寅初和其他民主黨派領導人出席會議本身就具有送他們走馬上任的含義，馬寅初和其他民主黨派負責人都有比他們較高的政治和社會地位。地位低微的楊明軒、陳此生組織批判了別人一陣子，然後寫了一篇自我感覺良好的文章，就此結束。但是，被批判的馬寅初豈甘罷休？另一方面，將近一年的事實表明，那個批判並沒有影響到自己的政治待遇，說明作為領導者的共產黨和毛澤東並沒有放棄馬寅初的跡象。所以，馬寅初要借《光明日報》一年前“本報編輯部”的短文為由頭，向《光明日報》宣戰：“據《光明日報》的意見，我的學術思想是資產階級的，那麼（你們）應該寫幾篇富有無產階級學術思想的文章”。可能是《新建設》將馬寅初的具有挑戰性的文章及時通報給了《光明日報》，在停止了整整一年後，1959年11月30日，刊載馬寅初文章的《新建設》剛一出版，《光明日報》就發表了莊次彭的批判文章。該文一開始就點明這次批判的由來：

    最近一期“新建設”（1959年第11期）發表了馬寅初先生的新作：“我的哲學思想和經濟理論”。據作者說，它的內容是要“就大躍進的情形，做出一個科學的解釋”。其實，馬寅初的解釋並不科學，他用很多材料所拼湊成的這篇文章充滿了混亂、矛盾和嚴重的錯誤。這是需要徹底批判的。（140）

    12月7日，《光明日報》發表張恩慈的《批判馬寅初的“新人口論”》，也開宗明義地說這次批判源自於馬寅初《新建設》雜誌的文章：

    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論”發表之後，被公認為是販賣馬爾薩斯的“理論”。馬寅初在最近的論文（“新建設”1959年11期）中不承認他的“新人口論”和馬爾薩斯人口論相同，並進一步提出所謂“人口質量論”，來證明他的人口論不僅不是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並且是“永遠可用”的“新學說”。本文打算研究一下馬寅初的“新學說”同馬爾薩斯人口論，以及同馬寅初自己解放前的人口學說有怎樣的差別。（141）

    14日，《光明日報》再發表宗正的《批判馬寅初的人口質量》批判文章。與此同時，《新建設》12月號又發表了2篇批判文章。（142）馬寅初閱讀新近問世的5篇文章後，向《新建設》雜誌修書“重申我的請求”。他說：

    我在拙著《我的哲學思想和經濟理論》一文中（載《新建設》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號）有一個附帶聲明，就是我接受《光明日報》開闢一個戰場的挑戰書……但是一月三十日和十二月七日、十四日《光明日報》和《新建設》十二月號所發表的評論，仍屬於“破”的性質……我要一再重申我的請求，過去的二百多篇批判文章都是“破”的性質，現在的五篇也是“破”的，我總希望諸位先生多費些時間，做些真正的研究工作，寫出一篇“立”的文章出來。（143）

    這樣，馬寅初把《新建設》和《光明日報》當作一體（在批判馬寅初問題上，二者事實上也是一致的）來挑戰：你們不該只批判我是資產階級，還應該拿出你們“富有無產階級學術思想的文章”來！

    除此之外，因為從北京大學的“雙反”運動中樊弘的大字報開始，批判和揭露馬寅初的政治立場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而事實上，對於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來說，這個問題從1949年人民政權建立初期開始，就一直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馬寅初把自己的代表性著作起名為《我的經濟理論哲學思想和政治立場》，就表明作者十分看重並急於表白自己的政治立場。所以，在“重申我的請求”的文後，馬寅初又說：

    有人還把我三四十年前的老文章拿出來作為我為資產階級服務的證據。挖老根，那是挖不勝挖的，這筆賬是算不清的，可以不必費心。不錯，在一九三九年以前，我是不與共產黨一起的，我也作過文章批評過馬克思。但在那年我以實際行動否定了我自己的階級，否定了過去的我。所以對一九三九年以前的老文章，我不負責任了，我自己亦不引用了，正如馬克思否定了自己的階級一樣。自那年起直到現在，無時無刻不與共產黨在一起，挑撥離間的企圖，是註定要失敗的。

    在20世紀50年代那樣的政治背景下，按照馬寅初的經歷，連北京大學的學生都知道他屬於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但是，馬寅初卻是基於上面所述歷史，把自己的這些經歷當作包袱來背。在馬寅初看來，自己與共產黨的合作早在抗戰的初期階段，而後來的那些民主黨派大都是內戰時期，特別是在共產黨即將取得勝利的時候才跑過來的。所以，馬寅初敢於表達對包括《新建設》雜誌在內的所有批判者的蔑視，繼續以居高臨下的姿態投遞戰書。不曾想，這一舉動卻又進一步促成了批判運動的升級。《新建設》雜誌收到馬寅初的稿件後，又聯手北京大學黨委，把戰火又引向了北京大學，致使北京大學校辦秘書給馬寅初施加了致命的一擊。馬寅初退出戰鬥後，《新建設》和《光明日報》等期刊的批判活動雖然零零星星地還持續了一段時間，但絕大多數文章都已失去了實質性的內容，筆者也就不再向讀者作詳細追蹤。

    盤點從1959年《新建設》11月號發表馬寅初的“附帶聲明”開始到1960年6月這場批判活動基本結束，其間《新建設》發表了6期10篇文章，《光明日報》用15天的報紙發表了22篇，《文匯報》1次發表了2篇（含1篇新聞稿），《經濟研究》等報刊發表批判文章33篇，第二輪公開發表批判文章67篇。另外，在1958、1959年兩次批判空隙中有《廈門大學學報》等3份期刊發表的4篇文章，在兩次批判活動中，共有4份報紙、18份學術期刊參與，計138篇批判文章，114位作者（含個人筆名，不計集體作者）。在公開發表的文章中，屬於學術動態和綜述性的批判文章15篇，點明從馬寅初《我的經濟理論哲學思想和政治立場》一書的整體性或者引申出某些問題予以批判的文章有6篇，批判馬寅初哲學思想的文章41篇，批判經濟理論的16篇，批判政治態度和立場方面的文章17篇，批判馬寅初“新人口論”和馬爾薩斯主義的文章43篇。另外，期間有兩個出版社還公開出版4本批判馬寅初的出版物。（144）兩次批判活動的參加者也各有不同，其中《光明日報》是始終參與並起主導或重要作用的，共用34天（前19天、後15天）的報紙發表了59篇批判文章。《新建設》在第一輪用2期雜誌發表過2篇文章，兩輪的間隙有2期2篇。該雜誌在1959年開始的第二輪批判中起主導作用，前後兩次共用6期發表了10篇批判文章。除此之外，《文匯報》也算前後兩次都參與了活動，各有一天的報紙共發表了3篇文章。《經濟研究》（8期11篇）、《學術月刊》（3期3篇）、《理論戰線》（4期5篇）、《教學與研究》（5期5篇）和《北京大學學報》（3期9篇），算是兩次都參與了批判。《人民日報》有1篇點名批評馬寅初的文章，《北京日報》有一天3篇批判或報道批判馬寅初的文章。《計劃經濟》實際上是最早發表與馬寅初商榷文章的刊物，在1958年用3期發表了3篇商榷或批判文章之後就早早退出了。除此之外，《財政》（3期3篇）、《經濟問題》（2期2篇）、《學習》（1期1篇）和《哲學社會科學動態》（1期1篇）也僅只參與了1958年的批判。《經濟戰線》（1期1篇）、《理論與實踐》（2期2篇）、《復旦大學學報》（1期1篇）、《武漢大學學報》（2期9篇）都是1960年後才參與了批判活動。也許《廈門大學學報》算是僅有的一個特殊和例外，該刊在兩次批判活動的間隙期間，1959年6月出版的第1期僅發表了王亞南的1篇批判文章。

    在以上參與批判的報刊中，除了《光明日報》已作介紹外，《北京日報》屬於北京市委機關報，《文匯報》屬於教育部領導的“面向中小學教師發行的”報紙。其餘各種期刊屬於三種類型：第一類是由政府業務部門領導的具有業務性的期刊，譬如國家計劃委員會所屬的《計劃經濟》和財政部的《財政》。第二類是新聞出版單位領導的政治類或研究單位所屬的學術類期刊，有前一年由《光明日報》領導後改為哲學社會科學部管理的《新建設》、哲學社會科學部所辦的內部刊物《哲學社會科學動態》、三聯書店所辦的《學習》、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經濟研究》、中國科學院河北分院經濟研究所的《經濟戰線》，以及一些地方譬如上海社會科學聯合會的刊物《學術月刊》、江蘇的《江海學刊》、廣東的《理論與實踐》、湖北的《理論戰線》。第三類為大學的學報或學報類期刊，如人民大學的《教學與研究》、中南財經學院《經濟問題》、《北京大學學報》、《廈門大學學報》、《復旦大學學報》、《武漢大學學報》、《中山大學學報》。

    我們再來看有哪些報刊沒有參加對馬寅初的批判。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發表過一篇題為《我國人口問題和就業》的文章將馬寅初和右派分子費孝通並列起來予以批評和批判。我在這裡說“批評和批判”，是因為該文的語氣還是明顯地將馬寅初和費孝通區分開來了。有的情況下，批評和批判不是很容易區分，但常常還是可以區分的。比如同期《人民日報》刊登的《揭穿資產階級哲學的偽科學——馮友蘭先生對辯證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和概念的歪曲與修正》，（145）譬如以介紹學術動態的名義《徹底批判和清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中，“哲學界批判馮友蘭的唯心主義哲學觀點”、“中山大學歷史系批判陳寅恪的唯心史觀”、“語言學界批判王力等的錯誤觀點”的小標題，（146）那就是批判而不能說是批評。還有，同期《光明日報》上的大多數文章就是對馬寅初的批判，而不好說是批評。所以，《人民日報》的這篇點名文章，也不好說就是《人民日報》參與了對馬寅初的批判。由於不能確切地說這篇文章就是批評或者批判，所以在介紹《光明日報》帶頭批判馬寅初的內容里我們把這篇文章當作批判文章予以了介紹。但是，那是不完全的，還需要在這裡予以介紹。還有，那時的中共中央機關刊物《紅旗》雜誌半月刊已經在1958年5月份創刊，毛澤東點名由陳伯達主編，其間兩年的時間裡至少有48期《紅旗》出版，卻沒有刊登過一篇批判馬寅初的稿件。同樣，作為北京市委機關報的《北京日報》也曾有一次（天）3篇批評和批判馬寅初的文章。按照當時的體制，北京大學是屬於北京市委市政府管理的學校，《北京日報》應該、也必須反映北京大學的運動情況。所以，這張刊登批評和批判馬寅初文章的報紙既可以說是受《光明日報》的影響參與了批判，也可以說是正常反映所屬的北京大學“雙反”運動的動態。由於僅此一例，有如《人民日報》的文章一樣，需要在此處再予特別說明。除此之外，毛澤東1958年3月22日在成都會議上講話要求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創辦理論刊物，中共中央4月2日正式下發了通知。（147）這樣，地方黨委除了原來都有的機關報以外，除了西藏自治區以外的其他26個省、市、自治區黨委在1958年的7月、8月都整齊劃一地創辦了機關刊物，如北京市委《前線》、上海市委《解放》、河北省委《東風》、廣東《上游》、江蘇《群眾》、安徽《虛與實》、湖北《七一》等等，省市一級的黨委機關報和機關刊物，也都沒有發表過批判馬寅初的文章。然後再聯繫國家機關中國家計劃委員會所屬的《計劃經濟》和財政部所屬的《財政》也都在1958年以後不再參與對馬寅初的批判，使得第二次批判整齊劃一地都是由黨和政府以外的研究單位和高校參與和推動，說明黨和政府對馬寅初這一類有政治身份的民主人士有着與一般知識分子不同的政治擔當，也說明當時的共產黨有極強的政治原則和嚴明的組織紀律。

    有必要在這裡澄清康生、陳伯達組織《新建設》和學術界批判、圍攻馬寅初的傳說。2003年，當事人吉偉青發表《我所了解的〈新建設〉》一文，可說對此有所交代。吉偉青原屬中宣部幹部，在1958年10月，《新建設》由《光明日報》劃歸學部管理前由中宣部決定調任該雜誌總編輯，後兼任中宣部辦公室（廳）副主任，是文革期間被打成“閻王殿”（中宣部）的判官之一。關於1959年《新建設》批判馬寅初的經過，吉偉青說：

    在我們開展學術討論中，有一個典型的例子是關於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學術觀點的討論和批評。1959年11月號的《新建設》發表了馬寅初的《我的哲學思想和經濟理論》（此文的大意是：用對立統一的觀點研究經濟各部類的相互聯繫和相互制約。從農業出發最後又回到農業，他用這種觀點解釋“八字憲法”，即他的“團團轉”理論）。編者按說：我們根據作者的要求，發表這篇文章，供大家討論。作者在內容提要中寫道：本文（除附帶聲明外）就大躍進的情形，作出一科學的解釋。一、序言；二、根據辯證法核心對立的統一的普遍規律，用大量的事實證明我的三個理論的正確性（團團轉、螺旋式上升和理在事中）；三、這樣的處理問題的幾個好處：1.把“八字憲法”和辯證法的核心熔為一體。2.從“八字憲法”得出來的小型“團團轉”理論反映了“八字憲法”濟世救人的偉大力量。3.從辯證法核心得出來的大型“團團轉”理論反映了推動大躍進的巨大力量（附帶說明不低頭認錯的理由並請求批判者們另立一個學說來替代）。4.為什麼在本文中同時討論新人口論，為什麼強調人口的質量。5.附帶聲明：接受《光明日報》的挑戰書；對愛護我者說幾句話並表示衷心的感謝！

    《新建設》於1959年12月，《光明日報》於1960年1月先後發表了批馬寅初的文章。馬先生看後，又送來題為《重申我的請求》一文，《新建設》1960年1月號上予以發表，並加有編者按說，馬寅初的這篇文章否認階級鬥爭，這就把他從馬克思主義一貫地根本分歧告訴了大家。他的這篇文章和其它許多文章資產階級謬論很多，必須進行討論批判（這個按語是在極“左”的思潮影響下寫的，帶有明顯的時代特徵）。馬寅初這篇文章曾在《北京大學學報》上發表。我們即時收到北大張俊秀、石世奇、柯木火三人合寫的馬寅初在《請求什麼》一文，遂與馬寅初的文章一並發表。馬寅初在《重申我的請求》中寫道：“我在拙著《我的哲學思想和經濟理論》一文中一個附帶聲明，是我接受《光明日報》開闢的一個戰場的挑戰書，我說這個挑戰是很合理的，我當敬謹拜受，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身匹馬，出來應戰，直至戰死為止，決不向專以力壓服不以理說服人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不過我有一個要求，過去批判文章都是破的性質，沒有一篇是‘立’的性質，徒破而不立，不能成大事，如我國革命，只破而不立，決不能有今天。”

    從這一事例看出：1.對爭論雙方採取平等的態度，有批評，也有反批評，沒有壓制一方或另一方的弊病。2.在編者按中和有的批評文章中，還顯露出批判的傾向，這是當時的政治氣候所致。

    關於《新建設》與康生、陳伯達的關係，吉偉青是在學術界批判楊獻珍、孫冶方的問題中交代的。他說：

    在這裡還應該提及兩大學術冤案：一是對楊獻珍的批判，一是對孫冶方的批判。這兩起全國性的和震動學術界的批判大案，是把學術問題上升到政治問題的極“左”思想的大暴露。1964年5月29日《光明日報》發表了艾恆武、林青山關於楊獻珍的文章《一分為二與合二為一》，接着又發表了項晴《“合二為一”不是辯證法》一文，引起全國學術理論界的強烈反應。這是康生、陳伯達密謀策劃的一場全國性大批判的開端。隨後《人民日報》、《哲學研究》雜誌發表批判文章，9月31日《紅旗》雜誌第16期發表《哲學戰線上的新論戰》。當時對楊獻珍的批判文章鋪天蓋地，並對贊同楊的觀點的人一併批判，最後，將楊獻珍從高級黨校校長調到哲學研究所任副所長，這場大批判才告一段落。事後證明，楊獻珍的《合二而一與一分為二》論點是辯證法的富有創意的演繹。在這個明顯地把學術問題上升到政治問題的大批判中，《新建設》始終堅持不發表任何批判性質的文章。

    1964年9月，康生、陳伯達等人在舉行雙周座談會的名義下，對孫冶方關於生產價格、利潤等問題的觀點進行批判，並指令全國報刊公開點名批判孫冶方。並組成了一個70多人的工作組進駐經濟研究所，進行所謂“文化大革命”試點，實質是批判孫冶方的“修正主義”觀點。當時全國許多經濟刊物、學術刊物都發表文章批判孫冶方的社會主義經濟論是修正主義的，是中國的利別爾曼（蘇聯的一位經濟學家）。這場批判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發才休止。“文革”後平反冤假錯案，證明孫冶方在經濟學方面一系列論點是完全正確的。《新建設》當時沒有跟着批判浪潮隨波逐流。（148）

    請讀者注意，作者在敘述由康生、陳伯達直接插手的批判楊獻珍、孫冶方這兩個事件中，作為總編輯的吉偉青十分得意於“在這個明顯地把學術問題上升到政治問題的大批判中，《新建設》始終堅持不發表任何批判性質的文章”、“《新建設》當時沒有跟着批判浪潮隨波逐流”，實際上是在間接地回答社會上關於康生、陳伯達指揮《新建設》帶頭批判馬寅初的傳說。

    七、北京大學校辦秘書對馬寅初的致命一擊

    馬寅初自恃有深厚的經濟學造詣和熟悉政府經濟工作的背景，只要是爭論學術問題，既不懼怕《光明日報》和《新建設》那樣的批判，也不恐懼與北京大學學會組織的師生辯論會。但是，他無論如何沒有想到北京大學的批判會，特別是在自己身邊工作的人用學術以外的事例對他施以致命的一擊。

    接到馬寅初的來稿以後，1959年12月19日，《新建設》雜誌編輯部給北京大學黨委發來了一封公函。出示公函和開具介紹信，是那個時代黨組織和行政單位橫向之間發生關係時介紹基本情況的一種交往形式。因為《新建設》已經移交學部管理，等於由原來民主黨派主辦的雜誌改為學部黨組主管的學術性期刊，所以，該編輯部可以直接給北京大學黨委發函。

    北京大學黨委會：

    本刊應貴校校長馬寅初先生的要求，在十一月號上發表了他寫的“我的哲學思想和經濟理論”一文，供大家討論。接着本刊十二月號和最近《光明日報》上發表了幾篇批判馬先生的文章。馬先生看了這些文章以後，又交來題為“重申我的請求”一文，要求在明年一月號上發表。我們已準備發表。惟文中馬先生提到他在一九三九年以前，是不與共產黨一起的，還作過文章批評馬克思。他又說，在那年他以實際行動否定了他自己的階級。文中還提到自那年起，直到現在，他無時無刻不與共產黨在一起。這一段歷史情況我們不清楚，這樣發表出來是否恰當？現將馬先生的這篇文章的清樣送上，請提意見。據馬先生稱：他擬於一月份外出視察，望儘快見告。（149）

    沒有發現北京大學黨委給《新建設》雜誌的回覆，也沒有證據可以證明北京大學就馬寅初的問題向其直接領導北京市委和教育部做過請示，更沒有北京市委和教育部關於批判馬寅初的具體指示。但是，北京大學從12月25日前後開始，掀起了學校黨委和行政領導並未出面的群眾圍剿和批判馬寅初的活動。從一些情況的跡象來分析，陸平進入北京大學以後，我國高校一直存在的所謂“黨委領導下的校務委員會負責制”的體制問題在比較強勢的陸平和民主人士的馬寅初之間更突出了。（150）從師生揭發和一些跡象判斷，不排除馬寅初與陸平之間已經存有齷齪和芥蒂。1958年3月10日召開全校師生誓師大會，由陸平做“雙反”運動動員，這該是學校里最大的事情，馬寅初卻外出看望下鄉幹部。“雙反”運動中，結合運動整改有重要的教學改革、教學躍進計劃，改組校務委員會，馬寅初都藉故視察而不參加。根據揭發，馬寅初是在黨委幾經勸阻後毅然離開學校的。（151）在那個把運動看重到可以停課、暑期也都不放假的情況下，馬寅初竟然可以有5個月在校外視察，足見校長職權已經式微到何種程度。更有甚者，1959年，馬寅初在校的情況下，校務委員會召開教學工作會議，從計劃準備到會議結束，前後歷經2個多月，其中會議18天，不僅沒有校務委員會主任、校長馬寅初的任何角色，而且現在從資料上都看不到馬寅初在其中有什麼活動。相反，從做會議計劃和安排，到會議的總結，都是陸平在起作用。（152）再往宏觀一些說，自從陸平進校後，北京大學的歷史就已經很少有馬寅初的影子了。在這樣的背景下，北京大學黨委不失時機地又把馬寅初拋給了群眾。12月25日，北京大學校刊刊登了馬寅初的“重申我的請求”和《新建設》編輯部給北京大學黨委會的公函。校刊在刊登兩文前所加的“編者按”說：

    我校校長馬寅初先生繼“我的經濟理論、哲學思想和政治立場”一書及其他許多同類的文章以後，在今年“新建設”第十一期又發表了“我的哲學思想和經濟理論”一文。最近“新建設”和“光明日報”陸續發表了批判文章，許多作者均指出：馬寅初是在堅持他的反動資產階級立場，假學術討論之名，對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馬克思主義進行政治上的進攻。現在馬寅初先生又寫出了“重申我的請求”一文，進一步表明了他的政治立場。現將馬寅初先生“重申我的請求”一文全文登載，並附《新建設》編輯部給黨委會的一封信。希望全校師生討論。（153）

    12月28日，北京大學“毛澤東經濟思想學習研究會”舉行報告會，會上由經濟系秘書胡代光作了“批判馬寅初團團轉綜合平衡論”的報告，“全校師生都參加聽講”。（154）1960年1月6日，“毛澤東哲學思想研究會”舉行報告會，由哲學系趙光武向全校師生員工作了批判馬寅初“團團轉”謬論的報告。（155）期間，北京大學人口問題研究會也舉行了批判馬寅初“新人口論”的報告會。（156）北京大學毛澤東經濟思想學習研究會、毛澤東哲學思想學習會、毛澤東文藝思想學習研究會、毛澤東著作學習會等群眾團體分別是在1958年6月底到7月初成立的，學校黨委書記、副書記都分別是這些學習研究會發起人之一。（157）

    馬寅初對這種大規模的報告會、批判會提出了異議。“馬寅初先生要求本校有關學會舉行小型會，認為這樣便於討論，本人亦將出席。”（158）1960年1月6日，3個學會的負責人一起訪問了馬寅初，表示願意接受他的要求，並希望他暢所欲言，以便充分交換意見，展開辯論。最後商定，討論會於1月11日召開，規模定為200人。

    11日下午3點，3個學會聯合召開“馬寅初經濟理論哲學思想和政治立場討論會”。參加討論會的除了3個學會的會員以外，還有歷史系、中文系和法律系的部分教授。馬列主義教研室汪其來在發言中揭露了馬寅初否認階級存在和階級鬥爭，是企圖轉移人民視線，麻痹人民的警惕性，以便資產階級自由地向無產階級進攻。經濟系趙靖發言批判和揭露馬寅初“控制人口”謬論的反動實質，指出它與我們所主張的適當地節制生育是根本對立的，是採取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的一種惡毒手法。陳岱蓀發言指出，馬寅初解放後發表的一系列文章，其實質都是要向黨爭奪領導權。經濟系學生王翔書發言中列舉證據證明馬寅初根本不是學者，他的文章是採取抄襲、剽竊等手法七拼八湊地寫成的。哲學系王慶淑還就馬寅初對待運動的態度等問題進行了長篇的發言批判。

    但是，最具殺傷力的還是校辦秘書韓苹卿的揭發。韓苹卿揭發說，馬寅初在商務印書館有股票68 000元，在上海閘北火力發電與自來水公司有股票約20 000餘元，每月還收取房租160餘元。根據韓的揭發，馬寅初在土改中對政府沒收他的土地表示不滿。馬寅初說：“我們家的土地是我寫書得來的錢買來的，為什麼要沒收我的土地？”在資產階級右派向黨猖狂進攻的時候，馬寅初說：“中國可能要出現匈牙利事件，要發生第二次革命。”馬寅初還對史良批判章伯鈞、羅隆基表示不滿，公然說：“羅隆基和章伯鈞是民主黨派中的優秀人才，應該團結他們。”“章乃器是個高明的經濟學家，他說定息不是剝削是對的。”韓苹卿的揭發中所提到的史良、章伯鈞、羅隆基均為民盟中央領導人，其中史良時任司法部部長，章伯鈞任交通部部長，羅隆基任森林工業部部長。章乃器為民建中央領導人，時任糧食部部長。章伯鈞、羅隆基和章乃器3人在1957年均被劃為右派分子。毛澤東點名批評“章（伯鈞）羅（隆基）同盟”後，史良代表民盟中央委員會在民盟內有一個長篇批判發言。

    韓苹卿所說的股票股份金額在當時屬於極高的款項。高到什麼程度？作家孫犁在20世紀60年代得到27 000元稿費，他的女兒說這錢足以買下4所北京後海的四合院。按照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只有那些資本家按照股份和股票拿定息。馬寅初擁有巨額股票和股份，顯然與國家高級領導幹部的身份極不相稱。馬寅初在會上也作了發言，但並不就會上提出的問題進行辯論，對韓苹卿的揭發也未置可否。馬寅初已經不再敢戀戰。他只是在會上繼續講述自己的學術觀點，“大肆宣揚他的團團轉理論，有意把政治問題說成學術問題，繼續向黨向社會主義進行政治上的進攻”。“他的發言引起到會者極大的憤慨，大家紛紛向主席台遞條子揭露和批判他的陰謀。”（159）

    第二天，即1月12日，馬寅初血壓升高到190，住院治療。（160）1月13日，北京大學校刊繼續刊載了3個學會聯合批判馬寅初的會議情況和陳岱蓀等在會上的批判發言。從此以後，北京大學就再未有關於馬寅初的消息了。

    3月28日，國務院決定免去馬寅初北京大學校長職務。（161）

    這裡有必要交代幾本馬寅初傳記上記述所謂康生指示北京大學批判馬寅初的資料來源問題。（162）關於康生、陳伯達批判馬寅初的說法可以追朔到1979年中央為馬寅初平反的時候，我們知道，那時中央已經否定了康生、陳伯達。但是，把康生插手批判馬寅初具體演變為康生指示當時的北京大學領導批判馬寅初，則是20世紀80年代末以後出版的幾本馬寅初傳記材料。而傳記作者標示所論則來源於“北京大學歷史檔案”和“北京大學檔案室校史檔案”。在所有作這些標示的地方，都未註明具體的檔案名目和卷宗編號。為此，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在讀博士生劉玉博按照筆者的要求以自己撰寫博士論文需要查找資料為由，帶着出版的幾本馬寅初傳於2009年12月14日和2010年1月14日兩次到北京大學檔案館查找相關資料。劉博士首先與接待員核實“傳記”所說的歷史檔案和檔案室是否就是現在的“北京大學檔案館”，在工作人員做了肯定的回答後，再進一步要求確定“傳記”中所敘述的材料是否是存放在這個檔案館裡，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後，提出要查找“傳記”所引用的檔案資料。兩次接待人員分別回答“沒有，我們這裡沒有”和“真的找不到”。（163）請讀者注意，是“沒有”和“真的找不到”，而不是不允許查找。馬寅初逝世後，經過中央審查通過的新聞稿中已經說“在康生、陳伯達的策劃鼓動下，開展了對馬寅初同志的‘批判’”。（164）那麼，如果歷史上確曾有康生布置北京大學批判馬寅初的檔案，應該不是保密文獻了。

    八、從北大離職到平反前的馬寅初

    馬寅初離開北京大學以後，則繼續履行全國政協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職務和職責。有不少的文章都說馬寅初被罷免了全國人大常委職務，這是不確的。因為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會的罷免都必須經過法定程序並予以公告，查1960年-1964年期間第二屆全國人大曆次會議，都未有罷免馬寅初的公告。另外，根據馬寅初女婿提供的馬寅初生平，從沒有人大常委被免之說。相反，提及1962年1月，還有馬寅初到浙江嵊縣視察。也就是在這次視察中，馬寅初因“患肺炎，此後元氣大傷，雙腿行動不便”。1965年，一條腿癱瘓。1972年，患直腸癌。（165）

    期間，馬寅初的其他政治和生活待遇均未發生變化。1964年年底到1965年年初的兩會期間，第四屆全國政協會議上，馬寅初頻頻出現在大會執行主席的名單上，以83歲高齡由上屆政協委員改任常務委員。（166）雖然不再做人大常委了，但在黨和政府的人事制度上，同一級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人大常委和政協常委，都屬於同等職務的人事安排。1965年8月7日，周恩來主持茶話會歡迎李宗仁，馬寅初應邀出席。（167）黨和政府決定隆重紀念孫中山誕辰100周年，馬寅初被列為以劉少奇為籌委會主任的籌委會委員，和劉少奇、宋慶齡等黨和國家領導人一起出席有關活動。（168）根據徐湯莘的材料，馬寅初在“文化大革命”中基本上沒有受到衝擊，1972年還有周恩來對馬寅初治療方案的批示，以及周恩來逝世後馬寅初到醫院向遺體告別，都說明馬寅初還享有正常的待遇。（169）1977年5月1日，是“文化大革命”以後社會各界第一次盛大活動，馬寅初參加了有中共中央主席、國務院總理和中央軍委主席華國鋒出席的遊園活動。（170）1978年年初，鄧小平第3次復出後擔任第五屆全國政協主席，馬寅初96歲仍被安排任全國政協常委，並出現在全國政協大會的執行主席名單上。（171）

    九、結束語

    （一）馬寅初在新中國初期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以毛澤東為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是當時中國最高權力機關，馬寅初是參加毛澤東主持的政府工作會議和參與制定法律、決定國家大事的政府官員。除此之外，馬寅初還擔任其他不少行政職務，並以經濟學家的身份發表了大量宣傳黨和國家方針、政策的文章。《我的經濟理論哲學思想和政治立場》一書是馬寅初有關社會主義經濟論述的代表作。

    改造知識分子是黨和毛澤東必定要發動的一場政治運動。馬寅初所領導的北京大學教授的政治學習不僅使得黨和毛澤東終於找到了一種恰當的形式實施知識分子思想改造政策，而且通過馬寅初及其執掌的北京大學把這一運動傳遞到了全國。馬寅初的舊知識分子和新中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的雙重身份以及所執掌的北京大學等許多主客觀因素，都天成地就地促成了馬寅初順利充當改造知識分子運動的“二傳手”角色。但是，隨着新中國政治過程的進展，馬寅初和其他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逐漸遠離國家權力的核心，作為舊知識分子需要接受批判改造就是一種必然了。

    （二）在新中國最初的幾年裡，黨和政府主流的意識形態都是把節制生育當作馬爾薩斯主義予以批判的。與此同時，政府主管部門也嚴格限制避孕和節育活動。這些傳統觀念和國家制度勢必與工業現代化過程中的城市青年的生活發生衝突。所以，黨和國家的上層領導對避孕和節制生育的態度也隨之發生了改變。1954年前後，黨和政府已經形成贊成節制生育但暫不登報宣傳的方針政策。邵力子和馬寅初都因其特殊的政治地位，能夠及時獲悉黨和國家領導人對節制生育問題的具體認識，也比較早地在一些場合表達了他們的一貫主張。1955年7月，全國人大一屆二次會議浙江小組會議上有關控制人口和節制生育問題的爭論，雖然主要發生在參加第一次全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那些民主人士之間，但實際反映了黨和政府在前後兩個不同時期的認識和中央既定政策但尚未公開宣傳狀態期間的一些情況。1955年以後，黨和政府已經在各大城市宣傳和推行節制生育的政策。1956年黨的八大會議上，黨中央通過周恩來的報告公開向社會表明了這一方針。特別是毛澤東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國務會議的講話中提出計劃生育這一概念以後，節制生育和計劃生育很快就成為社會各界的共識，不僅報刊媒體廣為宣傳，而且社會名流和知識界也多有著述。馬寅初1957年3月1日所謂在中南海的最高國務會議上的發言和7月5日公開發表的“新人口論”，都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說馬寅初的發言和“新人口論”比黨和毛澤東對有關問題的認識還要早，是對黨和毛澤東的“直諫”或“諫言”，都不符合歷史事實。

    （三）馬寅初最早受到的衝擊和批判是在1958年席捲全國的“雙反”運動中發生的。“雙反”運動的基本方法是“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領導幹部“引火燒身”和“人人寫大字報，人人被貼大字報”都是這次運動的特點。馬寅初作為校長和有成就的經濟學家在運動中被師生貼大字報和給別人貼大字報，都是正常的。與一般知識分子不同的是，馬寅初針對群眾的批判張貼了不少辯護性的和反批評的大字報。

    《光明日報》批判馬寅初是從其“讀書”欄目刊登“選自北京大學的大字報”開始的。在《光明日報》以前，《計劃經濟》已經發表了就計劃經濟中的綜合平衡論、價值規律以及“團團轉”等問題與馬寅初商榷的學術性文章。事實上，《經濟研究》和《教學與研究》啟動批評和批判馬寅初的時間也要早於《光明日報》。《光明日報》刊登批判和批評馬寅初的文章期間，也曾發表了馬寅初兩篇長篇答辯文章。因為批判和被批判的內容都必然地局限於直接的現實問題，所以，批判活動是無法持續的。1958年12月之後，《光明日報》再也沒有刊登批判馬寅初的稿件。

    但是，馬寅初卻不願意就這樣結束。從1959年11月開始，馬寅初利用《新建設》發表新作《我的經濟理論和哲學思想》先期挑戰《光明日報》，繼而要求刊登“重申我的請求”又反對《新建設》，不僅重新挑起新一輪的批判活動，更引出《新建設》聯手北京大學黨委把批判之火燒回到北京大學，導致了馬寅初的終結。

    北京大學黨委接到《新建設》的公函後，不失時機地把馬寅初拋了出去，煽動學校師生揭發批判馬寅初，特別是校辦秘書的揭發對馬寅初的打擊最為嚴重。他認為1956年工商業改造以後，只有一些資本家才擁有股票和股份，靠定息過着不勞而獲的“資產階級腐朽生活”。馬寅初至今還持有巨額股票和股份，還在拿定息和收取房租，不僅與其領取高工資、享受領導人待遇的國家高級領導幹部身份極不符合，而且由此證明了馬寅初為什麼要說“定息不是剝削”和頑固地站在資本家立場為資本家辯護。再加上馬寅初對土改中地方政府沒收他的土地不滿和對右派分子表示同情等問題，這就不再簡單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站在資本家立場為資產階級辯護的問題，而是剝掉了馬寅初“無時無刻不與共產黨在一起”的偽裝，暴露出地地道道的資本家和資產階級的政治面目。馬寅初血壓陡升而住進了醫院。此後，馬寅初不再與論敵交手，事實上也就退出了戰場。一場表面由學術問題引起的批判，終因非學術問題而結束。

    審視事件始末不難發現，批判馬寅初的活動是由1958年北京大學“雙反”運動中師生的大字報產生的，即使後來的《光明日報》和《新建設》的批判活動，也都具有一定的自發性質。所謂自發性，是指與運動中由黨組織決定的有組織和有領導的批判活動相區別的。像馬寅初這一類有政治身份的國家幹部，如果在運動中被批判都要按照幹部管理的權限履行審批程序。被黨組織明確決定的批判活動是一種自上而下的和有組織有領導的政治行為，批判前就有計劃要達到某種預定的結果，運動後期還要對批判對象做一定的政治結論和進行組織處理。馬寅初事件則不具有上述特徵。分析批判活動中的幾次關鍵性環節，都是因為馬寅初和《光明日報》、《新建設》以及北京大學3個學會較真、叫板和互動的結果。1958年北京大學師生給馬寅初張貼大字報隨同其外出視察就基本停止，《光明日報》在馬寅初不再做回應後也已經偃旗息鼓。在1959年年底至1960年年初的批判活動中，無論《光明日報》、《新建設》，還是北京大學的幾個學會，都是隨着馬寅初住院退出戰鬥而不了了之的。事實上，如果馬寅初能夠像傅鷹總結的絕大多數知識分子在運動中那樣表現，“罵你三分混蛋，你承認五分”，也早就“鼓掌通過”了。

    （四）馬寅初是一位經濟學家。用經濟學知識詮釋和宣傳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是馬寅初自以為的本分和得心應手的事情。馬寅初寫作並出版《我的經濟理論哲學思想和政治立場》一書不僅是要用自己的經濟知識解釋和宣傳社會主義的成就，而且要表明自己已經完成了向馬克思主義哲學世界觀的轉變和解決了為無產階級服務的政治立場問題。但是，用毛澤東和周恩來關於舊知識分子的公式來套，馬寅初與其他人並沒有什麼區別。所以，馬寅初這時出版的代表作正好給人們的批判活動提供了一個具體的靶子。該書提出來的綜合平衡論的經濟學觀點、團團轉哲學思想和政治立場問題，始終是被批判的核心問題。馬寅初把“新人口論”當作附錄收入該書，說明人口論並不是他理論觀點的主要內容。那些有關人口問題的批判文章，也不是爭論該不該控制人口和要不要實行節制生育，而是批判馬寅初人口論所體現的經濟理論、哲學思想和政治立場的。

    （五）黨和政府沒有批判馬寅初，康生、陳伯達也沒有插手過批判活動。除了北京大學的大字報和辯論會以外，公開發表的批判文章也主要限於民主黨派和學術界的一些報刊。從中央到地方黨委主辦的機關報刊則基本上沒有參與和介入批判活動，表現了共產黨對馬寅初這一類有政治身份的民主人士所具有的政治原則。

    馬寅初不僅感受到了黨和政府對他的政治擔當，而且也完全清楚地知道是《光明日報》對其發難以及該報在整個批判活動中所起到的推波助瀾作用。為此，他才有“接受《光明日報》的挑戰”的悲壯“聲明”，“我雖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身匹馬，出來應戰，直至戰死為止，決不向專以力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馬寅初的示威和宣戰既是針對民主黨派主辦的這張報紙，更是針對它的負責人楊明軒、陳此生。再追溯1955年在全國人大浙江小組會議上受到宋雲彬、李世豪等人的批駁和批判，北京大學內樊弘對他糾纏不休，馬寅初在一些關節點上受到的非難，都是來自於和他一起參加過第一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那一批民主人士。馬寅初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共產黨領導下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之間的一些微妙關係及其恩恩怨怨。

    （六）作為舊知識分子，本應和其他人一樣是歷次運動的對象。馬寅初因為在中央人民政府的地位和執掌北京大學而能夠在最初的那次知識分子改造運動中充當領導和動力。但是，隨着新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和政治架構的變化，馬寅初等民主人士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漸式微，被批判的命運就在劫難逃了。在這個問題上，馬寅初是否思想深邃、學術造詣非凡、著述豐厚，以及有沒有《我的經濟理論哲學思想和政治立場》和“新人口論”，都不重要。歷史並不是因為馬寅初有本“新人口論”才受到批判，如同其他舊知識分子並沒有“新人口論”也照樣改變不了被批判的命運一樣。批判馬寅初事件只不過是新中國歷史上成千上萬的知識分子需要反覆接受批判改造的總體事件中的一個具體個案。

    （七）馬寅初並非因“新人口論”罹禍，人口問題也不是批判他的重點。但是，20年之後，事情卻變成了馬寅初因為“新人口論”遭到不公批判，特別是中央願意抹殺當年對其曾有過的政治擔當而承擔不曾組織批判的責任，反覆督促北京大學黨委為其“平反”。相反，那些當年被黨和政府直接組織批判的眾多知識分子，甚至包括那些被康生、陳伯達點名的老教授如馮友蘭、賀麟反而未能得到應有的擔當。歷史何至於此，倒是需要後人深思和研究的問題。

    注釋：

    ①新華社：《人大常委委員、我黨真摯諍友、著名經濟學家 馬寅初同志遺體在北京火化 黨和國家領導人向馬寅初同志遺體告別》，人民日報，1982年5月23日，第2版。

    ②宋雲彬：《紅塵冷眼》，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9頁。

    ③玉：《出席巴黎和平大會中國代表團已正式組成 郭沫若任團長日內出國》，人民日報，1949年3月27日，第3版。

    ④新華社：《新政協籌備會小組名單》，人民日報，1949年6月21日，第1版。

    ⑤高建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紀實》，當代中國出版社，2002年，第367、376、378、316、323頁。

    ⑥新華社：《人民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選出全國委員會委員》，人民日報，1949年10月1日，第1版。

    ⑦新華社：《中國人民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勝利閉幕 毛澤東當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高崗當選副主席 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五十六人亦已選出》，人民日報，1949年10月1日，第1版。

    ⑧根據江西音像出版社製作的大型紀錄片《毛澤東與中國》第一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中“開國大典紀實”；新華社：《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人民日報，1949年10月2日，第1版。

    ⑨新華社：《人民政協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增選常務委員名單》，人民日報，1953年2月8日，第1版。絕大多數有關馬寅初的文章都疏忽了這一點，以為馬寅初在第一屆全國政協僅僅擔任一般委員職務。

    ⑩新華社：《政協第二屆全國委員會名譽主席、主席、副主席、秘書長、常務委員名單》，人民日報，1954年12月26日，第1版。

    （11）新華社：《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公告》，人民日報，1954年9月28日，第1版。

    （12）新華社：《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副主任委員名單》，人民日報，1949年10月20日，第1版。

    （13）新華社：《統一領導魯蘇皖浙閩台六省人民政府 華東軍政委員會成立 饒漱石陳毅等在成立大會上號召華東軍民努力完成解放台灣建設新華東的光榮任務》，人民日報，1950年2月3日，第1版。

    （14）馬本寅：《馬寅初傳略》，馬寅初紀念館：《走近馬寅初》，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第438頁。

    （15）新華社：《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首次會議 正副主席及委員宣布就職》，《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舉行第三次會議 任命政府各項負責人員 並任命廣東省及廣州市人民政府負責人員 周恩來總理就外交情況作簡單報告》，《批准財政和糧食狀況報告 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舉行第八次會議 聽取周總理報告目前國際形勢 通過土地改革法工會法及國徽》，《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十次會議決議 支持世界和大建議通過明年度財政總概算》，《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舉行會議 通過懲治反革命條例 並聽取各大行政區的工作報告》，《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舉行會議 聽取周恩來陳雲有關外交及財政的報告 通過人民法院等暫行條例及任免案多起》，《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舉行第十四、十五次會議 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貪污條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十六、十七、十八次會議 通過一九五二年度國家財政收支預算 並通過調整中央及地方人民政府機構等項決議》，《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開第十九次會議 通過改變大行政區人民政府（軍政委員會）機構與任務等決定批准中華人民共和國、蒙古人民共和國經濟及文化合作的協定》，《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舉行第二十四次會議 彭德懷報告志願軍抗美援朝工作》，《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舉行會議 批准中朝經濟及文化合作協定和建設公債條例》，人民日報，1949年10月2日、20日、1950年4月15日、6月29日、12月27日、1951年2月21日、9月4日、1952年4月22日、8月11日、11月17日、1953年9月13日、12月10日。

    （16）逄先知、金沖及：《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210頁；新華社：《中央人民政府舉行元旦團拜 毛澤東主席致祝詞號召大張旗鼓地開展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鬥爭》，人民日報，1952年1月3日，第1版。

    （17）《毛澤東傳》，第620、670頁；《竺可楨全集》第15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20-21頁。

    （18）馬寅初：《再談平衡論和團團轉》，光明日報，1958年7月24日，第3版。

    （19）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中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12頁。

    （20）諸天寅：《陳雲與馬寅初》，華文出版社，1999年，第38頁。該書把行政三級作為部長最高一級級別是不正確的。關於1955年國家行政級別的劃定原則，見《陳雲年譜》（中冊），第232-233頁。

    （21）吳覺農：《馬寅初先生的硬骨頭精神》，《走近馬寅初》，第20頁。

    （22）馬寅初：《我的經濟理論哲學思想和政治立場》，財政出版社，1958年2月。

    （23）《毛澤東傳》，第105-106頁。

    （24）毛澤東：《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好轉而鬥爭》，《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1頁。

    （25）毛澤東：《在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80、81頁。

    （26）毛澤東：《在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184頁。

    （27）馬寅初：《北京大學教員的政治學習運動》，人民日報，1951年10月23日，第3版。

    （2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175頁。

    （29）《周恩來年譜》，第178頁。

    （30）轉引自《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第448頁。

    （31）《周恩來年譜》，第178-179頁。

    （32）毛澤東：《在馬寅初關於北京大學教員學習問題給周恩來的信上的批語》，《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冊，第448頁。

    （33）《毛澤東傳》，第106頁。

    （34）轉引自龔育之：《中宣部里看傅鷹》，《龔育之回憶錄：“閻王殿”舊事》，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2頁。

    （35）《竺可楨全集》第12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573、574、596、616頁。

    （36）毛澤東：《對北京市高等學校三反情況簡報的批語》，《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3冊，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22頁。

    （37）王學珍等編：《北京大學紀事》，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536、539-540頁。

    （38）1949年9月16日新華社播發的毛澤東撰寫的《六評白皮書》即後來收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的《唯心歷史觀的破產》，正好是第一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開幕的前夕，被黨和毛澤東邀請而來參加政治協商的各個民主黨派領導人和社會各界著名人士此時雲集北平，不僅集中學習了這一組文章，而且紛紛發表聲明，響應和擁護共產黨對美國政府的批判。

    （39）1950年4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衛生部、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衛生部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聯合頒布《機關部隊婦女幹部打胎限制辦法》，“為保障母體安全和下一代之生命，禁止非法打胎”，“凡未經批准施行打胎者，對其本人及執行打胎者，應分別予以處分。”1953年1月12日，衛生部同海關，“避孕藥和用具與國家政策不符，應禁止進口”。15日，衛生部批覆華東軍政委員會衛生部並抄送全國衛生機關及中國醫藥公司，重申對節育用具的製造銷售應予登記，嚴加管理。彭姵雲主編：《中國計劃生育全書》，中國人口出版社，1997年，第889、1、1405頁。

    （40）孫敬之：《人民地理教師怎樣貫徹思想政治教育？》，人民日報，1949年11月29日，第5版。

    （41）《〈實用兒科學〉不應提倡節制生育》，人民日報，1951年6月25日，第6版。

    （42）《中共中央對衛生部黨組關於節制生育問題的報告的批示》，《中國計劃生育全書》，第1-2頁。

    （43）《周恩來年譜》，第354-355頁。

    （44）劉少奇：《提倡節育》，《劉少奇選集》（下），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1頁。

    （45）《中共中央對衛生部黨組關於節制生育問題的報告的批示》，《中國計劃生育全書》，第1頁。

    （46）《中國計劃生育全書》，第1259頁。

    （47）孫沐寒：《中國計劃生育史稿》，北方婦女兒童出版社，1987年，第90頁。

    （48）中國計劃生育年鑑編委會：《中國計劃生育年鑑》（1986），人民衛生出版社，1987年，第112、250、257頁。

    （49）《劉少奇選集》（下），第171頁。

    （50）新華社：《政務院昨宣告成立周恩來總理報告各部門組織問題所屬四委員會主任報告召開成立會經過》，人民日報，1949年10月22日，第1版。

    （51）邵力子：《生育節制釋疑》，《國民日報》副刊“婦女評論”第39集，1922年5月3日。

    （52）朱順佐：《邵力子傳》，浙江大學出版社，1988年，第336頁。

    （53）邵力子說：“在我國，墮胎問題可以撇開不談，至於有關避孕的醫學理論等等措施，確是應當傳播的，並且，還應當從實際上指導並供應有關避孕的方法和物品。”新華社：《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代表們關於憲法草案和報告的發言》，人民日報，1954年9月18日，第2版。

    （54）周恩來：《經濟建設的幾個方針問題》，《周恩來經濟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337頁。

    （55）梁中堂：《毛澤東人口思想研究》，《蘭州商學院學報》，2008年第5期，第7頁。

    （56）馬寅初在民國時期的許多著述中都談論到人口問題，而且總體上是贊同馬爾薩斯的觀點的。可參見其《中國經濟改造》（商務印書館，1935年，第98、647-648頁）、《經濟學概論》（商務印書館，1947年，第121-122、156-157、276-277、281頁）等。

    （57）馬寅初：《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發言》，《馬寅初全集》第14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01頁。

    （58）《竺可楨全集》第14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26頁。本卷為竺可楨日記，本文敘述這次小組會議活動凡取自竺可楨日記材料並標註有具體日期者，就不再標示文字出處。

    （59）《冷眼紅塵》，第386頁。本書為宋雲彬日記，本文凡引自該書而標示日期者概來源於此，後不再標明出處。

    （60）周恩來：《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人民日報，1956年9月19日，第1版。

    （61）1956年6月15日的健康報社論說，“避孕是人民的權利”。1957年2月19日，該報又發表了題為《大力推行節育工作》社論。2月23日，共青團中央機關報中國青年報發表題為《積極加強節育的宣傳和指導》的社論。其他報紙，比如由教育部代管的、主要面對中、小學的文匯報從1957年的初春開始，也加緊了這方面的宣傳。2月16日刊登邵力子《敬告年輕的父母們——一個老年人的話》，20日發表社會學家費孝通《關於社會學，說幾句話》，21日發表老一輩人口學家吳景超的《開展人口問題的研究》，都是在宣傳節制生育。

    （62）《中國計劃生育全書》，第136、137頁。

    （63）《中國計劃生育年鑑》（1986），第93、104頁。

    （64）《中國計劃生育全書》，第1259頁。

    （65）《中國計劃生育年鑑》（1986），第183-184頁。

    （66）《毛澤東傳》，第625頁。

    （67）《馬寅初全集》第14卷，第501-502頁。編者給馬寅初的這一篇發言所加的題目往往就會給人以誤導，以為是通常的國務會議諸位領導人或參加會議者的發言。其時，這個會議的開法就是延續至今的各級黨和政府重要會議的模式，由領導作報告，參加會議的各方聽取領導報告後就領導報告中的各個方面發言談收穫或落實的意見。另外，全集的編者將馬寅初發言的時間注為3月2日，不準確，該次最高國務會議在毛澤東講完“結束語”後就結束了。

    （68）《毛澤東傳》，第620頁。

    （69）《中國計劃生育全書》，第131頁。

    （70）梁中堂：《新中國六十年的計劃生育：兩種含義和兩個三十年》，《蘭州商學院學報》2010年第6期。

    （71）李德全《節育是一件艱巨複雜的工作》，楊公庶《我的三點意見》，王歷耕等19位委員聯合發言《廣泛宣傳遲婚和計劃生育》，鍾惠瀾《必須有計劃地節育》，鄧季惺《計劃生育符合社會主義利益》，人民日報，1957年3月8、12、15、17、19日。

    （72）人民日報社論：《應該適當地節制生育》，人民日報，1957年3月5日，第1版。

    （73）著名社會學家吳景超發表在1957年3月號《新建設》雜誌的長篇文章《中國人口問題新論》，是新中國最早關於人口和節制生育的學術著作。3月5日，人民日報曾以《中國人口問題的新研究》為題對吳景超的文章給予了介紹。此外，《新建設》4月號又相繼發表了董傑的《建立無產階級人口學》和費孝通的《人口問題研究搞些什麼》，5月號發表著名社會學家陳達的長篇文章《節育、晚婚和新中國人口問題》。

    （74）光明日報，1957年4月3日。

    （75）北京日報：《馬寅初在北京大學談我國人口問題》，北京日報，1957年4月29日。

    （76）《毛澤東傳》，第781頁。

    （77）新華社：《群眾運動萬馬奔騰政治局面生動活潑 上海六千萬張大字報一掃浪費保守官風暮氣 燦爛的思想政治之花結出了豐碩的經濟之果》，人民日報，1958年3月4日，第1版。

    （78）人民日報訊：《中共中央決定在全國進一步展開反浪費反保守運動 改進整個國家工作促進全民大幹勁》，人民日報，1958年3月6日，第1版。

    （79）人民日報社論：《全民大動員的號角響了》，人民日報，1958年3月6日，第1版。

    （80）《北京大學紀事》，第633頁。

    （81）新華社：《中共中央決定從中央一級機關中抽調千名黨員幹部加強文教戰線 康生同志就如何辦好社會主義的大學等問題向已抽調的高級幹部作了指示》，人民日報，1957年10月23日，第1版。

    （82）北京大學校刊，1958年3月11日，第1版。

    （83）朱彬：《雙反運動是偉大的救人運動 北大教授感謝黨對他們的耐心幫助》，人民日報，1958年4月23日，第7版。傅鷹發言中所指的“廢品展覽會”，是指學校把過去幾年畢業的學生中不合格或者不服從分配等有問題者，稱之為“廢品”。

    （84）光明日報，1958年5月3日，第2版；人民日報，1958年5月8日，第8版。

    （85）光明日報，1958年5月6日，第2版。

    （86）光明日報，1958年5月23日，第2版。

    （87）《魏建功教授批評黨總支對老教授縮手縮腳不敢批評》，《北京大學校刊》1958年3月23日，第1版。

    （88）曹宗巽：《在熊熊的雙反烈火中前進》，《北京大學校刊》1958年3月26日，第5版。

    （89）《北京大學校刊》，1958年3月11日，第1、4版。

    （90）人民日報：《黨員帶頭引火燒身推進運動北大黨委召開黨員誓師大會》，人民日報，1958年3月22日，第7版。

    （91）樊弘：《評馬寅初先生的“我的經濟理論哲學思想和政治立場”》，光明日報，1958年6月6日，第3版。

    （92）《馬校長的兩張大字報》，《北京大學校刊》，1958年3月22日，第1版。

    （93）朱正直等：《馬老教導我們三大主義》，北京大學校刊，1958年4月7日，第2版。

    （94）馬寅初：《我對經濟系二年級談話的內容》，北京大學校刊，1958年4月7日，第2版。

    （95）董玉昇、朱正直等：《馬老應正視錯誤》，北京大學校刊，1958年4月18日，第2版。

    （96）樊弘：《在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問題上馬寅初校長的立場是什麼？》，北京大學校刊，1958年4月9日，第4版。本節不加注釋引用樊弘的話，均取自於本文。

    （97）馬寅初：《我對樊弘教授提出些意見》，北京大學校刊，1958年4月9日，第4版。

    （98）《北京大學紀事》，第588頁。

    （99）徐穎、桑聖耀：《春夜談心》，光明日報，1957年5月4日，第2版。

    （100）新華社：《陳伯達同志在北大六十周年紀念會上講話 建設共產主義的新北大 老教授必須丟掉兩個包袱：一是受西方資本主義沒落時期的教育；一是受中國封建意識的影響》，人民日報，1958年5月5日，第1版。

    （101）劉關權、金梅：《彭真、陳伯達同志在我校六十周年紀念會上講話，建設共產主義新北大》，北京大學校刊，1958年5月7日，第1版。

    （102）陳伯達：《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批判的革命的精神，繼續改造北京大學，建設一個共產主義的新北京大學》，北京大學學報，1958年，第3期，第13頁。

    （103）北京大學校刊，1958年7月1日，第1版；王學珍等：《北京大學紀事》，第639頁。

    （104）王學珍等：《北京大學紀事》，第639頁。

    （105）中共中央：《關於改進光明日報工作的問題和關於協助光明日報和大公報在各地的通訊工作的問題的通知》，轉引自中共山西省委組織部編著：《常芝青傳》，新華出版社，2003年，第204-205頁。

    （106）《光明日報六十年大事記》，http://www.gmw.cn/gmrbsheqing/2009-05/30/content_933591.htm。

    （107）新華社：《光明日報社改組楊明軒陳此生分任正副社長》，人民日報，1957年6月19日，第5版。

    （108）《常芝青傳》，第205頁。

    （109）《綜合平衡理論的討論》，人民日報，1958年4月17日，第7版。

    （110）韓佳辰：《體力勞動對知識分子改造的作用》，光明日報，1958年1月25日，第2版。

    （111）韓佳辰：《馬寅初哲學的破產》，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

    （112）韓佳辰：《“團團轉的聯繫”不是唯物辯證法——評馬寅初著〈我的經濟理論、哲學思想和政治立場〉》，光明日報，1958年4月19日，第3版。

    （113）馬寅初：《再談我的平衡論中的“團團轉”理論》，光明日報，1958年5月9日，第3版。

    （114）光明日報，1958年5月9日，第3版。

    （115）光明日報為齊錫年文章《〈再評馬寅初的“新人口論”〉讀後瑣談》所加的“編者按”，光明日報，1958年5月20日，第3版。

    （116）光明日報：《中國人民大學政治經濟學教研室座談馬寅初的學術思想，一致認為馬寅初的觀點都是錯誤的》，光明日報，1958年5月31日，第3版。

    （117）本報編輯部：《是無產階級思想？還是資產階級思想？學術界對馬寅初論著展開辯論》，光明日報，1958年6月1日，第2版。

    （118）叔仲：《我國人口和就業問題》，人民日報，1958年6月6日，第7版。

    （119）光明日報，1958年6月6日，第3版，樊弘《評馬寅初先生的“我的經濟理論、哲學思想和政治立場”》、褚葆一《評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論”——兼評齊錫年先生的關於“新人口論”的文章》；8日，第4版，韓佳辰《和馬寅初先生商榷程朱哲學》；11日，第3版，范德藻《論“新人口論”所提出的根本問題》、陳京璇諸葛殷同《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實質上是傳播了馬爾薩斯的人口論》、顧利仁《我對“新人口論”的幾點看法》、來稿綜述《六億人口是一個偉大的力量》和“編者按”；17日，第3版，柳谷崗一禾梁文森《從國民經濟平衡理論看馬寅初的“團團轉平衡論”》、李立中《“那團團轉的比例發展規律”是反辯證唯物主義的》、武漢大學經濟系師生“座談馬寅初著作”《“團團轉平衡論”違反總路線精神實質》；22日，第4版，汪子嵩《略談“見物不見人”》；24日，第3版，彭慶年《批判馬寅初的“理”和“道德”是物質的說法》、孫發祥《見口不見手——評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論”》、幾位大學生的來稿綜述《新舊“人口論”的思想體系是一致的》；25日，新聞通訊《北大哲學系學生高舉革命紅旗，向資產階級學術思想宣戰，批判了馬寅初、馮友蘭、賀麟、洪謙等錯誤觀點和立場》；7月8日，第3版，林森木《評馬寅初的“新人口論”》。

    （120）光明日報為馬寅初《再談平衡論和團團轉》所加的“編者按”，光明日報，1958年7月24日，第5版。

    （121）光明日報，1958年7月31日，第3版，《在學術陣地上拔白旗插紅旗，北大舉行批判馬寅初學術思想座談會》；8月4日，第5版，尹世傑《馬寅初的：“團團轉平衡論”是庸俗平衡論》，5日，第3版，本報訊《北京大學舉行第三次座談會繼續批判馬寅初的學術思想》，韓佳辰《對馬寅初再度答辯的批判——三評“團團轉”不是唯物辯證法》；8日，第3版，石武《再評馬寅初的“團團轉”理論》；13日，第3版，李立中《再論“團團轉的比例發展規律”是反辯證唯物主義的》。

    （122）光明日報編輯部：《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光明日報，1958年11月29日，第5版。

    （123）新華社：《蘇聯宇宙火箭是保障和平的福音》，人民日報，1959年1月16日，第1版。

    （124）新華社：《首都隆重慶祝中蘇同盟九周年 上海天津廣州重慶等地熱烈展開慶祝活動》，人民日報，1959年2月14日，第1版。

    （125）《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名單》，人民日報，1959年3月12日，第2版。

    （126）新華社：《政協全國委員會舉行酒會招待日本社會黨訪華代表團》，人民日報，1959年3月15日，第1版。

    （127）《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三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名單》，人民日報，4月12日，第2版。

    （128）新華社：《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公告》，人民日報，4月28日，第1版。

    （129）新華社：《人大代表呼籲印度人民回擊擴張主義分子堵住威脅中印友好的逆流》，人民日報，4月29日，第3版。

    （130）新華社：《深入宣傳蘇聯學習蘇聯全力發展中蘇偉大友誼 中蘇友協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會 會議選出宋慶齡為總會會長並通過四年來的工作報告》，人民日報，5月3日，第1版。

    （131）新華社：《首都盛大集會紀念“五四”四十周年》，人民日報，5月4日，第1版。

    （132）新華社：《要求印度政府遵守五項原則珍惜中印友誼》，人民日報，9月14日，第2版。

    （133）新華社：《毛主席邀各黨派團體負責人等舉行會議》，人民日報，9月16日，第1版。

    （134）新華社：《在我國建國十周年慶祝大會主席台上 黨和國家領導人和我國各方面的人士》，人民日報，9月29日，第2版。

    （135）與此前大批判所不同的是，這是三位資深的經濟學家撰寫的批判文章，即北京大學經濟系教授陳岱蓀的《馬寅初先生對凱恩斯學說批判的實質》（《新建設》1959年1月號），北京市委機關《前線》雜誌社編輯、經濟學家蘇星的《兩種思想體系的分歧——批判馬寅初“我的經濟理論、哲學思想和政治立場”》（《經濟研究》1959年2月號），我國第一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資本論》翻譯者、廈門大學校長王亞南的《論馬寅初的新哲學和新經濟學》（《廈門大學學報》1959年第1期）。

    （136）馬寅初：《兩個請求轉載的理由》，《北京大學學報》，1959年第1期，第88頁。

    （137）費青：《發刊辭》，《新建設》，1949年第1卷第1期，第1頁。

    （138）《光明日報大事記》，http://www.gmw.cn/gmrbsheqing/2009-05/30/content_933591.htm。

    （139）《新建設》，1959年第11期，第21頁。下面凡引自本篇文章的文字又未作說明，均來源於此。

    （140）莊次彭：《駁馬寅初的“團團轉”》，光明日報，1959年11月30日，第3版。

    （141）張恩慈：《批判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光明日報，1959年12月7日，第5版。

    （142）李宗正、林森木《評馬寅初的人口論》，柯木火《馬寅初先生用他的團團轉冒充辯證法》，均載《新建設》1959年第12月號。

    （143）馬寅初：《重申我的請求》，北京大學校刊，1959年12月25日，第2版。本文凡是引用該文，均來源於此，不再註明。

    （144）財政出版社編：《評馬寅初著“我的經濟理論哲學思想和政治立場”論文集》，財政出版社，1958年6月；江山：《馬爾薩斯“人口論”和“新人口論”批判》，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12月；林森木編：《現代我國人口問題——馬爾薩斯人口論和我國馬爾薩斯主義的批判》，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10月；韓佳辰：《馬寅初哲學的破產》，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8月。

    （145）北京大學哲學系三年級學生：《揭穿資產階級哲學的偽科學——馮友蘭先生對辯證唯物主義基本原理和概念的歪曲與修正》，人民日報，1958年8月30日，第7版。

    （146）《徹底批判和清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人民日報，1958年11月11日，第7版。

    （147）《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第115-116頁。

    （148）吉偉青：《我所了解的〈新建設〉》，百年潮，2003年第6期，第20-21、22頁。

    （149）《“新建設”編輯部給黨委會的來信》，北京大學校刊，1959年12月25日，第2版。

    （150）關於“黨委領導下的校務委員會負責制”的提法，在北京大學最早見於校刊第275期（1958年10月10日），第1版。

    （151）北京大學校刊，1960年1月13日，第2版。

    （152）《北京大學紀事》，第627、649頁；北京大學校刊，1959年3月26日，第1版；3月28日，第1至4版；4月2日第1版；9日，第1版；10日，第1版；17日，第1、2版。

    （153）北京大學校刊，1959年12月25日，第2版。

    （154）《毛澤東經濟思想學習研究會舉行報告，批判馬寅初“團團轉綜合平衡論”》，北京大學校刊，1959年12月31日，第3版。

    （155）《毛澤東哲學思想研究會舉行報告會，批判馬寅初“團團轉”謬論》，北京大學校刊，1960年1月9日，第4版。

    （156）人口問題研究會的報告會的具體時間、報告人和報告題目、報告內容均不詳，只是從校刊1月9日第1版的報道《本校三個學會將聯合舉行“馬寅初經濟理論哲學思想政治立場討論會”》中可知，人口問題研究會也已經舉行過報告會。

    （157）北京大學校刊，1958年7月1日，第4版。

    （158）《本校三個學會將聯合舉行“馬寅初經濟理論哲學思想政治立場討論會”進一步批判馬寅初的謬論》，北京大學校刊，1960年1月9日，第1版。

    （159）《三個學會舉行馬寅初經濟理論哲學思想政治立場討論會繼續批判馬寅初的謬論》，北京大學校刊，1960年1月13日，第1、4版。

    （160）《馬寅初先生大事年表》，《馬寅初全集》第15卷，第398頁。

    （161）《國務院任免名單》，人民日報，1960年4月17日，第3版。北京大學是1960年4月15日接到由教育部轉來的內務部關於陸平任北京大學校長和免去馬寅初北京大學校長職務的通知。4月21日，北京大學校刊在頭版頭條的位置以《國務院第98次全體會議通過任命陸平同志為我校校長》為題，發布了這一消息。

    （162）楊勛、徐湯莘、朱正直：《馬寅初》，北京出版社，1988年，第210-211頁；彭華：《馬寅初全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08年，第201頁。

    （163）劉玉博博士2010年1月19日給筆者回復的電子郵件。

    （164）新華社：《人大常委委員、我黨真摯諍友、著名經濟學家 馬寅初同志遺體在北京火化 黨和國家領導人向馬寅初同志遺體告別》，人民日報，1982年5月23日，第2版。

    （165）徐湯莘、朱正直：《馬寅初生平活動及主要著作年表》，徐湯莘、朱正直：《馬寅初選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56頁。

    （166）新華社：《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四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主席團和秘書長名單》，《政協四屆首次會議舉行全體大會》，《政協四屆首次會議舉行大會二十一位委員發言或作書面發言》，《政協第四屆全國委員會名譽主席、主席、副主席、秘書長、常務委員名單》，人民日報，1964年12月21日第1版、30日第1版、1965年1月5日第3版、第2版。

    （167）新華社：《政協舉行茶會歡迎李宗仁先生》，人民日報，1965年8月7日，第1版。

    （168）新華社：《孫中山誕辰百周年紀念籌備委員會委員名單》，《孫中山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紀念籌備委員會舉行首次會議劉少奇主席作重要講話》，人民日報，1965年10月25日第1版、11月1日第1版。

    （169）徐湯莘、朱正直：《一代師表馬寅初》，浙江大學：《馬寅初先生百年壽辰》（1981年），第121-122頁；徐湯莘，朱正直：《馬寅初選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56頁；徐湯莘：《深情厚誼肝膽照人——記周恩來總理關懷馬寅初先生的幾件事》，政協遼寧省本溪市委員會中共本溪市委統戰部：《相遇貴相知》，遼寧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91—92頁。

    （170）新華社：《華主席同首都群眾一起歡慶“五一”國際勞動節》，人民日報，1977年5月2日，第1版。

    （171）新華社：《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名單》，《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名單》，人民日報，1978年2月26日第3版、3月9日第2版。

    來源：《中共山西省委黨校學報》2011年5期，轉載自中國社會科學網2012-5-30

    點擊：10,539   發布：2012-06-12   責編：youz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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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的真相：馬寅初的《新人口論》是在聽了毛主席演講之後產生的！

    http://mp.weixin.qq.com/s/N0TSTe9IXGRgL2-wHXjKpw

    毛澤東從未批評馬寅初 

    http://www.china.com.cn/news/shehui/2011-11/22/content_23976225.htm

    瀏覽：1775 發布日期：2016/12/04 分類：新中國紀事 關鍵字： 毛澤東 馬寅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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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組織部原部長張全景主張：研究毛澤東要重視第一手資料！而針對毛澤東曾批評馬寅初《新人口論》的說法，他近日根據史料提出不同觀點：毛澤東從未批評馬寅初，相反，最早提出“計劃生育”這四個字的，恰恰就是毛澤東（但絕不是改開後的強制計生那種思路)。

    張全景是在廣州參加“毛澤東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學術研討會時提出這一觀點的。他說，研究毛澤東要實事求是，要重視第一手材料，不能人云亦云，更不能主觀臆斷。比如，在計劃生育這一問題上，社會上流傳一種說法：毛澤東批評馬寅初，提出“人多好辦事”，導致中國增添幾億人口。但事實上，毛澤東早年就主張節育，他在與蔡和森的通信中說，中國人多是一件好事，也是一件壞事，好在人多上，也壞在人多上，應節制生育。“計劃生育”這四個字也是建國後毛澤東首先提出來的。而批判馬寅初的是康生、陳伯達等人搞的，他們的批評文章在《人民日報》發表後，毛澤東還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到人口問題時肯定馬寅初的觀點：馬寅初的方法是好的。

    張全景表示，毛澤東從無鼓勵多生孩子的意思，也從未說過“人多好辦事”。毛澤東在對河南應舉社的批示，即《介紹一個合作社》中說到：“人多議論多、熱氣高、幹勁大”，主要是肯定這個合作社依靠群眾力量戰勝了嚴重自然災害，並沒有鼓勵多生孩子的意思。

    張全景介紹，在抓計劃生育上，毛澤東認為不能搞強迫命令，而是要加強教育，首先提高群眾的科學文化水平，同時，抓緊研製生產避孕藥品和器具。當我國研製和生產出避孕藥品和避孕套等器具時，毛澤東提出，應一律免費供應，基層單位應有專人送到育齡青年手中。如果讓本人去領，人家會感到不好意思。張全景介紹，在六七十年代，多數城市商店、農村供銷社櫃檯上放有避孕用品，需要的人可自行取用。那時農村婦女主任向育齡中青年發送避孕用品，是一項重要任務。當時有人還為此感慨：“一個國家主要領導人能將事情想得如此周到細緻，實在難能可貴。”(作者：張全景；2013-11-12；來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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