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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盛友 (You X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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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度性腐败刚刚开始
   

中国制度性腐败刚刚开始

根据报道,2015年1月,中纪委对反腐败斗争的判断是“形势依然严峻复杂”;2016年1月,判断转为“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2016年12月“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2017年10月“形成压倒性态势并巩固发展”。而这次取得“压倒性胜利”,标志着“反腐斗争成果正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转变”。

根据中纪委最新数据,十九大至今,受到立案审查调查的中管干部达70余人。2018年1至9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46.4万件,处分40.6万人。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的专家庄德水在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则表示,“压倒性胜利”不是最后胜利,认为此语并不意味着反腐斗争的结束。“我个人认为也就刚走了六成的路,下面的新目标会使用新词汇”。

德国历史学家弗兰克·巴约尔(Frank Bajohr ,* 16. August 1961 in Gladbeck, ein deutscher Historiker) 的《暴发户与牟利者:纳粹时期的腐败》(Parvenüs und Profiteure. Korruption in der NS- Zeit) [1]为我们充分了解纳粹的腐败提供了翔实的历史资料和深中肯綮的政治分析。

 “主管-代理困境”是一种从利益和功利关系来分析腐败和反腐的方式。纳粹德国的最高主管是希特勒和他代表的“党国”,这在民主国家里是不可想象的。纳粹国家的各级干部,上至政要,下至一般的官员都是“党国”一层一层的代理,形成一个党员优先甚至党员独占的任人唯亲、利益均沾的官僚体系。巴约尔指出,“这种人治的统治关系特别能够滋生裙带关系和腐败现象。在党内,谁忠于自己所在的小集体,就能得到资助和救济,从而对主子感恩戴德,于是纳粹党的政治领导人们不得不向下属分配工作岗位和职位。”

希特勒馈赠礼物的对象包括高层的党政军人士,还有科学家、作家和艺术家,既是赤裸裸的政治算计,也是笼络和控制各种对他有用之人的贿赂手段。希特勒不仅明白人的贪欲本能,而且善于利用这种本能,“主义”、“理想”不过是他掩人耳目的幌子。在第三帝国受到政府宣传引导的公众中,腐败是个禁忌话题。谁要是触犯了这个禁忌,谁就是恶意造谣和抹黑污蔑。纳粹不允许公众在媒体上自由议论腐败,是因为这种议论被视为有损于党和政府威信,破坏稳定,因此必须严加控制。纳粹德国的腐败之所以特殊,不仅在于它的种种以权谋私、行贿受贿、结党营私、任人唯亲,而且还在于它实质上是受到专制制度保护的。在这样的制度中反腐,除了统治集团自上而下的限制政策,不存在任何来自其他政党、组织、媒体或民众的监督。大大小小的以权谋私、行贿受贿、结党营私、任人唯亲、挪用公款和公私不分都不只是经济腐败,而且也是政治腐败。

早在纳粹取得政权之前,它就利用魏玛时期的一些腐败案件来攻击民主制度。纳粹把腐败描绘成与民主自由化共生的痼疾。巴约尔指出,“这些丑闻能够爆发出来并被公众广泛讨论,恰恰说明当时有一个积极参与政治的健全的公众团体——这与帝国时期和纳粹统治时期迥然不同——能够不受阻挠地针砭时弊”。纳粹的一个惯用伎俩就是混淆各种不同的腐败,把经济性腐败和文化、道德的自由化倾向或腐败混为一谈,然后又统统归咎于政治民主。魏玛是德国政治比较民主的时期,也是一个各种新思潮、文艺流派和时尚、道德新观念十分兴盛的时期,泥沙俱下在所难免。例如,当时的柏林文化就已颓废而著称,娼妓和犯罪活动随之增加,柏林更成为欧洲的毒品交易中心。传统的德国公众对此深恶痛绝,纳粹利用了公众的这种情绪,把反对魏玛腐败用作为自己在政治上得分的道德号召手段。

纳粹取得政权之后也一直想要保持正派、高效、反腐的清新面目和道德形象。然而,正如格伦伯格所指出的,纳粹的反腐是有上下层区分的,“越小的腐败反而处罚越重。小官僚们那些暴露在公众眼前的失职行为频频受到惩罚,用以杀鸡儆猴,而大区或国家级官员的犯罪行为却基本上都没有受到惩罚”。 巴约尔以翔实的例子说明了纳粹德国反腐的这一特征,他进一步指出,“是否要遵循现存的正常法规,首先取决于一些机缘的因素,比如:涉案贪官的权力地位如何,他背后是否有一个纳粹党的小圈子作为靠山,他对体制是否‘有用’,或者假如造成了公开的丑闻,对党群关系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反腐是有条件的,必须以不损害主管(靠山、党国)的利益为前提。主管经常很清楚代理的腐败行为,但是,他需要不断在代理的“清廉”和“有用”之间进行权衡。主管为了稳固自己权力,需要有靠得住的,能干的“自己人”。他不会一味姑息代理的腐败,但是,他真正在意的并不是下属的道德操守,而是自己的权力利益。

造成纳粹德国“主管-代理困境”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党内各个派系互相依存又互相竞争,再加上专制的‘元首政党’内的同志情谊,给纳粹党造就了一种隐蔽的次级结构,它往往比正式的等级制或者组织从属关系更能够决定‘显贵’们之间的私交和关系”。纳粹德国的政治“显贵”实质上也就是“山头”。以“革命”起家的新政权都有山头林立的特点,因为革命时期需要拉拢和聚集所有可以利用的力量。纳粹“运动”从一开始就是在“党内各个派系相互依存又相互竞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革命成功后形成了一个“利益均沾”的总体政治分红“供养”体制,而这个体制中则又需要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进行划分、平衡和协调。

《纳粹时期的腐败》关注的不是一般的腐败。而是特殊的极权制度性腐败。腐败有多种表现形式,“如以权谋私、行贿受贿、结党营私、任人唯亲、挪用公款和公私不分等,在民主国家也同样泛滥,只是程度多寡不同”。但是,在民主国家里,媒体可以揭露这些腐败,政治竞争对手之间可以用腐败来攻击对方,民众可以公开、自由地批评官员或政府的腐败。这些在极权制度下是不可能的。

巴约尔用大量的具体材料表明,比起下层官员“侵吞党费和捐款”,纳粹的高层官员和精英阶层“滥用职权和各种特权,维持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不仅拥有特殊享受,而且更是以此“突出自己在纳粹统治集团中的地位”,这才是更大的腐败。这是极权制度下典型的政治腐败,“它不是若干个人的滥用职权,而是一种有组织的滥用权力;它并非促进个人私利,而是有助于体制的功能稳定”。纳粹统治本身为官僚体制提供种种额外的好处和油水,这是一种由制度来合法化了的腐败。

但是,在一般德国民众的眼里和心目中,他们的领袖“元首”是信仰和理想的化身,“元首”是永远伟大、正确的,一切的腐败都是下面的人瞒着“元首”干出来的坏事。就算是把纳粹腐败当作“党的肿瘤”和“灾难”来痛斥的党内高干海因里希·海姆(Heinrich Heim)也是“将腐败的‘党棍’与‘元首的光辉形象’来作对照”。“元首的光辉形象”是纳粹宣传的主调,德国民众对腐败的认识始终是被纳粹宣传牵着鼻子走的,“对希特勒本人的正面评价表明,群众对腐败的批评几乎从来不会对整个纳粹统治提出质疑,而是对政权提出有限的批评。‘如果元首知道这事就好了!’这样口口相传的话对于群众的基本态度——在针砭时弊时几乎总是对政府仍然赤胆忠心——来说是非常典型的”。

德国历史学家鲁道夫·赫尔佐格(Rudolph Herzog, 1973 - )在研究纳粹时期德国笑话的《致命的可笑:希特勒德国的幽默》一书中指出,许多德国笑话,包括关于腐败的笑话,都与普通德国人不满他们社会和生活里一些事情和人物有关,由于这些事情和人物与统治权力关系密切,这样的笑话也就自然被当作政治笑话。但是,这类笑话并不涉及纳粹极权的体制,而只是针对“少数的”不良现象。例如,有一个挖苦“吃党饭”贪腐自肥的笑话:“一个厨子正准备煎土豆,她没有猪油,不住地在锅灶上挥动纳粹党旗。有人问她为什么,她答道:‘在党旗下,许多人都肥得流油。’” 这样的笑话并不是批评和指责纳粹党本身,而只是指向党内的一些不正派和谋权自肥的个人。它在政治上是正确的,因为它可以这样解释:党永远是正确的,问题只是出在那些钻进党内的少数腐败分子和蛀虫。

Klappentext

Die Korruption im "Dritten Reich" hatte viele Facetten: Reichsminister, die mit öffentlichen Mitteln Schlösser und "Herrensitze" erwarben und beträchtliche Steuerprivilegien genossen; Höhere SS- und Polizeiführer, die Marmorbäder aus französischen Schlössern demontierten, um ihre Diensträume damit auszustatten; Gestapobeamte, die ihre jüdischen Opfer bei "Haussuchungen" ausplünderten; und, nicht zu vergessen, eine riesige Zahl von Parteigenossen und Funktionären, die Mitgliedsbeiträge und Sammlungseinnahmen unterschlugen. Allein von 1934 bis 1941 strengte der NSDAP-Reichsschatzmeister 10. 887 Strafverfahren an. Korruption war kein isoliertes Randphänomen, sondern ein zentrales Strukturproblem der NS-Herrschaft. Der Autor macht nicht nur den Umfang der Korruption deutlich, sondern geht vor allem ihren Ursachen nach: der NS-Bewegung, die in Cliquen zerfiel und durch Patronage und materielle Gefälligkeiten zusammengehalten wurde.

Rezensionsnotiz zu Neue Zürcher Zeitung, 14.08.2001

Michael Wildt lobt diese Studie fast uneingeschränkt. Bajohr belege mit Hilfe der neueren sozialwissenschaftlichen Forschung und zahlreichen Beispielen, dass Korruption keine Ausnahme, sondern Bestandteil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Herrschaft war. Den Grund sehe Bajohr vor allem in der auf dem Führerprinzip basierenden "Struktur des NS-Staates", die die "Cliquenwirtschaft" quasi zum Prinzip erhob. Die so entstehende Schattenwirtschaft bereitete dem Staat allerdings auch einige Probleme, erzählt der Rezensent. So habe Himmler Korruptionsfälle innerhalb der SS "exemplarisch" bestraft, da seiner Ansicht nach der Massenmord an den Juden aus weltanschaulichen Gründen und nicht aus Habgier erfolgen sollte. Nur einen Mangel stellt Wildt an der Studie fest: Auch die Opfer haben die Korruptionsbereitschaft der Nazis ausgenutzt. Für viele sei es der einzige Weg gewesen, ihr Leben zu retten. Diese Seite analysiere Bajohr leider nicht so gründlich wie die Täterseite. Alles in allem hätten diesem "ebenso lesbaren wie lesenswerten Buch" daher ein "paar hundert Seiten mehr" gut angestanden, meint der Rezensent.

Rezensionsnotiz zu Süddeutsche Zeitung, 09.07.2001

Von Hans Mommsen bereits Ende der Sechziger als Forschungslücke erkannt, bildet das Thema des Bandes für den Rezensenten "ein Kapitel vernachlässigter Geschichtsschreibung". Dabei interessiert sich Oliver Schmidt weniger für die sogenannten großen Fälle der Korruption im "Dritten Reich" (mit Göring, Bormann, Speer als Protagonisten) als dafür, wie es dem Autor zu zeigen gelingt, "dass sich die Korruption wie ein roter Faden durch alle Gesellschaftsschichten zog." Mittels einer Fülle von Beispielen, so Schmidt, entstehe ein informatives Sittenbild, "dass die Schamlosigkeit der braunen Machthaber und subalternen Parteifunktionäre offenbart." Das "dezidierte" Urteil des Autors über die Mitschuld weiter Kreise der deutschen Bevölkerung, scheint dem Rezensenten wohl angebrac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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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zensionsnotiz zu Die Zeit, 22.03.2001

Klaus Hildebrand konstatiert, dass über Korruption in totalitären Systemen meistens geschwiegen wird, obwohl diese, mangels öffentlicher Kontrolle, gerade dort einen besonders fruchtbaren Nährboden finde. Insofern hat das Buch von Bajohr eine neue Perspektive auf den Nationalsozialismus, meint Hildebrand: es stellt Korruption und "Bonzenwirtschaft" im NS-Staat dar. Die Nazis waren angetreten, angeblich gegen diese Missstände der Weimarer Republik vorzugehen und bildeten selbst korrupte Strukturen - basierend auf "Kameraderie und Cliquenwirtschaft" - erfolgreich aus. Hildebrand betont die solide und anschauliche Arbeit Bajohrs, schlägt aber ergänzend einen Vergleich mit anderen Diktaturen des 20. Jahrhunderts vor, um Korruption in totalitären Systemen im Allgemeinen und im Nationalsozialismus im Besonderen zu erarbeiten. Der Rezensent ist auch skeptisch gegenüber einigen Vermutungen, die der Autor am Ende des Buches äußert. Dass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weniger eine Diktatur von oben als eine soziale Praxis war, an der auch "ganz normale Deutsche" beteiligt waren, scheint dem Rezensenten weniger ein Ergebnis der Studie Bajohrs als eher eine weiterführende These zu sein.

Rezensionsnotiz zu Frankfurter Rundschau, 21.03.2001

Sybille Steinbacher zeigt sich geradezu begeistert von dieser Studie, die sich ihrer Ansicht nach vor allem durch "einprägsame Schilderung, pointierte Zusammenschau und eine Faktenfülle, die ihresgleichen sucht", auszeichnet. Zwar räumt sie ein, dass nicht alle Informationen in diesem Buch neu sind, doch habe eine zusammenfassende Darstellung zum Thema Korruption im Nationalsozialismus bisher gefehlt. Diese Lücke wurde nun, wie Steinbacher betont, auf eindrucksvolle Art geschlossen. So lobt sie nicht nur die "Auswahl und Darstellung der reichlich präsentierten, an Kuriosem nicht armen Beispiele", sondern würdigt in ihrer Rezension das Buch auch als "wichtige Forschungsleistung". Zwar äußert Steinbacher auch Kritik, etwa was die Gliederung des Buchs betrifft, bei der Bajohr einer systematischen Vorgehensweise den Vorzug vor einer chronologischen gegeben hat. Dies führt nach Steinbacher zu Redundanzen und bisweilen einiger Unklarheit. Doch insgesamt erhalte der Leser einen guten Einblick in die verschiedenen Formen der Korruption im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werde über deren Ursachen und Auswirkungen auf überzeugende Weise informiert.

 

[1]Frank Bajohr: Parvenüs und Profiteure.Korruption in der NS-Zeit

S. Fischer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2001

ISBN 9783100048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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