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是非非馬克思及其“科學社會主義”（二）

伯恩斯坦--修正主義第二人

伯恩施坦於1850年1月6日出生在普魯士王國柏林的一個猶太人家庭。父親起初是白鐵匠，後來做了火車司機。伯父阿隆·伯恩施坦是著名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由於家境困難，1866年，還未中學畢業的伯恩施坦進入銀行做學徒。四年後學徒期滿，他進入柏林的一家銀行當職員，從1871年直到1878年。他的政治生涯開始於1872年，那年他成為了德國社會民主工人黨的一員。1875年，他在哥達同奧古斯特·倍倍爾及威廉·李卜克內西準備了“統一黨國會”（Einigungsparteitag）。從1878年起，伯恩施坦就作為社會民主機構的私人秘書在蘇黎世工作；1888年，由於來自普魯士的壓力，他被驅逐出瑞士來到倫敦，並且和恩格斯開始有了密切的聯繫。

1881～1895年，伯思施坦成為馬克思主義者。從1881年初起，負責主編黨的機關報《社會民主黨人》，發表過多篇受到恩格斯稱讚的文章。該報在宣傳馬克思主義、揭露普魯士反動政府對社會主義的抨擊、爭取群眾等方面發揮了好作用。1888年5月，因受瑞士政府迫害，隨該報編輯部從蘇黎世遷往倫敦。此間定期出席費邊社集會，受到該團體社會改良主義主張的影響。1890年9月德國政府的《社會黨人法》廢除後，《社會民主黨人》完成歷史使命而停刊。原黨中央機關報《前進報》於1891年在柏林復刊。伯恩施坦任該報駐倫敦記者和黨的理論刊物《新時代》固定撰稿人。發表過一些好文章。1893年7月底恩格斯立遺囑（恩格斯於1895年8月離世）時，把全部手稿和書信遺贈伯恩施坦和倍倍爾，並把伯恩施坦設定為三個遺囑執行人之中的一個（其餘兩個一個是律師，另一位是考次基前妻），實為馬克思、恩格斯的嫡傳弟子。

如同馬克思、恩格斯，伯恩斯坦一生都在實踐、思考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

從1896年10月～1898年6月，伯恩斯坦以《社會主義問題》為總題目，在《新時代》發表6篇文章，又在1899年3月出版《社會主義的前提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根據《共產黨宣言》發表50年後資本主義國家出現的諸多變化，從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3個方面，全面系統地修正馬克思主義理論。

《社會主義的前提條件》（Die Vorraussetzungen des Sozialismus(1899)）是伯恩施坦最重要的作品，它主要討論了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即將滅亡的預測。在其中伯恩施坦指出馬克思的預測並沒有被論證，他認為儘管資本家產業的集中過程很顯著，但它並沒有成為普遍現象，並且資本的所有權變得更加分散。他還指出了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的一些缺陷。

伯恩施坦堅定地認為自己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儘管是一個非正統的，因為他反對工會和生產商合作社），他同時認為社會主義是可以通過資本主義而實現，而不是通過資本主義的滅亡而實現（工人會逐漸爭取到權利，因此他們痛苦的根源就會消失，同樣革命的基礎也會消失）。馬克思認為，自由貿易既是資本主義最快的成就，也是資本主義的結束，但伯恩施坦卻把貿易保護主義看成是一種反對進步的行為，因為它保護的是少數人，卻損害了大多數人的利益。伯恩施坦認為德國的貿易保護主義只是為了政治的權益，它將德國與世界隔離（尤其是英國），造成了一種讓德國與世界產生矛盾的自給自足的糟糕局面。

伯恩斯坦主張推行民主社會主義。他認為，沒有民主，勞動者本身既會給別的階級帶來災難，也會給自己帶來新的枷鎖。具體操作上，針對暴力革命，他提出了在資產階級憲政民主的框架內通過議會鬥爭實現社會主義的可行性；針對公有制，他指出了絕對的公有制將會造成勞工勞動積極性不足，生產過程官僚主義化，從而產生新的剝削階級的可能；針對無產階級專政，他闡述了這將會成為新的專制統治的必然性；針對工人階級中心論，他明確地告訴大家這有可能會違反人道主義，剝奪其他社會階層的平等權利，通過製造新的不平等進而連工人自己的權利也將得不到保障。而解決這一切弊端的途徑，除了民主別無它法，民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社會主義如果沒有民主，就會產生新的不平等，也會導致剝奪自由的專制統治，而專制統治是對人道主義和人權最大的威脅。

伯恩斯坦的這些修正，多數不是他的獨創，而是馬克思、恩格斯早就在做的事情。這在《是是非非馬克思及其“科學社會主義”（一）》中的“修正主義第一人--馬克思、恩格斯”、“對使用暴力革命的新解釋”和“普選制、無產階級專政、勞動人民的民主政體”三部分中已有明確闡述。因為馬克思、恩格斯板上釘釘地講過《共產黨宣言》原理的實際運用“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

但是，伯恩施坦的觀點並沒有及時被整個社會主義運動所接受，他歷經排斥和否定，包括來自其德國黨內的排斥和否定。主要原因可能在於馬克思、恩格斯早期共產主義思想在各國工人政黨中紮根太深、容不得挑戰，以至連馬克思、恩格斯後期對他們自己思想的修正都得不到重視。還有一個可能是，工人運動的領袖一般文化不高、讀書少、不善思考，容易相信權威，因此也容易跟風。恩格斯就曾在1880和1890年代給馬克思女婿拉法格（法國工人黨和第二國際的主要創建人之一）和伯恩斯坦的信中提到，面對工人運動中的教條主義或“小資產階級”思想傾向，馬克思幾次聲明他自己就不屬於那些所謂的馬克思主義者！

伯恩斯坦遭到否定，是百年共產主義運動和人類近代史的一場大悲劇。特別是在第二國際結束，俄國十月革命後，列寧和馬列主義極左派勢力長期將他稱為無產階級的敵人，稱其為“從內部竊改馬克思主義的資產階級修正主義者”，並冠以“走狗、內奸、叛徒、工賊”之類的頭銜。正確的也好，錯誤的也罷，容不得不同思想，各國共產主義從此彎道超車、給人類帶來了無法挽回的損失。

列寧為什麼要把馬克思、恩格斯的傳人打成叛徒？

再說考次基。考茨基全名卡爾·考茨基（1854年10月18日－1938年10月17日），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中的重要人物，他是馬克思代表作《資本論》第四卷、也就是被冠名以《剩餘價值理論》的馬克思手稿的編者。

考茨基出生於布拉格，1874年入維也納大學學習歷史和哲學，次年加入奧地利社會民主黨，1877年加入德國社會民主黨。1885年前往倫敦，結識恩格斯並與之成為好友。1891年，考茨基前往德國，同愛德華·伯恩施坦和奧古斯特·倍倍爾一同參加起草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愛爾福特綱領。1895年，恩格斯逝世後，考茨基同倍倍爾等人成為社會民主主義的主要理論家和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核心（考茨基前妻還是恩格斯遺囑三位執行人之一）。

考茨基認為以列寧為代表的蘇聯共產黨走上了歧途，追求獨裁，一黨專制。列寧則毫不猶豫地將他定性為“叛徒”，在1918年10-11月寫了《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書，說得天花亂墜，就是一黨專制有理。百年後世人看清，他的一黨專制，導致蘇聯三千萬人頭落地（儘管很多很多是斯大林干的）。而10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去的列寧主義，在不到50年間，大約有四千萬到六千萬中國人因此命喪黃泉。

正如在《是是非非馬克思及其“科學社會主義”（一）》已經介紹，《共產黨宣言》清清楚楚地說“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贏得民主的戰鬥，”而到了列寧那裡，工人革命的第一步不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贏得民主的戰鬥，”而是使少數黨的布爾什維克上升到統治階級、通過武力鎮壓反對派、解散民選議會（（解散1917年11月選舉的俄國立憲會議，因為在該立憲會議選舉上，布爾什維克獲得僅大約25%的選票））、無情壓制言論、思想自由，使整個國家變成喬治·奧威爾筆下一片恐怖的動物莊園，長達幾近百年。

總算列寧沒有國際追殺考茨基，考茨基1938年終老在荷蘭的阿姆斯特丹。長期搖擺於孟什維克和布什維克之間、後來的蘇聯建國大功臣托洛斯基就沒那麼幸運，他一時糊塗誤信列寧、跳槽轉入布爾什維克，後來反對斯大林的專制獨裁（因列寧早死），與所有其他身居高位的同志一樣，無論逃到哪裡，天涯海角，都沒有逃脫喪命之劫，還殃及了無數國內、國際無辜的、莫須有的“托派分子”。

但是，列寧從此把馬克思主義引入了歧途，其一黨專制制度給人類帶來了無窮無盡的災難。為了贏得政權而不是贏得民主，他拋棄了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法蘭西內戰》及其他著作或演講中表述得極為清楚的民主、自由原則及議會道路精神。在許多原則問題上，他出爾反爾，謂之曰“革命的靈活性”。

馬克思、恩格斯的一生思考、努力全部毀在了列寧及其以後一個世紀形形色色的假馬克思主義者手裡，他們全都依仗一黨專制、壓制言論、思想自由、搞個人崇拜、罔顧“贏得民主”的第一首要任務、罔顧巴黎公社的普選原則，將馬克思、恩格斯關於未來社會自由人的聯合體的崇高理想無情地踩在腳下。以至德國總統施泰因邁爾在2018年7月訪問中國並在四川大學發表演講時說道：馬克思無疑是一個了不起的德國知識分子，一個哲學家，經濟、歷史和社會學家，“是一個激昂的人道主義者。他要求有新聞自由，人道的工作環境，婦女的政治權利和環境保護，”但是，德國和中國人不但對一些眼前的問題有不同觀點，對歷史和知識分子思想的看法也有分歧：馬克思的思想並沒有停留在理論上，“我們德國人在想到馬克思的時候不能不想到在他的名字之下的馬克思主義為東德和東歐所帶來的浩劫，和鐵幕之下那段壓抑的歷史。”他講得實在是委婉。須知，這種馬克思主義豈是“浩劫”、“壓抑”二詞所能完整表達的。最無奈的是，這種所謂的馬克思主義在今天的中國還在繼續上演、且大行其道。

馬克思如果多活20年

馬克思據說年輕時有胸悶疾病因此曾被免服兵役。和很多青年一樣，馬克思年輕時代也有過許多荒唐之舉。例如加入某些個邪教性的組織，跟人搏鬥，等等。

有人說，馬克思在經濟學家中是一生講錢講得最多的人， 但他卻是掙錢最少的人。馬克思家庭的具體經濟來源我不清楚。可能有稿費收入，有恩格斯的資助。

馬克思夫人燕妮比馬克思大四歲。他們一共生過七個孩子，其中四個因家境貧困而夭折了。馬克思因此遭受沉重打擊。一方面那時候可能還沒有可供使用的避孕措施和避孕概念，馬克思應當是在性的方面又有正常要求的人，另一方面馬克思夫人比馬克思大了四歲，又有過七次生產，不清楚馬克思夫人是否在性生活方面與馬克思是否還算協調。有一種說法是馬克思曾與隨燕妮陪嫁而來的女僕海倫有染並生有一子。不清楚海倫為什麼終身未嫁。人有七情六慾，我主張對馬克思既不要聖人化，也不要妖魔化。

馬克思夫人1881年12月去世，享年68。15個月之後，馬克思相繼去世, 享年66。據說馬克思有肝病。喜歡吃鹹魚。營養不良。

如果馬克思有一份穩定的經濟收入，無論他家人還是他本人的生活質量必將大大改善，他因此再多活20年或許是可能的。

馬克思1883年3月去世後，恩格斯開始幫馬克思整理出版馬克思未完成的《資本論》第二卷和第三卷。世上有一種說法是， 恩格斯只整理出版了馬克思手稿中他看得懂的部分。就是說，如果馬克思還活着，他的完整的《資本論》可能不完全是現在的這個樣子。

恩格斯於1895年8月逝世。享年75。他的三萬多英鎊的遺產中大約三分之二給了馬克思家人。我在另一個地方看到說恩科斯遺贈馬克思家人的這筆款項價值現在600萬還是400萬左右的英鎊。

馬克思的早逝，可能在思想上、精神上、精力上都給恩格斯帶來了相當的負面影響。反過來，如果馬克思能多活20年，不是66歲而是88歲才去世，不但馬克思對當時社會之思考會有新的加深，而且也應當會激發恩格斯的思想和思考，他們兩人的合作，一加一超過二。如果是這樣的話，世上或許就不需要伯恩斯坦來充當修正主義大佬的角色了，因為馬克思、恩格斯一定會義無反顧地、大幅度地修正他們幾十年前對資本主義社會問題的發現，並且有鑑於他們的威信，列寧或許也有可能受到來自馬克思、恩格斯理性思考的影響，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因此有可能不像在過去100年裡那樣在邪路上狂奔，蘇聯、中國及其他“社會主義”各國因此有可能少死七千萬乃至1億人口，而中國也就不會有當今的那種政治上專制、經濟上畸形的荒謬的“新時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