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是非非马克思及其“科学社会主义”（二）

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第二人

伯恩施坦于1850年1月6日出生在普鲁士王国柏林的一个犹太人家庭。父亲起初是白铁匠，后来做了火车司机。伯父阿隆·伯恩施坦是著名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由于家境困难，1866年，还未中学毕业的伯恩施坦进入银行做学徒。四年后学徒期满，他进入柏林的一家银行当职员，从1871年直到1878年。他的政治生涯开始于1872年，那年他成为了德国社会民主工人党的一员。1875年，他在哥达同奥古斯特·倍倍尔及威廉·李卜克内西准备了“统一党国会”（Einigungsparteitag）。从1878年起，伯恩施坦就作为社会民主机构的私人秘书在苏黎世工作；1888年，由于来自普鲁士的压力，他被驱逐出瑞士来到伦敦，并且和恩格斯开始有了密切的联系。

1881～1895年，伯思施坦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从1881年初起，负责主编党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发表过多篇受到恩格斯称赞的文章。该报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揭露普鲁士反动政府对社会主义的抨击、争取群众等方面发挥了好作用。1888年5月，因受瑞士政府迫害，随该报编辑部从苏黎世迁往伦敦。此间定期出席费边社集会，受到该团体社会改良主义主张的影响。1890年9月德国政府的《社会党人法》废除后，《社会民主党人》完成历史使命而停刊。原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于1891年在柏林复刊。伯恩施坦任该报驻伦敦记者和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固定撰稿人。发表过一些好文章。1893年7月底恩格斯立遗嘱（恩格斯于1895年8月离世）时，把全部手稿和书信遗赠伯恩施坦和倍倍尔，并把伯恩施坦设定为三个遗嘱执行人之中的一个（其余两个一个是律师，另一位是考次基前妻），实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嫡传弟子。

如同马克思、恩格斯，伯恩斯坦一生都在实践、思考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

从1896年10月～1898年6月，伯恩斯坦以《社会主义问题》为总题目，在《新时代》发表6篇文章，又在1899年3月出版《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根据《共产党宣言》发表50年后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诸多变化，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3个方面，全面系统地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

《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Die Vorraussetzungen des Sozialismus(1899)）是伯恩施坦最重要的作品，它主要讨论了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即将灭亡的预测。在其中伯恩施坦指出马克思的预测并没有被论证，他认为尽管资本家产业的集中过程很显著，但它并没有成为普遍现象，并且资本的所有权变得更加分散。他还指出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的一些缺陷。

伯恩施坦坚定地认为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尽管是一个非正统的，因为他反对工会和生产商合作社），他同时认为社会主义是可以通过资本主义而实现，而不是通过资本主义的灭亡而实现（工人会逐渐争取到权利，因此他们痛苦的根源就会消失，同样革命的基础也会消失）。马克思认为，自由贸易既是资本主义最快的成就，也是资本主义的结束，但伯恩施坦却把贸易保护主义看成是一种反对进步的行为，因为它保护的是少数人，却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伯恩施坦认为德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只是为了政治的权益，它将德国与世界隔离（尤其是英国），造成了一种让德国与世界产生矛盾的自给自足的糟糕局面。

伯恩斯坦主张推行民主社会主义。他认为，没有民主，劳动者本身既会给别的阶级带来灾难，也会给自己带来新的枷锁。具体操作上，针对暴力革命，他提出了在资产阶级宪政民主的框架内通过议会斗争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行性；针对公有制，他指出了绝对的公有制将会造成劳工劳动积极性不足，生产过程官僚主义化，从而产生新的剥削阶级的可能；针对无产阶级专政，他阐述了这将会成为新的专制统治的必然性；针对工人阶级中心论，他明确地告诉大家这有可能会违反人道主义，剥夺其他社会阶层的平等权利，通过制造新的不平等进而连工人自己的权利也将得不到保障。而解决这一切弊端的途径，除了民主别无它法，民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社会主义如果没有民主，就会产生新的不平等，也会导致剥夺自由的专制统治，而专制统治是对人道主义和人权最大的威胁。

伯恩斯坦的这些修正，多数不是他的独创，而是马克思、恩格斯早就在做的事情。这在《是是非非马克思及其“科学社会主义”（一）》中的“修正主义第一人--马克思、恩格斯”、“对使用暴力革命的新解释”和“普选制、无产阶级专政、劳动人民的民主政体”三部分中已有明确阐述。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板上钉钉地讲过《共产党宣言》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但是，伯恩施坦的观点并没有及时被整个社会主义运动所接受，他历经排斥和否定，包括来自其德国党内的排斥和否定。主要原因可能在于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共产主义思想在各国工人政党中扎根太深、容不得挑战，以至连马克思、恩格斯后期对他们自己思想的修正都得不到重视。还有一个可能是，工人运动的领袖一般文化不高、读书少、不善思考，容易相信权威，因此也容易跟风。恩格斯就曾在1880和1890年代给马克思女婿拉法格（法国工人党和第二国际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和伯恩斯坦的信中提到，面对工人运动中的教条主义或“小资产阶级”思想倾向，马克思几次声明他自己就不属于那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

伯恩斯坦遭到否定，是百年共产主义运动和人类近代史的一场大悲剧。特别是在第二国际结束，俄国十月革命后，列宁和马列主义极左派势力长期将他称为无产阶级的敌人，称其为“从内部窃改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并冠以“走狗、内奸、叛徒、工贼”之类的头衔。正确的也好，错误的也罢，容不得不同思想，各国共产主义从此弯道超车、给人类带来了无法挽回的损失。

列宁为什么要把马克思、恩格斯的传人打成叛徒？

再说考次基。考茨基全名卡尔·考茨基（1854年10月18日－1938年10月17日），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重要人物，他是马克思代表作《资本论》第四卷、也就是被冠名以《剩余价值理论》的马克思手稿的编者。

考茨基出生于布拉格，1874年入维也纳大学学习历史和哲学，次年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1877年加入德国社会民主党。1885年前往伦敦，结识恩格斯并与之成为好友。1891年，考茨基前往德国，同爱德华·伯恩施坦和奥古斯特·倍倍尔一同参加起草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爱尔福特纲领。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考茨基同倍倍尔等人成为社会民主主义的主要理论家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核心（考茨基前妻还是恩格斯遗嘱三位执行人之一）。

考茨基认为以列宁为代表的苏联共产党走上了歧途，追求独裁，一党专制。列宁则毫不犹豫地将他定性为“叛徒”，在1918年10-11月写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说得天花乱坠，就是一党专制有理。百年后世人看清，他的一党专制，导致苏联三千万人头落地（尽管很多很多是斯大林干的）。而10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去的列宁主义，在不到50年间，大约有四千万到六千万中国人因此命丧黄泉。

正如在《是是非非马克思及其“科学社会主义”（一）》已经介绍，《共产党宣言》清清楚楚地说“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赢得民主的战斗，”而到了列宁那里，工人革命的第一步不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赢得民主的战斗，”而是使少数党的布尔什维克上升到统治阶级、通过武力镇压反对派、解散民选议会（（解散1917年11月选举的俄国立宪会议，因为在该立宪会议选举上，布尔什维克获得仅大约25%的选票））、无情压制言论、思想自由，使整个国家变成乔治·奥威尔笔下一片恐怖的动物庄园，长达几近百年。

总算列宁没有国际追杀考茨基，考茨基1938年终老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长期摇摆于孟什维克和布什维克之间、后来的苏联建国大功臣托洛斯基就没那么幸运，他一时糊涂误信列宁、跳槽转入布尔什维克，后来反对斯大林的专制独裁（因列宁早死），与所有其他身居高位的同志一样，无论逃到哪里，天涯海角，都没有逃脱丧命之劫，还殃及了无数国内、国际无辜的、莫须有的“托派分子”。

但是，列宁从此把马克思主义引入了歧途，其一党专制制度给人类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为了赢得政权而不是赢得民主，他抛弃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及其他著作或演讲中表述得极为清楚的民主、自由原则及议会道路精神。在许多原则问题上，他出尔反尔，谓之曰“革命的灵活性”。

马克思、恩格斯的一生思考、努力全部毁在了列宁及其以后一个世纪形形色色的假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他们全都依仗一党专制、压制言论、思想自由、搞个人崇拜、罔顾“赢得民主”的第一首要任务、罔顾巴黎公社的普选原则，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崇高理想无情地踩在脚下。以至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在2018年7月访问中国并在四川大学发表演讲时说道：马克思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德国知识分子，一个哲学家，经济、历史和社会学家，“是一个激昂的人道主义者。他要求有新闻自由，人道的工作环境，妇女的政治权利和环境保护，”但是，德国和中国人不但对一些眼前的问题有不同观点，对历史和知识分子思想的看法也有分歧：马克思的思想并没有停留在理论上，“我们德国人在想到马克思的时候不能不想到在他的名字之下的马克思主义为东德和东欧所带来的浩劫，和铁幕之下那段压抑的历史。”他讲得实在是委婉。须知，这种马克思主义岂是“浩劫”、“压抑”二词所能完整表达的。最无奈的是，这种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在今天的中国还在继续上演、且大行其道。

马克思如果多活20年

马克思据说年轻时有胸闷疾病因此曾被免服兵役。和很多青年一样，马克思年轻时代也有过许多荒唐之举。例如加入某些个邪教性的组织，跟人搏斗，等等。

有人说，马克思在经济学家中是一生讲钱讲得最多的人， 但他却是挣钱最少的人。马克思家庭的具体经济来源我不清楚。可能有稿费收入，有恩格斯的资助。

马克思夫人燕妮比马克思大四岁。他们一共生过七个孩子，其中四个因家境贫困而夭折了。马克思因此遭受沉重打击。一方面那时候可能还没有可供使用的避孕措施和避孕概念，马克思应当是在性的方面又有正常要求的人，另一方面马克思夫人比马克思大了四岁，又有过七次生产，不清楚马克思夫人是否在性生活方面与马克思是否还算协调。有一种说法是马克思曾与随燕妮陪嫁而来的女仆海伦有染并生有一子。不清楚海伦为什么终身未嫁。人有七情六欲，我主张对马克思既不要圣人化，也不要妖魔化。

马克思夫人1881年12月去世，享年68。15个月之后，马克思相继去世, 享年66。据说马克思有肝病。喜欢吃咸鱼。营养不良。

如果马克思有一份稳定的经济收入，无论他家人还是他本人的生活质量必将大大改善，他因此再多活20年或许是可能的。

马克思1883年3月去世后，恩格斯开始帮马克思整理出版马克思未完成的《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世上有一种说法是， 恩格斯只整理出版了马克思手稿中他看得懂的部分。就是说，如果马克思还活着，他的完整的《资本论》可能不完全是现在的这个样子。

恩格斯于1895年8月逝世。享年75。他的三万多英镑的遗产中大约三分之二给了马克思家人。我在另一个地方看到说恩科斯遗赠马克思家人的这笔款项价值现在600万还是400万左右的英镑。

马克思的早逝，可能在思想上、精神上、精力上都给恩格斯带来了相当的负面影响。反过来，如果马克思能多活20年，不是66岁而是88岁才去世，不但马克思对当时社会之思考会有新的加深，而且也应当会激发恩格斯的思想和思考，他们两人的合作，一加一超过二。如果是这样的话，世上或许就不需要伯恩斯坦来充当修正主义大佬的角色了，因为马克思、恩格斯一定会义无反顾地、大幅度地修正他们几十年前对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发现，并且有鉴于他们的威信，列宁或许也有可能受到来自马克思、恩格斯理性思考的影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因此有可能不像在过去100年里那样在邪路上狂奔，苏联、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各国因此有可能少死七千万乃至1亿人口，而中国也就不会有当今的那种政治上专制、经济上畸形的荒谬的“新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