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10日,在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的隆隆炮声中,蒋介石匆匆离开成都官邸,乘机直抵台湾。至此,号称拥有800万军队和500万党团员的国民党及其政府在大陆土崩瓦解,彻底失败,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在台湾,蒋介石对自己的失败,如骨鲠在喉,箭穿于心。其实早在两年以前,蒋介石就曾说:“自从戡乱以来,我个人每经一次战役,对于这次战役的成败利钝,无不加以详细的研究和检讨,而且每一天、每一时刻,我都在研究我们国军所遭受牺牲的原因。”但据蒋经国叙述,他父亲真正思考和研究失败的原因,是在引退于奉化之后。这样,蒋介石在台湾“复行视事”后,便根据他研究的“原因”,在阳明山举办了“革命实践研究院”,分批集训高级干部和高级将领,蒋介石亲自主持,亲自督导,发表了连篇累牍的“训词”。在这些训词及其他各种演讲中,对国民党的失败有痛切的指陈。
首先,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责任在于“国人”。他说:“抗战以后,我确信可以在两年之内,削平匪乱。不幸个人的主张,不能取信于国人。由此之故,在国内外种种阻力下,剿匪军事受到了挫折。”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认为,“戡乱”以来,“军民风气嚣张,国家纪纲扫地,党不成其为党,军不成其为军,国民不成其为国民。”而“风气嚣张”的原因,又是因为学校教育不良,“教不成教,学不成学,师不成师,弟不成弟。所谓校风校规,扫地殆尽;师道人格,荡然无遗。卒致今日国破家亡。”
蒋介石的这种分析,真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党政军学,无一幸免。说“党不成其为党,军不成其为军”,似已稍有过分,而国民怎么就“不成其为国民”了呢?国民党以“国民”为号,国民政府以“国民”为记,如果“国民不成其为国民”,那么这个党这个政府的最高领导者又成了什么呢?
其次,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在于国民党本身的腐朽。他说:“抗战胜利以来,我们一般同志精神堕落,气节丧失,把本党五十年的革命道德精神摧毁无余。甚至毁法乱纪,败德乱行,蒙上欺下,忍心害理。”他说:“我们党和团的组织复杂、散漫、松懈、迟钝,党部成了衙门,党员成了官僚,在社会上不仅不能发生领导的作用,反而成了人家讥笑侮辱的对象。”
再次,蒋介石认为国民党的失败,是由于军队的作战不力。他说:“目前我们部队的情形,各长官嫖赌吃喝,无所不为。尤其是赌博一项,相沿成风。共军的纪律那样严肃,而我们的军纪如此废弛,试问这样的军队,怎么能不被敌人所消灭?”他说:“军民感情的隔膜,可以说恶劣到了极点。我们国民革命军原是以爱国救民为目的,而事实的表现,不仅不能爱民,而且处处扰民害民。”
在指责国军的作战不力时,蒋介石对高级将领的批评尤为严厉。他说:“我们此次大失败的耻辱,不仅是由于一般党员丧失了革命精神,背叛了革命主义,尤其因为我们多数将领气节扫地,廉耻尽丧,败德乱行。”蒋介石历来提倡“不成功,便成仁”,因而对那些临战而未“成仁”的将领特别愤恨,即使是嫡系亲信,亦不肯有所宽宥。以汤恩伯为例,他称得上是蒋介石的心腹爱将,1954年汤恩伯在日本病逝,蒋介石却发表演说道:“假使汤同志当时能够在他指挥的上海保卫战最后一个决战阶段,牺牲殉国的话,那对他个人将是如何的悲壮,对革命历史将是如何的光耀。可惜他当时在上海撤退的时候,未能为主义为革命捐躯殉职,却在五年以后的今日病死日本,虽多活了一些日子,但失去了一个为国家、为民族、为千秋历史重若泰山而死的机会。”真是天威难测。
又次,蒋介石把在大陆的失败还归咎于知识分子。他说:“我们在大陆的失败的最大的症结,就是在学校教育。当时在校的青年和教授们,几乎大半都作了共党的外围,成为敌人的工具。”此外,对于国民党的失败,蒋介石还认为“不在于历次的战役,而在于两度的和谈。三十五年(指1946年)的和谈,抵消了国军在东北、在华北以及在苏北的战果。三十八年(指1949年)的和谈,断送了北平和天津,敞开了长江的门户,瓦解了西北和西南的战局。”蒋介石对这一观点,曾经不厌其烦地反复申述。第一次和谈,是蒋氏亲自参与的,故只能指桑骂槐地指责赫尔利、马歇尔等人。第二次和谈,是他被迫“引退”之后进行的,这恰恰成了他洗刷自己、抬高自己的借口。
蒋介石对国民党失败的检讨,不能说没有一点积极意义。但是,从总体上来讲,蒋介石的检讨,只是一种愤怒的宣泄,一种责任的推诿,一种自我洗刷与自我标榜,而不是理性的思考和历史的总结。这种检讨只能误导国民党由错误走向错误。
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推翻满清封建皇朝后,相继建立的两个革命政党。两党的理想、宗旨虽有不同,但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大目标上是一致的。蒋介石的根本错误,就在于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政策,把共产党看作是不共戴天的仇敌,必欲除之而后快。这也导致了他在大陆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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