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以下新闻里面的人物陆敏浩先生有相似的经历：拉二胡。 我和陈敏浩几乎同龄，也是在文革期间热爱上了祖国的传统文化之一的一种乐器—二胡。由于学校关门，我们这些小学生回家，无事可做。于是，爱上了二胡。和我母亲讨了几块钱，去乐器店买了一把二胡。晚上，家里就传出“锯”二胡的声音。邻居说，听见我的二胡声音像锯木头的声音。后来，向人请教，技能有所改善。声音也好听一些。我母亲家族里的人都喜欢音乐，其中也有在专业剧团里拉二胡、小提琴和手风琴的人。他们有时也给我一点指点。慢慢地能拉出一些音乐声音。后来，70年代初，我随我父母去三线建设，我到甘肃一家国防工业工厂当工人。由于工厂在偏僻的戈壁滩上，工人们没有多少文化活动，生活枯燥。结果，每年春节期间都要组织工厂里的一些文艺骨干脱产排练文艺节目。我被工厂基层单位的领导推荐去工厂的文艺宣传队拉二胡。那时，拉二胡是我的最爱。虽然我还没有达到二胡独奏的水平，但是，拉一些二胡名曲也是轻松自如，如《赛马》、《在北京的金山上》、《光明行》、《旱天雷》、《江河水》、《梁祝》和《二泉映月》等。尤其是拉华彦钧的《二泉映月》，常常使我泪流满面。也有人喜欢听我拉二胡。那时，听到二胡音乐家闵惠芬演奏的曲子也是激动不已。后来，我去上大学，再也没有机会拉二胡。 2000年移民温哥华后，我也曾经在温哥华的地铁站看见有华人音乐师在那里拉二胡，如拉《梁祝》的曲子。今天我在网络新闻里看见以下的报道，勾起我的回忆。以下的报道与我非常类似，只是我没有再想到会到地铁站去拉二胡。 华人通信工程师口述:在曼哈顿地铁拉二胡 经常进出纽约曼哈顿地铁F车地兰西站(Delancey St. & Essex St.)的通勤族都见过他——一位华裔二胡演奏者。他通常怀拥一把胡琴、依柱而坐，屏气凝神双目低垂，随着他双臂的摆动，悠扬的琴声如高山流水般一泻而下，在封闭的地铁站台上清音绕梁、久久不散。一拨拨乘客在这个东方人身旁驻足，一拨拨路人因琴声而流连忘返。地铁车轰隆而过，上下车的人潮汹涌，而拉琴人不抬头也不抬眼，始终沉浸在自己的琴声中、犹如在自己的琴声中呼吸。 陆敏浩，不是怀才不遇的音乐家，也不是穷困潦倒的地铁艺人。他是纽约一家船用通信系统公司的工程师。8小时以内，他是电子通信工程的技术人才，8小时之外，他属于纽约地铁音乐家的一员。“我从心底喜欢二胡！”，一句话，两个不同角色之间不再有距离。 不离不弃二胡情缘 我父亲早年留学美国，回大连后在大学教书。1966年我未满10岁，我家从教授楼搬进小平房，我和平民百姓家的孩子成了好朋友。一个小伙伴送了我一只刚出生的兔子，养到七八斤重时我把它拿到市场卖了，换回5块钱。那时候5块钱是“大钱”，有5块钱的孩子简直就是百万富翁了。我用这笔钱买了一把胡琴，当天晚上，我们家里响起了令人难以忍受的“锯”二胡声。 1969年，我家下放了，一辆大卡车将全家送到大连远郊的乡村。那是一个没通电的穷乡僻壤，无数个漫长漆黑的夜晚，只有二胡陪伴着孤独的我。乡下每年农闲时要唱大戏，乡亲们就推荐我去拉胡琴。不久我认识了中央戏剧学院一位教师，他精通钢琴、小提琴和各种民乐，同样也被下放农村。他教我认识了简谱，我跟着他还参加了当时革命样板戏的演奏。 后来农村通了电，村口的大喇叭经常播放著名二胡演奏家闵惠芬的作品，我从此如着了魔一般，只要听见闵惠芬的胡琴声，我立即扔开所有的事冲向村口，站在喇叭下听得如醉如痴、忘乎所以。“喜送公粮”“红旗渠水绕太行”“赛马”，闵惠芬当年的琴声让一个爱二胡的懵懂少年“开了窍”。 1975年我去上海探亲，认识了上海京剧院的琴师，他擅长演奏京胡、二胡和板胡，看到他精湛的演奏，我决定要买一把真正的二胡，那位琴师随后带我去了上海外滩乐器行，在那里帮我挑了一把二胡。我记得很清楚，那把琴的价钱是46元，是我向伯父借的，当时我跟伯父说“我从心底喜欢二胡”。 离开上海后我更加疯狂地练琴，每天放学后练四五个小时直至天黑，小伙伴们也时时陪伴我做最忠实的观众。那一年公社主办知识青年大会演，村里要我“冒充”知青去参赛，不料两支曲子拉完后台下响起热烈掌声，我的演奏随即被评为一等奖，一夜之间我成为当地的“明星”。 二胡是我今生今世的缘分。1990年我随着出国热去了德国，那时我一无语言基础，二无经济来源，每周在一家日本餐馆工作六天半。打工途中我看见柏林地铁里有很多音乐家，他们演奏萨克斯风、小提琴甚至竖琴，那叫一个好啊！我没钱都想给他们钱。第二天，恰逢我休息半天，鬼使神差，我拿了块布裹着我的二胡去了地铁站，因没带小凳子只好蹲在站台的地下，那天我一口气演奏了两小时，连头都不敢抬一下，双腿蹲在地上麻得站不起来。回家一数钱，两个小时居然赚了80马克，而我在餐馆打一天工才有70马克。第二天我就辞工去地铁站“全职”拉二胡。所以，我在地铁拉琴的胆量是正宗“德国造”，相信柏林当地很多人都记得我哦。 感谢地铁观众 从德国回中国后在深圳的日本三洋公司工作，3年后的2000年千禧年，我再次出国，这次就直奔美国来了。 到了小布什总统执政结束时，电子通信行业走下坡，雇用我的公司被兼并，我随即被裁员。此时朋友怂恿我来纽约，我别无选择。起初我在旅行社做导游，实际上就是当司机。每天在曼哈顿载客观光，每天忍耐塞车和吃罚单，那段日子让我讨厌纽约、怨恨纽约。不久，我再次拿起二胡走进曼哈顿的地铁。F车地兰西站的站台宽敞，全封闭的空间是个天然大音箱、那里简直就是我的“专用舞台”。从那一天起，我对纽约的厌恶和怨恨开始融化了。 如果说地铁是曼哈顿的“腹腔”，我在腹腔里逐渐体会到纽约的“胸怀”。有一次拉琴时遇见一个白种人，他质问我“为什么你要拉这些东方曲子？这里的西方人不喜欢”，那人的话刚落音，周围听我拉琴的人立即大声反驳他，指责他说的不是事实。当时我一言未发，内心却是感慨万千，都说纽约人冷漠自私，但他们的内心却是充满了热忱、包容、爱和正义感，纽约是个海纳百川的城市。 平时我精心收集二胡的经典作品和伴奏带，希望把最好的中国民乐演绎给地铁过客。 可当我屏住气准备拉一段最精彩的旋律时，地铁车从身边轰隆而过，完全掩盖了我的琴声，这时我立即调整自己的心情和乐章，在下一趟地铁车抵达之前完成准备好的华彩片段。我拉琴时心无旁骛，很少抬眼看周围，有一次面前的钱盒被恶作剧少年偷走都没发现。 传承传送民族音乐 有一年回国时见到闵惠芬大师，她在帮我选购了一把好琴后对我说“我们出国演奏是有限的，你们才是真正把中国民乐传播到海外的辛劳者”。后来我在参观纽约爱丽丝岛移民博物馆时，见到馆藏一把中国二胡的实物，以及展出的一张巨幅二胡照片，耳畔再次响起闵惠芬大师的话语，心情激动得无以言表。我想大声地告诉人们，倘若没有中国音乐、没有中国二胡，这个世界不完美！ 有一天拉琴时遇到一老外，他在我面前站了很久，不停地赞扬我的琴声美妙动听。一曲终了他问我以前是什么职业，我说在中国搞无线电通信，他得知后马上回我是否想到他公司聊一聊。后来，这位老外就成了我现在的老板，我喜欢他公司的企业文化，喜欢与各族裔同事相处。尽管这家公司也曾有资金周转不灵，甚至薪水暂时发不出的困境，但是我一直坚守这家公司做到今天。 每逢星期五下班时，在我拖着装有胡琴、音箱的“行头”下地铁前，我和我的老板都会彼此会心一笑，两个不同族裔、不同背景的人如此相惜相助，你能说不是一把二胡的缘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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