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摩斯·奧茲(Amos Oz)因癌症去世，享年79歲。奧茲是當代以色列文壇最傑出的作家，也是最富有國際影響的希伯來語作家。我原以為他總會有一天來斯德哥爾摩領諾貝爾文學獎的。 
奧茲的牆紙能拯救中東？
文/傅正明
原載台灣《聯合報 • 副刊》，2006年8月30日
「在那個世界上，所有的牆都覆蓋着塗鴉的文字。『 猶太佬，回到巴勒斯坦吧 』，我們就回來了，可是現在，整個世界都在對我們叫嚷：『猶太佬，滾出巴勒斯坦！』」 這是著名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奧茲(Amos Oz)在論文集《愛和黑暗的故事》（A Tale of Love and Darkness）中的一段話。面對如此困境，在耶路撒冷一再被毀的耶和華聖殿廢墟上壘起的「哭牆」，成了虔誠的猶太教徒傾訴悲情的最佳處所。
◎被壓迫者之間的惡劣爭鬥 奧茲對於猶太人的困境和以巴衝突的悲劇性透視，根植於黑格爾研究希臘悲劇演繹的美學觀。在希臘悲劇《安提戈涅》中，俄狄浦斯王身後的兒子波呂涅克斯為了與兄長爭奪王位而串通外敵攻打自己的祖國，戰死疆場。他們的妹妹安提戈涅違抗舅父、新國王不得埋葬「叛徒」屍體的命令，為哥哥收屍，觸犯了國法，導致悲劇結局。黑格爾把這部作品視為悲劇的典範，認為其衝突的雙方，一方代表尊重死者的「神律」，一方代表維護城邦的「國法」，各有其正義性，也有其片面性。用黑格爾的悲劇觀來分析歷史上和藝術中的所有悲劇，難免削足適履，但把它應用於某些悲劇情境卻是可行的。 在2002年接受一位記者訪談時，奧茲明確表示，有一種悲劇，是「正義與正義的衝突」。以巴衝突，不是一場宗教戰爭或文化戰爭，而是土地之爭，雙方表現得都不明智。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都是受害者，前者是歐洲納粹和法西斯的受害者，後者是歐洲殖民主義的受害者。這就應了《舊約•阿摩司書 》中的一句話：「人與人之間，最惡劣的爭鬥，通常都是發生在那些被壓迫的人中間。」奧茲正好與猶太先知阿摩司同姓。老阿摩司，不但關注以色列人，而且奉神的旨意關注外邦人，指責當時各國的罪，宣告它們所要受到的審判。正是在傳承這位老先知的良心，弘揚正義的意義上，奧茲被譽為當今以色列的文學「良心」和先知。 在今年出版的《如何治療狂熱》(How to Cure a Fanatic)新書中，奧茲指出：巴勒斯坦是巴勒斯坦人唯一的家園。猶太人居留以色列，因為他們在世界上找不到別的國家作為家園。巴勒斯坦人早就不情願地試圖移居別的阿拉伯國家，卻橫遭拒絕、羞辱和迫害。他們痛苦的認同，與猶太人的歷史體驗頗為類似。奧茲呼籲世人幫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分家」，儘管「分家」之後，他們仍然要尷尬地同住一個公寓。出於人道精神，奧茲為在帳篷中度過漫長歲月的巴勒斯坦難民設身處地着想，把幫助他們重建家園視為當務之急。他的構想，是二十一世紀的馬歇爾計劃，即二戰後美國對西歐戰爭廢墟提供經濟援助的重建計劃。 奧茲並沒有落入黑格爾悲劇美學的窠臼。他覺得，美國西部電影中的正義戰勝邪惡，同樣源於生活和人類的審美理想。越南人的抵抗美軍入侵，南非黑人在種族隔離制度下的民權抗爭，其衝突雙方的好壞劃分似乎比較容易。以色列與阿拉伯世界的衝突的性質不是一成不變的。就在今年7月12日，黎巴嫩真主黨越境殺害、綁架以色列士兵，以色列則給予還擊，轟炸真主黨設施。幾天之後，奧茲發表了
◎一手寫政論一手寫小說 奧茲是一手寫政論一手寫小說的偉大作家。他對中東政治人物的評點也多有精闢獨到之處。在上述訪談中，他指出，前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領導人阿拉法特（Arafat）和以色列總理沙隆(Sharon )，他們所代表的兩個民族，都背着沉重的歷史包袱，籠罩的昔日的陰影之下，成了歷史的奴隸，「在這個意義上，他們幾乎互相給對方帶上手銬，缺乏信賴，缺乏善意，缺乏眼光，缺乏想象和政治勇氣。」奧茲高度肯定的領袖人物，是已故約旦國王候賽因（Hussein），因為他以一國之尊為一個約旦士兵的狂亂殺戮下跪道歉，對敵國的以色列領導人伊札克•拉賓 (Yitzhak Rabin) 讚美有加。 在《如何治療狂熱》一書中，奧茲讚揚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主席阿布•馬贊(Abu Mazen) 的溫和政策。今年，武裝暴力集團哈馬斯在巴勒斯坦議會中的勝選無疑給中東帶來了更為不安的因素，奧茲呼籲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乃至國際社會對哈馬斯施壓，遏制恐怖主義。 奧茲於1939年生於戰爭撕裂的耶路撒冷，曾在希伯來大學主修哲學與文學。1966年和1973年，奧茲作為坦克兵親身體悟過兩次中東戰爭。他坦然承認自己也曾一度是偏狹的猶太復國主義者。後來，他終於發現了以巴衝突的兩面性，從此放棄狂熱主張，轉向務實原則，投身和平運動。他的文學創作，就是作者啜飲自己釀造的文學清涼劑的過程。作為小說家，奧茲多次榮獲國際性的文學獎，並且是諾貝爾文學獎熱門人選。
◎悲劇衝突的文學解決 奧茲的小說創作想象豐富。在 在上述2002年的訪談中，奧茲指出，以色列和平運動「並不是想給以巴悲劇找到一個動情的幸福結局，一種兄弟之愛，一個突然而來的蜜月，而是想促成一種契訶夫式的結局，即雙方咬牙忍痛的妥協。」 這裡，沒有夢想成真的狂歡，人們被迫接受現實，在失望和傷痛中得以倖存。正像穆斯林無法推倒猶太人的「哭牆」一樣，猶太人也無法拆除「哭牆」旁興建的穆斯林聖所而重建耶和華聖殿。在我看來，這種結局，可以以契訶夫的《海鷗》中兩個人物的命運作為以巴衝突的警號：努力追求目標的妮娜在理想幻滅之後終於與現實妥協，而貪婪的想擁有一切的阿卡汀娜最後卻失去了一切。像契訶夫一樣，奧茲以幽默和反諷來「反串」悲劇。 儘管如此，想象仍然是與現實相對的。現實像奧茲所看到的塗鴉的牆一樣醜陋。但是，只要我們努力，醜陋是可以有所改變的。在奧茲的小說《黑匣子》（Black Box，1987）中，吉代恩，這個高山上的惡鷹，充滿暴力激情和征服欲望的暴君式的人物，變得柔弱、寬容、和藹可親，就是文學的想象和美的力量所致。 英國批評家理查德茲（I.A.Richards）曾相信「詩可以拯救我們」。T.S. 艾略特（T.S. Eliot）就此評論道：「這好比說，當牆坍塌時，牆紙可以拯救我們。」這裡的牆紙，是附麗於現實之牆的詩美的隱喻。這樣的說法似乎荒誕不經，但其蘊含的審美理想卻是耐人尋繹的。我們不妨把奧茲的創作喻為一種製造牆紙的藝術，他要用美的牆紙，來覆蓋醜陋的塗鴉，並且最終化為解決以巴衝突乃至拯救人類的一種力量。
2006年8月20日於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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