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是非非馬克思及其“科學社會主義”（三）

社會主義的核心是民主

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發表的《共產黨宣言》中說得明白，無產階級的首要任務是贏得民主。22年後，在總結巴黎公社經驗時，他們首先予以強調和肯定的是市政委員的普選。因為，一個城市也好，一個國家也好，具體如何運行，要由民主選舉產生的人來選擇、決定，來反映民意，正如馬克思、恩格斯在為1872年《共產黨宣言》德文版所做的序中所說，二十四年前發表的《共產黨宣言》中的原理“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 但是， 由什麼人來運作管理一個城市、一個國家，至關重要，這個什麼人的問題，必須通過民主選舉來解決。從中可以看出，民主、普選是社會主義(或者叫後資本主義)的核心。離開了這一點，馬克思所說的自由人的聯合體就無從談起，因為民主選舉是人最基本的自由權利 (與人比較，猴子就沒有這種權利。在猴子的社會裡，只有猴王的霸權，猴子只有拍猴王馬屁的權利)。

無獨有偶，2008年12月18日，在紀念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的大會上，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錦濤說道：“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和核心。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 （我沒有編造其中的任何一個文字。這些都是白紙黑字記錄着的。）

胡錦濤的確說到了點子上。這是馬克思、恩格斯有關社會主義的真諦。有人把馬克思說成是撒旦教惡魔，把列寧、斯大林的一黨獨裁專制以及由此發端的在東歐、亞洲的國際共運百年災難全數栽在馬克思頭上，這是不實事求是的、無知的，或者只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

但是，儘管胡錦濤一語中的，他也沒有找到一個有效的接點或切入口使中國穩步、有序地步入哪怕是一點點的民主曙光之中。

當今中國，無數的大學有馬克思主義學院，但真真研究、實踐馬克思主義又是不被允許的。在研究方面，只有在一些非常、非常少見的情況下, 我們才能看到一些極度委婉、似蜻蜓點水的有關學術論文。以下這篇發表在2018年5月16日《理論與改革》、作者韋定廣的論文《“什麼是社會主義”：值得反覆探索與思考的理論主題》就是一個例子。即便是這樣，也需要學者的良知和嚴謹，因為從事這方面的研究，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被終身禁言、抑或招致牢獄之災。這篇論文用迂迴的方式試圖回答什麼是社會主義的問題，即它避開了民主這一社會主義的核心，而是用“自由”做了取代。不管怎樣，請允許我以此論文結束我的這一節的文字：

“什麼是社會主義”：值得反覆探索與思考的理論主題

2018年05月16日 14:02:17 來源： 《理論與改革》　作者： 韋定廣

http://www.qstheory.cn/llqikan/2018-05/16/c_1122841443.htm

[複製全文]

　　【摘 要】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之際，“什麼是社會主義”仍然是一個值得探索與深入思考的理論主題。馬克思恩格斯將大工業和世界歷史的形成當作社會主義的物質前提，從而強調“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列寧繼承了這一思想，提出“社會主義的靈魂=自由”。然而在社會主義實踐進程中，卻一度產生不恰當的“制度崇拜”，尤其是將任何形式的公有制以及人們道德層面的大公無私，當作實現社會主義的最本質要求與前提條件。實行改革開放進而將“自由”明確列為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觀之後，社會主義在中國必將產生質的飛躍和迎來蓬勃發展的新時期。

　　【關鍵詞】 社會主義；馬克思；公有制；自由

　　回顧改革開放40年曆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闢與拓展始終與理論上的兩個“搞清楚”緊密聯繫：“什麼是社會主義”、“在經濟文化落後國家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其中，“什麼是社會主義”尤為關鍵和重要，因為直接事關建設的方向與目標。黨的十九大宣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新時代”不但意味着在我們前進的道路上面臨新的任務、新的矛盾與問題，而且也預示着中國正闊步走向社會主義大目標。在此背景下，重新閱讀與思考“老祖宗”關於“什麼是社會主義”問題的基本觀點和一些具體提法，進而梳理我們在這方面所犯的錯誤或至今干擾人們視線的一些模糊認識，對於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建設和實踐發展或許都不無裨益。

　　一、馬克思恩格斯是如何提出問題的

　　既然我們至今仍然只承認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主義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科學的社會主義，那麼無論如何，對問題的追蹤與探索應該從他們那裡開始。

　　有一點無庸諱言，即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源頭蘊藏於西方文化，而在源遠流長、波瀾壯闊的西方文化寶庫中，“自由人”理念根深蒂固。特別是到了近代，從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一批又一批的思想家、政治家更是將人道主義以及“人”權的觀念推陳出新，達到歷史的新高度。對於這些，馬克思恩格斯無疑是認可並加以高度肯定的。因此可以說，“人”是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出發點，而如何實現人的解放與人類解放則是他們畢生追求的目標。然而，與之前或同時代許多思想家不同的是，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的“人”不再是抽象的人，而是現實生活中的人；特別是當他們將目光逐漸聚焦於工人階級這個當時社會受壓迫最深的群體之後，產生了一個極其重要的發現：按照高舉人權旗幟的資產階級政治家、思想家主張建立起來的資本主義社會，最多只是實現了政治的解放（即把國家與社會從封建王權統治下解放出來），並沒有真正實現人的解放；非但如此，還因為私有制條件下勞動、資本、土地的三分離，導致異化勞動現象。在資本主義的異化勞動中，“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貶值成正比”；工人在勞動中不是肯定自己，卻是否定自己；“不是自由地發揮自己的體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體受折磨、精神遭摧殘”；這種勞動的最終後果是人與自己的“類本質”相異化，人與人相異化。馬克思將自由自覺地從事創造性勞動概括為人的“類本質”，認為自由創造是人的天性，是人之為人最為根本的特性。既然資本主義的異化勞動使人不再成為人（“非人”），而私有制又是造成異化勞動的根本原因，於是以消滅私有財產為特徵的共產主義就成為馬克思恩格斯為實現人的解放與人類解放而確認的必要條件或必然途徑。［1］

　　但是，與人類歷史上形形色色的共產主義相區別，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肯定並論述共產主義的必然性時，突出強調以下幾點：

　　第一，它所要否定的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任何形式的私有財產，而是“發展到最後的、最高的階段”的私有財產，並且這種否定不是簡單的消滅，而是以努力保留其優秀成果為前提的“積極的揚棄”；

　　第二，由於這種共產主義是“為了人而對人的本質的真正占有”，因此，非但不否定人的個性與需要，而且以人個性的張揚和需要的充分滿足為特徵；

　　第三，作為自然主義和人本主義的統一，它最終將實現人與自然之間、人與人之間矛盾的“真正解決”（和諧）。［2］

　　後來的人們指責《手稿》帶有思辨與倫理的痕跡，即在很大程度上，主要從“應當怎樣”來思考問題。這個批評是有一定道理的。也許馬克思自己很快就意識到了缺陷所在，因此，次年在他與恩格斯合作撰寫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就努力從歷史與現實出發尋求對問題的解答。這部著作除了將人完全轉化為具體的人、現實的人，對空想共產主義的超越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認為只有大工業才能消滅私有制；二是強調每個人的解放以及人類解放，是以歷史完全轉變為“世界歷史”相一致的。所謂“世界歷史”，大體相當於我們今天所說的“全球化”，即指由大工業及世界市場推動所形成的各民族進入相互往來、交流與相互依賴的歷史過程。①馬克思恩格斯將大工業和世界歷史當作共產主義不可或缺的必要條件，而這兩個方面又都是在資本主義時期形成的，所以《共產黨宣言》將資產階級時代或資本主義當作無產階級解放以及全人類解放的前提條件。後來馬克思在1853年的《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一文中，則進一步明確指出：“資產階級歷史時期負有為新世界創造物質基礎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類相互依賴為基礎的普遍交往，以及進行這種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發展人的生產力，把物質生產變成對自然力的科學統治。”［3］在馬克思恩格斯看來，大工業和世界歷史互為前提、相因相生，不但形成物質財富的“充分涌流”，而且具有更加重要與巨大的社會進步意義：一是使人們徹底擺脫以往由封閉隔絕所造成的地域或民族的狹隘眼界；二是有助於真正消除古代社會遺留下來的封建迷信；三是為每個群體或個人的自由創造提供更為廣闊的空間。

　　正是以大工業和世界歷史這兩大物質性成果作為支撐，馬克思恩格斯才有信心將未來後資本主義社會定義為“自由人聯合體”，並且認為在這個聯合體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後來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則進一步明確將未來社會定義為每個人能夠獲得自由而全面發展的社會形態。縱觀馬克思恩格斯一生，許多思想或觀點前後發生過很大變化，然而，未來社會是要實現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這個思想始終沒有變。所以恩格斯在逝世前，當有人要求用最簡短的話表達人類未來社會主義新紀元不同於資產階級時代的基本精神時，仍然覺得除了上述《共產黨宣言》中的那段話，“再也找不出合適的了”。［4］

　　在這個思想確立之後，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研究工作，就是通過探求資本主義及現代世界的運動發展規律，得出人類為什麼必然以及如何走向這樣一個歷史階段。這方面最重要的思想成果，當然就是馬克思的《資本論》。

　　二、長期困擾人們的幾個認識誤區

　　馬克思恩格斯一生設想的是，社會主義首先在“文明國家”（馬克思語）發生；所謂“文明國家”，是指世界範圍率先實現資本主義現代化的國家。至於東方落後國家能否實現跨越式發展，即最近20餘年時常為國內一些研究者津津樂道的跳過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直接從古代農業社會進入後資本主義時代，其實這一點在馬克思晚年至少沒有得出明確結論，而在恩格斯逝世前則是明白加以否定的。①然而，20世紀的歷史發展偏偏走出了一條和馬恩設想完全相反的路線：以歐美國家為代表的“文明國家”沒有一個發生過任何實質意義上的社會主義革命；相反，倒是東方落後國家“自以為是”地發動革命，並且在革命成功後又不約而同地很快宣布要建設社會主義。存在背景不同，認識就難免發生差異。由此在“什麼是社會主義”問題上形成了一些至今困擾着人們的認識誤區：

　　第一，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主要是制度建設，因此可以通過人的主觀努力“跑步進入”。

　　這樣的錯誤首先產生於蘇聯，繼之在中國。上世紀50年代，中國共產黨曾經試圖通過在農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制度和對城市工商業迅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辦法，“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到“文革”時期，又主張通過人為“消滅”商品貨幣及以按勞分配為主要內容的“資產階級權利”，使中國更加社會主義。類似主張的背後，實際是兩個思想在作怪：一是制度決定論，二是人的主觀努力可以改變歷史進程。如今雖然上述主張不再有太大市場，但許多人頭腦中類似的認識並沒有獲得根本改變。例如：

　　——以為社會主義主要就是一整套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制度決定一切”，因而我們經常單純以制度層面的內容來判定世界上哪些國家屬於社會主義，哪些屬於資本主義；絲毫不考慮人民大眾的生存狀態如何或究竟生活得怎樣，以及這個國家的社會文明在整體上處於什麼水平。

　　——由於制度實際主要是人為的東西，也就是說在理論上，如果不考慮實踐效果，人們願意建立什麼制度就可以建立什麼制度；因而我們經常主要以某種制度建設與建成的時間表來排定社會主義實際進程及歷史發展階段。

　　社會主義固然離不開一定的制度建設，而且制度在某種程度上確實也是社會主義的標誌物。然而問題在於：社會主義最核心的東西不是制度，而是“人”，是每一個人的生存狀態、人們生產和生活的方式及由此構成的整個社會的文明程度。如果以此為根本或出發點，那麼，制度層面的東西又不是我們想要消滅就可以消滅，想要建成就能夠建成的。眾所周知，在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主義構想中，是沒有“國家”的。然而他們反覆強調：“國家”不是被人們“消滅”的，而是自行“消亡”的。不但國家，階級及階級剝削也是一樣。或許有人要問：難道就不能通過革命的或行政的方式予以“消滅”嗎？我們不是就曾經“消滅”了資本家與地主階級嗎？硬要消滅當然也可以，但由此帶來的必然是社會倒退與經濟上長期處於貧窮落後狀態。事實上，這樣的情況在20世紀的蘇聯和中國都曾經發生過。馬克思恩格斯早年沒有充分意識到這一點，所以也經常會使用“消滅”一類詞來概括革命的內涵。然而到了《資本論》時期，他們的認識變了。在《〈資本論〉第一版序言》中，馬克思特別提醒人們：“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一個社會即使探索到了本身運動的規律，……它還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到了晚年，馬恩更加反對就“未來社會組織”提出任何“預定看法”，認為“社會主義社會”不存在一定之規，它和其他社會一樣，也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這個“經常變化和改革”的，自然包括甚至主要指制度層面的東西。既然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怎麼就能簡單認定這是社會主義的，那個就不是呢？你今天說不是，也許只是你的社會發展程度還沒有到達那樣一個階段罷了；等到了那個階段，或許“不是”也“是”呢？！當年當德國人聳聳肩，嘲笑英國由於大工業發展及自由資本主義經濟運行所帶來的各種問題時，馬克思毫不客氣地警告道：“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後者未來的景象。”［5］

　　第二，財產公有是社會主義的核心問題，公有制就是社會主義，因而簡單地以公有制多少作為衡量社會主義程度高與低的標準。

　　這是一個至今困擾着許多人關於“什麼是社會主義”認識的一個關鍵問題。在歷史上，中國共產黨的許多領導人主要是通過《共產黨宣言》來接受和認識社會主義的。《共產黨宣言》中有個著名的論述：“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然而為人們所忽視的是，即使在《共產黨宣言》中，馬恩也強調：“共產主義的特徵並不是要廢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廢除資產階級的所有制。”所謂“資產階級所有制”，是指以法權形式存在的、產品生產和私人占有的“最後而又是最完備的表現”。其實，這個思想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就已經提出來了：只有在私有制導致異化勞動產生的條件下，對其“積極的揚棄”，才意味着歷史進步。反之，不管私有財產的性質與程度如何，只是出於“忌妒和平均化的欲望”加以否定或簡單拋棄，所導致的只能是“完全粗鄙的和無思想的共產主義”；這種共產主義發展的結果，必然帶來對“整個文化和文明世界”的否定，導致整個社會走向貧窮和墮落。［6］

　　在1845年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進一步認為：私有制不是想消滅就能夠消滅的，而且並非任何消滅私有制的行動都意味着社會的進步、都能夠帶來經濟上的發展。當時已經出現了自來水、煤氣照明、暖氣裝置等，他們在著作中意味深長地寫道：“沒有這些條件，共同的經濟本身將不會成為新生產力，將沒有任何物質基礎，將建立在純粹的理論基礎上，就是說，將是一種純粹的怪想，只能導致寺院經濟。——還可能有什麼呢？——這就是城市裡的集中和為了各個特定目的而進行的公共房舍（監獄、兵營等）的興建。”［7］說得多好啊！更加精彩的，是將近30年後，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中的一段論述：“國有化”代替股份公司，只有“在經濟上已成為不可避免的情況下，……才意味着經濟上的進步，才意味着達到了一個新的為社會本身占有一切生產力作準備的階段。”文章堅決反對“無條件地把任何一種國有化，甚至俾斯麥的國有化，都說成是社會主義的。”恩格斯嘲諷道：如果國有化就是社會主義，那麼，“皇家海外貿易公司、皇家陶瓷廠，甚至陸軍被服廠，以致在30年代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時期由一個聰明人一本正經地建議過的妓院國營，也都是社會主義的設施了。”［8］

　　回顧20世紀社會主義實踐，最大錯誤之一，正是“公有制崇拜”，即不問青紅皂白地將任何形式的“公有制”都與社會主義相等同；不顧生產力發展狀況如何，以為只要迅速消滅掉每個人的私有財產，公平、平等、正義等就會成為事實，“天堂”式的社會就會出現在東方的地平線上。如果只樣，那只能說我們還沒有超出甚至遠沒有達到歐文、聖西門的水平！

　　第三，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以“性善論”為基礎，現實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實現主要取決於人們道德上完美完善和思想覺悟的極大提高。

　　人們在談論馬克思恩格斯對未來社會設想時，經常以為他們是“性善論者”，即將未來社會建立在全社會思想覺悟、道德水準極大提高，人人都具有大公無私、克己奉公優秀品德基礎上。其實這也是一種誤讀。首先在馬克思恩格斯那裡，從來不否認人具有自私的一面。最為許多研究者熟知的一句話，是馬克思曾經講過：人們奮鬥所爭取的一切，都和自己的利益有關。英國17世紀的政治思想家霍布斯是著名的“性惡論”者，他有一句名言：人對人是狼。然而就是這位霍布斯，馬克思曾經認為“他是我們的共同祖先。”其次，馬恩是唯物論者，強調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強調批判的武器永遠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任何社會進步只有建立在生產力發展基礎上，才是堅實與可靠的。而科學社會主義之所以為“科學”，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有唯物史觀作為理論基礎。如果以人們思想覺悟大提高、利他主義普遍化為前提或基礎，這樣的社會主義在人類思想史上，被稱為倫理社會主義。馬克思恩格斯則是堅決反對倫理社會主義的，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他們明確指出：“共產主義者根本不進行任何道德說教”，“共產主義者不向人們提出道德上的要求，例如你們應該彼此互愛呀，不要做利己主義者呀等等。”［9］要實現人的解放即“異化”的消滅，在他們看來，必須要“以生產力的巨大增長和高度發展為前提”；“如果沒有這種發展，那就只會有貧窮、極端貧困的普遍化；而在極端貧困的情況下，必須重新開始爭取必需品的鬥爭，全部陳腐污濁的東西又要死灰復燃。”［10］

　　回想中國改革開放前的十年“文革”時期，整天號召人們“鬥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閃念”，認為這樣就是在“大干社會主義”。結果不但經濟發展遭到極大程度的破壞，而且由於飢餓和貧困，人們對於社會主義的信念、信仰也普遍陷於危機；甚至就如同馬克思恩格斯當年預言的，最後許多“陳腐污濁的東西”又在中國大地上“死灰復燃”。是鄧小平的社會主義本質觀明確將發展當作“第一要務”、當作“硬道理”，同時將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續普遍提高當作判斷成敗得失的首要標準，這才有了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在中國重新煥發生機與活力、重新贏得廣大人民的擁護與支持。

　　三、“社會主義的靈魂=自由”

　　在談論馬恩的社會主義時，有一個問題是繞不過去的，即“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關係。我們知道，恩格斯曾經表達過這樣一個意思：在早期，他們之所以更多地使用“共產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因為後者被當時各種各樣的“社會庸醫”們用爛了。1875年，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有過共產主義“第一階段”和“高級階段”的提法。列寧後來在其《國家與革命》中，將“第一階段”稱作社會主義，“高級階段”則為共產主義。然而值得我們注意的是：

　　第一，馬克思恩格斯早年並沒有將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作嚴格的區分，甚至經常當作同一個概念來使用；但到了晚年，則更多地使用“社會主義”而不是“共產主義”（或者是“未來社會”）。例如1875年，恩格斯將系統闡述他們這方面理論的著作，明確題為“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所以如此，因為：

　　第二，無論在詞源還是人們日常理解中，“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還是有區別的。“共產主義”出自古拉丁文communis，原本含有公有、公共一類意思，與原始社會實行財產公有制相聯繫。在古希臘、古羅馬和中世紀，人們經常使用的共同體（communion，community）一詞也由此而出，發展至近代，才衍生出歐洲文字中以追求財產公有為主要特徵的“共產主義”（communism）。“社會主義”的“社會”，在西方政治思想中是“國家”的對立面，是指由芸芸眾生的活動所構成的相互有機聯繫、緊密合作的整體。因此“社會主義”，也可以簡單理解為以“社會”為本位的一種組織形態與歷史發展階段。

　　“社會”的主體是人，“社會是人們活動的產物”（馬克思語）。社會主義以“社會”為本位，借用今天的語言來形容，也就是廣大人民群眾當家作主，他們真正成為社會的主人。因此，從鄧小平理論強調“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強調以是否有利於提高廣大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作為判斷是非得失的標準，到科學發展觀的“以人為本”以及“新時代”明確提出“人民本位”觀點，都表明我們對社會主義的認識非但沒有偏離“老祖宗”，而且是更加接近或符合“老祖宗”思想的精神實質。

　　一旦真正成為社會的主人，同時也就進而成為自己的主人與自然的主人。而這，恰恰是馬克思恩格斯關於人的解放的本質要義（“自由人”）。［11］或許也正是基於這樣的意義，列寧圍繞“什麼是社會主義”問題曾經提出過一個最為簡單的概括：

　　“社會主義的靈魂=自由。”［12］

　　“靈魂”者，命脈、根本所系也。列寧的這個概括其實就是馬克思恩格斯關於未來社會是自由人聯合體思想的提煉，它簡潔無誤地告訴我們：沒有自由也就沒有社會主義；社會主義一旦缺少了自由，也就喪失其生機活力與存在價值。由此可見，20世紀的社會主義實踐一度將自由剔除出去，並使之成為歐美資產階級思想家、政治家攻擊社會主義的武器，這是犯了一個多麼大的錯誤！

　　或許有人認為，自由虛無縹緲，有些說不清楚；特別是容易導致無秩序、無紀律、無法治現象。

　　其實未必然。

　　應該承認，我國40年的改革開放既是一個經濟迅速發展、廣大人民生活不斷獲得改善的過程，同時也是作為社會主體的人持續得到解放的過程。在改革開放前，不但人民物質生活困難，而且三個“固定化”將每個人捆綁得死死的：

　　一是身份的固定化，即農民就是農民、工人就是工人、幹部就是幹部……任何人一旦屬於或者具有某種身份後，要想改變比登天還難。同時這種身份在某種程度上又是“先賦”的，例如農民的後代除了極少數可以通過參軍提干與考取大學改變身份外，其他人幾乎無一例外只能還是農民。所以直到上世紀80年代後期，農村的孩子仍然將考大學稱之為“跳農門”。

　　二是居住空間的固定化，也就是僵硬的戶籍制度極其嚴格地限制人們的異地流動。在改革開放前，戶籍與居住地、工作地是統一的，即你的戶口在哪裡，你就必須在哪裡生活與工作，要想隨意改變幾乎毫無可能。這樣做的結果，就是無論你個人有什麼樣的理想與才華、抱負與夢想，都必須無條件地接受和服從戶籍制度的安排，從而將每個人牢牢地、永久地束縛在極其狹小的區域範圍。

　　三是發展前景的固定化，一個人最初從事什麼工作，往往就是一輩子看到底了；若沒有組織的同意或批准，任何人都無法改變自己的命運。

　　總之，在改革開放前，每個人的一切都是“計劃”好了的，或者是由某個“組織”安排與決定的，沒有任何個人選擇或挑三揀四的可能與理由。那時在我國經濟結構中，公有制比重是很高，甚至高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但是，如果以馬克思恩格斯甚至列寧的社會主義觀來衡量，以“人的解放”學說來衡量，我們能說那時比今天更加社會主義嗎？

　　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我們首先在消除三個“固定化”方面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就。例如在“新時代”，任何一個普通的農民都可以不依靠任何關係，通過報考國家公務員取得“幹部”身份，也可以完全憑藉自己的努力成為工人甚至工廠主、民營企業家；人們的生活空間與工作地點不再受戶籍的局限，可以根據自己的意願和喜好，東西南北、城市鄉村自由流動與居住；做什麼工作或者想要有什麼樣的發展，也不再由“計劃”或“組織”來安排，能夠根據自己的能力與願望成就個人的夢想。其次，我們還通過主動融入全球化歷史進程，使原有封閉自守、與世隔絕的狀況獲得根本改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將對外開放作為本質要求，同時強調對外開放不但是經濟的、而且包括政治、文化和社會層面。由此也就使社會主義在中國真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所主張的，正在越來越多地擺脫“地方的、籠罩着迷信氣氛的‘狀態’”，而成為一種“世界歷史性”的存在。

　　正是主要基於上述兩方面原因，我們才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儘管我們圍繞“人的解放”還有漫長的路要走（其實這是一個永無止境的歷史過程），然而無論如何，我們今天比40年前“解放”了許多、進步了許多，同時也更加社會主義了許多……

　　四、“新時代”需要有新的認識與思考

　　在某種程度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什麼是社會主義”的爭論中開闢航程的；而到1992年初鄧小平南方談話對“什麼是社會主義”做出明確論斷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航向就基本明確了。最近20餘年，圍繞這一理論主題幾乎再也沒有發生大的爭論。然而，歷史總是不斷發展的；隨着歷史的發展，人們對事物的認識也會發生變化。

　　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但不能說有了富裕就有了社會主義；社會主義需要自由，但也不能說有了自由就有了社會主義。恩格斯1875年寫作的《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書，代表了他和馬克思關於“什麼是社會主義”問題最為成熟的思考。因此，這部著作被馬克思稱讚為“社會主義的入門書”。正是在這部著作中，恩格斯對“什麼是社會主義”做了一個比較全面的概括：

　　社會主義“通過社會生產，不僅可能保證一切社會成員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質生活，而且還可能保證他們的體力和智力獲得充分的自由的發展和運用”。［13］

　　“社會生產”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條件，社會的任何進步都必須建立在生產力發展基礎上，否則只能是空想或幻象。然而在社會主義，發展社會生產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實現兩大社會目標：一是共同富裕（“一切社會成員”）；二是每個人的“充分的自由”。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共同構成為“什麼是社會主義”的科學解答。

　　當然，人們的認識總是不斷進步的，對一般事物如此，而對於堪稱人類斯芬克思之迷的社會主義就更是這樣了。經過20世紀的挫折以及現時代的許多教訓，“新時代”的中國共產黨人終於不但將“共同富裕”列為領導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首要目標，而且將“以人為本”作為自己的指導思想；非但不再視自由為洪水猛獸或資產階級的專利與特產，而且旗幟鮮明地將之確立為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相信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導下，當我們在對“什麼是社會主義”形成新的更加科學與更加符合人類文明歷史進程的認識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會迎來更加輝煌燦爛的發展前景。 〔參考文獻〕

　　［1］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47-58.

　　［2］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57，75-77.

　　［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3.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189.

　　［5］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6］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75.

　　［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6－117.

　　［8］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52腳註.

　　［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275.

　　［1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6.

　　［11］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58.

　　［12］列寧全集（第37卷），中文第二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419.

　　［13］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