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近几十年奉行的改革开放路线在很大程度上是邓与中共传统派分道扬镳的结果。作为一代政治强人，邓其实也有自己的软肋，那就是他曾经也是被别人从半禁锢的状态中打捞解救出来之后，又被中共传统派拥戴为中共这艘大船实际上的掌舵人--权柄是别人塞到他手中而并不是他自己成就一番大业之后获得。由于这层背景或渊源，邓随时随地都得虚心听取传统派元老们的心声和意见。

邓的南巡讲话让在89六四之后遭到严重挫折的改革开放再次杨帆出发驶出港湾。不过经常被人忽略的是，邓的南巡讲话是罕见地在公开场合批评了党内阻碍改革的势力并嘲讽了传统派马列主义理论权威。所以邓似乎是在他自己与中共传统派之间划出一道界线，他的南巡讲话也可以算是宣告了他与中共传统派分道扬镳的一道隐隐约约的声明。

邓与中共传统派分道扬镳首要的原因当然是因为邓要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私营化让中国经济与西方全面接轨。而传统派却担心市场化经济会成为颜色革命关键性的第一步，认为对外开放应该局限于引进资金技术和设备，不应该扩大到中国经济与西方经济的全面对接。

表面上来看，邓与传统派的主要分歧集中在经济领域，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却是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在邓的脑海中，中国社会的理想形态是抛弃一部分马列主义教条在经济上在政治上与西方融洽和睦相处。而中共传统派的理想蓝图就是处于鼎盛时期的苏联，通过计划经济，党建立起强大的国家机器统管一切。至于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关系，那就是必须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充分的准备。

邓对苏联模式的反感大概有这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苏联虽然是军事超级大国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超出中国上世纪80年代初的水平，但与西方比较还是差距明显。第二，苏联政治专制体制不但是本国人道主义灾难大规模政治迫害的根源，同时还影响到中共也是中国人道主义灾难的间接原因。

说到大饥荒农民饿死几千万这种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和文革这样的政治动乱，中共内部可以分为愧疚和无悔两大派别。愧疚者认为责任并不全在毛泽东一人，中共从中央高层到地方各级领导都需要承当责任，中共这个体制缺乏及时制止或缓解的纠错机制就说明这个政治制度内部有严重的结构性问题，而决不只是限于领袖个人素质。无悔派的心态是重大灾难属于偶然与制度无关，毛如果多一点谦虚慎重多听取别人的意见就可以避免灾难发生。最重要的不是内疚而是不重韬复徹以保持政权的武运长久。

改革开放之初，邓在美国访问之时诚恳说到：在西方美国不可能发生文革那样的灾难。

对中共传统派来说，最大的思考题目大概是如何在世界民主宪政蓝色的海洋中独善其身。对邓来说，最大思考题是如何让具有独特文化传统和政治体制的中国与西方文明能够融洽和睦相处。上世纪60年代初苏共修正主义头目赫鲁晓夫向西方提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和平竞争”的口号，不幸被中共视为投降主义遭到义正词严的谴责。古巴导弹危机，周恩来代表中共表态：苏共不应该退让中国准备牺牲一半以上的人口换取社会主义阵营在一场核大战之后的最后胜利。

89六四和“苏东波”之后，中共传统派要高举红旗的冲动变得强烈。邓给政治局常委的忠告是“不出头不扛旗”，也就是不与西方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正面冲突。

邓担心的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尖锐对立可能意味着永远摆脱不了核大战那种全人类面临末日的危险。他的“摸着石头过河”也许包含探索出一种与西方资本主义体制并不直接抵触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不幸的是，这些年中共政治中的头等大事似乎就是一场在强烈反邓情绪支配下的自救运动，彰显而不是模糊中国与西方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主要目的当然是消除任何颜色革命的隐患。

令人稍感宽慰的是，在高喊“三个自信”的同时还有一个对冲的政治口号，那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提醒美国同时也是提醒共军内部的鹰派，让他们明白红色和蓝色江山都可能同时在一场核大战之中灰飞烟灭。

邓的思维达到了世界人类文明延续的高度，而中共传统派却凝固在红色江山的层面，怀着旧时代帝王将相王侯子孙那样的心态把红色故乡当为自己和父辈们唯一的人生归宿，而不是通观人类历史放眼看到整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