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飞逝，三十年过去了。。。作为半个“六四”运动的见证人，事件本身并没有给我留下肉体上的伤痛，精神上的伤痛也随着后期众多对六四的总结和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也慢慢得以释怀， 以至于到了后来，某些年的6月4号我都可以被生活琐事淹没，忙碌得忘记这个特殊的日子。

但是，今天读到王丹等56人的2019年元旦联合声明（见附录一），我还是没能控制住涌出的泪水。。。这泪水和那个电影回放般出现在眼前的身影加上我心如刀绞的感受与29年前6月4日凌晨在产科病房里的情形是如此地相似！

我意识到我内心的伤痛其实一直都没有真的被释怀， 我来到美国自由了，可我知道今天在中国，还有数不清像孙文广那样被失踪，像王全璋那样被坐牢，像刘晓波那样被病死。。。我也知道了我的心还系着祖国和她的人民，那个我生长的地方。 我更知道了那份自以为释怀的愧疚还深藏于心底。

1989年正是我研究生作毕业论文的那年， 我是工作了多年后再考硕士的，而我在政治上比较早熟，早已走过了愤青年代。这是时代造就的，我读高中时正好经历了76年四五运动，听美国之音，去广场听演讲抄诗，到后来的看西单民主墙，讨论中国的民主和自由，追看《探索》和《北京之春》。。。我一个都没错过。 到了89年时，我高中年代曾有的一腔热血早已经被“老婆孩子热炕头”给融化了，所以最初的学生运动我都没参加，有空时作为观察者跟着游行队伍（在队伍外）转一转。 当我看到三名学生跪在人大会堂的台阶上递请愿书时， 我的感觉是学生们太天真，民主岂是跪求能得到的？估计这次运动成不了大事，于是我更抱定了观察者的态度。 不过， 间或有传言说中央的赵紫阳是支持学生也是要改革的， 这给了我一点希望。紧接着，《四二六社论》出来了，这就象一个火柴投入了干柴，全体学生都被点燃了，群情激昂，有人到每个寝室串联，组织第二天的游行。 虽然看不到前景，但我还是被年轻本科生们的热情和忘我精神所感染，毕竟我从他们这个年龄走过来，我太知道他们的内心渴望是什么，我太知道他们的热情和忘我的动力来源是什么，这种自我的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我以前又何曾没有过？ 在那时，我看他们真的有种哥哥看着弟弟的亲切感。这一次，我决定参加游行队伍。

就在游行前集合的时候，我被游行的组织者之一给叫过去了，一个平时打篮球时认识的大二本科生（湖南人，薛XX），他指定我作为在游行队伍前举大横幅的四人之一，说我比较高大。 那个巨大的横幅不知是什么布做的，非常重，需要两个人一人向左上角，一人向右上角用力地用竹竿子撑才能举起来。 另两人为一组隔一段时间替换我们俩，即便这样还是累的手臂酸疼到要抽筋。 除了这体力活之外，最让我心烦意乱的是不时有拿着照相机和摄像机的人在队伍前面倒退着拍摄，我知道这影像不但是秋后算账的证据，还可能进入我的档案跟我一辈子，就如同一个地主的出身一样。 我看向身旁的本科生们， 他们显然不担心被拍照，根本无视拍摄之人。不知是他们不认为会有“秋后算账”呢，还是比我有更多大无畏舍身取义的精神？总之我被他们鼓舞了，在到达广场前焦虑已褪去。

在广场上与兄弟院校的队伍汇合后，便各自安营扎寨。由于有市民送水和食物，在天色将黑时，我意识到学生们要在广场过夜了，说实话，这不在我原预期之内，我也没有像年轻人那样熬夜的精力。 在晚上11点的时候，我找到了薛XX，跟他说手臂酸疼的厉害，想去找点药膏贴一下。 他爽快的说：“大哥，辛苦你了，回去好好休息下”。 那是我最后一次作为示威者在天安门广场，时间是4月下旬。

五月初的形势和赵紫阳的讲话似乎预示着政府真的要和学生谈了，这一下子提高了我对这场运动的希望，好像我梦寐以求的民主就要到来了。我开始频繁地往广场跑，但还是观察者的态度。接下来的发展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一些激进学生的绝食成功地用道德和怜悯绑架了北京市民，而各派学生领袖为了争夺这场运动的主导权和控制权陷入了混乱，无法很好地组织学生，更无法统一行动目标，一直在撤离和坚持之间争论，而学生们也不信任试图把控和领导这场运动的刘晓波，陈子明，王军涛等人。最终是谁更激进谁有话语权（扩音喇叭）并得到多数支持，任何理性的暂时撤出广场的声音都被非理性的狂躁淹没了（包括王丹的撤离提议）。。。我隐隐地觉得这次学运又要陷入历次自发的民主运动的怪圈----形不成统一领导和统一目标的一盘散沙。 到了5月中下旬，陆续有晕倒的绝食学生出现在报纸上，广场上不时有救护车来回跑，民众和政府对峙的情绪急剧升高。蹊跷的是赵紫阳突然出现在广场做了劝说后就消声了，我预感到政府那边形势已经倒向强硬派，而且就要行动了。而学生这边，政府的拒绝谈判加上占据大脑的英雄情结+自尊+冲动已经使得激进派学生们骑虎难下了，理性的学生领袖又已经失去话语权和领导权了，刘晓波，侯德健的话也没多少人听。。。 果然，政府于5月20日发出了戒严令。接着是调动军队。

我老婆家里有亲戚是部队的首长，传过来的话是“很严峻”，意为可能要流血。老岳父急了，派三个大舅哥来广场和学校寻我。其实，我本来也有充分的理由回去，老婆的预产期是6月初，就这样我离开了广场。临走前我找到薛XX，嘱咐他说：“遇到军队来清场时，千万别硬碰硬，鲜血是换不来民主的”。脸色苍白的他无力地点点头，什么话也没说。他参加了绝食，估计刚开始进食。我给他用了鲜血一词，意在吓唬他。 其实我当时觉得这场运动的结局很可能是和76年的四五运动差不多，要知道共产党可是自称代表人民的，老毛那样的暴君都没对人民动枪，现在谁还敢动这种念头？之所以调军队是因为北京市民包括工人和警察都站到学生一边了，政府除了军人根本就无人可用，调军队也不意味着一定要屠杀啊。 于是，我没多想就回岳父家准备伺候老婆生产了。

老岳父是退休的医生，虽不是名医，但那时的医生是社会人脉最广的，连做官的也比不了。通过关系，老婆被安排到一家远离市区的小医院待产，一个是为了避开危险的市区，另一个也是为了防止我再去广场。 就这样， 我远离了六四现场，开始了天天跑医院陪老婆的日子，也成了一个只见证了六四运动前半场的见证人。因为我当时并不认为军队会大规模开枪，也就没参与市民拦军车，只是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唯广场上发生的一切我只能道听途说地从别人嘴里或报纸广播得知（但报纸广播有些事是不会说的）。6月2日，女儿出生了，但由于老婆侧切，需要住院一周，我也获得了陪护资格，不用再往家跑了。 当6月3日晚上开始连续响起枪声时，我意识到可能会是大规模开枪，但还是抱一点希望-----也许是朝天开枪，也许是橡皮弹头，也许是。。。我脑子已经成一团浆糊了，肾上腺素的高涨使我的手在发抖。。。我和老婆说要去急救室那边了解下情况，可她哭着死命拉着我不让走（她以为我要上街去），我安抚她直到凌晨她熬不住睡了，我才悄悄跑到急救区打探。由于远离市区，送来的伤员不是很多，民众们都悲愤欲绝。我知道了结局是开花弹头+坦克碾压的世纪大屠杀。也意识到这场运动将给中国社会造成的巨大和深远影响。

回到病房后，老婆还没醒。 我呆呆地坐在病床前，看着刚出生的新生命，突然泪水就止不住地涌了出来，心如刀绞。。。薛XX给我传球的熟悉身影一直在泪水里晃动。。。我自觉是个懦弱者，没有和弟弟们一起勇敢面对邪恶的暴君，甚至也没有去保护他们。。。我更为中国几代人追求民主自由勇士们的悲壮和艰难而哭泣。从辛亥革命以来，多少人为了民主自由而流血，好不容易盼来民国，可战乱，军阀和饥饿的肆虐下谈何民主。49年倒是给人民带来了希望，可共产式的民主更恐怖，几千万人饿死的浮尸遍地外加打砸抢的自由使得共产民主成了多数人的大灾难。文革后期，阶级斗争和八个样板戏使所有人成了行尸走肉，只剩下唯一的自由是婚姻自由，前提是婚前不能拥抱亲吻（公开场合），否则就是“搞破鞋”。邓上台后的“民主墙”又一次带来了希望，可随后的抓捕和这次的屠杀不但希望破灭，而且代价惨烈，后面的黑暗时代不知会持续多久。。。从此，我那颗盼望民主自由的心彻底死了。六四过后，老婆第一个劝我出国。

今天，我女儿都结婚了， 可她这一代中国人依然在为民主和自由苦苦挣扎而看不到希望：住房可以轻易被拆迁，走大街上可以轻易被嫖娼致死，发个微博微信可以轻易被解职或进局子，当律师可以轻易被失踪，买个理财可以轻易被骗，接受个采访可以轻易被居家监禁，维个权可以轻易被抓，考个大学可以轻易被政治审查，信个教可以轻易被关押，甚至当个官都可以轻易被自杀。。。民主和自由的影子也见不到，三十年过去了！ 我弟弟们的血就这样被白流了，白流了。。。

今天的泪水干了后我想问： 中国到底还能有民主自由吗？

献给29年前6月初血洒北京和全国各城市的民主斗士们！

于2019年1月3日

附录一：王丹等56人的2019年元旦联合声明

全文如下：

五十六人元旦联合声明：重建记忆，再次出发 

----关于全球合作，共同纪念"六四"三十周年的呼吁

今年，是八九民主运动和中共血腥的"六四"镇压的三十周年。我们这些当年那场运动的当事者，那场屠杀的见证人，在此对全球所有关心中国发展，所有期待中国能够实现民主宪政的朋友发出公开呼吁如下：

第一，1989年的中国学生和民众走上街头，是为了反对腐败，要求民主，他们的诉求被中共当局血腥镇压，大批民众伤亡。这是一道历史的伤口，这道伤口，三十年了，仍旧还在淌血。中华民族要走向文明，就不能迴避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鑑于中共当局的严密封锁，关于"六四"的记忆已经逐渐淡漠，因此，我们呼吁在"六四"纪念三十周年之际，全球一起努力，重建历史记忆，作为抵抗极权，追求民主的一种手段。

第二，1989年的民主运动被镇压之后，中国走上了一条所谓的大国崛起之路，这条路，表面上看给中国带来了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是三十年来的发展越来越证明，这样的发展模式拒绝文明，拒绝民主，是一条错误的发展道路。而中国走上这样的道路，正是因为中共悍然抗拒八九民运提出的反对腐败，实现民主的要求。在中国局势发展已经来到了一个转型的关键时刻的今天，纪念八九民运，重新提出民主化的诉求，不仅是面向过去，更是面向未来。因此我们呼吁，通过"六四"三十周年纪念活动，凝聚全民共识，通过各种手段，把推动中国民主宪政的运动带向一个新的高潮。

第三，我们这些人，都曾经为了中国实现民主的理想而进行了几十年的不懈奋斗，我们也相信，当年曾经在天安门广场，在北京市街头，在中国所有其他城市，不同程度地参与了那场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的朋友们，你们中的很多人，内心仍然保存着当年八九精神的火种，你们仍然会记得那些曾经为我们共同的理想付出生命代价的同学和朋友。今天，是我们重新团聚，重整队伍，重新出发的时候了。今天的中国，面临在各个方面走上倒退道路的危机，最好的纪念，就是延续当年的理想。因此，我们呼吁全球各地的八九一代归队，我们呼吁当年的支持者归队，我们呼吁新的一代中国年轻人跟我们站在一起，我们呼吁海内外形成新的民主阵线，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精诚团结，共同努力，在全世界各地隆重举办"六四"三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以此告慰"六四"先烈。

我们要让中共和全世界看到，只要中国还没有民主化，只要"六四"还没有翻案，我们，和所有与我们有共同理念的朋友们，都将坚持做到八个字：永不忘记，永不放弃！

王丹，吾尔开希，周锋锁，王超华，张伯笠，项小吉，王军涛，廖亦武，胡平，苏晓康，陈奎德，康正果，王天成，李进进，夏明，陈破空，刘俊国，吕京花，李恆青，赵昕，赵常青，张林，陈青林，陈天石，余厚强，脱立新，周建，王进忠，杨宽兴，郑存柱，易改，高健，孙立勇，金岩，张菁，唐元隽，任松林，程凯，陈维明，郭宝胜，朱红，孟元新，孙凯，林云飞，金秀红，刘士余，丁建强，邬萍辉，王箐，石清，吕洪来 Perry Link（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教授）, Marie Holzman（法国汉学家），谢志伟（中华民国驻德国代表处代表），Michael Day (美国圣地牙哥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