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評論-暗夜尋燈-萬維博客-萬維讀者網（電腦版）

中西方文化背後形成的核心觀念針鋒相對、針尖對麥芒。他們是兩個不同且又不可調和的分野，比如父母官的觀念和社會公僕的觀念；在現代社會，我們必選其一來建構我們的社會組織。基於這兩種對待政府不同的態度或者其它許多這種基本的差異觀念會使我們對社會、對人生、對人性、對自然、對歷史完全是不同的甚至是激烈對抗的理解。現在在中國很火的復旦大學教師陳果，因在西方學過一點《社會生物學》的理論和概念，而把它們運用在課堂講授上而爆紅。在中國有學校輔導員或者類似陳果這樣的哲學老師來教授如何做人的雞湯道理；可是在西方，要求的是本科學生必修的由專業人員來講授的課程如《人類行為與生物學》這種公共課。相比較而言，西方的這種科學系統的訓練，無可爭議地要比中國這樣非專業的陳果這樣的老師來講述人類學中做人的道理，應該更來得周密系統和嚴謹！斯坦福大學的這種課程已經作為公開課了，在網易上邊有，建議讀者去學習，受一些人類學基本知識的訓練：

http://open.163.com/special/opencourse/humanbehavioral.html

在中國的歷史上，歷史學家一般認為秦始皇廢除了分封制度之後中國政府的形式走向了中央集權的專制，才在思想和文化上與西方分道揚鑣。而本文想說明的是混沌理論中的魔鬼隱藏在細節這一現象，中國與西方的生存繁衍策略的分野，在遠古的幾萬年前就已經出現了，並在今天重重地影響我們的生活。

在舊石器時代有一種叫做莫斯特文化工具的現象，由於地理的限制它就一直沒有傳入中國。當時，在中國遍布的尼安德特人使用的是比莫斯特文化更古老的一種工具（由於某種原因我們中文的話語世界還沒有承認尼安德特人這個事實）。這個文化遲滯現象充分體現了地理的隔絕，如中國北方的凍土，東方的大海，西南的高山和西部的沙漠，如何阻絕西方文化流入中國；但從另外一個方面，它也同樣保護了我們中國自己的文化從周代以後，沒有受到更強勢文化的侵擾與隔斷。中國歷史只在商周時期因周人替代殷商而出現過一次文化斷裂，周的農耕文化壓過了殷的商業文化；之後在春秋戰國，商人試圖奪回政治權力再塑中國，可是大家都知道呂不韋的努力失敗了。在今天地球村的時代，農耕文化又遇到了商業文化的巨大挑戰。商業文化與農業文化的博弈在春秋戰國熾烈熱酣並最終失敗，那麼今天她還會在中國繼續失敗下去嗎？

為解答這個問題，讓我們先從量詞與集合名詞這種語言文化來說一下中西文化差別的根源吧！

One troop of monkey 一群猴子

One pride of lion 一群獅子

One school of fish 一群魚（一團）魚

One pack of wolves 一群狼

One swarm of bees 一群蜜蜂

One flock of fish (sheep) 一群羊

One herd of cattle 一群牛

我們從小學英文的時候，英文老師總是告訴我們，英文中是沒有類似我們中文的量詞的；比如一張桌子，一把椅子，一支鉛筆，一塊豆腐。等我們學英文學到一定深度，我們才知道，老師的那個說法，不算確切。英文中這些形容動物們的群的不同詞彙，卻原來在中文裡根本是沒有的。在語法裡我們管這類詞彙叫做集合名詞。也就是說，英文裡有豐富的集合名詞來表達動物們的群的集合而在中文裡，用集合名詞來形容動物的群的觀念卻是比較匱乏的；但量詞卻是比較豐富。為什麼中文裡的量詞豐富，而動物的集合名詞匱乏呢？

中國古漢語裡有一個實詞到了今天變成了語氣助詞。我們講桌子、椅子、凳子、孔子，孟子、韓非子等明顯凸顯了中國文化的泛靈主義意識形態對中文詞彙的影響。子，在古漢語裡的意思是尊稱，類似今天我們講先生。桌子、椅子的本意，就是表明遠古時代的中國人，繼承了以萬物有靈魂的觀念來看待世界，尊稱椅子為椅先生、桌先生。這種萬物有靈觀念的尊稱演化到今天成了語氣助詞。

英文裡的一群鳥、一群牛，一群獅子、一群狼都用了不同的詞彙，同我們中文裡講一張桌子，一把椅子，一支鉛筆，一塊豆腐用不同的詞彙來把量事物的意象是不是有些異曲同工的地方？當然有些粗心的人會反駁我說，講一張桌子和說一個桌子沒有什麼不同，請你不要這麼無知地放大本來不存在的事情或微細的差別好吧！是的，朋友！請記住，任何事物，天下的萬事萬理，都有個來龍去脈，都有個“僧敲月下門”和“僧推月下門”的差別。我們今天把做買賣的人叫做商人，那是因為有個文化緣起；那是因為在中國的歷史上，曾經有過一個時代，商業鼎盛，商人也不受歧視，同西方的商業價值觀念很類似的時代。他們自稱殷，起家自一個叫商的地方，我們後人稱之為商人，稱呼他們的時代為商代，稱呼他們專長的行業為商業。請記住：魔鬼就在這細節中。

那麼如果這麼推敲，英文裡較為豐富的動物集合名詞反映了西方文化的什麼意識形態呢？

大家都知道農業出現之前的人類，跟今天的動物們一樣過着採摘狩獵的生活。俗語說，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不同地區的人們生活的重心不太一樣；文化可謂千差萬別；正所謂十里不同音，八里不同俗。（印度九官鳥的口音就是每12公里就發生一個不同）。有些人群靠着採摘就能夠生存，狩獵的收益非常不穩定，吃肉這種事在生活中顯得極為珍貴。今天的人類學家，往往以大幅聳人的標題，來描述他們深入“食人族”的原始社會（現在更為貼切的叫法，應該叫原生態社會），考察食人的生活習慣如何進行。即使在文明出現之後，大量的食人記載也使人眼花繚亂。在發達如今天的文明社會裡（比如文革時的廣西食人事件），絕境當中的食人現象是否應該受到道德的譴責，依然是辯論的焦點。這種觀念背後的意識形態的起源都可以追蹤到人類蒙昧時代的採集和狩獵生活方式的哪一種謀生手段，被做為主要謀生手段而所導致的文化區別。在採摘為主的社會裡，肉食活動必然被看作珍貴的象徵，而把這種能夠獵捕到肉食的活動，通過文化和信仰長期保留下來，至今依然成為歷史中記憶猶新的遺蹟。人類學家說：“社會經常賦予不能乾淨痛快地適應日常活動的行為一種超級的神秘力量。”屍奸者、獸奸者、雞姦者、口交者等之所以讓人們起雞皮疙瘩，原因也就在此。

90年代，甚至是我幼年70年代更小的時候，有時也會聽到那些羨慕或者把吃過人肉做為炫耀的言語。90年代初我在美國，就聽一位來自北京的留學生，在聊天中講述北京市破獲一起殺人做成肉包子出售的案件。講述者非常惋惜地說：“好可惜，那時候知道那家做的肉包子有名好吃、但卻沒有去買來吃過；不然也會有吃過人肉的稀有經歷。”講述者當時艷羨的表情，依然還在我腦海中迴蕩。

農業出現之前還有另外一種地區的另一種社會人群，主要靠着狩獵來維持生計，採摘反倒占有生活中較小的比例。這種人群大多以大型草食動物為獵捕的對象。歐洲早期人類的洞穴壁畫反映了這部分人群的生活方式。獵食為主要生活手段。早期他們被稱為克羅馬農人，現在我們知道他們就是歐洲人的祖先。他們生活在舊石器的第五期（模式V）技術時代。那些人們也是非常講究、鑽研狩獵技術的聰明人群。具有透視效果的洞穴壁畫，堪與今天的繪畫媲美，不僅體現了他們的狩獵技術上的三維空間觀念，也表達了他們的日常生活，主要以肉食為主，狩獵的大型動物，因為不可能一次為一個人或一家人分享消耗完畢，就由幾個家庭合作，共同狩獵；這樣的社會結構就在很早時期，形成了較為複雜的“軍團式結構”。

所謂軍團式結構，借用的就是英文中一群猴子的說法和概念。動物行為學專業的學生們就慢慢地明白英文中為什麼群這一概念，會用到不同的詞彙來描述各種動物的群所附帶的意義和特徵。正如在我們中文裡邊，一根筷子，一雙筷子，一把筷子，一捆筷子所描述的涵義和意象有差異一樣。西方的獵食文化與東方、包括東南亞及太平洋島嶼，甚至是結構更為變換複雜的新大陸印第安人的介於東方草食文化與西方獵食文化之間的印第安文化，在動物行為學上，為明顯的兩個生存博弈策略。獵食文化如獅子、老虎、狼、豹子等動物，在繁殖策略上更趨向於K策略，即對子代的生育少，重教育；而草食文化的牛、馬、羊，典型的是兔子，趨向生殖多，撫養期短，教育少的特點。由繁殖策略，決定了的社會結構，以阿拉伯狒狒和東非狒狒做比較，能夠較為清楚地說明英文中，這些獵食民族對動物們的習性和社會生活結構所傾注的注意力和觀察力明顯要多於我們中國這樣的草食民族。

阿拉伯狒狒(英文是Hamadryas baboon, 拉丁名稱是Papio hamadryas)是一年四季都發情的動物，由於像人類一樣的交配頻繁，其社會結構的總體規模可以從150只到200只或更多。由於社會總體的狒口數目增多，其社會結構就演化分成了四個層次。一雄多雌的家庭是第一層次，多個家庭的聯合組成隊群（band）為第二層次，多個隊群組成了宗族（clan）為第三層次，由多個宗族組成一個群或軍團為第四層次。（順便插幾句，了解了這種動物組成的結構，在隊閱讀從猿到人的演化歷程的書籍的時候，就會知道人類早年的隊群結構是被描繪最多的；人類有了宗族結構是到了有了文明以後，比如在商代的社會結構中才出現的。）

東非狒狒（Olive baboon, Papio anubis）的社會結構與阿拉伯狒狒的社會結構大相徑庭，狒口數量在15~150之間。雖然所有狒狒都是性二態劇烈（雌雄的身體外貌特徵差異極大）的動物，（獼猴亞科的狒狒屬一共有五種狒狒，它們是東非狒狒、阿拉伯狒狒、熊狒狒、黃狒狒和幾內亞狒狒；大家熟知的另外一種獅尾狒狒屬於獅尾狒狒屬，跟這裡的普通狒狒不在一個分類的屬裡邊但其社會結構極端類似，這種現象稱為演化趨同）雄性比雌性的體形大出好多，但東非狒狒的社會是眾多妻妾聯合抵制、決定“丈夫”行為的母系社會而阿拉伯狒狒的社會是男性的族長統治類型。阿拉伯狒狒的這個特點與中國的農業社會非常類似。中國農業社會是由鄉紳輔助縣官管理，收取稅收和管理所轄的領地。領地內的鄉紳通常為眾多家族族長內的有威望的人物。阿拉伯狒狒的一夫多妻制由體形兩倍於雌性的一個雄性管理自己眾多的妻妾，雄性極為嫉妒自己妻妾的一言一行，對妻妾採取的是“放牧”式的管理，即在規定好的領地採集覓食。雄性通常採用襲擊的方法從別的軍團中掠奪妻妾，對妻妾的管理主要以撕咬為主。妻妾間沒有血緣關係而不能像東非狒狒一樣聯合起來，妻妾們聯合起就能制約丈夫的行為。妻妾們是各自撫養自己的孩子。

東非狒狒的妻妾們通常都有某種程度的血緣關係或因是“發小”因而能夠團結起來對抗“丈夫”的暴政並決定自己的交配權力。此一特點稍有類似於黑猩猩的半母系社會。由於發情期固定，雄性東非狒狒沒有越過群間掠奪雌性的內在動力因而也就沒有這樣的行為從而不能破壞雌性的從小建立起來的社會關係。雌性就更能跟群內的或群外的雄性多次交配。這樣雄性反倒有出現一夫一妻制的傾向。把守發情的雌性，禁止其它雄性接近發情的雌性。這樣的社會結構也有些某種程度的類似中國摩梭族的走婚制度。雄性在一個社會長大，都要離開生養的社會，出外尋找可以接受他們的群體。因而雄性希望過一夫一妻制的生活，但由於花粉效應的原因（雌性接受雄性的生殖液越多，接觸的雄性個體越多，給自己和子代帶來的好處越多），雌性的東非狒狒，並不樂意實踐一夫一妻制。因而從總體來講，東非狒狒的社會，實行的還是如黑猩猩一樣的濫交繁殖策略。藉此，我們也可以看到人類直立之後，因骨盆變化，嬰兒孱弱，雌性希望固定的雄性伴隨一生，幫助撫養嬰兒。由此我們也能知道為什麼一夫一妻制的生活會在人類中慢慢發展演化（變）起來。（問題，對於演化學者來講，人類的性二態，即男女在體形和行為上的差異，是因為人類是一夫多妻製造成還是因為人類是社會型一夫一妻製造成。即表面夫妻，背地裡各有小三這樣的演化行為造成。）

東非狒狒的母系社會，社會地位是線性遺傳，同我們中國的世襲制的帝制一樣。由於居於統治地位的雌性享受較好的食物和較多的交配權力，造成地位高的雌性明顯比地位低的有較為頻繁的發情期，反倒使其嬰兒的成活率下降。我們人類的帝王家庭，單個女性生育力和嬰兒成活率都低，何嘗不是如此情形？缺乏父愛的孩子對將來社會的適應力和免疫力都低。

描述社會性質的社會的統計參數中，社會的狒口數量是一重要參數。它直接影響社會結構。舉狒狒的社會結構此一例子，是想說明英文中的這些集合名詞表明的是從他們的早期文化開始對動物的習性和生活狀態的關注強度和觀察力，讓他們非常熟悉動物們的習性；同時也說明他們是獵食的民族，帶有獵食的民族性。

當然在西方社會，西歐、中歐、東歐、北歐、南歐民族性區別很大，以上的說法並不是適應於所有歐洲民族。這裡講的西歐多以英法為主。西方的許多民族由於地理的原因，是在中國的漢代以後，才開始進入農業社會的繁榮期。歷史地看，他們根本沒有進入如中國漢代以後所形成的農業成熟階段。我們對他們進入農業社會萌芽期、發育期、中興期的歷史幾乎是一無所知。英國巨石陣的時代，猶如我們的仰韶文化時期，算是農業的中興時期。顯然巨石陣的農業文化被攔腰斬斷。後期的英國紅頭髮的愛爾蘭人完全被盎格魯撒克遜人的金頭髮民族所壓制。農業文化的斷代，造成英國的社會發展只經歷了萌芽、發育、中興和鐵器帶來的繁榮期，而沒有進入最後的農業社會在思想、道德、價值體系、社會制度等方面的成熟型。這主要是指西方社會的中世紀持續時間短，建立這種體系的孕育和成形無法得以發展。這樣文明社會的流毒和弊端只在歐洲造成過馬鈴薯枯萎病與鼠疫的人口清洗。相比較中國商周時期的由農業歉收引發的易子而食，中國社會的早熟性，為許多歷史學家肯定。

英文中挑選使用的這些詞彙，表明了英文民族對狩獵生活的熟悉程度；對動物生活和習性及行為的知識與傳承。中文的量詞表現出對物的關注和英語民族對動物行為和習性的關注，只能說明兩種民族，由求生方式的差異，而如邏輯思迪方程的分叉，走入了不同的混沌社會建構。中國歷代畫家都沒有發展出透視技法，完全是由於沒有或過早地丟失掉獵食動物習性造成的。狩獵生活中對射出的弓箭、索標、飛去來的三緯估算，在2萬多年前就反映在繪畫當中，而中國沒有或較少的狩獵文化，自然發展不起來對三維空間的直觀概念。今天中國文化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與基督教文化的上門傳教，就為明顯的獵食動物習性與草食動物習性的例子。

而獵食動物與草食動物的行為及社會特性，在社會生物學上又是極端的兩個分叉。如下圖的邏輯斯蒂方程所示，K值在3.0時已經做了第一次分叉。3.0時候的分叉可以看作是人類第一次走出非洲之後的草食與獵食的分叉；3.4時候的分叉可以看作是農耕與商業的一次分叉；3.57時候是一次權力文明與市場文明來建構社會形態的分叉。

關於什麼是權力文明、市場文明以及什麼是農業社會，商業社會，我會在以後的章節中分別敘述。

中國文化中對物質而不是對動物生活習性的關注，反映在我們日常生活的用詞挑選和稱謂中。一根筷子的“根”在語言交流中所發揮的意象作用，表達了細、長、硬的意象；而一雙筷子的“雙”，表達了兩合一團結合作的意象；一把筷子的“把”，表達了一隻手所能夠抓起的筷子的數量觀念；一捆筷子的“捆”，表達了農業生活中捆綁起來能夠背負走動回家的數量概念。使用這些集合名詞的習慣，和由習慣造成的意象，雖因各個地區的文化、風俗有所差異，但大致不會相差太多。比如我們說一根電線杆，也有些地方寧願說成一條電線杆。“條”在日常意象中表達長、細的觀念，因而也有一根鞭子、一條鞭子的說法。

我們說一把椅子、一張桌子，一台電腦，一台機車有時也說一輛機車。我們說一輛汽車，很少說一台汽車，我們為什麼選用不同的詞呢？因為每個詞的使用，會帶給我們不同的語言表達的意象。這裡說的意象，指的就是涵義、形象。我們使用不同的詞彙，表達了我們對這些事物或物體的熟知的程度；對於這些物體的特性和性質，我們極端熟悉，因而我們創造了不同的量詞來描述我們語言的生動和具體。但我們為什麼就沒有如獵食民族一樣對動物們群的概念創造出這麼些個詞彙來表達動物們的特性和行為習慣呢？顯然，我們不是狩獵的民族。我們不很熟悉與我們生活不太密切相關的動物們的生活習性。

我們說，一頭牛、一頭驢、一隻老虎、一頭大象、一匹馬、一隻雞、一隻狐狸、對動物特性描述的量詞如此貧乏。一窩雞、一群雞、一群野鴨、一群老虎、一群象，顯然由於我們不熟悉這些動物們集合起來的習性，我們只籠統地把它們稱作群。

今天的文明社會的5~6歲的小孩子就能數數了，能從1數到10。而對許多原生態社會的成年人來講，他們很明白1、2的概念，如果告訴他3，他馬上就開始犯糊塗了。因為他們的生活根本用不到3 的概念。用不到就不熟悉；我們對動物的習性造成的群的概念也是如此。

我們祖先的農業生活，早就使他們對物體的概念越來越豐富，而對動物的習性和行為特徵，卻越來越模糊。人顯然是介於草食動物和獵食動物之間的一個物種；而我們的祖先，在草食與獵食的天平上，更趨近於草食動物的傾向。草食動物趨向於多繁殖，少教育的生存策略，就使得我們的祖先，過早地成熟，而懂得傳宗接代的重要，多子多福這種R策略的生活起源也帶給我們中國的文明歷史的顯著特點，變成一部殺人、吃人的歷史。

英語中的pack, school, herd, pride, flock, swarm各反映了所相應動物群體的各自的顯著特徵。Pack凸顯了犬科動物的由個體組成的合作組渾然一體，集體行動而能夠撼動野牛這樣的大型防禦型動物；school彰顯了魚群的緊密聯繫，緊受約束但缺乏指揮系統的統一協調性；herd表達了性畜類動物的的鬆散集群，缺乏合作的社會性和社會行為級別極低的有蹄類動物的聚合性；pride則彰顯獅子傲人的軒昂氣質；flock顯示了鳥類動物飛行的有序但社會性行為級別又不高的集群行為；最後swarm則反映了昆蟲數量眾多而形成的高密度特質，如果翻譯中國人山人海這個詞的貼切涵義，swarm應該是最好的詞彙。

中國古代的貴族們為了表現他們的英雄之氣，每年都會舉行遊樂性質的田囿活動（打獵venery）。被農耕社會同化之後，這些活動越來越徒有其表。從上古到中古，再到近古的歷史進程中，對這項活動的興趣越減越弱。富裕階層沉迷於鬥雞走狗逗蟋蟀的時候，狩獵活動在歐洲的貴族們中間卻從沒有衰落過，對打獵的興趣反倒越來越濃厚。在中世紀這種普遍的軍事技巧準備成為那時候貴族們熱衷並崇拜的技能活動。隨之而起的狩獵書籍、訓鷹書籍成為必讀時尚。貴族們炫耀能準確描述動物特徵的專門術語和概念也成為有貴族氣質、騎士風度（chivalry）的標誌。炫耀他們懂得許多這樣的專門術語在當時就是一股時尚。

這種幾乎是走火入魔的時尚，在1486年一本教授打獵、訓鷹術、騎士徽章的書《聖阿爾班》刊印之後更是達到幾乎瘋狂的地步。他們開始對各種不同的動物，每年不同的發育時段，對動物身體不同部位、追逐的不同階段、獵狗行為的不同特徵都有了不同的專門術語。

十三世紀的時候，嗶嗶思窩廝的華爾特（Walter of Bibbesworth, 1235~1270, 英國騎士與詩人）寫了一本叫《專著》的書，是已知最早總結動物俗名與群的集合名詞的人。另一本十四世紀的書《狩獵中吸引動物的鳴叫》（The Venerie of Twiti）區分了三種動物糞便的名稱和三類草食動物集群的術語。迦斯頓佛巴廝（Gaston Phoetus, 十四世紀法國南部伏瓦地區統治者之子）因為寫《狩獵之書》而著名，是當時最了不起的獵手。他用了5個術語來描述不同動物的糞便的特徵。十五世紀的書《狩獵遊戲的主體》（Master of the Game）延伸出了七個術語。1452年有一本專門總結描述動物集群的集合名詞的名稱為《狩獵的術語》的表單，列出了70個這種詞彙。到《聖阿爾班》出版的時候，已經擴充為165個這樣的術語。

這種鑽牛角尖的行為，在農耕社會也會發展為一種文化特質，誠如我們社會對“義”字的追求而呈現的一股病態的文化時尚。比如捨身取義成為價值標杆，使得毛澤東不惜把領土贈與越南，贈與朝鮮，只為一個“義”字而不為“利”字。農耕社會人口眾多，人均資源少。平民百姓為利益而爭執；高尚的人當然為之不屑。同樣在印度這樣的農業社會，狩獵活動被分作高貴的，和下等的。這種觀點在印度統治者魯特羅德瓦的身上表現明顯。他宣稱：只有以狩獵為生的“下等人”才會在捕獵時使用陷阱或圈套。在伊斯蘭世界中，關於狩獵活動的正式宣言經常會強調，狩獵活動是統治階層從事的一種合法活動，其目的是為了遊樂、消遣和放鬆。更能清晰地體現這一觀點的是法蒂瑪王朝的一部狩獵指南，其提供者是哈里發手下的一位主馴鷹師。書中的論述提出，獵手只能被分為兩類，一種是為了生計而狩獵的下層階級，一種則是“為了享樂”而狩獵的王公貴族。與之類似，凱卡斯宣稱，王公從事狩獵活動的目的“是為了消遣而不是為了獲得獸肉”。如果是出於後一種目的而狩獵的話，這種行為是會遭到嘲笑的。歷史學家米爾扎•海達爾（Mirz Haydar）曾如此描述15世紀內亞地區的一位獵手所面臨的窘境：這位獵手“不得不外出打獵以為婚宴提供食物”，而且“為了獲得肉類而殺死了許多羚羊”。之後，作者譏諷地總結道，“由此，人們可以想象剩下的食物會是何種情形了”。這個例子並不是說獵物不能作為皇室宴席或貴族婚宴的食物而呈上；與之相反，有些獵物始終都是一種可以接受的食物。以野雉為例，從地中海沿岸一直到中國，這種禽肉都被認為是一種珍饈佳餚。前例中的關鍵之處在於，貴族階級絕不可以被認為是由於生活艱難或生存所需而進行狩獵活動。以上段落取自《歐亞皇家狩獵史》，從書中我們可以看出，儘管各個地區都存在狩獵活動，但對狩獵的態度卻是極端不同的。這種直接關繫到利益並“輕利重義”的文化特質，也是農業社會的一大特點。

中文詞彙中，我們有龍潭、虎穴、狼窩，我們為什麼能對這些不同動物的家或休息地發明出不同的詞彙呢並賦予深刻文化內涵？肯定是我們對它們特別熟悉。對這種時尚的追求使得英文中也出現了豐富的有關不同階段動物的專門名稱，或對動物巢穴的不同名稱。lair（獨居動物的穴或窩）, sett（獾的洞穴）, den（社會性獵食動物的窩，形容這樣的人聚集的地方也叫賊窩）, warren（兔子窩）。中文諺語說狡兔三窟，在英文中用warren表達的就有這層涵義。

其它不同發育階段的，同樣大家可能會熟知的，英文中獵食性和草食性雌性動物、雄性動物、幼小的未成年動物，都會用專門的不同的詞彙來區別。

比如：stag （成年的牡鹿、公鹿）和doe（雌鹿、雌性兔子、雌性羚羊等）; ram （公羊）和 ewe （母羊；發音是一有）

對詞彙的挑選和使用，不僅反映了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由求生生活的不同而造就的文化不同，它也能體現出來許多相同的特徵。人類的任何一種文化的起源和發展，都可以追蹤到由這樣的生物學行為造就的最後文化的巨大差異。文化都具有生物學原因的起源，追蹤這些文化的生物學起源，成為社會生物學家和生物人類學家工作的重心。人類學經由最早的民俗學，然後是人種志，發展出來社會人類學，文化人類學和現在的生物人類學。在中國依然缺乏文化人類學的今天的中國社會，西方國家又發展出生物人類學的研究方向，也特別彰顯了中國人文學科的落後和不求上進。當然，原因我們都可以清楚地知道，社會制度決定了和阻礙了學科的發展。中國在把一隻腳邁進工業化國家的同時要想成為文化領域的大國，學術上的如此落後不堪，豈能製作出超水平的文化產品？

或者點擊下列鏈接，給本人資助美元外幣捐款：

https://www.paypal.com/cgi-bin/webscr?cmd=_s-xclick&hosted_button_id=DHJCQKL3PMAM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