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教授鄭也夫最近撰文，談中國政治改革為什麼艱難，呼籲中共體面淡出歷史舞台。評論認為，文章的重要性在於突出知識分子的良心，作者則率先改變逆來順受的國民形象。

文章一出，有媒體稱，這是“新年驚雷”，“真正的北大精神和愛國”，“拒作犬儒的北大教授！讀書人的風骨”，“北大教授鄭也夫公開倒共”，等等。

資料顯示，北大社會學系教授鄭也夫，曾撰文揭露中國教育體制和學術界黑幕。他還反對科研腐敗，沒有為自己的課題申請過國家資金，並且“不申請並拒絕任何官方獎項”。

去年12月定稿的這篇文章，呼籲中共體面退出歷史舞台，“也不可以任由那些說不清最終目標的政改呼聲去麻木眾生的心智”。前中國青年報編輯李大同對美國之音說：“我個人印象比較深的就是讓中共體面退出。我覺得這句話還是有道理的。因為也夫是個學者，他說的體面退出不是讓你中共交權。非常現成的就是台灣經驗。實際上，蔣經國就是利用體面退出的方式，來推動政治體制改革。體面退出就是創造一個從從前的獨裁專制，改變成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政黨之間公平的競爭環境。一旦建立起公平的競爭環境，即便你在這種競選和競爭環境中落敗，你也是體面的，沒有任何恥辱可言。”

鄭也夫文章中說，“結束專制符合中國廣大人民的利益。但是流血和動盪不符合中國人民的利益。和平的大轉型，符合共產黨的利益，因為那是唯一的體面退出的路徑”。

李大同說，鄭也夫似乎也認為，中共根本不會體面下台。那麼他發表這這番議論的意涵是什麼？李大同說，鄭也夫希望強調知識分子的良心：“當然，他（鄭也夫）知道，這些想法（中共體面下台）是沒有用的。也夫這篇文章的重要性在於對自己的良心而言。作為一個學者的良心，他不得不說出這樣能夠的話。他必須說出這樣的話，才能對得起自己的良知。這樣的知識分子和大學教授如果越來越多，那就是一個重要的推進社會的力量。實際上，這也是一種種子吧，一種勇氣的種子。你要求中國人民做到的，你首先自己要做到。這也是身體力行的一種表現。”

鄭也夫文章特別談到類似國民性的問題。他說：“有什麼樣的統治者，就有什麼樣的被統治者；有什麼樣的被統治者，就有什麼樣的統治者。二者相互塑造，惡性循環是雙方造就的。我們覺得統治者的責任更大，但他的任性是因為我們一直逆來順受，我們慣壞了他。”

香港時事評論員紀碩鳴對美國之音說：“他（鄭也夫）現在的有些提法，本質上也代表着民眾的覺悟。民眾也是一個一個的人，他希望有更多的民眾，能夠走出來說話。這個理論上都是對的，因為一個大的改革，大的革命來說，沒有民眾覺悟和民眾參與，歷史變革無法完成。但是他（鄭也夫）質疑民眾覺悟不夠，覺悟比較底，我覺得這也是脫離了一個現實。這就是說，民眾覺悟從來不是可以個人發揮出來，民眾覺醒是要有領袖帶動的，現在中國缺少產生領袖的土壤。”

紀碩鳴特別談到中國現實社會中領袖和社會精英的現狀，他說：“集權和比較專制的體制下，出現一種領袖並不是那麼容易，或者根本是不可能。基本上你現在可以看到，有些覺悟的，有些思想的，不要說行動了，他要把自己的想法能夠表達出來，在這種環境下都不太容易。所以這樣的環境下，精英人物產生不了，民眾覺醒和號召就沒有力量。所以怪不得民眾沒有覺悟，是整個環境和體制根本沒有可能讓你有這樣一種群體性的覺悟。”

提到領袖的作用，紀碩鳴以鄧小平為例說，“中國的改革開放，如果說不是鄧小平站出來，從上到下的設計，或者說推動，這種改革也是不可能的。”

不過，網上“美景園Max”評論鄭也夫文章時寫道：“大陸的中國人涵養和品質這麼差, 根本沒有實現民主的土壤；如果搞民主, 中國將會再次混亂, 甚至再次分裂。搞民運的那些人, 你們是典型的誤國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