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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许多人都注意到了马克思主义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历史观根本不适合中国的历史。这个学说和史观作为共产党夺取政权时的理论工具确实起到过一些积极的作用，但它既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实际，也对现实的中国发展没有好处。比如最近北京大学学生成立的马克思主义学会就让当局非常尴尬。另一方面，中国传统上孔夫子的春秋笔法试图以礼教治天下，看不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最後形成了久分必合，久合必分的无奈感叹。中国的历史也不应该仅仅是记述帝王将相的活动年表，或者探求统治术的资治通鉴。而应该通过客观地记述历史，揭示历史发展的动力，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让中国历史真正成为中国人认识自己，发展国家的一面镜子。

首先，经济活动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基石和动力，所以，一部中国历史也应该是中国人的经济活动史。中国传统的历史观不注重经济活动的基础，而马克思主义把经济活动简化成阶级斗争都是不恰当的。经济活动是人为了生存和发展不断地提高利用自然的水平，从而提升人类文明向上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与人之间有斗争和争斗，但合作是主要方面。对人类历史影响最大的发明是文字和货币，这两者都是促进人与人的交流，提高人与人合作水平的工具。有意思的是，这两者都经历了从具象到抽象，从流通到储藏，从少数人垄断到大众普及的过程。它们的演变史就是一部人类文明史。历史发展的动力也不是所谓的阶级斗争，而是不断提高的利用自然的能力。而这个能力的提高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合作密切相关。当然这个能力也决定了人与人之间斗争和争斗的方式。人类的战争和改朝换代根本上也都是经济活动或者经济活动的结果。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替和治乱循环实际上就是不断发生的经济危机，跟阶级斗争和专制或民主没有关系。这一点至少在香椿树博和我看来都是再明显不过的事情。

有了经济活动做为基础，一个国家就是经济活动的最大组织。国家的职能就是组织，维持，保护，甚至拓展其成员的经济活动。这和马克思所谓的国家就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截然不同，马克思过份片面地强调国家机器的阶级特色不仅与事实不付，这样的认知也会造成国家机器对于内部的压迫，从而导致国家的衰亡或分裂。所以必须剔除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将国家建立在与每一成员息息相关的经济活动的客观基础上。即使历史上的封建领地，领主也都有组织，维持，保护，甚至拓展其成员经济活动的职能，在这里统治者跟被统治者之间也不仅仅是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统治者有保护被统治者被外族外国侵占的义务。国家的经济活动本质要求国家有人口，领土，疆域，国防，外交，以及对内的教育，货币，交通，法律，秩序等一系列功能。法律和秩序也不仅仅是统治阶级为了统治为所欲为的工具，而是国家经济活动组织　维持、优化的手段。中国历史上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及毛泽东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人类历史前进的动力”实际上都有这样的思想，可惜在实际的操作中往往统治术占了上风。中国历史上每当国家偏离了经济活动这个基础的时候，国家就会分崩离析。一次再一次地证明了国家的经济组织本质。

国家也是迄今人类经济活动的最高级的组织，是文明的最高承载体。人类经济活动能力的提升主要源于人脑力的开发。人类的经济活动不仅是利用自然，更重要的是在利用自然的过程中开发了人的能力，特别是脑力，于是，脑力是人类所有活动中最重要的因素。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包括土地，矿产，气候等等，为人脑的开发提供了条件和场所，但把这些自然资源转化成经济活动的是人的能力，包括组织在一起形成一个稳定的组织的能力。国家是迄今为止这样性质的最大、最高级的组织。所以国家的一个重要职能是保存，继承，利用，和扩大人脑的能力。这就是国家的祭祀，图书馆，教育等一切文化职能。由于人群的经济活动既有地域的特点也有发展的先後，所以文明具有特色和先後两方面的属性。否认不同国家之间文明的先进和落後的差别是不科学的。

既然人的能力，特别是脑力是一个国家的重要资源，那麽国家文明之间的差别是不是人种基因决定的？在这一点上，中国人长期将自己看作是高于蛮族或者异于西人的另类，甚至至今有人试图证明中国人是中国的猿猴进化而来的。可是这都不是真的。人类进化的研究表明中国人和其他各国各民族的人一样都是同一个人类祖先，都是同一个地方进化并扩散而来的。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的分化的发生只有几千年的时间，这在人种的进化史上是极其短短的一瞬，不可能造成巨大的智力差异。所以应该将中国历史纳入整个人类文明史，不自高自大，也不枉自薄非。这对于正确看待中国历史上和周边各民族的关系，以及正确处理当今日益相互靠近的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大有裨益。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人应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基于这样的历史观，中国历史可以分为四个主要阶段：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先秦是华夏文明的形成期，华夏文明的主要思想都在这一段形成了，这对应于西方文明的希腊文明和希腊前文明。秦汉时期是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形成期，秦的统一和汉的巩固使中国形成了大一统的国家，这和先秦时期形成的天下观结合在一起，成了中国国家文化的主流。即使经过魏晋南北朝三四百年的分裂，最终仍然又统一起来成为一个国家。秦汉对应于西方文明的罗马时期，罗马的军事能力，拉丁文，基督教是维持罗马统一的基本要素。在罗马帝国的军事能力被蛮族摧毁之後，拉丁文和基督教仍然维持了西方文化上的统一。隋唐宋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顶峰，得益于科举制度和较为平等宽松的政治，中国人的能力得到了空前的释放和发展，中国人最为推崇的唐诗宋词产生于此，中国的疆域和经济也达到空前的水平。隋唐宋对应于西方的中世纪黑暗时期和伊斯兰帝国时代。伊斯兰教实质上是统治西方的亚伯拉罕一神教在阿拉伯人中的一个分支，这和隋唐时期是汉化的鲜卑人政权也有某种有趣的相比性。元明清是中国的中世纪黑暗时代，异族入侵不仅极大地破坏了中国的生产力，异族统治和宋明理学的结合也禁锢了中国人的精神，这类似于西方中世纪天主教和蛮族封建制的结合。有意思的是摧毁中国文明的蒙古铁骑也摧毁了西方的伊斯兰帝国和罗马帝国的封建残余，但这给西方带来的却是文明的复兴，文明中心从地中海转移到西欧平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探索，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以及民族民主国家的建立等一些列接踵而来，创造了近代人类文明的辉煌成就。从这样大线条的中西对比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即使在人类交通尚不发达的古代，中国人的历史和其他民族的历史都是相通的。

关于中国特色的大一统，实际上并不能算是真正的中国人的特色。如果伊斯兰教不是出现在远离欧洲的阿拉伯半岛，而是出现在离欧洲比较近的巴尔干半岛或小亚细亚的突厥人中，或者信奉东正教的斯拉夫人中，那麽也许在伊斯兰时代欧洲就被重新统一了，就像中国的隋唐时期一样。另一方面，请不要忘记近代欧洲拿破仑和希特勒的故事，他们所从事的正是军事统一欧洲，统一西方文明。只是因为有强大的英吉利和广阔的俄罗斯的存在，他们的统一战争才没有成功。为什麽国家会追求大一统？说穿了还是因为经济，大一统意味著规模效应，意味著稳定和安全感。创新是困难的，简单重复扩大规模比较容易，如此而已。

中国的大一统更直接地是谋求稳定和安全的结果，除了最初统一六国的战争外，此後每一次大一统的建立和版图扩张都是因为外族入侵的反弹。对于异族入侵，中国人筑过边墙，也捣毁过入侵者的巢穴，“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但最终决定将这些落後的民族变成了自己的一部分。至止今日，中国的汉人核心区每年仍然要给边疆的少数民族自治区，比如西藏和新疆，进行巨量的财政转移支付，这其实和历史上的岁币没有什麽两样。而这样的政策竟然出现在在国力强盛的汉武唐宗，这显然不是委屈求全，而是对于人性和历史的深刻领悟。

需要明辩的是大一统只是手段，一个国家的目的永远是不断上升的经济能量，所以维持大一统不应该以牺牲人的能力（包括屠杀精英和愚民）为代价。以屠杀和愚民为代价的大一统和被落後民族集团统治的效果是一样的，这正是中国元明清三朝停滞落後的原因。另一方面，人类的历史发展是相通的，与其他民族的交流和向外发展有助于保持活力，克服封闭系统的熵增效应，从而克服中国历史上不断地治乱循环。在人类历史上，古埃及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达两千年之久，但封闭的地理环境和被法老禁锢的思想，最终让绵延了三千多年，历三十一个朝代的悠久文明淹没在了黄沙之下，成了人类史上的一声叹息。中国应该汲取这个教训，走出封闭的死循环。中国人不仅具有一条母亲黄河，还有长江，辽河，和珠江，还有广阔的海洋和陆地交通，中国人只要不自我封闭，任何其他人都不可能封闭中国。而要不自我封闭，客观、科学地认识国家和历史就是重要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