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承认，我们理解历史所用的历史档案文献本身并不那么全然可靠，里面已经羼入了历史书写者即知识精英的口味和标准。后人编的历史书更不要轻易无条件相信，它们经过了至少四道筛子：意识形态，精英意识，道德伦理，历史编纂原则

　　老高按：几天前读到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教授的一篇文章《守住底线，让学术不至于崩溃到别人不相信这是学术》——标题挺长，一看就是为了适应网络阅读的需求，主旨谈的是关于学术规范的基本原则。
　　今天才得知，这篇文章是一篇更大的文章的最后一部分，这篇更长的文章，看来像在一次会议或讲座上的演讲整理稿，是十多年前的文章了，但那时中国的互联网还不发达，所以虽然讲述得不错，但传播效果和影响范围很有限。标题也挺长：《大胆想像终究还得小心求证：关于文史研究的学术规范》，也像是网络时代的产物，不知道原来在《文汇报》上刊出时标题如何。
　　看看葛教授发表此文以来的十多年，他所批评的现象不仅没有得到遏止，反而愈演愈烈，令人叹息！或许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看不到有改善的可能，这真让人懊丧。
　　中国文史学界的规范和底线近乎崩溃，葛兆光教授将原因归结为三条：“市场的影响”“媒体的推波助澜”和“行政官员当学术之政的结果”——第三条，说白了就是“权力的干预”。葛教授将之排在市场和媒体之后，当然有其道理，但我认为，真要挽救近乎崩溃的文史学界的规范和底线，学术界自立自强，能够独立于市场、媒体和权力，恐怕是关键，首先是要不依附于权力！因为只有权力才能通过控制学术界人士而左右学术界。
　　我们看看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市场上、媒体上，也不断可以看到各种耸人听闻的伪科学“发现”、“发明”，但学术界基本上可以不受冲击，不为其所动，你渲染你的，我研究我的，众声喧哗无碍于我潜心于书斋，“两耳不闻窗外事”，就是因为这个学术界自身已经足够强大，自成体系，在业内能够贯彻自己订立的学术规范规则。
　　葛兆光教授此文虽然主要针对学术界的专业人士，但我这个业余历史爱好者、业余历史普及工作者看了，也深受教益！


　大胆想像终究得小心求证：关于文史研究的学术规范

　　葛兆光，《文汇报》

　　中国文史学界的规范和底线崩溃了吗？

　　近年来，学术界的想像和杜撰很泛滥，我先说一些匪夷所思的故事。若干年前，我打开电视，偶然看到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报道，说陕西有一个自学成才的人，“破译了《石鼓文》”，证明这个石鼓文是秦的散文诗。我觉得实在是缺乏常识，以前的人难道就不认得石鼓文么？那么以前的古文字学者他们干了些什么？郭沫若不也有讨论石鼓文的文章吗？到了1996年，还是在陕西，又出来一个发现竹简本《孙子兵法》八十二篇的故事，连《文汇报》都登了，有的报道还借了李学勤先生的名义说，这个发现多么多么重要，多么多么值得研究。其实这是一个骗局，如果不是有意的骗局，至少也是一个缺乏常识的笑话。
　　可是遗憾得很，这一类事情很多，并不都发生在学术界外。我再举一些例子吧，像某个自学成才现在当了研究员的人，出版了厚厚的著作，他发现殷商人不仅在朝鲜建立了第一个“箕子王朝”，而且创造了美洲的奥尔梅克文明，他说，“印第安人”为什么叫印第安呢？原来是因为殷商人流亡到美洲，思念故国，见面总是问“殷地安否”，所以才得名的。
　　这种奇谈怪论很多，最近我又在互联网上看见一则消息，说某研究员已经证明，不是西洋人，而是中国人最早到的北极，是谁呢？原来是汉代的东方朔，根据呢？是《十洲记》和《神异经》里面那些含含糊糊的描述加上他自己的想像，且不说东方朔是一个半真半假的人物，而这些含糊之辞也不能当作证据，就是《十洲记》和《神异经》，你也还得考证一下，是不是真的是东方朔的作品？这都是没有常识的哗众取宠。这还不说，有人连外国的传说也拉扯上了，有一个叫宫某某的人根据《山海经》发现，西方人说的伊甸园，就是那个传说的人类始祖亚当、夏娃住的地方，其实在云南。外国不够，更把宇宙外星人扯上，有人说，经过研究，河图洛书就是外星人的地图，而和它相似的一个说法说，《周易》是一部神秘的日记。
　　这些匪夷所思的发明，学界中人看起来是笑话，但是在报纸上、电视上、广播上，却在很严肃地报道着，乍一看，好像是“莺歌燕舞”，形势一片大好，新发现一个又一个呀。特别麻烦的是，很多算起来是学术界的人，从事学术研究的人，也在那里制造惊人的话题，这并不完全是无知，有的人有知识得很。我举三个例子。
　　第一个，郭沫若当年看到新疆发现的所谓“坎曼尔诗笺”，上面抄了白居易的《卖炭翁》，好呀，又是维族人，又是抄这样反映阶级压迫的诗歌，顿时大喜过望，写文章演绎了唐代中外文化传播的一段考证，结果是文学所的杨镰先生，经过考证揭开了这个谜局，证明这个被当做唐代东西的，其实，是明代的，这样就说明，郭老上了当了，为什么上当？因为有先入为主的成见，想证明大唐盛世中国和外国的交往，想证明维吾尔族接受汉族文化很早，有这样的先入之见在那里，哪里还能平心静气地思考？
　　第二个，是关于古罗马军团在中国的故事，有人研究说，两千多年以前一支古罗马军团当了俘虏，被安置在就是现在永昌这个地方，所以至今永昌这里的人，还是古罗马人的后裔。这本来是英国人德效骞很早的一个说法，可是后来很多中国人也跟着说，甚至连当地政府也跟着来，希望变成一个神奇的故事，变成旅游资源。可是台湾的学者邢义田和北京的学者杨共乐，以及上海的学者葛剑雄等人，都反驳了这种追求轰动效果的故事，因为你没有任何实际的证据，捕风捉影嘛，后来就连原来被当做证人的那个“罗马人”宋国荣，也否认了自己的外来血统。可是，为什么会有一些很有水平的学者，也把这件事说得这么神？这是值得好好想一想的。
　　另外再举一例，大家看近日的报道，说一个很有名很有成就的教授，最近把陈寅恪的一个推测加以新证，说崔莺莺——《西厢记》里面的主角，是“酒店外国女招待”。其实，陈寅恪早年在《元白诗笺证稿》里面是猜测过，可能崔莺莺是曹九九，可能是出于中亚种族的女子，但他只是推测，而且他反复说“未得确证，姑妄言之”，而现在这个教授的原意，也只是进一步讨论蒲州的粟特移民，可是经过报纸的夸张，就变成崔莺莺为“酒店外国女招待”，好像是介绍学术研究，其实只是在哗众取宠。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东西出现？我以为有三个原因：
　　一是市场的影响，如今一切市场化，那些老老实实、可能也是干巴巴的东西，没有市场效应，可是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能够引人瞩目，能卖得出去呀。像有一个人写《袁世凯传》，这名字不行，就得改成《窃国大盗》、《偷天大王》，内容呢？你一五一十地老老实实讲不行，得说到宫闱秘事，最好来点儿加油添醋的有色佐料。本来学术研究是像跳高，只能一公分一公分地长，可是市场导向却逼得你去“揠苗助长”。所以，现在市场就搞得学术界里面，常常有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现象，在那里制造各种看上去很新鲜，可是只是泡沫的东西，所以有人说是“泡沫学术”，这并不奇怪呀。
　　二是媒体的推波助澜，为什么？很简单，媒体和市场是一样的，新闻界有句老话说，“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所以它老是要找“人咬狗”的怪事呀，只有这样，电视、报纸才有人买，有人看，你们看一看，上面我们说的这些古怪的东西，大半都和传媒有关，有的记者并不是学术界的内行，可是他们手里的笔却影响很大，应当说，“成也媒体，败也媒体”，它要是对学术作严肃的宣传，那是很有用的，我们得借助他们的力量，但是，要是它瞎掺和乱搅和，那就麻烦了，像《孙子兵法》的事情、罗马军团的事情，都是它们炒大的。
　　你们看一下1999年1月北方某报的《远古中国神秘痕迹》，连“一万年前的电唱盘”、“周代的集成电路”都上来了，你不觉得这简直是荒唐么？特别麻烦的是，现在连批评也媒体化了，本来有学术批评可以监督学术，但是现在的批评自己也要喧哗，所以有的人就在报纸杂志电视网络上面越界乱批，把话说得越出格越有反应，把标准悬得越高就越能表现高超，所以如今都乱了套了。
　　三是行政官员当学术之政的结果，这是过去政治挂帅的转型，因为很多大学的官员，不懂学术，过去是政治第一，如今则换了个标准，要么以数量来衡量，要么以轰动来判断，搞得下面的人只好这样胡说八道，以前讲“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就是这个道理。当然更麻烦的是，如果根据意识形态来制造历史的心态一旦膨胀，问题就更大。
　　我说一个日本的例子，2001年日本考古界的一个大新闻，就是一个叫藤村的业余考古学家，竟然伪造了42处遗址和发现，其中包括1984年在马场坛发现的17万年前的石器、1992年在宫城县上高森遗址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物等等，这些东西其实是他自己放进去，又自己挖出来的。表面上看来，这只是一个涉及学术道德的问题，但是根本上来说，这样伪造历史遗迹，其是希望挑战日本历史源于九州，而九州历史源于中国的传统说法，我以前在日本京都大学的时候，常常看到电视报纸用很大的篇幅报道这一类的考古消息，开始还以为是日本人重视知识，后来才渐渐明白，这是“寻根”，他们太希望挖出自己的历史来了，所以，藤村这种造假才能轰动，才能让那些日本学者狂喜而不知是骗局。
　　我一直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是，1996年1月，就有37个科学院院士联名写了一篇《正确评价基础研究成果》的文章，登在《光明日报》上，里面提出了很重要的一些原则，比如科学成果的评价必须由“广大同仁承认”，而不是由口头评价和私人通信中得到“某某学术权威的好评”来确定，比如避免行政干扰，不要由“领导看法”来决定，比如学术论文作者必须严肃地对待这些荣誉和承担这些责任，等等等等，可是，这篇由这么多重要的大牌科学家署名、这么郑重发表在大报的文章，最后竟然没有什么反响，五六年过去了，现在情况是每况愈下，为什么？我百思不得其解。

　　历史研究中必要的体验和想像

　　我们并不是说，学术研究里面不可以有想像，其实必要的体验能力和想像能力，常常是研究是否能够有突破的很重要的因素，我们强调的只是这种体验和想像要有证据，要有必要的边界。我们以历史研究为例来说明，因为一般来说，历史研究总是相当实证，不重视体验和想像的，事实上，必要而有限度的体验和想像是可能的。
　　首先，我们要承认，我们理解历史所用的历史文献本身，并不那么全然可靠。这里面已经羼入了历史书写者，就是精英知识分子的口味和标准——
　　一个是凭感情羼进了对古人的想像，比如《史记·刺客列传》里面，有刺客准备刺杀赵简子之前的故事，说刺客看见赵简子那么勤勉，就自己自杀了，这就是想像出来的，人都死了，你怎么知道他死前的心理活动？项羽垓下自杀之前别虞姬，也是一个道理，既然二十八骑士和项羽都战死了，后人怎么知道前一夜的缠绵故事？
　　另一个是凭理智选择了自己觉得有用的东西，像《资治通鉴》就是选和治理天下有关的历史资料来叙述，《经世文编》也是选了一些有关“经世”的文献。
　　可是，你看看，当你通过考古发现有那么多的数术方技资料，通过阅读当代的报纸杂志，发现有那么多无聊的消息和新闻，你就知道，古代历史经过了选择、修饰、重组，将来写的当代历史，也一样经过了选择、修饰、重组。没有把自己的经验带进去的体验和想像，你透不过这一层被层层染过的修饰，看不到底色。

　　其次，后人编的历史书，你更不要轻易地无条件相信，现在的各种历史书，经过了至少四道筛子呢，一是“意识形态”、二是“精英意识”、三是“道德伦理”、四是“历史编纂原则”。意识形态决定全部的价值观，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精英意识决定历史焦点所在，一定是上层精英的活动，这里背后有一个“决定论”的支配，就是历史变迁是由这些少量精英决定的；道德伦理规定了：一些不很文明、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不可以进入历史著作，这样就等于遮蔽了一半，特意展现一半；最后，历史学编纂原则：以记事体例的方便与否，排除了一些资料，毕竟不是什么都可以记载到历史里面的，历史承担不了这么多，所以一定会省掉很多，比如日常生活、业余娱乐、私人空间的内容等等。这样一来，就需要我们运用想像力和观察力，找那些被省略的、被减去的，然后重新通过想像力来重建历史的原来面貌，当然不可能是原貌，只是尽可能接近原来的面貌。

　　再次，由于写作语境而引起的历史扭曲，也需要通过体验和想像来恢复。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语境，这是很自然的，比如我们大陆五六十年代的哲学史和文学史，就会因为那个时代的背景，对历史有不同的叙述，进化论、阶级斗争论、经济决定论的思路，就会使我们的历史变样子。比如思想史，就会突出唯物主义的一条线，尽管那一条线并不是主流，那也会被浓墨重彩地写出来，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比如历史就会突出农民起义的位置，像黄巾起义、陈胜吴广起义、李顺、王小波起义、方腊起义等等，太平天国就更不要说了。这是一种常见的情况，比如台湾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把历史写着写着就到了台湾，这是要证明台湾自己独特的历史脉络和文化传统，而日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就对二战期间日本的侵略讳莫如深，为什么？因为它也要加深历史认同和捍卫民族荣誉。
　　但是作为历史研究，我们必须要看清楚这些障眼的东西，仔细剥离开那些影响着历史叙述的当时的背景，没有想像力是不行的。所以，旧经典系统加上新的历史叙述，一层一层的，像考古时的地层一样，它遮盖着一些真相，所以我们研究历史的一定要透过这些地层，看到地下的东西，没有想像力和体验力是不行的。柯林伍德说过一段话，“历史就是按照大量材料，想像古人的心灵活动”，一方面是想像力，“以心传心”、“将心比心”，一方面是按照大量材料，这就是要考证，要排比，要仔细地去伪存真，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是历史研究了。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历史研究进入后现代？可以随便想像？不是的，我在这里强调的，还是被认为是“现代性”的那些东西：证据，证据，必要的证据和大量可靠的证据，这是我们确定历史想像合理性的基础，没有证据的想像，只是幻想和瞎想，特别是它必须符合学术规范，符合学术规范的证据、逻辑加上适当的想像，才可以成立。
　　那么，什么是学术的规范呢？

　　常识是否可以成为常识？关于学术规范的基本原则

　　我总觉得，现在仿佛是一个常识失落的时代，因为知识和观念在剧烈变动中间。那么，怎么才是秩序的稳定？实际上某种意义上说是常识稳定，常识是大家不言而喻的共识，是大家共同遵守的。一个常识如果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面成立，而且是我们不需要怀疑的基础，至少这个秩序在一段时间里就稳定了。可是现在呢？有点儿常识失落和基础崩溃，常识已经成了非常识。我要强调的是，常识最重要，这就和大米饭白菜萝卜对于人来说，比燕窝鱼翅更普遍更重要一样，谁都懂得。在家里准备阿斯匹林，比准备抗癌新药更重要。
　　那么，作为常识的学术规范是什么呢？我不想讲大道理，只想讲最普通的。

　　首先，任何研究，要有基本完备的文献资料。这里面包括好几层。
　　第一层，是原始文献，任何一个课题的研究，都要对研究对象所可能涉及的文献有一个全面的把握。比如研究唐代文学，你要知道《全唐文》、《全唐诗》、两种《唐书》、《册府元龟》、《唐才子传》、《唐诗纪事》、《太平广记》，当然还要知道《全唐诗补编》、《全唐文补遗》，要知道石刻资料，要知道去查《佛藏》、《道藏》里的资料，要对敦煌的文献有一定了解，还要知道关于地理方面的《唐两京城坊考》、《长安志》等等。最好还要多少了解一点考古发现的图像，比如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东西，比如墓室的壁画等等。有一次，我口试硕士生，他说他的学士论文作的是唐代初期的政统和道统，我就问他，能不能在《全唐文》、《新旧唐书》之外，给我们举两本唐代初期有关政治史的文献？他不能答，我以为他一时紧张，便问他《大唐创业起居注》和《贞观政要》如何，他居然反问我，“有这两本书么？”当然，其水平可想而知。
　　第二层，光懂得文献名称，知道找来看，还是不够，还要懂得在这些文献中，哪些是主要的，哪些是次要的，哪些是更次要的。现在有的人对文献缺乏常识和通识，乱找乱引，喜欢找一些偏僻的、怪异的文献，而常见的书却视而不见。所以，要懂得“读常见书”是一个重要的传统研究基本功。陈寅恪对古代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就没有什么偏僻的文献，但是一样有大见识。依靠那些偏僻文献，出奇兵，走偏锋，就像武侠小说里面讲的小巧一路，没有正派的内功为底子，终究不是正路，而且一遇到堂堂正正的功夫，就会一下子崩溃。
　　第三层，更重要的是对这些文献要能够准确地解释和引用，找了这些文献来，结果是歪批三国，那等于前功尽弃，我看到很多人用文献，常常是独出心裁地乱解释，这就麻烦了。

　　其次，任何研究，都要作一个关于此课题起码的研究史回顾。前人研究是很重要的，学术研究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得懂得别人研究过的，你如果不能给出新的资料和进一步解释，你就不要做。现在那么多重复的论文著作，为什么？不说它有意偷懒，至少它是不知道前人做过什么，所以做了等于白做。
　　国外的学位论文，通常必须有这样一节，因为这涉及学术品德，谁知道你是不是抄来的呢？不加以说明，只是想蒙混而已。即使从学术规范来说，做一个研究史回顾，一是说明你了解多少前人的成果，你得介绍国内外的研究，有什么已经解决，有什么得失；二是说明你的成果比前人多了多少新东西，这是博士硕士论文的基本格式之一。
　　可是，我们现在的很多学位论文，简直好像是孙猴子石头里面天生出来的一样，好像都是它自己的发明。有那么多发明吗？比如，现在你要研究禅宗历史和思想，你就先得讨论胡适、汤用彤、印顺的著作，讨论忽滑骨快天、宇井伯寿、铃木大拙的研究，要知道Mcrae和Faure的新研究，一直到最近国内外的论著，看看这些研究里面，还有什么是他们已经说到的，什么是他们忽略的，什么是他们已经做对了的，什么是他们还有错的。另外，你还要看看胡适代表的历史文献的路子、铃木大拙代表的宗教内在体验的路子，哪一个更合你自己的想法，这样才谈得上进一步研究。否则，你花这么大的力气，重复他们所做的，做了又有什么用？
　　所以，一个研究者，得对国内外的研究状况，有一点了解，至少知道你的前前后后，有什么人，什么研究论著。于是，你得有一批基本的学术刊物，国外的像《T'oung Pao（通报）》、《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亚洲学会会刊）》、《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哈佛亚洲研究）》，日本的《东方学报》、《东方学》、《日本中国学会报》、《东方宗教》，中国大陆的《文史》、《中华文史论丛》、《历史研究》，中国台湾的《史语所集刊》、《汉学研究》，等等。还得掌握一些重要的目录，像《东洋学文献类目》之类。当然，现在还要懂得从互联网上寻找资料。
　　其实，这是很必须的，你在确定一个研究题目的时候，不知道别人做的怎么行呢？“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很重要，何况它还是关系到你学术道德，和评定你的学术成就的基础。我以前介绍过陈寅恪在清华大学毕业生论文上的一段批语，里面就说到这一点。民国二十五年（1936）清华大学历史系张以诚的论文《唐代宰相制度》前面，陈先生评语是：“大体妥当，但材料尚可补充，文字亦须修饰。凡经参考之近人论著（如内藤乾吉等），尤须标举其与本论文异同之点，盖不如此则匪特不足以避除因袭之嫌，且亦无以表示本论文创获之所在也。”这后面两句，尤其值得好好记取。

　　再次，学术研究还需要有一个规范的表达形式。
　　比如说，一篇合格的学术论文，除了要有前面说的研究史回顾，有引用书目文献目录外，还要有清楚的表达和整齐的注释，这是通过形式表现的规范。也许有人说，论文主要看创见，看思想，这完全是形式主义嘛。可是我要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种外在的形式。我每年都要看不少硕士生博士生的论文，完全符合规范要求的不多。
　　比如说论文后面要有参考书目吧，我曾经看到某个研究所一篇博士论文，表面看上去不错，参考书目很丰富呀，可是仔细一看，就出了问题。很多书不知道是一回事，于是重复开列，如《二十二子》有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了，又开列了一个浙江书局本，《周易》开了一个中华书局的《十三经注疏》影印本，又开了所谓“阮元校刻本”，其实这都是一回事。可见他并没有认真看过，只是为罗列书目拼凑起来吓唬人的。
　　又比如说注释，有的注释，只有一个光秃秃的书名，没有版本，没有页码，甚至有的没有卷数，别人怎么去查呀？不要说核对了，就是有心想引用你的，也没有办法相信你，老天爷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看过了这些书，是不是从其他书里面转抄来的？我刚刚读大学的时候，曾经给《文史》写过一篇小文章，考证干宝的生平，结果一些来自《晋书》的资料没有注清楚，编辑就退回来让重新注，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
　　再比如，很多人不知道什么该注什么不该注，常常是当注不注、不当注注一大堆。其实注释有三个意义，一是表明文献资料的来源出处，二是把正文中不能表达清楚的意思补充清楚，如果都在正文里面，正文可能很不清晰不流畅，所以有的话可以转在注释里面，三是进一步提供可以引申的资料，就是给读者提供深入的阶梯。可是，我们很多论文的注释，都不那么合格。
　　有了这些形式上的东西，学术论文就可以算是学术论文了。我常常和一些朋友讨论一个让我们很苦恼的事情，有人说欧美日本关于中国学的学术论文水平比我们高，我们不很同意，但是我们同意的是，我们的学术论文水平确实有时比别人低。这话怎么说？就是欧美日本的学术论文，有这些规范，保证了最低的底线，起码引文、注释、资料、研究历史可以清楚，而我们因为这些形式规范都没有，所以很多论文就像《水浒》的焦挺，整个一个儿“没面目”，既不可信，更不可用。所以，我总说，学术界的当务之急不是说我们提高最高水准，拿个诺贝尔奖回来，而是守住底线，让学术不至于崩溃到别人不相信这是学术。

　　学术评价的标准如何确立？

　　说到这里，我要多讲两句关于学术独立的问题。很多人都感慨学术不独立，当年陈寅恪写王观堂纪念碑里面讲的独立和自由，那是很高的境界。但是，从基本上来说，要想学术独立，最基础的就是要有一个完全依据学术的、自我完足的评价体系，不要依照获得经费的多少，不要因为领导的喜欢和表扬，不要因为一时的轰动和迎合时势，不要因为媒体的炒作宣传，不要因为论著数量的量化统计。
　　特别是不要仅仅依靠得到什么奖。其实很多奖，说穿了就是那么一回事，为什么我们没有自己的评价尺度，要相信这些外在的标签和商标？以前“郑人买履”的故事里面说的，“宁信度，勿自信也”，好像在今天还是这样，学术界是否还是缺乏自信？
　　我有时候到书店里面去看书，很感慨现在书很多，漫天铺地的，也很感慨现在的书太多，其实很多书可以不必看。有一次我到国外去，和一个西方学者聊天，说起中国学术书的出版，他说大多不必看，我问他为什么，他说的理由中，有选题重复、没有新文献资料、理论陈旧，特别说到很多书看了以后，回头一想，没有一处有意义，没有一处需要作笔记记住。我当时很反驳了他一阵，可是下来以后，其实心里面也有点儿同感，当时是顾中国学术的面子，但是我们要承认这一现实状况。

　　那么，什么样的研究是学术的，而且真的是有意义的？在中国文史研究方面，我想有下面三条标准：
　　第一，你是否给本领域本学科内提供了新资料新文献？这是起码的，当然不是绝对的，有人用旧文献旧资料，也能够讨论新的意思，不过，文史研究里面，是很讲究文献资料的提供的，但是这新资料并不都是刚刚挖出来的，我们不是提倡靠珍本秘籍当独门暗器，只是在新的思路下，有一些资料，它会从边缘的、不受重视的角落，变成重要的、中心的资料，比如现在郭店、上博、走马楼、里耶的简牍，当然就是新资料，这没话说，但是以前不重视的一些东西，像档案、像皇历、像类书蒙书，如果在新的观念中阅读，它也成了新资料，这就给别人提供了新东西，这些东西，就会被有心的研究者收藏起来，否则，别人收藏你的论文著作有什么用？

　　第二，你是否给学科内外提供了新的范型、新的方法？我一直说，真正意义重大的学术成就，不止是给学科内，而且是给本学科外提供新的思路、范型和方法。你看马克思、弗罗依德、韦伯、福科，他们的理论和方法，给后人开了多少法门。你不跟着走都不行，因为他们的思路一转，整个现象世界都要重新解释。
　　“范型”这个词，是库恩的说法，我当然不是说要求每个人都成马克思这样的大师，如果这样要求，是“悬的过高”，“以理杀人”，没有人能做到的，而是说这是一个理想标的，你要有这种意识。何况“范型”有大有中有小，像王国维提“两重证据法”，胡适写白话文学史和推翻传统灯录对禅史的叙述，陈寅恪说的用域外与域内文献互证，用地下文物与地上资料互证，郭沫若用摩尔根、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讨论上古社会，顾颉刚用“层层积累的古史观”重新讨论古史，都是一些范型，后人可以跟着做、照着做，这就是开思路的。
　　我想，所谓一个重要范型的出现，常常会造成三个后果，一是对学科本身的动摇，动摇不是坏事，是重新反思的开端，二是对基本预设的怀疑，以前我讲过，预设就是判断的基础，很多预设在很长时期内是不被怀疑的，天经地义的，可是它一被怀疑，整个它上面的建筑都要重新来，三是对方法的补正，一套方法常常是由于基本预设和学科训练而来的，如果前面的被动摇，方法也就变化了，方法变化了，可能就有新的结果。比如，我并不完全同意像“走出疑古”的口号，也不完全同意“二十世纪文学”，也不完全赞同“现代性批判下的当代史研究”，但是我觉得这些研究成果，尤其是实际研究成果，能够让我重新思考很多问题，重新理解很多资料，好像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就是有意义的研究。

　　第三，我们要承认现在的西方强势。在这样的西方强势中，我们不得不考虑，你的研究课题、成果、表达，是否和国际学术界发生一定的关联？它能否成为国际学术界的话题之一。先得说明，我绝不是说要迎合国际学术界的潮流风气，我其实一直在讲，要让学术说汉语，还写过一篇文章叫《缺席的中国》。
　　问题是，第一，在现在，如果你不把自己的研究放在国际学术环境里面去就不行，因为这些问题也全球化了，学术是天下的学术，你研究别人也研究，不能关起门来充大王，或者夜郎自大当顾头不顾尾的驼鸟。
　　第二，你不去参与国际学术界的讨论，别人就永远不接纳你的话语，你的声音永远不出现在国际学界，你就“自绝于人民了”，所以日本人巴巴的自己出钱，把论文翻译成英文，免费散发，为什么？因为没有办法，谁让你不强大控制话语呢？当然，如果你能够积极参与，这个话题是国际感兴趣的，那么，就等于你的声音在里面有一席之地了，最后甚至可以领唱，成为主流。
　　第三，有价值的问题和有意义的成果，我相信它一定可以得到国际承认，这不等于迎合西方，我想这才是中国应该有的研究成果。可是，顺便要指出，你要使你的研究成为国际承认的成果，你就必须要懂得什么是国际都能理解、接受和欢迎的课题、角度、方法和表达方式，包括今天讲的“学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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