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兵,《文汇报·笔会》2018年9月14日 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先生有一句名言广为流传:“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访学哈佛之前为了练习英文听说能力,就曾经在网上聆听哈佛政府系名教授桑德尔的通识大课《公正》,深深为之折服——面对上百人的大课堂(在哈佛鼎鼎有名的纪念堂大厅授课),从一些充满争议和分歧的社会政治议题切入,援引西方政治哲学的思想资源展开激辩。桑德尔教授既是一个课堂的主持者,又是一个高质量讨论话题的激发者和引导者,同时还是讨论的平等参与者,这三重身份在他不紧不慢游刃有余的操持下自由切换,相摩相荡,激发出无尽的智识趣味与思想灵感。在这种课上,我们才感觉到哈佛的校训“真理”(Veritas,1643年)绝非一句空词,而是真真切切地落实到课堂之中,与此相应的是爱默生楼顶上的一句别有意味的箴言:“WHAT IS MAN,THAT THOU ART MINDFUL OF HIM”(人类何为,值得您如此眷顾?!)。这句话显然是让成长在哈佛园的知识精英永远保持一颗悲悯和谦卑的心灵。所谓教学相长,莫过于此,教授并不自认为真理的掌握者和代言人,而是与一群年轻而卓越的爱智者在哈佛园孜孜以求的探索者。
正式修课的大学生只有十来位,旁听的学者大约也有十位左右,包括每次拄着拐杖结伴来旁听的三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Ann教授是一个极为温和平易的美国知识女性,她采取的是典型的美国式上课方式,对于这个主题的历史脉络及相应的关键问题都烂熟于心,对于相应的学术研究文献也非常了解,围绕手写本、书籍的出现、印刷技术的更新、书报检查系统的运作、纸质阅读的形成与分化(精英阅读与大众阅读)、电子媒体对书籍和阅读的影响等主题依次展开。每次课都会提前给学生和旁听者发放几页与课程内容相关的提纲或者关键性史料。我记得上阅读文化那次课,给每个人发放的是一些打印出来的丰富多样的阅读场景绘画,有不同空间、时间和人物角色沉醉于阅读世界的情景。我拿到的那一张是一个八九岁的男孩子给已经垂垂老矣卧病在床的祖父朗读的油画画作。有一次讨论早期欧洲书籍的装帧、设计与版本问题,则每个听者发放一本很古老的书(一般都是一两百年前出版的,我拿到的是《哈扎尔辞典》),让每个人面向其他人简要介绍所持书的“物质层面”的特点,比如书封皮的设计、纸张质地、语言文字的特征、排版方式、有无插图、版权页等。这种形神兼备图文并茂的方式,很贴近书籍史、阅读史的旨趣,让我们不仅仅是在接触和追溯一个抽象的“文化史”,而同时在实质性地触摸和感受“书籍作为物质存在”的变迁史,虚实之间,历史宛然。Ann教授讲授过程中,随时欢迎听者提问或穿插评论,有几个同学极为敏锐,经常能提出极有意思的问题,而因为学生来自不同的印刷文化传统和阅读的谱系,所以问题五花八门,就容易形成多元的“历史理解”与“价值观念”的碰撞和交流。史无定法,学无定见,是为爱智者的自由。Ann教授既将学生引领进入书籍史、阅读史的“历史脉络”以重建消逝在历史长河中的过去,同时也带领学生进入有关这个新兴研究领域的“学术脉络”以定位自身在这个学术谱系中的位置,在这个前提之下再欢迎学生的提问与评议,形成了一种“进入脉络,独立思考”的课堂氛围。所谓批判性思考的心智与能力也就在这个春风化雨的过程中自然滋长。尤其难得的是,Ann教授也经常带领学生到哈佛的类似中国的善本书库去“触摸”那些躺在书架上的古籍,让学生亲身感受不同历史时期的书籍的“物质文化特征”,也曾引导学生去观摩和体验活字印刷等“制书的技艺”。她曾专门给我写信推荐了英文世界里有关censorship的经典著作,首推罗伯特·达恩顿的《Censor at Work》,对我的研究极有参考价值。这门课程结束的时候,Ann教授还邀请所有选课和旁听的学生、学者去她位于哈佛街的住宅晚餐聚会。她预订了印度菜肴,还准备了各种点心和水果,那是一个极其寒冷的波士顿之夜,但在教授家里的聚谈却是如此的如沐春风,情谊弥漫,从教授家出来踩着积雪穿过哈佛园步行回家的时候,我不由得想起了《吴宓日记》里记载的吴宓、陈寅恪、汤用彤等百年前的中国留学生与哈佛教授兰曼、白璧德等之间的交游往事,时空交错,唯一不变的是师生之谊,这个夜晚成了我在剑桥这一年最难忘的记忆片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