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小被灌输谎言历史和阴谋历史，原来并非毛泽东和手下笔杆子的创造，都是从“苏联老大哥”那里搬来的！毛泽东的谎言“纸牌屋”尚在摇摇欲坠，邓小平已立即搭建自己的“纸牌屋”，开动宣传机器，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树碑立传


　　老高按：自从2013年开始，Netflix推出一季又一季的电视连续剧《纸牌屋》（House of Cards），“纸牌屋”这个词儿，就从这部政治权谋题材的虚构作品不断扩大和引申。有人越洋问我：美国国会和白宫真有过类似情节？艺术总是“源于生活”吧！也有人写文章，将美国或中国的高层政治比喻为“纸牌屋”。现在我们又读到金雁教授的《“纸牌屋”的建立与垮塌》——她讲的是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用谎言建构历史体系，最终垮塌的故事。
　　曾经在中共的谎言历史体系中生活了几十年的我们，读到金雁教授的文章，肯定感到似曾相识，不，感到熟悉得很！——原来我们从小被灌输的这一套，并非毛泽东和他手下笔杆子的创造发明，都是从“苏联老大哥”那里直接搬来的！原来这一“纸牌屋”在苏联已经上演过一遍，然后才在中国“重播”！
　　毛泽东深得斯大林“纸牌屋”的精髓。金雁教授文中提到1938年斯大林钦定《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部“共产主义的圣经”“马列主义基础的百科全书”，也可以说就是阴谋史学和谎言史学全套“纸牌”中的一张“大王”。此书被毛泽东奉为至宝，奉为神器，不仅自己潜心揣摩，还下令全党将之作为“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的中心材料、必读教科书”，作为“学习借鉴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活教材和范本”（这两句打引号的话，都出自中国共产党历史网的文章）——还有一条，是毛泽东没有明说却实际上推行的，就是把这本书，看成如何按照政治需要而改写历史的样板。
　　斯大林和苏共如何向中共推销《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毛泽东如何凭借自己的权力（在建政之前是党内权力，建政之后是在中国的权力）及其个人魅力来贯彻这本书，已经有了很多史料，若写文章，是一篇长文章、一篇大文章。这里无暇深谈，只列举来自中共官方来源的两个例证——载有这些例证的重头文章，题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与延安整风”，作者王也扬，先发表在《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2017年第1辑，同年11月27日刊发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网，足见也是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的宣传主管所认可、所称许的：
　　说毛泽东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如获至宝，这一点也不过分。据郭化若回忆，毛曾对干部们说：“《联共党史》是本好书，我已读了十遍。”（郭化若：《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片断》，《解放军报》1978年12月28日）

　　 毛泽东也象斯大林对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那样，亲自主持起草、修订《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据胡乔木回忆，毛亲自动手修改至少七次，“改得比较多，加写了许多话”。建国后，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又提议将该文作为附录收入《毛选》，成为他的“准著作”。（参见《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2、328页）这些都与斯大林的做法差不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写作方式上，也借鉴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即根据政治需要，重新富有逻辑性地描述和解释了一段历史。

　　时序更替，毛泽东营造的党史国史谎言“纸牌屋”，在他老人家去世之后，千疮百孔，摇摇欲坠，几乎散架。但建构“纸牌屋”的机制仍然存在，就算老的“纸牌屋”垮了，也会建造新的“纸牌屋”。邓小平不仅下令禁止继续摧垮毛的“纸牌屋”，更立即搭建自己的党史国史谎言“纸牌屋”，开动手下宣传机器，为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树碑立传。
　　我要借此机会预告：明天上午纽约时间10点，中国研究院将举行第62次研讨会，纪念和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40周年，反思改革开放的曲折历程。我主持这次研讨会，邀请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叶剑英讲话的撰稿人、同时也是那篇所谓邓小平“主题发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撰稿人之一阮铭先生，前中国体改所综合研究室主任、前《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主编、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程晓农，前中国体改所研究员、独立智库学者张艾枚，明镜集团总裁、政治评论员何频等学者，来对改革开放的历史拨乱反正，揭穿毛氏、邓氏“纸牌屋”的不实之词。
　　我们这里有网友对这段历史的真相不很熟悉，欢迎收看。各位嘉宾的看法，当然都是一家之言，但是我们不妨兼听则明，也欢迎大家前往提出质疑和反驳！
　　邓小平已经去世21年，但我们看到，新的“纸牌屋”还在不断建造！就像毛泽东在《愚公移山》文中形容的：“儿子死了，还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纸牌屋”也是没有穷尽的。就在最近，一幅名为《早春》的油画就是新的“纸牌屋”一张牌。油画中习仲勋站在正中，昂首挺胸，指点江山，邓小平、叶剑英、胡耀邦、杨尚昆、谷牧五位聚精会神，洗耳恭听。画面中却不见当时中共的一把手、拍板批准深圳特区的华国锋。这让我想起那幅著名油画《开国大典》，画出没几年就抹掉了高岗，又过若干年，抹掉了刘少奇……
　　传为马克吐温的那句名言说：当真相还在穿鞋，谣言已经跑遍半个世界。也曾听到有人感慨：我们努力恢复历史真相、戳穿谎言，都是个体劳动、小本经营、最多算是卖真货的“零售小贩”吧！但是，假货呢，人家却是可以任意动用纳税人缴纳的巨额资金，利用庞大的国家机器，大规模地批发、甚至垄断市场！——咱竞争不过人家啊！


　　“纸牌屋”的建立与垮塌

　　金雁，秦川雁塔 公众号

　　扳倒“苏联史学之父”

　　在《无产阶级革命》杂志被点名批判的同时另一个打击目标是“波克罗夫斯基学派”。波克罗夫斯基是1905年的老党员和党内的理论家，1917年十月革命期间他是莫斯科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主席，与列宁私交甚笃，十月革命后一直主管教育工作，曾任副教育人民委员协助卢那察尔斯基工作。
　　波克罗夫斯基是苏联早期科学机构和高校的创始人，先后创办共产主义研究院、红色教授学院、历史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协会、中央档案馆、社科研究所联合会等一系列学术机构，主编《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红色档案》、《共产主义学院通报》等多种学术刊物，培养了大批苏维埃自己的学者。
　　波氏1929年当选为科学院院士，他的学生遍布整个史学界和理论界，几乎可以说第一代几乎所有的“红色历史学家”都和波克罗夫斯基或多或少有师承关系。战前的大多数史学家都在红色教授学院或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研究生班听过波克罗夫斯基授课，他本人以及他的学生编写过多部历史教科书和苏联通史，因此波氏被称为“苏联史学之父”。
　　虽然外界送他“红色史学之父”的名称，但在20年代并不存在以波克罗夫斯基为中心的流派或者体系，在理想主义氛围还没有褪色、学术界的正常争论环境还尚存的情况下，他的学生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很多人并不赞成波克洛夫斯基的观点，他们撰写历史教科书基本上反映的是个人的观点。
　　波克罗夫斯基的学生在他生前就对他进行学术观点的商榷和质疑，以他命名的“史学体系”是为了整肃史学界被附会的。波氏之所以影响很大是因为他资历深加之被列宁欣赏，既是红色史学的开创者，又培养了苏联第一代众多的史学工作者。斯大林对波氏的忌恨并不是因他的学术观点偏左偏右，而是在他编撰的历史教科书中，根本就没有提到他的“丰功伟绩”。
　　20年代末波克罗夫斯基已经在这场山雨欲来风满楼“史学净化运动”中多次检查并长期抱病不出，但斯大林的目的是通过批判波氏而整肃整个史学界，所以并没有因波氏自我批判而善罢甘休，1932年波克罗夫斯基去世，对他的批判反而更加升级了。
　　1934年基洛夫遭暗杀，史学界首先成为大规模的镇压浪潮的重灾区，当年列宁格勒史学单位所有的第一把手都被撤换，据1937年新成立的苏科学院列宁格勒历史所所长讲，该系统内揭露出来的“破坏分子”在科学院系统名列第一，光是列宁格勒分所20人当中就有14人被捕。
　　1935年镇压的势头扩展到莫斯科和外地省份，中央马列研究院、共产主义学院历史所、莫斯科大学、红色教授学院、莫斯科文史哲学院、国立图书馆、出版社、档案馆等单位负责人很少有人幸免于难，各加盟共和国历史所以及大专院校的历史系人员，只要曾经听过波氏的课或者听过他学生的课统统成为“污点”，被无休止地上纲上线，遭到政治迫害。
　　1936年1月26日联共（布）和人民委员会再次通过决议，指出现代史领域的历史学家中还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而实际上是对历史科学的取消主义和反科学的观点，这些错误首先是紧跟波克洛夫斯基学派。随着这一决议发表，对波氏批判规模越发“上纲上线”，给他的学生们扣上各种帽子，什么“史学界的暗杀集团”、“托洛茨基派的思想大本营”。当时一篇很有来头的文章中说：“内务部揭露出来的波氏学派是人民敌人”，是“进行暗害活动的基地”。
　　这场史学领域的运动从1929一直持续到1938年。随后扩大到整个教育领域，“1937-38年几乎所有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教育部全部被摧毁，其中牺牲的不仅有教育部的许多工作人员，而且还有几万名普通教师”。与此同时加紧了社会国家化的改造，当时的口号是“让任何散兵游勇在‘单位化’的环境中都无法生存”。在户口和单位的双重钳制下，没有了独立个人，更遑论独立的历史学家。

　　钦定“教科书”

　　1934年5月16日，联共（布）中央和人民委员会联合做出《关于苏联各学校教授本国历史的决定》中指出：统一编纂世界古代史、中世纪、近代史、苏联史、殖民地国家近代史五套教科书普及推广，“苏联各学校中的历史教学情况不能令人满意，不是依照年代次序叙述最重要的事件和事实以及历史人物的特点，而是像学生讲授一些社会经济形态的抽象的定义，这样就以抽象的社会学公式代替了本国历史的系统叙述。”
　　从表面上看这个要求从史实入手改进历史教学的决定是相当有说服力的，实际上的言外之意是要突出斯大林，要搞个人崇拜，但是由于决议表达的“犹抱琵琶半遮面”模棱两可的语句，史学家们不得要领对俄国历史作了系统地编排以后，仍然不得过关，几易其稿后仍大受指责，他们不理解重新编写教科书无法通过的症结所在。
　　后来中央明确指示“要加强现代史部分”，特别遭到指责的是把历史中断在列宁去世前的1923年，而没有将历史写到1934年，也就是说没有写到斯大林英明领导时期，被“认为是个巨大错误”。人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啊。
　　1934年8月斯大林、日丹诺夫、基洛夫三位重量级的国家领导人联名对教科书发表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在历史教科书要讲述“执政的苏共党内的派别斗争”，特别是讲述联共（布）“对托洛茨基主义即对资产阶级反革命的表现”；1937年斯大林撰文再次强调在党史重要突出反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反党集团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凸现出以斯大林为代表的一派的胜利是党的路线的伟大胜利。
　　斯大林强调说：“如果不做这样的说明，联共（布）历史上各种流派的斗争就会被看作是不可理解的纠纷，而布尔什维克就会被看作是一些不可救药的好闹纠纷和好打架的人。”后来斯大林经常绕开教育人民委员钦定教科书，在不通知教育人民委员的情况下做出教育方面的重大决策，例如《关于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决议》就是在不通知教育人民委员勃布诺夫的情况下做出的。
　　按照斯大林的要求苏联成立了“历史教科书专门委员会”，对所有的问题如何撰写都有专门的指示，比如将俄国十月革命的意义定义为“人类历史开辟了新纪元”，并将世界近代史划分为以巴黎公社、十月革命为界的三个阶段，并规定不能把1789年法国革命称为“大革命”，而应称为“资产阶级革命”，对1917年十月革命不能容许简单地称为“十月革命”而应写为“社会主义革命”、“苏维埃革命”。
　　至于乌克兰、格鲁吉亚等是如何并入俄罗斯的，党内的争论应该怎样写，列宁前后期理论上的矛盾之处必须加以消除，因为“列宁主义是统一的，不能有两个列宁”等等都有非常具体的指示，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都列出一个长长的单子，比如30年代的饥荒一直都是“禁忌”话题，有人就因为提到“30年代的饥荒”就作为“反革命宣传”而被捕。
　　1938年，在斯大林亲自撰写与审定下《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这部被誉为是“共产主义的圣经”、“马列主义基础的百科全书”就是按照“加强对党史编写的统一领导，对联共（布）的历史和马列主义基本问题的解释必须置于党的监督之下，不允许任何随意解释”的文件精神撰写出来的“新党史的样板”。
　　同年11月中央下发的有关宣传《简明教程》的文件中说，这一伟大著作的问世“将使以前出版的一系列党史教科书在介绍党的历史问题中随心所欲和观点混乱的现象一去不复返了”。
　　苏共把这种“官方解释权”进一步用中央文件的形式确定下来，规定未经苏共中央和克里姆林宫的同意，不得对执政党、领袖人物和国家的历史进行任何有别于官方的解释，“史学”界只能有一种声音，历史叙事符合执政者的观念的局面得以确立。
　　早在此前苏共的自我修正和创新精神之门就已关闭，只剩下自我维护的功能了。直到苏共20大以后《简明教程》的地位才逐渐被苏共中央国际部部长波诺马廖夫主持编写的《苏联共产党史》取代，这两者总体上只有繁简的差别，观点并无重大变化。
　　上世纪80年代，索尔仁尼琴在1967年给苏联作协信件被公开。其实人们早就心知肚明，在那些宏伟的意识形态说辞下，实际掩盖着处在金字塔顶端一小撮人的既得利益。1986年2月8日戈尔巴乔夫接受法国《人道报》的采访，在谈到苏联审查部门的职能时说道：“审查部门应该保护国家和军事机密，……保护人的尊严”，其中意识形态的最主要的功能竟然没有被他提及。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27大上讲，“原则上说我们的问题在于扩大‘透明度’，这是个政治问题，政府没有‘透明度’，就谈不上民主”。
　　从此后审查制度的铁幕褪去。《火花》杂志刊登了诗人古米廖夫的作品，这个举动被认为是第一次突破牢笼的尝试。
　　1986-1990年出现苏联的“文艺复兴”，这一时期被称为苏联“回光返照”的“历史文学爆炸期”。人们突然爆发出对当代史的极大兴趣。人们从这层“挡板”后面看到了它虚弱和伪善，体制开始晃动并试图开始自我调整。
　　苏联在“文学热”同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热”，史学所有的领域出现重新评价和还原历史真相的一个热潮，很多鲜为人知的史实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一时间历史问题成为最热门的话题。
　　一位历史学家说，在《联共（布）党史》说教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看到重现的苏联历史“犹如从一场持久的梦幻中苏醒过来”。从1987年开始到1990年有一百多万人被平反，苏共历史上的所有重要人物都名列其中，人们提出：苏联历史到底有多少可信度？过去我们是生活在真实的历史里还是生活在谎言当中？一时间“历史热”弥漫民间，填补“空白点”和“书写真实历史”成了推倒苏联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由于官方权威机构缺位，各种个人传记文学、回忆录取代了历史学的专业研究，他们讲述的历史与官方历史完全不同。为了扭转这种“矫枉过正”的趋势，苏联作协和科学院在1988年还专门组织了《历史学家和作家论论文学和历史的区别》研讨会，强调“个人叙事”的“片面性”和“狭隘视角”，不能取代真正的历史学，意在刹住“民间叙事”的“风头”。
　　但是在“公开性”的大背景下，史学家提出“鉴别历史的真假不是靠垄断，多维度‘片面深刻’”的交锋有助于接近真相。在资料详实逻辑严密的史实面前，官方也不得不承认，“叙述史实”的考证、严肃负责态度是“起码的准则”，“重视原始档案资料的基础工作”是史学研究的重要依据。
　　此后我们所熟知的那些大牌史家都纷纷摒弃宏大叙事，去“档案馆里当老鼠”“啃档案”了。上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原来深藏而束之高阁的“保密档案”解密后相继出版成集，俄国史学研究的概念方式方法发生了很大改变。
　　斯大林费心建立的“纪律史学”、“遵命史学”，像纸牌屋一样垮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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