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读一篇《民国留给“新中国”真的说一穷二白吗？》的微文，有感而发。微文链接在文后。
由于对私有经济重视和保护的到位，晚清和民国的经济和科技发展，完全是organic development，健康有序。 而不像红朝的经济和民生，要么偏食（比如国营计划经济），要么打激素（比如大量外资的投入），而营养不均衡、变态畸形。 红朝停止自身折腾后，获得了近四十年时间的既无内忧、也无外患的和平发展机遇。即便自诩“四个自信”，但所取得的民生经济和科技进步之成就，不论同其他成功国家的横向比较，还是同天朝历史的纵向比较，几乎没有值得称道之处。更何况，社会体制，意识形态、包括主流智识阶层的认知，与百年之前，不但没有任何长进，反而深陷邪教歧途。 从横向比较来看，有我们熟知的日本战后经济奇迹，南韩经济腾飞。还有比如西班牙自上世纪七十中期年代，独裁者弗兰哥驾崩后，从贫穷落后的状态开放发展。此外，捷克等共产倒台、融入西方社会后，等等等等。这些国家也就是经过一代人（三、四十年）的努力，都完成经济的高速发展、民生和国力的大幅提升。同时也实现了社会的良性和平稳转型。 如果从纵向比较，有晚清的同光中兴，和民国黄金十年（1927~1937年），这些都是远胜红朝新洋务运动的、国力和经济的快速提升的时期。比如，民国在大陆的38年，平均年增长为5.6%左右，这个还包括的抗日战祸，也没有停止增长步伐。而很多时候，基本年增长8~9%左右，早期甚至有多年近13%的年增长率。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增长，也很少利用外资，那时民国获得的外资占GDP的比例，远远逊色于欧美投入印度和南美的比例，更不及当下的红朝。如果要说外资投资的比例，令人汗颜的却是，日占的满洲地区，获得的日资比例最高。除了战祸，民国黄金十年，基本在内忧外患的恶劣条件下、高速发展起来。内忧有蟆劣邪教摧毁中华文化、认贼作父、搞去中国化、制造两个中国的苏维埃的割据捣乱和对和平居民生活秩序的破坏。其实，民进党的台独政纲及去中国化措施，同源于赤匪的中华苏维埃理念。共产、民进一家亲，最终携手打倒共同敌人——国民党反动派。现在土共反而指责民进党搞两个中国、去中国化的台独；纯属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外患有日本，从极品人渣张汉卿拱手相让东三省上，对中原的虎视眈，以及苏俄杂毛的全方位渗透。再说了，红朝前三十年，在太祖先帝治下，可谓亘古未有的人间地狱。经济民生大倒退不说，即便非正常死亡的国民，就远远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有参战国的死亡人数总和。 另外，称晚清和民国为“半封建、半殖民”这样枉顾事实的信口雌黄，完全是俄杂邪教荼毒、数祖忘典的一派胡言。 天朝自“六王毕、四海一”之后，就完全从封建社会（feudal system）转型到郡县制的大一统社会，封君建国只是存在于秦皇之前的周天子时代。而秦皇、汉武建立的中央集权之郡县制社会，"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除了最高掌权者之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近乎平民社会的形式；任何社会底层，都可以通过立军功、中科举而改变提升自身社会阶层。这种国家结构的行政效率和对民生的保障，远远领先欧洲中世纪之封建社会。欧洲只是十五世纪以来的宗教改革，理顺“人-神”关系后、才促进科技发展、并引导工业革命，加之不断改进的宪政建设，获得社会发展的加速度，从而甩天朝帝国一大截的。 再说，晚清和民国时代，在亚洲国家里，中国属当之无愧的少有的几个主权国家之一；近代以来，在亚洲，能够完全独立于西方的主权国家只有：中国、伊朗、日本、暹罗（泰国）、文莱等少数几个。即便那时上海、天津的洋人租界区，国民也可以随便自由出入迁居，根本无需什么改革开放早期、（深圳）特区通行证这样到旅行文件，以及红朝的户籍迁居限制。民国之初，由于窃国大盗孙中山的一己之私，加上与北洋袁世凯之间的互不信任，使得自清末以来的宪政改革试验，步履维艰。国民党为了标榜夺权的合法性，美化小丑孙文，忽悠出“三民主义”。孙文也在《建国大纲》里，假马日鬼地开出什么“军政、训政、民政”支票。总之，民国黄金十年之前的宪政进展式微，军阀混战到是家常便饭。就像红朝改革开放初期，深圳这样沿海经济特区的建立，为市场经济转型探索，提供样板一样；那时西方租界区内，由于三权分立能够得到执行和保障，无疑能为当时中国的宪政建设、和社会的平稳良性转型，提供有效的实际参考样板。只是后来大陆的两次沦陷，而终止了这样的宪政建设和社会转型的实践。一次是半壁江山短暂沦陷到倭夷之手，另一次沦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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