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观察家凭着大堆数据，一次次宣布中国即将崩溃或即将霸权，但后来又一次次发现，事情常在他们意料之外。原因之一是他们忘了中国是中国，拿不准中国的脉，可能把中国的难事当作想当然的易事，又可能把中国的易事当作想当然的难事


　　老高按：反抗权力压制易，突破传统窒息难。
　　权力的压制就你面对的前方，传统的窒息却来自四方六合；权力的压制是有形的，传统的窒息却无色无臭；你反抗了权力的压制，同样受压的民众会为你喝彩，你突破传统的窒息，会遭到同样被传统窒息的民众的唾弃。
　　中国转型之难，重要原因之一是传统实在沉重万分。哪些传统拖累中国在制度上转变成现代国家，阻滞中国人接受普世文明的价值观念？传统怎样暗中左右，使得在西方行之有效的先进制度一到中国就“橘逾淮而为枳”？……很多有识之士都看到、都说过，说了快两百年了。不少人像祥林嫂一样反反复复地说，却乏人理会，更无法催发立竿见影的现实改变，于是愤极而骂，“酱缸”“类人猿”“巨婴”……指望通过当头棒喝，能让国人悚然而惊，霍然而起。
　　棒喝的强刺激对少数热血志士仁人能有效果，多数人呢，还是你说你的，我过我的。“棒喝”次数多了，边际效应递减，更被人当耳旁风，不能不让那些有识之士抓狂或者极度沮丧——闻一多不就写过《死水》嘛：“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当然，也有人认为，中国的转型，心急吃不得热豆腐，最需要的其实是韧性：韧性有两重含义，缺一不可：一个就是要看准目标绝不动摇；第二个就是要有马拉松长跑的思想准备。
　　这里我们来看看韩少功的文章《人情超级大国》。对韩少功的文章，我是久违了。八十年代读过他的小说，十分佩服；九十年代知道他去了海南，官至海南省作协主席然后是省文联主席，他编的杂志《海南纪实》和《天涯》独树一帜，我在美国都买过多期。但他本人的文章，这次是不期而遇。他不紧不慢地徐徐道来，颇有真知灼见！您不这么觉得吗？


　　人情超级大国

　　韩少功，如学传媒 公众号

　　烧烤的面包和牛排，能使我们想象游牧人篝火前的野炊。餐桌上的刀叉，能使我们想象游牧人假猎具取食的方便。人声鼎沸的马戏、斗牛、舞蹈，能使我们想象游牧人的闲暇娱乐。奶酪、黄油、皮革、毛呢、羊皮书一类珍品，更无一不是游牧人的特有物产。还有骑士阶层，放血医术，奥林匹克运动，动不动就拔剑相向的决斗，自然都充满着草原上流动、自由、剽悍生活的痕迹。这可能是欧洲人留给一个中国观察者的最初印象。统计数据说，现代美国白人平均五年就要搬一次家，这种好动喜迁的习性，似乎也暗涌着他们血脉中游牧先民的岁月。
　　当然，古欧洲人也有葡萄、橄榄、小麦以及黑麦。只是他们的农耕文明并非主流。相比之下，中国虽然也曾遭北方游牧民族侵迫，甚至有过元朝和清朝的非汉族主政，但农耕文明的深广基础数千年来一直岿然不动，而且反过来一次次同化了异族统治者，实为世界上罕见的例外。直到二十世纪前夕，中国仍是全球范围内一只罕见的农耕文明大恐龙，其历史只有“绵延”而没有“进步”（钱穆语）。
　　一个游牧人，显然比一个农耕人有更广阔的活动空间，必须习惯于在陌生的地方同陌生的人们交道，包括进行利益方面的争夺和妥协。在这个时候，人群整合通常缺乏血缘关系和家族体制，亲情不存，辈份失效，年长并不自动意味着权威。那么谁能成为老大？显而易见，一种因应公共生活和平等身份的决策方式，一种无亲可认和无情可讲的权力产生方式，在这里无可避免。
　　武力曾是最原始的权威筹码。古希腊在荷马时代产生的“军事民主制”就是刀光剑影下的政治成果之一。现在西方普遍实行的“三权分立”在那时已有蓝本：斯巴达城邦里国王、议会、监察官的功能渐趋成熟。现代西方普遍实行的议会“两院制”在那时亦见雏形。“长老院”senate至今还是拉丁语系里“参议院”一词的源头。当时的民众会议即后来的public握有实权，由全体成年男子平等组成，以投票选举方式产生首领，一般都是能征善战的英雄。而缺乏武力的女人，还有外来人所组成的奴隶，虽然占人口的90%却不可能有投票权。
　　随着城邦的建立和财富的积聚，长老院后来有了更大影响力。随着越洋拓殖和商业繁荣，中产阶级的市民逐渐取武士而代之，成为民主的主体。随着世界大战中劳动力的奇缺和妇女就业浪潮，还有工人反抗运动和社会福利保障政策的出现，妇女、工人、黑人及其它弱势群体也有了更多民主权利——这就是民主的逐步发育过程。但民主不管走到哪一步，都是一种与血缘亲情格格不入的社会组织方式，意味着不循私情的人际交往习俗。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民主是一种制度，更是一种文化。一个观察台湾民主选举的教授写道：八十年代台湾贿选盛行，一万新台币可买得一张选票，但人们曾乐观地预言：随着经济繁荣和生活富裕，如此贿选将逐步消失。出人意料的是，这位教授十多年后再去台湾，发现贿选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变本加厉，“拜票”之风甚至到了见多不怪的程度。人们确实富裕了，不在乎区区几张纸币，但人们要的是情面，是计较别人“拜票”而你不“拜票”的亲疏之别和敬怠之殊。可以想见，这种人情风所到之处，选举的公正性当然大打折扣。
　　在很多异域人眼里，中国是一个人情味很浓的民族，一个“和为贵”的民族。中国人总是以家族关系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母本，即便进入现代工业社会，即便在一个高度流动和互相生疏的社会里，人们也常常不耐人情淡薄的心理缺氧，总是在新环境里迅速复制仿家族和准血缘的人际关系──领袖是“老爷子”，官员是“父母”，下属是“子弟”，朋友和熟人成了“弟兄们”，关系再近一步则成了“铁哥”“铁姐”。这种现象在军队、工厂、乡村、官场以及黑社会皆习以为常。“章子不如条子，条子不如面子”。公章代表公权和法度，但没有私下写“条”或亲自见“面”的一脉人情，没有称兄道弟的客套和请客送礼的氛围，就经常不太管用。公事常常需要私办，合理先得合情。一份人情，一份延伸人情的义气，总是使民主和法制变得面目全非。
　　民主与法制都需要成本，光人情成本一项，一旦大到社会不堪承受，人们就完全可能避难就易，转而怀念集权的简易。既然民主都是投一些“人情票”，既然法制都是办一些“人情案”，那么人们还凭什么要玩这种好看不好用的政治游戏？显而易见，这是欧式民主与欧式法制植入中土后的机能不适，是制度手术后的文化排异。
　　我们很难知道这种排异阵痛还要持续多久。
　　当然，这并不是说人情应到此为止。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资源，亲缘方式不适合大企业，但用于小企业时有佳效。至少在一定时间内，认人、认情、认面子，足以使有些小团队团结如钢所向无敌，有些“父子档”、“夫妻店”、“兄弟公司”也创下了经济奇迹。又比如说，人情不利于明确产权和鼓励竞争，但一旦社会遇到危机，人情又可支撑重要的生存安全网，让有些弱者渡过难关。有些下岗失业者拿不到社会救济，但能吃父母的，吃兄弟的，吃亲戚的，甚至吃朋友熟人的，反正天无绝人之路，七拉八扯也能混个日子，说不定还能买彩电或搓麻将，靠的不正是这一份人情？这种民间的财富自动调节，拿到美国行得通么？很多美国人连亲人聚餐也得AA制，还能容忍人情大盗们打家劫舍？
　　很多观察家凭着一大堆数据，一次次宣布中国即将崩溃或中国即将霸权，但后来又一次次困惑地发现，事情常在他们意料之外。这里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忘了中国是中国。他们拿不准中国的脉，可能把中国的难事当作了想当然的易事，又可能把中国的易事当作了想当然的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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